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读者都首先会注意到(dao)艾米斯书评中的“毒舌”风格，同时也(ye)会由(you)于他所评论的很多作品或许是自己没读过的，加上(shang)他的文体风格也(ye)使翻译(yi)的活不好干，因此会带来一些理解上(shang)的难度(du)。面对他的调侃、讽刺、毒舌，有时候还真要认真想想他的真实意思(si)究竟是什么，有时还会想到(dao)他是否只是开开玩笑而已。

艾米斯在“前言”中谈到(dao)写作的理想化境(jing)界(jie)——“所有写作都是反对陈词滥调的运动，不光反对文字的陈词滥调，也(ye)反对头脑(nao)和心灵的陈腐。”这是在书中少有的关于“陈词滥调”的正面论述，也(ye)可以看作是对这部文学评论集书名的解释。因此有必要谈谈何谓陈词滥调。

该书书名The War Against Cliché，原意是反对陈词滥调之战，书名中的“陈词滥调”（cliché）一词源自法(fa)语，是模具敲打金属的拟(ni)声词，在印刷业术语中指“铅版”。作为“陈词滥调，陈旧的表达方式”的比喻意义在十九世纪中期出现，在英语中直(zhi)到(dao)1920年代开始普及（https://www.etymonline.com/cn/word/cliche）。在语言中常被人们使用的短语、成语在开始的时候是新鲜的、有生命力的，但是在被长期反复使用之后往(wang)往(wang)被认为是陈词滥调。在当下的网络时代，网络流行(xing)语言更(geng)容易成为陈词滥调，这是难以避免(mian)的。美国(guo)词典编纂者和语言参考书作者奥林·哈格雷福(fu)（Orin Hargraves）的《已经有人说过：陈词滥调使用和滥用指南》（It's Been Said Before： A Guide to the Use and Abuse of Cliché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USA，2014）专门研究在使用英语中的陈词滥调问题，他选择了六百个被认为是陈词滥调的用法(fa)，分析(xi)它们的词源和使用频率，在例句中阐释了是否应该避免(mian)或如何正确使用它们。对于“陈词滥调”，哈格雷福(fu)给(gei)写作者提出的建议(yi)是“THINK before you write”，也(ye)就是在写作的时候思(si)考它的真正含义，以及它是否真的适(shi)合你想在句子中表达的意思(si)。对于使用语言的人来说，陈词滥调既反映了一种语言惰性，同时也(ye)说明在交流中语言的局限性，无论如何无法(fa)彻底抛弃陈词滥调——就像(xiang)“陈词滥调”这个成语本身不也(ye)早(zao)就成了陈词滥调吗？但是批判它的人还是要使用它。要提高文学与文学批评的质量，当然要特(te)别警惕和尽可能(neng)拒绝陈词滥调，但是应该把(ba)这种警惕与拒绝用在对的地方，同时也(ye)要警惕故作惊人之语的语言生产竞赛。艾米斯在《与陈词滥调一战》中不仅反对在语言文字上(shang)的陈词滥调，而且(qie)也(ye)反对思(si)想观念上(shang)的陈腐，以及某些宏大话语的欺骗性。要真正战胜陈词滥调，关键还是要在思(si)想观念和话语体系的层面上(shang)揭露它们的陈腐与虚(xu)伪性、欺骗性。

该书中评论詹姆斯·乔(qiao)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尤利西斯》（Ulysses）的书评题目就叫(jiao)《与陈词滥调一战》，他认为，“《尤利西斯》是他对人类世界(jie)的终极呈现，是一次热爱与懒洋(yang)洋(yang)的告别；没有谁像(xiang)他这样如此着迷地描写过日(ri)常生活的韵律(lu)和状态。”（468页）但是他又说 “《尤利西斯》是结构性的陈词滥调”，“你想到(dao)《尤利西斯》就是有关陈词滥调的，它写的是继承来的、陈腐平庸的程(cheng)式，僵化的比喻——最引(yin)人注意的是那些属于爱尔兰天主教的和反犹的”（469页）。但是“乔(qiao)伊斯从来不会无故用到(dao)一个陈词滥调”（470页）。最后他承认这部作品是“现代主义无可争议(yi)最重要的杰作”（471页）。可以说，他对乔(qiao)伊斯的评价并没有因为他对陈词滥调的戏仿贬低其文学价值。

艾米斯在“前言”（写于2000年）中回顾了那个已经逝去的文学评论时代：“那个时代在今天看来已经遥(yao)远得面目模糊。我曾经在《泰(tai)晤(wu)士(shi)报文学增刊》打过工……我的私生活算中产波希米亚——就算不是直(zhi)白的放荡，也(ye)是嬉皮风加上(shang)享乐主义；但只要一涉及文学评论，我就非(fei)常有道德(de)。我无时无刻不在读评论，在浴缸里读，在地铁上(shang)读；我总是把(ba)埃(ai)德(de)蒙·威尔逊或威廉·燕(yan)卜荪放在手(shou)边。我对这事(shi)儿(er)很严肃，当时的人都这样。我们探讨文学批评总是流连忘返。我们坐在酒吧、咖啡馆里谈W.K.维姆萨特(te)和G.威尔逊·奈特(te)，谈理查德(de)·霍加特(te)和诺思(si)罗普·弗莱，谈理查德(de)·波利尔、托尼·坦纳和乔(qiao)治·斯坦纳。……我们觉得文学是内核，文学评论探索其重要性并将之普及化，在文学周围制造一种空间，从而进一步提升它。应该加一句，七十年代初有两(liang)种文化的大讨论：艺术对阵科学（或者说F.R.利维斯对阵C.P.斯诺）。也(ye)许这一文化时刻最美妙的是艺术似乎占了上(shang)风。”（前言，1-2页）这就是艾米斯进入文学批评的历史语境(jing)，是文学史家所称的批评时代。我们曾经在上(shang)世纪八十年代也(ye)有过的那种氛(fen)围，不过那时我们是在课室或图书馆，顶多是在街边大排档，聚在一起的除了青年学生、教师，还有社会青年，谈的更(geng)多是异(yi)化理论、存在主义和现代派文学。但是时代的大潮(chao)很快把(ba)那种氛(fen)围冲垮了，文学评论在劫难逃。“现在文学评论几乎完全被限制在学院里，靠用行(xing)动反对经典来反对才华。好好研究华兹华斯的诗(shi)歌在学院里可不能(neng)保证晋(jin)升，但研究他的政治立场就可以……所有这些都让经典被静悄悄地、一步步地蚕食了。只要打开互联网你就会发现，在这行(xing)当的另一个极端(duan)，人人都成了文学评论家，至少也(ye)是个书评人吧。”（第3页）艾米斯对待文学评论的态度(du)的确是很严肃的，甚(shen)至有点(dian)精英主义倾向，反对来自学科生产体制和网络时代的平庸化，坚持认为在小说背后的才华、经典是最重要的；从长远来看，“文学会拒绝平均化，回归等(deng)级制。这不是什么纯文学作家的清高决定，而是时间的判决，时间会把(ba)能(neng)传世的文学和不能(neng)传世的区分开”（第4页）。因此，他在写文学评论、书评中表现出来的“酷评”“毒舌”也(ye)可以从这一角度(du)来理解，骨(gu)子里他有一种使命感，拒绝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平庸化。

虽(sui)然对待文学批评的态度(du)是严肃的、精英主义的，但是不妨碍艾米斯的一些欣赏趣味与大众还是相同的。比如在评论迈克尔·梅德(de)韦德(de)（Michael Medved）《好莱坞vs美国(guo)》（Hollywood vs. America）的文章中，他承认看电影中的暴力场景让他挺开心的，觉得它饱满、激烈，有种令人不安的幽默(mo)感，还有点(dian)颠覆性和反文化（11页）。在拍摄技术上(shang)，由(you)于有了通电的喷射血袋、上(shang)下左右推拉伸缩的钢索，被猎枪(qiang)打死的场面血腥多了；手(shou)枪(qiang)近距离爆头的结果是血柱喷射，受害人屈(qu)膝(xi)倒地……“我喜(xi)欢看银幕(mu)上(shang)的暴力，同时坚定地谴责(ze)现实生活中的暴力。”当然他也(ye)谈到(dao)荧幕(mu)上(shang)的暴力与军火生意关系紧密，以及“我们身处(chu)后现代时代，大概是当下大众心态里最脆弱的领域，盲从的黑洞正在扩大”（17页）。对于我来说这是很合口味的，一方面喜(xi)欢看《赶尽杀绝》（Shoot 'Em Up ，2007）那样的枪(qiang)战对决，另一方面也(ye)在思(si)考美国(guo)军事(shi)机器与好莱坞之间复杂(za)而微妙的关系，以及荧幕(mu)上(shang)的虚(xu)假暴力怎样在我们的世界(jie)中充当了真正的暴力。

在“前言”的最后部分，艾米斯提醒读者注意两(liang)件事(shi)情。一是要注意每篇文章末尾的发表日(ri)期，它们跨越了三十年的时光。关注文章的发表日(ri)期的确是重要的阅读方法(fa)之一，它会让读者重返作者写作的那个时代。但是，我想艾米斯未必会想到(dao)还有一个重要意义是，有些在文章中不得不躲躲闪闪的话题和论述会在那个标注着日(ri)期的语境(jing)中向知情者展示出来，这是写书评的人不应忽视的问题。在艾米斯的这些书评文章中，也(ye)常常谈到(dao)被评论作品的写作年代与作品的内在联系，令读者自然感受到(dao)写作者语境(jing)对于阅读中的理解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二是“读者还需要注意引(yin)文。引(yin)文是书评人的唯(wei)一铁证，或者说半铁证。没有引(yin)文，评论就是在商(shang)店里排队时的自言自语。……反正引(yin)文就是我们所有的证据。说得理想化一些，所有写作都是反对陈词滥调的运动，不光反对文字的陈词滥调，也(ye)反对头脑(nao)和心灵的陈腐。我通常会引(yin)用陈词滥调作为批判的样本，也(ye)会引(yin)用与之相反的清新、有活力、值得回味的文字去赞美”（前言，5-6页）。这里，他说的是以引(yin)文来证实“酷评”“毒舌”并非(fei)无的放矢，这当然是文学批评和书评的基本依据，不管是赞美还是批判。在我看来，引(yin)文的问题还有比作为证据、依据更(geng)复杂(za)的作用，比如作为言论尺度(du)的合法(fa)性依据等(deng)等(deng)。顺(shun)带要说的是，艾米斯在书评中的直(zhi)接引(yin)文都没有标注页码出处(chu)，在文章标题下所评论的书也(ye)没有出版商(shang)和出版年月，看起来不那么严谨。或许是因为《纽(niu)约时报书评周刊》、《泰(tai)晤(wu)士(shi)报文学增刊》等(deng)文化媒体从来没有提出这样的固定要求，作者可以自己把(ba)握。例如著名文化史家罗伯特(te)·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纽(niu)约书评》发表的文章中，引(yin)文有时加注页码，也(ye)有时是不加的。

在《结局：赫尔的唐璜》这篇长文中，艾米斯为英国(guo)著名诗(shi)人、他父亲的朋友和他哥(ge)哥(ge)的教父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1922-1985）所作的辩护让人看到(dao)他真诚而热切的一面。拉金的诗(shi)歌反映了保守的“英国(guo)精神”，无法(fa)拥抱现代主义艺术，他始终如一地坚持对这个世界(jie)的看法(fa)。艾米斯说他“无疑是英格兰的无冕诗(shi)王——战后最受我们喜(xi)爱的诗(shi)人”，但是在他死后却被一些人指控为有“种族仇恨”、厌女症和类法(fa)西斯观点(dian)。艾米斯在为拉金辩护的同时，敏(min)感地指出在上(shang)世纪九十年代一度(du)风行(xing)的那种过于偏激和急躁的“政治正确”所导致(zhi)的错误与反弹（165页）。文章最后引(yin)述拉金《这就是诗(shi)》（This Be the Verse）中的诗(shi)句在今天读来尤其让人心惊：“人们将苦难代代相传 / 像(xiang)深入海底的大陆架。/ 自己早(zao)死早(zao)超生，/ 别再来把(ba)孩子生。”（174页）好在他还有一首姐妹诗(shi)《树》（The Trees），最后几行(xing)是：“然而蠢蠢欲动的城堡 / 每年五月都会被繁茂的浓绿包裹。/ 它们似乎在说，去年已逝，/ 重新．重新，重新开始。”（同上(shang)）于是想到(dao)，有些诗(shi)人是不需要辩护的，诗(shi)歌就是他为自己写下的辩护词。就如一位(wei)拉金诗(shi)歌的译(yi)者所讲的，“一切都很完整。对任何人来说都不需要辩护。他的内在理由(you)也(ye)没必要说出来。如果非(fei)说不可就只能(neng)重复拉金的一句名诗(shi)，生活首先是……然后是……就是这样。”（桑克《菲利普·拉金百年诞(dan)辰：来自诗(shi)人的严肃忠告》，（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093900）

关于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举全村之力》（It Takes a Village，1996；曾桂娥译(yi)，上(shang)海三联，2009年），多年前我在“一周书记”中也(ye)曾写过一段书评：“书名来自非(fei)洲(zhou)的一句谚语：养育一个孩子需举全村之力，而该书讲的正是对美国(guo)和世界(jie)各(ge)地儿(er)童教育问题的观察与思(si)考。一个国(guo)家、一个民族如何对待自己和别人的孩子，是否‘举全村之力’去呵护、去培养，难道还有比这更(geng)重要的责(ze)任吗？但是……‘举全村之力’这个概念就显得无比沉重，成年人世界(jie)中的自私、卑劣、怯(qie)懦就更(geng)为触目地凸现出来。希拉里在书中引(yin)用了别人的一句话：‘在当今这个世界(jie)，将儿(er)童放在首位(wei)是一场艰苦而又孤(gu)独的战斗’，的确说明了为什么要‘举全村之力’。这远不是儿(er)童事(shi)务管理部门所能(neng)解决的……当然，读者也(ye)必然会注意到(dao)，该书所涉及的很多问题并非(fei)没有争议(yi)的，尤其是本土(tu)生活的经验会启(qi)发各(ge)国(guo)的成年读者提出更(geng)具体的问题。”

现在读艾米斯1996年3月发表在《星期日(ri)秦晤(wu)士(shi)报》的书评，很明显发现我们是在完全不同的问题语境(jing)和信息(xi)资(zi)源中进行(xing)阅读和评议(yi)。艾米斯显然对这位(wei)美国(guo)第一夫人没什么好感，他在书评中认为它是“一本充斥着唯(wei)意志论和社群主义言论的育儿(er)手(shou)册(ce)，最多会被《泰(tai)晤(wu)士(shi)报教育增刊》或《孕期》杂(za)志提一笔(bi)……它是一本再度(du)参选的宣传手(shou)册(ce)或竞选演说，一份三百页的新闻(wen)稿。通读全书我从未怀疑作者的良好初心；它也(ye)跟我努力看完的其他书一样真诚。但就是有种糟糕(gao)的东西在那儿(er)。它的潜台词比台词多，充满良善、和谐、积极向上(shang)的正能(neng)量，但是上(shang)了丑陋的一课”（30页）。所谓“丑陋的一课”，首先是指他所知道的该书写作过程(cheng)。希拉里和她的十几位(wei)助手(shou)一起写稿，目标是把(ba)书稿减(jian)至人畜无害的水平；还要把(ba)每一章书稿都给(gei)总统的手(shou)下过目，看他们有什么意见(jian)。最后等(deng)到(dao)人人都满意了，我们看到(dao)的就是最不会引(yin)起争议(yi)的内容，比如“快步走、远足和骑单车都是很好的运动，也(ye)是很好的亲子方式”等(deng)等(deng)。还有就是文风，第一夫人不能(neng)太严肃，也(ye)不能(neng)太轻浮；连引(yin)用俗语的时候也(ye)要加上(shang)双引(yin)号。于是，“解密得当的话，《举全村之力》是一个值得再有一次机会的第一夫人肖像(xiang)。值得再当一任。这已经不是四年前来华盛顿的那个不会笑的女权主义者，那个追着救护车跑的母(mu)老(lao)虎，现在的她温柔多了，有礼多了，居家多了，圣洁多了”（32页）。最后他说“我总是不安地看封底照片。……她站在那儿(er)，面带微笑，被拉低智商(shang)，抹(mo)掉一切本性。”（同上(shang)）

对曾任美国(guo)国(guo)防部长的罗伯特(te)·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的《飞来横祸：挺过核时代的第一个世纪》（Blundering into Disaster: Surviving the First Century of the Nuclear Age， Panethon ，1986），艾米斯的酷评是：“应该提前说一点(dian)，这本书几乎没写什么新东西，但它显得有分量，其权威感并非(fei)来自麦克纳马拉的文字，而是来自他的身份一一他曾担任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国(guo)防部长。……它说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在说。”（46页）“麦克纳马拉带我们到(dao)幕(mu)后，但官腔官调又急着完事(shi)，好像(xiang)带旅(lu)游团(tuan)参观五角大楼。”这话说得很生动、形象，那种感觉很真实。因此，难怪在书中“没有椭圆(yuan)办(ban)公室里的僵局，也(ye)没有战情室的神经紧张”，“剩下的‘知情人’内幕(mu)也(ye)因为公开出版而谨慎处(chu)理了，麦克纳马拉出场时总是庄重而沉着。‘那个时间点(dian)上(shang)，我对总统说……’两(liang)百字滴(di)水不漏的麦克纳马拉式措辞之后，‘总统接纳此建议(yi)作为脱困的办(ban)法(fa)’……”（47页）这样的“权威文本”我们也(ye)并不少见(jian)，但是我们有时也(ye)会觉得这样的书还是可以留下来以备(bei)不时之需。

艾米斯虽(sui)然对文学十分挑(tiao)剔(ti)，评论文章中几乎都少不了“毒舌”，但是对于一些作家仍然是极为推崇的。比如对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1899-1977），该书收入有关他的六篇书评，在第一篇关于安德(de)鲁·菲尔德(de)（Andrew Field）撰写的《纳博科夫：不完全的传记》（Nabokov:His Life in Part，by Andrew Field）书评中就通过传记向他致(zhi)敬。他在另一篇书评中说：“纳博科夫的生活经历过双重流亡，有痴迷，有始终如一，有种浪漫(man)的特(te)色，其形式有着某种纯粹的艺术气息(xi)。”（269页）在历经了许多年的纳博科夫热之后，谈起纳博科夫我们都不陌生。我们曾诵读过《说吧，记忆》（Speak， Memory: An Autobiography Revisited，杨青译(yi)，花城出版社1992年）中的句子：“用一个人的整个灵魂去爱，把(ba)其余的留给(gei)命运……”“令人震惊的是普通人对蝴(hu)蝶是多么的漠不关心”。我们甚(shen)至在谈到(dao)“震颤”的时候就会想到(dao)是否属于纳博科夫所说的那种“贯穿脊髓(sui)的震颤”。后来读了新西兰学者布赖(lai)恩·博伊德(de)（Brian Boyd）百科全书式的两(liang)卷《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Vladimir Nabokov: The Russian Years，1990；刘(liu)佳林译(yi)，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纳博科夫传：美国(guo)时期》（Vladimir Nabokov : The American Years，1993；刘(liu)佳林译(yi)，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我深感作者在收集资(zi)料方面可以说是竭泽(ze)而渔，注释中的那些档案、日(ri)记、书信、著述、访谈等(deng)以无数可靠的细(xi)节一点(dian)一滴(di)地复原着传主的生命史。菲尔德(de)写的《纳博科夫：不完全的传记》出版于1977年，真的只是“不完全的传记”，虽(sui)然他与传主的关系曾经很融洽。不知道艾米斯读完博伊德(de)的两(liang)卷本——相信他应该读过——之后是否写过评论。

在对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Lectures on Literature， Edited by Fredson Bowers）的评论中，艾米斯把(ba)他树立为指导学生如何阅读文学作品的典范(fan)。“阅读是一门艺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做到(dao)了尽善尽美。”（257页）有意思(si)的是，他每次上(shang)课前都会提醒学生不要说话、抽烟、编织、看报纸、打瞌睡，“看在上(shang)帝的分上(shang)，请做笔(bi)记”。“然后他会开始鞭策(ce)和刺激那些最认真听(ting)课又闷闷不乐的学生们，迅(xun)速(su)摧毁他们半瓶子醋先入为主的时髦观念。”（258页）由(you)于也(ye)读过纳博科夫的这本《文学讲稿》，因而我对艾米斯的评论也(ye)深有同感。比如他说“纳博科夫以自己的方式恰如其分地概述情节，强调句式结构和局部效果：完美地再现了原著的笔(bi)调和嘲讽性距离”（259页）。的确是这样，作为阅读课程(cheng)的《文学讲稿》，纳博科夫的解读充满了穿透力和启(qi)发性。更(geng)重要的是，“他想要教会人们如何阅读，而且(qie)，也(ye)许是不自觉的，他尝试通过简单地表露自己对文学的热爱来灌(guan)输这种热爱。纳博科夫关于爱玛·包法(fa)利阅读习惯(guan)的评论有着恰到(dao)好处(chu)的语调，表达了心怀感激的严肃心情”（260页）。通过简单地——不敢夸张——表露热爱来引(yin)导学生热爱阅读，这话说得真好。

读《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书信选集1940-1977》（Vladimir Nabokov: Selected Letters 1940-1977， edited by Dmitri Nabokov and Matthew J. Bruccofi），艾米斯的感觉是“这本书信集令人愉快，表明纳博科夫是一位(wei)令人愉快的人：忠实、慷(kang)慨、深情、非(fei)常风趣”（265页）。但是他很快就从令人愉快的表层深入进去：那些本来就不喜(xi)欢纳博科夫的人会发现一些附庸风雅、粗暴、傲慢和尴尬的政治观点(dian)，还有与《花花公子》的友好关系，“但是他真正的粉丝将意识到(dao)这本书是一种巨大的凯旋(xuan)般的证明：证明美德(de)和力量在纳博科夫书写下的每一页文字上(shang)闪闪发光。每一页文字，即使是那些最具有摧毁力量、最残酷、最悲伤的文字”（266页）。艾米斯对他的推崇无疑是到(dao)了过分的地步：“这本书几乎没有一句话不风趣、精致(zhi)、精确、令人警醒。甚(shen)至文学生涯琐碎的日(ri)常都被纳博科夫不知疲倦的敏(min)感重新涂(tu)刷了一次。”（268页）这只能(neng)说是艾米斯“爱我所爱，无怨无悔”，对我来说更(geng)感动的是艾米斯谈到(dao)“这本书洋(yang)溢(yi)着父爱”：“这本书的结尾是他给(gei)儿(er)子写的最后一封信，令人揪(jiu)心地恰如其分，信的开头是‘我最亲爱的’，最后是：‘我拥抱你，为你感到(dao)骄傲，好好照顾自己，我亲爱的。’”（269页）其实严格说来这也(ye)是“陈词滥调”，但却是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永远会从心底里奔涌出来的那种有强大生命力的声音。

《纳博科夫的大满贯》评论的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最负盛名也(ye)最有争议(yi)的小说《洛(luo)丽塔》（Lolita，1955），一篇写于1992年的很长的书评。文章结尾说读过不同版本的《洛(luo)丽塔》八九遍，在常看的那本精装本的页边上(shang)落满了记号、问号、惊叹号、直(zhi)线和歪歪扭扭的线、双重线和三重线；他说这些评语“形成了某种对整体的超现实的概括(kuo)，……是一阵阵不断更(geng)新的惊讶不已”，最后说还打算再读这部小说许多遍（524-525页）。他似乎力图从几个方面来为这本小说辩护：文学并非(fei)生活，不是公共生活；它因为太有名而受到(dao)曲解等(deng)等(deng)，但是没有正面展开论述。他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也(ye)是零散地冒出来，而且(qie)也(ye)是通过隐晦(hui)的或突兀的表述来呈现，但是已经会激怒女权主义者：“纳博科夫是如何将她的故事(shi)纳入这个长达三百页滔滔不绝的叙述——如此令人坐立不安，如此不可遏制的灵感喷发，而且(qie)如此不可想象地充满刺激？”（504页）书评题目中的“大满贯”不知原文是什么，如按这个词的说法(fa)就是比喻纳博科夫赢(ying)得了所有荣誉。

不管怎样，我们现在比当年写书评的艾米斯知道更(geng)多有关纳博科夫创作出这本小说的“洛(luo)丽塔原型”的情况。德(de)国(guo)文学批评家迈克尔·马尔（Michael Maar）的《说吧，纳博科夫》（Speak， Nabokov，translated by Ross Benjamin；Verso，2010）认为纳博科夫的《洛(luo)丽塔》并非(fei)原创，早(zao)在1916年一个笔(bi)名叫(jiao)做Heinz von Lichberg的德(de)国(guo)人就发表了一篇名为《洛(luo)丽塔》的短篇小说，也(ye)是讲恋童癖(pi)的故事(shi)。这一“剽(biao)窃”说法(fa)到(dao)底是否可靠且(qie)不论，对于纳博科夫研究来说无疑是一种有挑(tiao)战性的视角。最近读了美国(guo)犯罪问题专栏作家萨拉·魏恩曼（Sarah Weinman）的《洛(luo)丽塔原型：小说〈洛(luo)丽塔〉背后的萨莉·霍纳绑架案》（The Real Lolita：The Kidnapping of Sally Horner and the Novel That Scandalized the World，2018；马雨(yu)禾(he)译(yi)，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6月），感觉并不意外。由(you)于美国(guo)国(guo)会图书馆从2009年开始撤销(xiao)了对纳博科夫文件的五十年保护限期，萨拉·魏恩曼阅读了极为丰富的包括(kuo)纳博科夫的笔(bi)记、手(shou)稿以及简报、信件、照片和日(ri)记等(deng)资(zi)料，最后发现有证据表明，尽管纳博科夫酝酿这个主题已经断断续续有二十多年，但是直(zhi)到(dao)他了解到(dao)发生在1948年至1950年的这桩少女绑架案之后，《洛(luo)丽塔》的故事(shi)才发展成熟。结论是：“有证据表明，《洛(luo)丽塔》的内容高度(du)依附于现实罪案。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远比纳博科夫承认的要更(geng)深远。”（《洛(luo)丽塔原型》，13页）魏恩曼曾在采访中说：“纳博科夫在他的小说中深挖(wa)了真实绑架案受害者萨莉·霍纳的故事(shi)，无论小说有多么精彩，它都无法(fa)弥补真实的创伤和痛苦，受害者的家人仍然受到(dao)影响。但是，纳博科夫本人却在这部难度(du)极大的小说中隐藏(cang)了自己的道德(de)愤怒，以至于即使在今天，仍有太多的人将其误解为 ‘爱情悲剧故事(shi)’，而这肯定不是。”（https://www.163.com/dy/article/JO6IVRRG051284DV.html）这无疑对于在今天重新阅读这部二十世纪文学名著产生重要影响，也(ye)很想知道艾米斯在去世之前是否读到(dao)了魏恩曼的这部《洛(luo)丽塔原型》。

由(you)此想到(dao)纳博科夫最终没能(neng)写完的小说《劳拉的原型》，他在弥留之际要求妻子毁掉这部未完成的手(shou)稿，但这部手(shou)稿还是在2009年由(you)英国(guo)企(qi)鹅出版社以《劳拉的原型：（死亡是有趣的）碎片小说》（The Original of Laura: [Dying is Fun] a Novel in Fragments）为题出版。这部小说形式结构是故事(shi)中套(tao)着故事(shi)，表面的叙事(shi)之下有更(geng)深层的叙事(shi)，设置这种结构框架的目的就是有意引(yin)导读者进入、分享然后建立各(ge)人自己的理解结构。因此，“说吧”就是对所有读者的召唤。

回到(dao)艾米斯的《与陈词滥调一战》。在他的书评中我们如同置身在森林中，很容易只看到(dao)树木而看不到(dao)森林，即只看到(dao)他的文体风格中的调侃、讽刺和毒舌，看不到(dao)隐藏(cang)在论述中的真正主题——他力图在所评论的作品中“披沙拣金，有时获宝”；他追踪的是从文学宝库(ku)中辐射过来的光影与碎片，重现阅读中的生命体验与文学享受。作为毒舌式的书评家，他的批判和赞美都同样有着真实的分量，虽(sui)然未必都是正确无误的。在合上(shang)这本书评集的时候，我们还真想说一句：“说吧，艾米斯”，前面还有无数的书籍有待书评家的毒舌与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