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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完小孩后怎么带(dai)，这是当代夫妻的一个难题。
2024 年，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向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作《国务院关于推(tui)进托育服务工作情况的报告》（下(xia)称“国务院报告”）时提到，多(duo)地调查显(xian)示，超过三成的 3 岁以下(xia)婴幼儿家庭有送托需求，受行业发展阶段及服务价格(ge)等多(duo)种因素影响，目前全国实际入(ru)托率仅为 7.86%，现有托位缺口较大。
从国际范围(wei)看，2018 年 OECD（经合组织(zhi)）国家 3 岁以下(xia)婴幼儿的入(ru)托率平均为 33.8%。而(er)在我国，对(dui)不少家庭来说，交给爷爷奶奶带(dai)或者让(rang)妈妈在家“全职”带(dai)小孩，是更常见的做法。
不过，近年来为了减轻双职工家庭的“带(dai)娃”压(ya)力，多(duo)地开始探索生育友(you)好岗、婴幼儿托育等服务。
近日(ri)，在2025年上海首场大型招(zhao)聘会上，就出现了“生育友(you)好岗”——用人单位采取弹性上下(xia)班、居家或远程(cheng)办公、灵活休假、绩效考核等柔(rou)性管理方式。此前，广东(dong)、山(shan)东(dong)、河北等地也有类似(si)岗位。
此外，北京、浙江杭州、广东(dong)深圳、福建厦门、湖北武汉(han)等地已开始探索乳儿班。比如浙江温州一所公立幼儿园为 6 个月以上-3 岁以下(xia)的婴幼儿提供托育服务，开班后已经有 6 个月大的孩子入(ru)托；北京的八里(li)庄儿童成长中心(xin)提供全日(ri)托、半日(ri)托、临时托等托位；福建厦门思明区对(dui)普惠托育机构开展乳儿班、托小班激励性入(ru)托奖补及租金减免等政策。
国家政策也在鼓励扩大幼儿园托班招(zhao)收婴幼儿范围(wei)。2024 年 11 月，酝酿了 20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jiao)育法》通过，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提供托育服务。
多(duo)国3岁以下(xia)婴幼儿的入(ru)托率超三成
在世界(jie)范围(wei)内，多(duo)国已经建立了3岁以下(xia)婴幼儿的社会托育服务体系。
数据显(xian)示，2018年，在韩国3岁以下(xia)婴幼儿中，超六成入(ru)托。其中，韩国2岁幼儿的入(ru)托率高达92.1%。同为东(dong)亚国家的日(ri)本，2岁幼儿的入(ru)托率也有56.5%，1岁幼儿的入(ru)托率达到33.2%。
作为全球生育率倒数的国家，日(ri)韩为了让(rang)年轻人生孩子使出“浑身解数”，提供了优(you)厚的托育政策。这两个国家的入(ru)托率在连年攀升。
从整体上看，2018年OECD 国家3岁以下(xia)婴幼儿的入(ru)托率平均为 33.8%。相比之下(xia)，2024年的报告指出，中国3岁以下(xia)婴幼儿的实际入(ru)托率仅有7.86%。
然而(er)，与(yu)低送托率形成反(fan)差的是，中国的家长们实际上有着(zhe)旺盛的送托需求。
《2019年全国人口与(yu)家庭动态监测调查》（下(xia)称“2019年监测调查”）询问(wen)了6万名15-49 周岁的中国女性，结果显(xian)示实际上有27.6%的育儿家庭希望(wang)将子女送托。原国家卫计委 2016 年在全国十城市调查中发现，有 1/3 的家庭有社会托育服务需求。2024年发布(bu)的上述国务院报告也显(xian)示，多(duo)地调查显(xian)示，超过三成的3岁以下(xia)婴幼儿家庭有送托需求。
需求这么旺盛，那为何中国送托率如此之低？
“孩子年龄小，舍得送托班吗？”
此前，网红Papi酱在综艺中透露，自己把1岁3个月左右的孩子送托儿所，结果被部分网友(you)责怪没有责任心(xin)——“这么小送过去小孩没有安全感”“这么小的孩子，谁(shui)舍得送去全托呢(ne)？”等评论比比皆是。
这些网友(you)的想法并非个例(li)。2019年监测调查显(xian)示，不送托的主要原因包括孩子年龄太小、有人照看、收费太高。
针对(dui)孩子年龄小，不想送或家人不让(rang)送的情况，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yu)发展研究(jiu)中心(xin)教(jiao)授(shou)、家庭与(yu)性别研究(jiu)中心(xin)主任李婷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这一方面是受到中国家长的教(jiao)育理念影响，担(dan)心(xin)孩子有分离焦虑(lu)等问(wen)题，另一方面是对(dui)托儿所质量的不放心(xin)。
近些年，幼儿园或者托儿所曾爆(bao)出几起虐童事(shi)件，一定程(cheng)度上打击了家长们的送托积极性。在2019 年监测调查结果中，想送托儿所的母亲们在选择(ze)托育机构时，重点考虑(lu)的前两大因素是安全条件和师资能(neng)力。
相比民办机构，家长们普遍认为有政府参与(yu)或主办的托班更加有质量保障。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与(yu)国务院妇(fu)儿工委联合进行的四省市（天津、黑龙江、山(shan)东(dong)、四川）城市0-3 岁托育服务需求和供给抽样调查（下(xia)称“四省市”调查）显(xian)示，超过七成的家长希望(wang)孩子上公办机构，超过12%的家长希望(wang)孩子上的托班有政府参与(yu)。
然而(er)，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jiu)院儿童福利与(yu)保护研究(jiu)中心(xin)高级分析员王淑清在2019年的一篇文(wen)章中提及，近年来，近七成0-3岁婴幼儿入(ru)托民办机构，仅2.2%入(ru)托教(jiao)育部门管理的托育机构。
本来靠谱的托育机构就不多(duo)，就算真的想送托班，不少家长看着(zhe)动辄上千的托育费用也只能(neng)望(wang)洋兴叹。多(duo)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都(dou)显(xian)示，年轻人之所以不愿生、不敢生，最重要的原因是生育养育成本高、经济负担(dan)重。
上述2024年发布(bu)的国务院报告里(li)就提到，2023年，全国民办托育机构占(zhan)全部托育机构的89.5%，平均托育服务收费价格(ge)（不包括餐费）为每月每人1978元，一线城市在每月每人5500元以上。报告还指出，这与(yu)家长们的支(zhi)付能(neng)力和期(qi)待存在较大差距，许多(duo)有送托需求的家庭望(wang)而(er)却步(bu)，2023年全国托位实际使用率仅为46.7%。
“（幼儿园招(zhao)收年龄）向下(xia)探比较困难，家庭观(guan)念和托育成本都(dou)很难大规模下(xia)探，”李婷告诉澎湃新闻，如今养娃精贵，养1岁的娃跟养2岁的娃成本差别很大，师生比要求就很不一样。
以2024年12月刚建成开放的北京八里(li)庄儿童成长中心(xin)为例(li)，目前该中心(xin)在0到1岁年龄段是一名老师照顾(gu)两个孩子。随着(zhe)更多(duo)孩子入(ru)园，未来1-2岁孩子的师生比大约(yue)为1:3，而(er)2-3岁孩子的师生比大约(yue)为1:4。
如何降低送托成本？临时托和半日(ri)托等形式或许是一种路径。中国人口与(yu)发展研究(jiu)中心(xin)副研究(jiu)员史毅研究(jiu)发现，比起全日(ri)制托育，临时托和半日(ri)托等服务形式可以填上临时照护小孩的需求，减轻因临时看护对(dui)女性劳(lao)动就业的负面影响，也不会明显(xian)增加家庭照护的经济成本。
提供多(duo)元化的托育服务不仅能(neng)降低送托成本，也能(neng)满足(zu)不同的需求。四省市数据显(xian)示，对(dui)于2岁以下(xia)的孩子，若非万不得已，家庭一般都(dou)不舍得将他们送往(wang)全天候的托育服务机构，但全职妈妈和职业妈妈，对(dui)社区临时托育、喘息服务、延时照料等，都(dou)有一定的需求。
托育服务体系重返舞台
在精细化养娃的时代，相比花大钱让(rang)小孩上不一定靠谱的托儿所，当代夫妻选择(ze)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
2022年CFPS的数据显(xian)示，10年间(jian)，家庭中女性的照料负担(dan)稍(shao)微减少了一点，部分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开始带(dai)娃了。
具体而(er)言，从2012年到2022年，一个家庭中妻子照料3岁以下(xia)小孩的比例(li)下(xia)降了6%。照顾(gu)孩子的重担(dan)从妈妈身上分到了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身上，托儿所和爸爸的照顾(gu)的比例(li)也略有提升。
不过，正(zheng)如数据所示，2022年妈妈照料3岁以下(xia)婴幼儿的比例(li)仍(reng)然高达58.7%。
李婷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中国入(ru)托率较低的原因之一就是代际照料支(zhi)持供给很大，这也是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之处。
日(ri)本女子大学社会福利学系教(jiao)授(shou)沈洁(jie)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有类似(si)观(guan)点：育儿压(ya)力仍(reng)然较大，国内大部分家庭仍(reng)然停留在让(rang)老一辈帮(bang)忙带(dai)孩子的阶段。
而(er)从2019年开始，我国陆续(xu)出台政策，支(zhi)持3岁以下(xia)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这一年又被业内称为“中国托育元年”。
从更远的时间(jian)来看，我们会发现这些政策，有着(zhe)历史的影子。
中央(yang)民族大学人口与(yu)民族发展研究(jiu)中心(xin)教(jiao)授(shou)杨菊(ju)华在一篇论文(wen)中提到，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苏联经验、妇(fu)女解放的价值性理念和对(dui)女性劳(lao)动力的工具性需求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大规模配置公立托儿所。
1938年10月2日(ri)，在党中央(yang)的大力支(zhi)持下(xia)，陕甘宁(ning)边区儿童保育分会发起成立了“陕甘宁(ning)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第一院”，即日(ri)后为人们所熟知的“延安第一保育院”。图源(yuan)自 CCTV
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国，许多(duo)工厂内设有托儿所和幼儿园，由工厂出资建设并提供基本设施。数据显(xian)示，1954年，全国厂矿企业、医院、学校等系统(tong)建有托儿所4003个，2670个哺乳室，又或是收编私立托儿所，改为机关托儿所。
资料显(xian)示，1950年代的某国有工厂就为该厂职工的婴幼儿养育提供了多(duo)项(xiang)便利，比如为带(dai)孩子上下(xia)班的职工开设了母子班车，以及车间(jian)内配置了蒸饭箱(xiang)和储物间(jian)等。
20世纪50年代，某国有工厂设立了母子班车。图源(yuan)自《幼儿教(jiao)育导读》杂志
不只是在城市，当时农(nong)村的入(ru)托率也很高。多(duo)篇论文(wen)指出，1960年全国农(nong)村儿童入(ru)托率高达70%，大多(duo)数参与(yu)社会劳(lao)动的妇(fu)女将孩子交由村办托幼组织(zhi)。
除了解放女性的生产力，人口的爆(bao)炸性增长也是另一重要影响因素。根据国家统(tong)计局，1963年出生人口为2975万人。这一年也是新中国历史上出生人口数最多(duo)的年份。
然而(er)，在中国进入(ru)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1984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单位制解体使得作为职工福利的托幼服务逐渐被剥离出单位。
“减负”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xin)议题。195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由于企业行政经常随意安插编余人员，托儿所的编制一般大于实际需要。比如某地矿务局托儿所，收托儿童不满五(wu)十名，仅管理人员就配备有正(zheng)副所长、指导员、管理员等。
此外，中华全国总工会指出，由于编制冗余，人事(shi)费用开支(zhi)较多(duo)，工薪支(zhi)出一般占(zhan)到常规支(zhi)出的75%～85%，有的超过90%。
不过，托育体系在中国真正(zheng)成为历史还要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qi)。
直(zhi)到 20世纪90年代早(zao)中期(qi)，托儿所数量还在发展中。但随着(zhe)市场化改革的深入(ru)推(tui)进，托儿所持续(xu)减少。起初是独立设置的托儿所减少，继而(er)是一些普惠性公立幼儿园的托班也逐渐消失。
以上海为例(li)，据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博(bo)士(shi)向小丹的一篇文(wen)章，1981年，上海市区各类在托儿童总数有20多(duo)万，仅民办托儿所就有562所，吸(xi)纳了超过10.5万名婴幼儿。到了2022年，上海市区独立设置的托儿所剩(sheng)下(xia)30所，托儿数仅有1414人。
进入(ru)21世纪后，公办托儿所几乎完全消失。 在这个时间(jian)段中，市场化机构尽管试图填补这个空缺，却因为质量参差不齐、重教(jiao)学而(er)轻保育等原因不被家长们接受。
正(zheng)因为这种种历史因素，托育领域从政府退(tui)场，转向家庭照料为主。
但到了2015年前后，随着(zhe)“全面两孩”生育政策的落地，社会化托育服务又回归了。杨菊(ju)华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文(wen)章中写道，在过去几年中 ，政府一直(zhi)在出台与(yu)生育政策相配套的家庭支(zhi)持政策，托育服务体系的重构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项(xiang)施策。
比如，近年来部分城市推(tui)出了“妈妈岗”的职位，与(yu)历史上的“妈妈班”类似(si)，包括广东(dong)、山(shan)东(dong)、河北等地。以广东(dong)中山(shan)为例(li)，2021年，中山(shan)市推(tui)出“妈妈岗”，明确提出对(dui)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实行每月每人300元标准给予社保补贴、 每月每人100元标准给予岗位补贴，还为灵活就业妇(fu)女提供每月每人300元的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不过，此岗的名称在网上遭(zao)到不少吐槽，被指应该改名为“亲子岗”“生育友(you)好岗”等中性词汇。而(er)“妈妈岗”的说法在一定程(cheng)度上反(fan)映(ying)出，育儿的责任仍(reng)更多(duo)在妈妈身上。
杨菊(ju)华就指出，与(yu)此前不同的是，当前重构的托育服务体系仍(reng)然强调家教(jiao)为主，托育为辅，其中女性仍(reng)然是育儿的主力。即便是到了现在，女性也常常是无法兼顾(gu)工作与(yu)家庭，这可能(neng)进一步(bu)激化职场母亲的育儿焦虑(lu)，增大工作与(yu)家庭之间(jian)的张力。
在《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一书中，资深媒体人泓舟采访了20多(duo)位母亲。在书中，有一名生二胎的妈妈宋晴，她大着(zhe)肚子依然坚持出差，上班到预产期(qi)前一天才回家休息待产，休完产假后第一时间(jian)返回工作岗位。然而(er)“工作——怀孕——工作”的无缝(feng)衔接，仍(reng)然使得她在升职竞争中没有比拼过业绩略逊色的同事(shi)。宋晴的领导理直(zhi)气壮地告诉她：“如果你没有生第二个的话，很大可能(neng)会先提拔(ba)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