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dang)·斯(si)密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东部海岸的(de)柯科迪。他(ta)父亲也叫亚当(dang)，是一位律师，在斯(si)密出生前六(liu)个月就去世(shi)了。他(ta)的(de)母亲（玛格丽特）没有再婚，在她的(de)漫漫人生中，亚当(dang)是她挚(zhi)爱的(de)儿子，她卒于1788年，只比亚当(dang)早两年。斯(si)密第一本传记的(de)作者杜格尔德·斯(si)图(tu)尔特认识斯(si)密，掌握的(de)信息比其他(ta)人多。这位作者说亚当(dang)是个体弱(ruo)多病(bing)的(de)孩(hai)子，得到了母亲的(de)悉心照料，而亚当(dang)也穷其一生尽心尽责(ze)地回报了他(ta)母亲。

他(ta)约8岁(sui)时进入(ru)当(dang)地学校读书，并从一位新来(lai)的(de)严苛(ke)而热忱的(de)男老师那(na)里受益(yi)良多。斯(si)密1737年进入(ru)格拉斯(si)哥大学学习，年仅14岁(sui)，但在那(na)时候这个年龄(ling)上(shang)大学并非异乎寻常(chang)。他(ta)在中学期间已熟知古希腊与(yu)古罗马文(wen)化，以至于他(ta)实际上(shang)可以免修那(na)些初阶的(de)拉丁语、希腊语课程。在格拉斯(si)哥，斯(si)密师从当(dang)时的(de)一些知名(ming)学者。他(ta)最(zui)重要的(de)老师是伦理学教(jiao)授弗朗西斯(si)·哈奇森。在他(ta)临终前的(de)一封(feng)信中，斯(si)密盛赞了哈奇森作为一名(ming)教(jiao)师和哲学家的(de)品质，尽管斯(si)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公开反对哈奇森关于慈善和道德感(gan)的(de)观点。

1740年，斯(si)密获得斯(si)内尔奖学金（该奖学金至今仍在），到牛津(jin)大学巴利奥尔学院学习，直至1746年。他(ta)并不是因为被这个教(jiao)育机会吸引(yin)而去学习的(de)，实际上(shang)他(ta)在《国富(fu)论》中抨击了该学院的(de)教(jiao)学质量(liang)和教(jiao)师水平。他(ta)似乎在那(na)儿都是自学。自学的(de)内容大致包括继(ji)续研究科学、培(pei)养语言技巧，继(ji)而如杜格尔德·斯(si)图(tu)尔特所猜测的(de)，发展到“研究与(yu)人性相关的(de)所有领域(yu)，尤其是人类(lei)政治史”（《生平》第271页）。可以基本肯定，他(ta)那(na)时读过大卫(wei)·休谟的(de)《人性论》，休谟后来(lai)成为他(ta)最(zui)好的(de)朋(peng)友。

他(ta)于1746年回到苏格兰，和母亲一起住在柯科迪，1748年搬去了爱丁堡。在爱丁堡，受恩于亨利·霍姆的(de)帮助，他(ta)被聘(pin)请去教(jiao)修辞学，后来(lai)可能还教(jiao)法(fa)律、哲学等课程。亨利·霍姆后来(lai)任法(fa)官时被封(feng)为卡姆斯(si)勋爵。斯(si)密所教(jiao)的(de)这些课程内容现在没有记录(lu)留存下来(lai)。当(dang)时这些课深受欢迎，他(ta)受邀反复教(jiao)授这些课。或许是因为授课的(de)成功，但更(geng)关键的(de)是伊莱伯爵阿奇博尔德·坎贝尔（后为阿盖尔公爵）的(de)支持，斯(si)密于1751年回到格拉斯(si)哥大学担任逻辑学教(jiao)授。

《亚当(dang)·斯(si)密》内页。

阿盖尔可以对许多学术职位插上(shang)一手，他(ta)运用(yong)其任免权(quan)来(lai)激(ji)励那(na)些倾向于使苏格兰社会走上(shang)现代化道路的(de)人。逻辑学教(jiao)授还有另一位候选人。尽管选择斯(si)密毫(hao)无争议，但他(ta)的(de)竞争者（乔治·缪尔黑德）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de)学者，后来(lai)成为东方语言学教(jiao)授，去了格拉斯(si)哥的(de)人类(lei)学系。1752年斯(si)密被聘(pin)为道德哲学教(jiao)授，没有竞争对手，他(ta)在这个职位上(shang)又工作了十二年，直到他(ta)结束大学学术生涯。

斯(si)密教(jiao)过很多科目。除了哲学和法(fa)学外，他(ta)也教(jiao)授历史、文(wen)学和语言。他(ta)的(de)学生们所记的(de)修辞学和语言学系列课堂(tang)笔记已经被发掘出来(lai)并出版了，还有两套内容广博的(de)法(fa)学课笔记也出版了。斯(si)密做(zuo)的(de)是口头演讲，因此这些笔记不仅相互大量(liang)重复，而且成为他(ta)主旨观点的(de)可靠书面记录(lu)。由于他(ta)“在文(wen)学领域(yu)公认的(de)声望，尤其是他(ta)这些年来(lai)在该校教(jiao)授法(fa)学深受欢迎”，1762年格拉斯(si)哥大学授予他(ta)法(fa)学博士。

斯(si)密出版了两部巨(ju)著，他(ta)在格拉斯(si)哥执教(jiao)时就已播下了这两本书的(de)种子。《道德情操论》最(zui)初现世(shi)于1759年，他(ta)一生中做(zuo)了六(liu)次修订(ding)。最(zui)后一版，包括增补内容，完成于他(ta)去世(shi)的(de)那(na)一年（1790）。这些修改变化表明，斯(si)密在发表他(ta)第二部巨(ju)著《国富(fu)论》（1776年出版）之时和之外，仍持之以恒地致力于道德哲学研究。尽管彼时斯(si)密已经离开格拉斯(si)哥，从他(ta)学生的(de)笔记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在格拉斯(si)哥的(de)课堂(tang)里他(ta)已经在构思书中的(de)一些重要主题(ti)，比如劳动分工。他(ta)的(de)学生、后来(lai)是他(ta)同事的(de)约翰·米勒证实了这一点。据约翰·米勒回忆，斯(si)密讲过“那(na)些赖(lai)以谋生的(de)行业，以及促进财(cai)富(fu)积累的(de)行业，使法(fa)律和政府发生了相应的(de)进步或改变”（见《生平》第275页）。

斯(si)密1764年离开格拉斯(si)哥大学，但他(ta)并非从此与(yu)该校断了联系，1787年他(ta)被选为该校的(de)荣誉校长。在致谢信中，他(ta)声称记忆中的(de)执教(jiao)生涯是“人生中迄今最(zui)有益(yi)，也是最(zui)快乐、最(zui)荣耀(yao)的(de)时期”（《书信集》第309页）。斯(si)密离开格拉斯(si)哥是因为他(ta)应聘(pin)去了薪资更(geng)高的(de)职位，给(gei)18岁(sui)的(de)巴克卢公爵当(dang)家庭教(jiao)师兼同伴(ban)。他(ta)是通过公爵的(de)继(ji)父查尔斯(si)·汤森德获得这一职位的(de)。

他(ta)的(de)第一个任务是将年轻的(de)公爵带到法(fa)国，他(ta)们住在图(tu)卢兹，但他(ta)们在那(na)度过的(de)时光鲜为人知。可知的(de)是，他(ta)们还在日内瓦住过一阵子。斯(si)密在那(na)儿遇见了最(zui)有名(ming)的(de)法(fa)国作家弗朗索瓦·马里·阿鲁埃(ai)（伏尔泰），他(ta)住在附近的(de)弗尼，斯(si)密对他(ta)评价很高。斯(si)密还到访过巴黎，经引(yin)荐(jian)，与(yu)许多法(fa)国启蒙运动的(de)文(wen)化人士交际往来(lai)，其中有些是女士。在这些人中，他(ta)遇到了经济(ji)学家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和弗朗索瓦·魁奈。后来(lai)他(ta)曾感(gan)谢魁奈帮助他(ta)获得有关法(fa)国税务的(de)信息（《书信集》第286页）。魁奈是一个思想家团体（重农学派）的(de)领袖，其主要观点是农业是经济(ji)稳定的(de)基石。斯(si)密十分熟悉重农学派的(de)观点。魁奈送给(gei)斯(si)密一本他(ta)所著的(de)《重农主义》（1767）的(de)影印本，斯(si)密在《国富(fu)论》里评价他(ta)是一位“别出心裁而又深刻的(de)作者”（《国富(fu)论》第672页）。但是，斯(si)密深为反对他(ta)们的(de)理论体系。要说这些会面、信件(jian)对构建斯(si)密自己的(de)研究分析具有决定性作用(yong)，是夸(kua)大其词了。

由于和他(ta)们一起住在法(fa)国的(de)他(ta)学生的(de)兄弟于1766年不幸去世(shi)，斯(si)密的(de)家庭教(jiao)师工作因此中断。尽管家教(jiao)生涯短暂，但斯(si)密得到了一笔可观的(de)补偿（300英镑），这使他(ta)不必(bi)再忧心于生计。他(ta)回到苏格兰，重新回到他(ta)母亲在柯科迪的(de)家中，在那(na)里，斯(si)密1780年回忆时说道，他(ta)利用(yong)那(na)段安静祥和的(de)时光写成了《国富(fu)论》。1777年，他(ta)搬到爱丁堡（带着他(ta)母亲一起），再次在巴克卢的(de)帮助下成为一名(ming)海关专(zhuan)员。这一职位薪水颇丰，斯(si)密得以在一所牢固(gu)的(de)房子里安家落户，尽管这房子不在时髦的(de)新城区(qu)（休谟已经搬到了这里），而是在老城区(qu)的(de)修士门地区(qu)。这份工作不是一份闲差，斯(si)密过于认真负责(ze)地履行职责(ze)，以至于他(ta)认为这份工作妨碍了他(ta)创(chuang)作“文(wen)学作品”，尽管说这话可能有点违心（《书信集》第253页）。

这些作品包括《国富(fu)论》和《道德情操论》的(de)修订(ding)版。此时，他(ta)还试图(tu)完成另外两部手稿。其中一部内容是“关于不同类(lei)别文(wen)学、哲学、诗歌和修辞法(fa)的(de)哲学史”，另一部是“关于法(fa)律和政府的(de)理论和历史”（《书信集》第287页）。最(zui)终他(ta)放弃了。这些手稿的(de)内容已不为人知。斯(si)密要求他(ta)的(de)遗嘱执行人毁掉(diao)他(ta)的(de)纸(zhi)稿。然而，他(ta)也的(de)确允许过出版其中的(de)一小部分，即1795年他(ta)去世(shi)后出版的(de)《哲学论文(wen)集》。

虽然丢失了一些素(su)材，但他(ta)已出版的(de)著作至今仍广为流传，足以用(yong)来(lai)对斯(si)密这位作者进行评价。但评价斯(si)密这个人就不敢这么放言了。他(ta)不是个勤于写信的(de)人，评价他(ta)的(de)人品主要得靠他(ta)人的(de)说辞。杜格尔德·斯(si)图(tu)尔特所著的(de)《生平》里写得最(zui)多。斯(si)图(tu)尔特观察认为，可以打包票说斯(si)密的(de)“个人价值观”是“信任、尊敬和爱戴，他(ta)与(yu)一生中所有亲朋(peng)好友相处时均如此”。他(ta)有“许多怪癖”，言外之意，可能是有些不讨喜，只有他(ta)的(de)“知心朋(peng)友”才能欣赏到“他(ta)言语中无以言表的(de)魅(mei)力”，以及“他(ta)毫(hao)不做(zuo)作的(de)质朴内心”（《生平》第329页）。

随(sui)着斯(si)图(tu)尔特的(de)进一步描述(shu)，一幅画像徐徐展开：这是一个性格内向、沉(chen)默(mo)寡言的(de)男人，在公共场(chang)合往往心不在焉、缄(jian)口无言。至于他(ta)的(de)外表，斯(si)图(tu)尔特只能说“没什么不寻常(chang)”，但专(zhuan)门加(jia)上(shang)了一句，说詹姆斯(si)·塔西制作的(de)侧(ce)像圆牌“传神(shen)地表现出他(ta)的(de)外形”（《生平》第329页）。斯(si)密从未坐着让人画像（这本身(shen)在他(ta)的(de)朋(peng)友中就不常(chang)见），除去塔西的(de)作品外，现存只有一幅约翰·凯所作的(de)程式化的(de)纪念版画。格拉斯(si)哥大学的(de)雕塑是19世(shi)纪“凭(ping)想象制作的(de)”，现在爱丁堡的(de)这座（2008）亦如此。

斯(si)密时代的(de)苏格兰

斯(si)密身(shen)处什么样的(de)社会？所有的(de)时代都可以说是变革的(de)时代，尽管这是句陈词滥调，但它的(de)确符合18世(shi)纪苏格兰的(de)情况(kuang)。

斯(si)密出生前发生了一系列十分重大的(de)政治事件(jian)，这些事件(jian)影响深远，他(ta)一直生活在这些事件(jian)的(de)影响之下。事件(jian)起因于17世(shi)纪晚期。那(na)时，苏格兰有自己的(de)议会，但一直运转不佳，在“达里恩计划”（议会试图(tu)将苏格兰发展为殖民强国）毁灭性破产以及与(yu)英格兰贸易争端等背景下，英格兰与(yu)苏格兰于1707年成立(li)联合议会。此次联合是在英国人诱骗下苏格兰一些领袖人物的(de)背叛之举，还是出于“摆(bai)脱”眼前窘迫困境之需，至今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de)学术（和政治）问题(ti)。

《联合条约》赋予苏格兰人小部分直接(jie)政治权(quan)力（仅有上(shang)议院16个席(xi)位和下议院约8%的(de)补充席(xi)位）。但该条约允许苏格兰保留自己的(de)法(fa)律体系、宗教(jiao)管理方式（苏格兰教(jiao)会）和教(jiao)义。这些例(li)外规定非常(chang)重要，因为这意味(wei)着对大多数人而言，最(zui)直接(jie)的(de)事务仍然掌握在苏格兰人手里。没有了议会，律师成了关键人物。律师们代表他(ta)们的(de)主顾，特别是像阿盖尔公爵这样的(de)人物，实际上(shang)控制了苏格兰的(de)运转。

安妮女王于1714年去世(shi)，英格兰和苏格兰的(de)王位传给(gei)了汉诺(nuo)威的(de)乔治。这次王位继(ji)承是《联合条约》里预(yu)订(ding)的(de)，因为该条约第二款(kuan)规定，如果安妮正常(chang)死亡，那(na)么君主之位应传给(gei)汉诺(nuo)威的(de)索菲亚及她的(de)“新教(jiao)徒”继(ji)承人。该条款(kuan)重申了1689年协定的(de)内容。这份文(wen)件(jian)由威廉和玛丽增订(ding)而成，此后又被斯(si)图(tu)亚特国王詹姆士二世(shi)/七世(shi)废黜(chu)/放弃，该文(wen)件(jian)规定天主教(jiao)徒不可接(jie)任王位。乔治符合条件(jian)，因为他(ta)与(yu)第一任斯(si)图(tu)亚特国王（詹姆士一世(shi)和六(liu)世(shi)）的(de)孙女结了婚，他(ta)是关系最(zui)密切的(de)新教(jiao)徒。汉诺(nuo)威继(ji)承王位对苏格兰有极其重要的(de)政治影响。

《真正的(de)亚当(dang)·斯(si)密》（2016）海报。

一些受过良好教(jiao)育、具有专(zhuan)业技能的(de)苏格兰人写了许多著作，涉及的(de)领域(yu)十分广泛，形成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正如现在所知），他(ta)们都是汉诺(nuo)威人。这不仅仅意味(wei)着支持现行体制，因为这种支持彰显出他(ta)们对詹姆士党的(de)反对。詹姆士党人是斯(si)图(tu)亚特王朝的(de)支持者，18世(shi)纪上(shang)半叶经常(chang)爆发反对新王朝的(de)活动。反抗活动频繁爆发，表明汉诺(nuo)威的(de)继(ji)承权(quan)并非高枕无忧。

1715年和1745年发生了两次最(zui)严重的(de)叛乱(luan)。1715年的(de)叛乱(luan)利用(yong)了公众积累的(de)对成立(li)联合王国后无所获益(yi)的(de)不满，获得了广泛支持。1745年的(de)叛乱(luan)最(zui)初对英国造成了较大的(de)威胁(xie)，小王位觊觎者“英俊王子”查理的(de)军队向南最(zui)远打到英格兰的(de)德比，距离伦敦120英里。詹姆士党人一开始的(de)军事胜利没有得到苏格兰人民的(de)普遍支持，很快形势就反转了。在克劳顿战(zhan)役(yi)（1746）击溃叛军之后，当(dang)局有意采取措施(shi)破坏苏格兰高地的(de)政治独立(li)。

斯(si)密身(shen)处英格兰，远离这片纷乱(luan)，在克劳顿战(zhan)役(yi)后才回到柯科迪。毫(hao)无疑(yi)问，他(ta)是忠于汉诺(nuo)威政权(quan)的(de)。在《国富(fu)论》中，他(ta)主要以苏格兰高地为例(li)，说明不发达经济(ji)体和老套法(fa)律体系的(de)情况(kuang)。他(ta)明确地提到洛希尔的(de)卡梅伦，说他(ta)没有法(fa)律授权(quan)却可以“对他(ta)的(de)人民进行刑事管辖”（《国富(fu)论》第416页）。这不是说他(ta)这个人恶(e)毒或喜怒无常(chang)，而是说由于经济(ji)和基础(chu)设施(shi)未得到改良，因而没有统一和有效的(de)法(fa)律体系。

联合背后的(de)动因之一是，苏格兰需要获准自由进入(ru)英格兰市场(chang)。意识到他(ta)们的(de)经济(ji)比英格兰落后，苏格兰的(de)主要机构及其成员开始寻求现代化，或者说推进“改良”。最(zui)终，到18世(shi)纪中叶的(de)时候，联合带来(lai)了经济(ji)效益(yi)，苏格兰迅速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中最(zui)引(yin)人注目的(de)是格拉斯(si)哥的(de)发展。在斯(si)密的(de)学生时代，格拉斯(si)哥的(de)人口约1.7万(wan)，到斯(si)密去世(shi)时增长到8万(wan)人。除农业外，纺织品尤其是亚麻布(bu)生产是苏格兰的(de)主要工业。烟草贸易大幅增长，对格拉斯(si)哥的(de)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de)作用(yong)，这使之取代布(bu)里斯(si)托尔成为主要港(gang)口。斯(si)密认识一批格拉斯(si)哥的(de)“烟草大王”。他(ta)是格拉斯(si)哥文(wen)学协会的(de)会员，该协会主席(xi)安德鲁·科克伦就是一位“烟草大王”。至今，格拉斯(si)哥的(de)街道名(ming)称中还能找到他(ta)们的(de)遗迹，比如格拉斯(si)福德、英格拉姆，还有科克伦。

直到那(na)个世(shi)纪的(de)后二十五年，煤炭采掘和炼铁等“重”工业才开始飞速发展。《国富(fu)论》中所提出的(de)经济(ji)原(yuan)理不是对应这些产业的(de)。斯(si)密围绕制钉(ding)等小型(xing)手工作坊阐释其原(yuan)理。城镇化和纺织品生产的(de)确需要实体基础(chu)设施(shi)和金融基础(chu)设施(shi)的(de)支撑。交通依靠马（斯(si)密就是骑马去牛津(jin)的(de)）和船。尽管在爱丁堡和伦敦之间有服务相当(dang)高效的(de)长途马车，但横贯全国的(de)旅程仍是十分艰辛(xin)的(de)。从柯科迪到爱丁堡最(zui)便捷的(de)途径是乘船穿越福斯(si)湾(wan)，而不是经由陆路和摆(bai)渡。

大规模运输必(bi)须通过船运，从格拉斯(si)哥到爱丁堡（相距约45英里）意味(wei)着要经历一段漫长而危险的(de)海上(shang)航程。为此实施(shi)了一项“改进”计划，修建一条连接(jie)东部福斯(si)河各河口和西部克莱德湾(wan)的(de)运河航道。该计划开始于1768年，至1790年完成。这是一项了不起的(de)工程成就。迄今仍在使用(yong)的(de)格拉斯(si)哥附近开尔文(wen)河上(shang)的(de)高架桥(qiao)，被誉为“世(shi)界上(shang)该类(lei)工程中最(zui)了不起的(de)杰作之一”。当(dang)然，这些工程建设需要大量(liang)资金。许多银行伴(ban)随(sui)着这项投资需求而生。1772年艾尔银行倒闭，使福斯(si)—克莱德运河的(de)股东面临信心丧失的(de)问题(ti)。斯(si)密对这些事件(jian)有清晰的(de)认识，在《国富(fu)论》中可以看到他(ta)对投机商（“项目计划人”）、银行业和金融监管的(de)看法(fa)。

《猜火车2》（2017）剧照。

官方认可的(de)苏格兰教(jiao)会政权(quan)形式是长老会，属于严格的(de)加(jia)尔文(wen)教(jiao)派，英联邦(bang)原(yuan)封(feng)不动地保留了这个形式。强制信奉正教(jiao)的(de)历史由来(lai)已久。例(li)如，1696年有一名(ming)19岁(sui)的(de)学生托马斯(si)·艾肯黑德被判亵渎(dou)上(shang)帝(di)。然而，改变已无处不在（至少在精英阶层是如此）。苏格兰不设独立(li)议会强化了苏格兰长老会的(de)作用(yong)，长老会的(de)大会近似于国家级的(de)辩论论坛(tan)。这一作用(yong)使其成为政治焦点，并最(zui)终促使苏格兰教(jiao)会和苏格兰启蒙运动达成了某种互谅。威廉·罗伯逊本人就是生动的(de)体现。他(ta)任爱丁堡大学校长逾(yu)三(san)十年，也是教(jiao)会派系现代化改革的(de)领袖人物，被称为“温(wen)和派”。通过斗(dou)智(zhi)斗(dou)勇，这群(qun)志趣(qu)相投的(de)“现代化者”致力于“改良”，设法(fa)成了大会里的(de)多数“派”。这令温(wen)和派能够控制教(jiao)会选任的(de)牧师们赞同改良和“启蒙”。斯(si)密与(yu)改良派的(de)领袖们交好，这个圈子里有各色人物，其中包括被认为是“异教(jiao)徒”的(de)大卫(wei)·休谟。

除了休谟这个特例(li)以及凯姆斯(si)等上(shang)议院法(fa)官，其他(ta)苏格兰启蒙运动的(de)思想家都像斯(si)密一样是大学教(jiao)授。以苏格兰的(de)国土和人口规模而论，这里出现了五所大学—圣安德鲁斯(si)学院、阿伯丁的(de)国王学院和马修学院、爱丁堡大学以及格拉斯(si)哥大学—确实令人震撼。这些大学的(de)传统使命是培(pei)养牧师，这个使命延续了一整个世(shi)纪，但到彼时，情况(kuang)发生了变化。

教(jiao)学体系被重新设计，授课不再用(yong)拉丁文(wen)（哈奇森是先驱者）。法(fa)律教(jiao)授职位得以设立(li)，爱丁堡大学（1740）和格拉斯(si)哥大学（1760）正式成立(li)了医学院（尽管形式上(shang)是一门课程，但医学教(jiao)育那(na)时已岌岌可危）。这种“强调职业教(jiao)育的(de)主张”，是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de)表现。法(fa)律、医学学科发展的(de)同时，化学和植物学等对促进农业发展（如化肥）和“工业”发展（如亚麻染(ran)料）有明显作用(yong)的(de)学科也在扩张。但这些大学对智(zhi)识教(jiao)育也持开放态度。课程体系变了，尤其引(yin)人注目的(de)是接(jie)受并宣扬艾萨克·牛顿学说的(de)速度。

苏格兰是个小社会，其主要的(de)法(fa)律、教(jiao)会和学术机构组成了一张网。这些机构的(de)理事会里全是知识精英。有了主要机构里这种精英的(de)参与(yu)，苏格兰启蒙运动成为“建构”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de)一部分。这种参与(yu)进一步表现为俱乐部和辩论会的(de)规模激(ji)增，它们为大学、法(fa)律界、教(jiao)会、“进步”贵族(zu)和商人（特别是在格拉斯(si)哥）搭建了思想汇集平台。例(li)如，“精英”协会（更(geng)正式、含义更(geng)清晰的(de)名(ming)称是“爱丁堡艺术、科学、制造业和农业促进协会”）的(de)成员包括斯(si)密、休谟、凯姆斯(si)和罗伯逊。尽管有天性腼腆的(de)名(ming)声在外，但斯(si)密是几个协会里的(de)活跃分子，其中有兼收“市民和大学师生”的(de)格拉斯(si)哥文(wen)学俱乐部，还有兼具欢乐与(yu)智(zhi)慧的(de)爱丁堡牡蛎俱乐部。他(ta)是爱丁堡皇家学会（1783）的(de)创(chuang)始会员之一。

一些俱乐部会关注“礼貌”。这反映了新兴的(de)城市文(wen)化，因此“文(wen)雅”（以及相关的(de)“文(wen)明”）成为性格和行为被正面评价的(de)特征(zheng)。这些是《道德情操论》的(de)主要论题(ti)。

启蒙运动：苏格兰及其他(ta)地区(qu)

毫(hao)无疑(yi)问，斯(si)密是被彼得·盖伊称为“启蒙运动之家”里的(de)一员。启蒙运动是一场(chang)自我意识觉醒的(de)运动。参与(yu)者自然是受过良好教(jiao)育的(de)社会阶层成员，在苏格兰就是那(na)些文(wen)人学者。在苏格兰，他(ta)们是专(zhuan)业人士，特别是律师、医生、大学教(jiao)授，在欧洲其他(ta)地方亦如此，只有法(fa)国是个例(li)外。

启蒙运动没有局限在某个区(qu)域(yu)，其成员遍布(bu)欧洲和北美洲。文(wen)人学者们真心实意地参与(yu)这场(chang)国际对话，认为自己参加(jia)的(de)是同一场(chang)辩论。这种对话有一种方式是直接(jie)交锋。例(li)如，斯(si)密1755年为短命的(de)《爱丁堡评论》写了关于《论人类(lei)不平等的(de)起源和基础(chu)》的(de)评论，与(yu)让—雅克·卢梭进行了对话。对话的(de)第二种形式是广泛传播相关著作和译作。《国富(fu)论》和《道德情操论》两本书被快速译成多国文(wen)字，加(jia)速了其传播。例(li)如，意大利人通常(chang)通过法(fa)语版了解(jie)到《国富(fu)论》。斯(si)密代表其大学购买了丹尼斯(si)·狄(di)德罗的(de)《百(bai)科全书》前七卷（始于1755年），很好地诠释了当(dang)时那(na)种知识共享传播的(de)氛围。所有苏格兰人都受到夏尔·塞孔达·孟德斯(si)鸠男爵思想的(de)影响，尽管斯(si)密（通常(chang)）在其公布(bu)的(de)参考书目里鲜有提及孟德斯(si)鸠，但从他(ta)的(de)授课笔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ta)很熟悉孟德斯(si)鸠的(de)著作。

《诺(nuo)丁山》（1999）剧照。

他(ta)们自己所作的(de)“光”的(de)比喻，形象地说明了这些自我意识强烈的(de)知识分子关注的(de)核心是什么。光意味(wei)着之前的(de)时代是相对愚昧(mei)的(de)。用(yong)不那(na)么隐晦的(de)语言来(lai)解(jie)释，这种光明与(yu)黑暗的(de)对照，就是知识和理性的(de)一面与(yu)无知、偏见、迷信的(de)另一面的(de)对照。奴役(yi)、折磨、巫术、宗教(jiao)迫害(hai)等类(lei)似的(de)东西，如同黑夜的(de)产物和遗骸，是应当(dang)被反对的(de)。

斯(si)密的(de)著作表明他(ta)同意这个观点。尽管作为作家他(ta)不喜欢表达愤(fen)怒，但他(ta)清楚奴隶制是罪恶(e)的(de)，毫(hao)不含糊地谴责(ze)杀婴行为，并猛(meng)烈地抨击司法(fa)不公。对于最(zui)后一种情形，他(ta)有切身(shen)经历。在图(tu)卢兹时，一名(ming)加(jia)尔文(wen)教(jiao)徒吉恩·卡拉斯(si)被错控谋杀了自己的(de)儿子并被处以死刑（斯(si)密在《道德情操论》的(de)最(zui)后一版中补充了有关这一事件(jian)的(de)内容）。

科学闪(shan)耀(yao)的(de)光芒是驱散黑暗的(de)关键。艾萨克·牛顿是那(na)片苍穹中最(zui)耀(yao)眼的(de)星。牛顿是启蒙运动的(de)英雄人物。简要概述(shu)他(ta)的(de)成就，就是从行星运行轨(gui)迹到苹(ping)果自树上(shang)落下等一系列自然现象中归结出的(de)几条简单原(yuan)理（运动定律和万(wan)有引(yin)力定律）。关键是，这些定律被证明是正确的(de)。牛顿的(de)计算认为地球更(geng)像一个芜菁(jing)（两极部分更(geng)为扁(bian)平）而不是柠檬（两极更(geng)长），这与(yu)法(fa)国数学家、哲学家勒内·笛卡尔的(de)理论体系正相反，而去拉普兰和赤道地区(qu)的(de)科考团证实了牛顿的(de)这个观点。彰显牛顿身(shen)份地位的(de)一个标志是，称某人的(de)工作堪(kan)比牛顿是对该项工作的(de)最(zui)高评价。例(li)如，约翰·米勒在《历史评论》（1787）中称斯(si)密是“政治经济(ji)学领域(yu)的(de)牛顿”，因为他(ta)揭示了商业原(yuan)理。斯(si)密同样具有启蒙运动式的(de)热忱，他(ta)广博的(de)天文(wen)学知识即是力证。

苏格兰人信仰进步。这种信仰要求对经年累月的(de)社会变革作记述(shu)，苏格兰启蒙运动的(de)大部分作品践行了这一使命。斯(si)密的(de)大学演讲报告(gao)具有这样鲜明的(de)特征(zheng)，而这也是《国富(fu)论》的(de)一个重要主题(ti)。苏格兰人对进步的(de)定义相对谨(jin)慎。他(ta)们认为光芒已经普照，而在此进程中知识增长确为关键因素(su)。然而，他(ta)们不像法(fa)国或英格兰的(de)同时代人那(na)样有信心，认为进步总是自然和必(bi)然的(de)，且在所有方面都是一种改进。苏格兰人如此谨(jin)慎的(de)一个重要原(yuan)因是，他(ta)们看重社会习俗的(de)作用(yong)，习俗对明显或快速的(de)革新是抵制的(de)。本着这个看法(fa)，斯(si)密强调社会应徐徐图(tu)变，认为变化本身(shen)往往是非故意的(de)结果。这些重要观点贯穿于他(ta)全部著作之中。

本文(wen)选自《亚当(dang)·斯(si)密》，已获得出版社授权(quan)刊发。小标题(ti)为编者所加(jia)，非原(yuan)文(wen)所有。

原(yuan)文(wen)作者/ [英国]克里斯(si)托弗·J.贝里

摘(zhai)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