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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er)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强和改进未成(cheng)年人权益保护，强化未成(cheng)年人犯罪预防和治(zhi)理。近年来，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du)机关和参(can)与未成(cheng)年人司(si)法保护全过程的政(zheng)法机关，通过用足用好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积极维护未成(cheng)年人合法权益，守护未成(cheng)年人健康(kang)成(cheng)长。然而，在“全民触网”时(shi)代下，网络新业态发展的多跨性、风险性、趋(qu)利性，给检察机关开(kai)展未成(cheng)年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带(dai)来了现实挑战。
一、未成(cheng)年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面临的“五重(zhong)”困境
一是公共利益标准不明(ming)。有观点认为，基于最有利于未成(cheng)年人原则(ze)或国家亲(qin)权理论，只要涉及多数未成(cheng)年人权益的，都属(shu)于“公益”范畴。也有观点认为，对于未成(cheng)年人公益诉讼所保护的公共利益之范围边(bian)界，应秉(bing)持有特定主体的法律观，聚(ju)焦不特定多数未成(cheng)年人的利益。此外，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多以造成(cheng)实际损害结(jie)果为前提，而未成(cheng)年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等新领域，为最大化保护未成(cheng)年人利益，是否可以探索将网络侵害未成(cheng)年人的潜在危险纳入公益诉讼范畴，前移预防端口，值得探讨。
二(er)是因果关系认定较难(nan)。一些(xie)网络运营平台对不良信息筛查(cha)管理措施不力，部分网络产(chan)品和网络服(fu)务提供者(zhe)故意规避(bi)法律相关规定，在未设置(zhi)时(shi)间、权限、消费等管理功能的情(qing)况(kuang)下，提供诱导未成(cheng)年人沉迷的产(chan)品和服(fu)务等，此种生产(chan)端口和不良信息流入的无秩(zhi)序状态容易造成(cheng)未成(cheng)年人网络权益遭受侵害，要在混同情(qing)形下溯源公共利益受损的直接原因难(nan)度较大。
三是调查(cha)核实难(nan)度大。网络公益诉讼调查(cha)对象主要包括网络数据、即时(shi)信息、电子设备等，具(ju)有多样、即时(shi)、海量的特点，通常情(qing)况(kuang)下跨平台、跨地域，甚至(zhi)跨国境。而当前检察机关办理网络公益诉讼案件(jian)的调查(cha)核实手(shou)段有限，除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zhe)以后(hou)难(nan)以取得的情(qing)况(kuang)下可以申请证据保全外，缺乏查(cha)封、扣押等强制性措施，容易造成(cheng)证据变更、转移、损毁、灭失。
四是监管职责边(bian)界模糊。互联网案件(jian)普遍具(ju)有跨地域性，企(qi)业注册地、主要营业地、服(fu)务覆盖地以及侵权行为地、侵害结(jie)果地各自分离，检察机关开(kai)展公益诉讼常受行政(zheng)监管属(shu)地原则(ze)限制，且涉及网信、公安、文旅、教育、出版、卫生健康(kang)、市场(chang)监督(du)管理等多部门，范围广、领域多，各部门间的职责界限有待进一步厘清。
五是侵权损害惩(cheng)戒不足。因网络公益诉讼涉及未成(cheng)年人人数众多，同一侵权行为可能造成(cheng)不同损害结(jie)果。比如，向未成(cheng)年人提供含有暴力、血腥、色情(qing)等不良信息的网络产(chan)品，可能造成(cheng)未成(cheng)年人心理偏差、行为模仿等，对心理受损严重(zhong)的未成(cheng)年人需要及时(shi)给予心理修复和行为矫治(zhi)，目前针对上述问题尚缺乏统一认定标准，难(nan)以确(que)定具(ju)体损失情(qing)况(kuang)。实践(jian)中，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请求主要集(ji)中在停止侵害、排(pai)除妨害、消除危险、恢复名誉(yu)、赔礼道歉等方(fang)面，这些(xie)对网络侵权责任主体的惩(cheng)戒性明(ming)显不足。
二(er)、提升未成(cheng)年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案件(jian)办理质效的建议
一是采用“二(er)分法”准确(que)界定未成(cheng)年人网络公共利益受损范围。对于未成(cheng)年人网络权益的保护，不仅要重(zhong)视补救已经受到损害的权益，更要关注可能受到损害的风险，防患于未然。一方(fang)面，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仍然是民事诉讼，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代表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虽享有原告权利，但并未打破原被告的平等诉讼地位，仍应遵循民事裁判(pan)原则(ze)。另一方(fang)面，行政(zheng)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促进行政(zheng)机关全面依法履职，当行政(zheng)机关怠于履职、消极履职使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存在损害风险，为避(bi)免公共利益遭受更大的实际损害，检察机关可积极履行预防性监督(du)之责。因此，可采取“二(er)分法”从损害实害性、危险性两(liang)个维度，根据公益诉讼案件(jian)不同类型分别予以界定，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以未成(cheng)年人公共利益受到实际损害为标准，提起行政(zheng)公益诉讼以未成(cheng)年人公共利益陷于损害危险为标准。
二(er)是依据最有利于未成(cheng)年人原则(ze)确(que)定责任归属(shu)。最有利于未成(cheng)年人原则(ze)是未成(cheng)年人保护的基本遵循，破解(jie)公共利益损害责任认定难(nan)题，也应当从有利于更好维护未成(cheng)年人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鉴于网络技术的专业性、复杂性，检察机关要证明(ming)未成(cheng)年人公共利益受损与网络运营平台、网络产(chan)品提供者(zhe)的行为之间具(ju)有直接因果关系，常常面临着“以现有技术发展水平难(nan)以实现”的抗辩，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采取举证责任倒置(zhi)也于法无据，但可以探索民事公益诉讼“优势证据”标准，以此降低检察机关证明(ming)难(nan)度，最大化实现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就未成(cheng)年人行政(zheng)公益诉讼而言，针对网络监管职能交叉、多头管理的问题，可按照“确(que)立+概括”原则(ze)，先从事项到部门、从领域到部门确(que)定具(ju)体行政(zheng)职能部门；若无法明(ming)确(que)，再根据概括原则(ze)向上溯源，将未成(cheng)年人保护职责作为判(pan)断标准，也就是说，只要法律明(ming)确(que)了行政(zheng)机关具(ju)有未成(cheng)年人保护职责，即便是未规定具(ju)体保护措施，也可以将其作为公益诉讼监督(du)对象。
三是从身份(fen)定位出发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强制性调查(cha)核实权。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既不能完全等同于普通原告，也不能完全脱离原告身份(fen)行使法律监督(du)权。为充分体现“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fen)属(shu)性，确(que)保全面、客观收(shou)集(ji)公共利益受损的证据，从“法律监督(du)者(zhe)”的身份(fen)定位出发，建议在初查(cha)立案阶段赋予检察机关查(cha)封、扣押等强制性调查(cha)核实权。同时(shi)，应当建立调查(cha)核实惩(cheng)戒机制，对责任主体应当配合调查(cha)而拒不配合的，应明(ming)确(que)要求其承(cheng)担(dan)相应法律责任。如果违法主体故意隐瞒、转移证据或证据损毁、灭失后(hou)，经恢复不影响违法事实认定的，可视程度对其予以批评训(xun)诫、信用降级、行政(zheng)处罚等；若证据无法恢复，但损害后(hou)果持续存在的，可以降低证明(ming)标准，辅以其他证据直接认定违法主体的违法事实，确(que)保公共利益及时(shi)止损。
四是借鉴域外经验引入网络侵权惩(cheng)罚性损害赔偿。惩(cheng)罚性损害赔偿具(ju)有补偿、惩(cheng)罚、遏制等功能，该制度在域外被普遍采用。为解(jie)决当前未成(cheng)年人网络权益保护中，责任追究虚化、惩(cheng)罚弱化的问题，可积极探索引入网络侵权惩(cheng)罚性损害赔偿。一方(fang)面，规范惩(cheng)罚性赔偿适用情(qing)形，明(ming)确(que)侵权赔偿的标准和计(ji)算方(fang)式，将惩(cheng)罚性赔偿作为检察机关提起涉网未成(cheng)年人民事公益诉讼的一项重(zhong)要请求权，以此加大违法主体的行为成(cheng)本。另一方(fang)面，建立完善惩(cheng)罚性损害赔偿金监管机制，通过设立专门账户、确(que)定修复方(fang)式、监管使用情(qing)况(kuang)等，促进受损未成(cheng)年人公共利益的恢复保护，从而实现惩(cheng)罚与修复的双重(zhong)目的。
（来源：检察日报，作者(zhe)单位：重(zhong)庆市人民检察院(y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