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万奏折(she)

自与西(xi)方列强发生交涉与战争后，清廷(ting)连续编篡《筹办夷务始末(mo)》，其中道光朝(chao)、咸丰朝(chao)、同治朝(chao)三编已(yi)整理出版，光绪朝(chao)则(ze)没(mei)有全部披(pi)露，军(jun)机章京(jing)王彦威从(cong)稿本中辑出《清季外交史料》，先后有影印版与整理班。不过晚清“夷务”“洋务”并不仅局限于外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海军(jun)衙门统管的(de)业务都包括在内，如(ru)洋关（海关）、海军(jun)、购买军(jun)舰武器、兴办兵工厂(chang)、修建铁路等。《清季外交史料》仅辑出外交部分，《光绪朝(chao)筹办夷务始末(mo)记》其他内容未及整理，该书(shu)稿本保(bao)存于台(tai)北故(gu)宫博物院，大陆学者难得一见。

海军(jun)史学者张黎源发现，台(tai)藏《光绪朝(chao)筹办夷务始末(mo)记》中保(bao)存了一份管理户部大学士张之万奏折(she)，名为《库(ku)款支绌(chu)短亏甚巨谨拟设法补救折(she)（附清单一扣）》，具奏日期(qi)为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1891年6月1日）。这份奏折(she)疑为孤本，大陆各收藏单位似(si)无收藏。2024年11月，张黎源在公(gong)众号“船坚炮利”发表《1891年户部“停购外洋船炮二年”》，披(pi)露了全部录文。他在导语中指出：

在对于甲午战败(bai)原因的(de)总结中，常有将其归因于户部1891年上(shang)奏的(de)“停购外洋船炮二年”建议，北洋海军(jun)也正是因此而(er)错过了更新武备(bei)的(de)最佳时机。但(dan)是长期(qi)以来，国内研究者基本上(shang)都只能从(cong)李鸿章的(de)《复奏停购船械(xie)裁减勇营折(she)》中转引户部奏折(she)的(de)内容，而(er)鲜见对户部奏折(she)原文的(de)引用。编者最近从(cong)台(tai)北故(gu)宫博物院藏《筹办夷务始末(mo)》原稿中将这份奏折(she)原文录出，以便各位研究同好取用。

张黎源加(jia)按语称：“牵头起草这份奏折(she)的(de)是当时管理户部大学士张之万，参与者可(ke)能包括户部尚书(shu)福锟、翁同龢等。此前曾有议论认为停购船炮是出于翁同龢与李鸿章的(de)私怨，从(cong)具奏人来看，显然不确。”“张之万等称户部款项奇绌(chu)，主要原因是郑州河工（郑州黄河决口堵口经费(fei)）、山东河工等，当是实情，虽然当时部款到(dao)底困难到(dao)了什么程度缺乏详细数据支持，但(dan)支绌(chu)当是不争的(de)事实。”

张之万

晚清海军(jun)史喧腾众口的(de)“停购船炮二年”决策，即来自这份奏折(she)。“停购船炮”实施后的(de)第三年，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亲信(xin)及一些海军(jun)史学者，将战败(bai)归咎于这个决策，并且将矛头指向(xiang)户部尚书(shu)翁同龢。张黎源认为此折(she)由张之万具奏，翁同龢于此事似(si)无关系。笔者认为这样判断有点简单化。《翁同龢日记》记载可(ke)证实翁氏积极参与了折(she)稿的(de)商讨，是否由他发动则(ze)未能知晓。张之万是管理户部事务的(de)大学士，按惯例户部奏折(she)由他领衔具奏，并不能说户部尚书(shu)与此无关。

该奏折(she)非常重要。户部建议停止北洋海军(jun)继续购买船炮的(de)一个主要理由，就是“郑工”、山东河工用款太巨，无法应付。张之万奏折(she)称：

自光绪十三年郑工决口，需(xu)款浩繁，臣部因事关紧急(ji)，各省一时无款指拨，由部库(ku)陆续提拨银六百万两，续将各省解京(jing)之饷(xiang)改(gai)解河工，需(xu)用者多(duo)处，综(zong)计郑工一事用款至一千二百万两之多(duo)，始终未拨各省丝毫，而(er)部库(ku)元气(qi)之伤实由于此。乃郑工未毕，山东河工即接踵而(er)兴。自光绪十二年起，山东抚臣屡请巨款造(zao)船、拨淤(yu)、筑堤、培埝，历来所积二三百万，及七八(ba)十万不等。计此四五年中，共请拨银六百七十余万两，而(er)每年岁修之款尚不在内。臣部又将各省解部款项改(gai)拨截留(liu)，以应其请。而(er)部款之入(ru)款愈绌(chu)矣。

奏折(she)所谓清单一扣，是“酌拟筹饷(xiang)办法五条”，第一条是：

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应令暂停也。查购外洋军(jun)火，各省皆有，而(er)以南北洋为大宗(zong)，以防(fang)务而(er)论，诚为利器，以饷(xiang)项而(er)论，实为漏卮(zhi)。综(zong)计十余年来，购买价银大约已(yi)逾千万，所购船械(xie)更仆难数，自已(yi)足敷布置。况现在中外辑睦，海波(bo)不扬，惟此部库(ku)空虚，实人之病在心腹(fu)。即在外八(ba)旗而(er)论，何止数十万人，其生计所资，全在每月部关之饷(xiang)，设一旦不敷开(kai)放，则(ze)此数十万人者，其将何以为生？此实大局所关，不可(ke)不豫为筹画。该大臣等受恩深重，自当共拯时艰。应令自本年起，所有外洋机器、船炮暂行停购二年，即将所省价银解部充饷(xiang)，仍由该大臣等自行商定。此两年之内，合南北洋撙节筹措，总须凑足银一百二十万两，陆续解京(jing)，庶(shu)部库(ku)空虚稍资补救矣。（“卮(zhi)”字为笔者径改(gai)。）

停购项目，先列“外洋机器”，再到(dao)“船炮”，这是奏折(she)巧妙之处。停购“外洋机器”表面上(shang)是针对张之洞而(er)言。张之万作为管理户部大学士，对其族弟(di)张之洞多(duo)次先斩后奏购买钱局（造(zao)币厂(chang)）、兵工厂(chang)、织(zhi)布厂(chang)、铁厂(chang)设备(bei)，再次申明朝(chao)廷(ting)立场，以示不偏不倚(yi)。

光绪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奉上(shang)谕，各省添购机器等项，照章应于事前奏明立案。乃近阅张之洞叠次奏报，于添购机器等事未经奏明，辄向(xiang)洋商订立合同，如(ru)前购织(zhi)布、铸钱机器及沙路铁桩，本日具奏购买炼(lian)铁机器，动需(xu)巨款，皆于已(yi)经议办之后始行入(ru)奏，殊属非是。国家(jia)经费(fei)有常，岂容任意开(kai)支，除将所奏交该衙门核议外，嗣后如(ru)有建议创(chuang)办之事及购买机器、军(jun)火各项物料，均着先行陈请，候旨遵行，不得于未经奏准之先率行举办。”（《光绪朝(chao)上(shang)谕档》第15册第334-335页）此时醇亲王奕(yi)譞仍主持总理衙门、海军(jun)衙门，对张之洞的(de)批评比较委婉，仅用“殊属非是”以示薄责，“申饬”二字都不用。

到(dao)光绪十七年，张之洞购买“外洋机器”各项目，钱局、沙路铁桩已(yi)建成，兵工厂(chang)、织(zhi)布厂(chang)、铁厂(chang)设备(bei)均已(yi)付款，此时重申停购“外洋机器”，对张之洞没(mei)有实质性(xing)影响，对北洋海军(jun)则(ze)比较致命。

张之万奏折(she)

奏折(she)出笼的(de)背景

此时的(de)户部，由张之万以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协(xie)办大学士福锟兼户部满尚书(shu)，汉尚书(shu)翁同龢，侍郎分别(bie)为续昌、崇礼、徐用仪、廖寿恒。续昌长期(qi)请病假，徐用仪可(ke)能站李鸿章一边(bian)但(dan)人微言轻，廖寿恒为翁同龢关系最密的(de)门生，崇礼乃太后亲信(xin)，不作左右袒。这份奏稿，由张之万、福锟、翁同龢三人协(xie)商决策，翁同龢可(ke)能会(hui)扮演主动角色。大学士“管部”并非固定制(zhi)度，因人、因时而(er)设。在大学士“管部”的(de)情况下，部务奏折(she)用该大学士名义具奏，并不表明尚书(shu)没(mei)有参与，《翁同龢日记》可(ke)证实他对该奏折(she)的(de)参与很深。

翁同龢发自内心不喜西(xi)式(shi)军(jun)事设施，对日本威胁也茫然不知。光绪十七年正月廿(nian)三日日记：“归后阅《会(hui)典绘图条例》，有新式(shi)炮台(tai)船械(xie)各图一条拟删去。”三月廿(nian)六日，出使日本大臣黎庶(shu)昌谒(ye)翁同龢，“言日本兵政修，商务广(guang)，新立议院不和，大臣屡告休，与中国和洽，而(er)深忌俄之垂涎东海也。伊有密奏，谓宜固中国之交，而(er)冲绳可(ke)置勿议云(yun)。”黎庶(shu)昌同样对日本威胁缺乏足够警觉，希图以勿议冲绳（琉球）结日本欢心。李鸿章与日本争论“球案”无果，1880年将问题(ti)搁置，停议“球案”并不能改(gai)善中日关系。翁同龢对日本动向(xiang)缺乏了解，对发展海军(jun)缺乏急(ji)迫感。

翁同龢日记有几条记载值得注意。光绪十七年四月十四日，“晤福相谈公(gong)事”，“福相”是对福锟的(de)尊称。四月廿(nian)二日“入(ru)署，定筹饷(xiang)摺，旋得福公(gong)函，海防(fang)捐一条与庆邸商不允，因削之，只剩五条矣。”“五条”即奏折(she)所附“酌拟筹饷(xiang)办法五条”。第一条停购船炮，第二条令各省盐商捐输，第三条裁减马队、勇营一成，第四条京(jing)官兵丁米折(she)改(gai)放本色，第五条各省土(tu)药(yao)税厘统解部库(ku)。折(she)稿原有第六条是关于“海防(fang)捐”的(de)，此条被奕(yi)劻否决。四月廿(nian)二日日记称“定筹饷(xiang)摺”，凸显翁同龢参与此事的(de)重要程度。

中法战争爆发后，慈禧深知吃亏在没(mei)有海军(jun)，发起“大治水(shui)师”讨论，光绪十一年设立总理海军(jun)衙门，“着派醇亲王奕(yi)譞总理海军(jun)事务，所有沿海水(shui)师，悉归节制(zhi)调遣；并派庆郡王奕(yi)劻、大学士直(zhi)隶总督李鸿章会(hui)同办理；正红旗汉军(jun)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ji)泽(ze)帮同办理。”

曾纪(ji)泽(ze)是李鸿章十分重要的(de)盟友，出使多(duo)年，对各国海军(jun)动态有一定认识，后转任户部侍郎，于光绪十六年闰二月二十三日去世。更加(jia)致命的(de)是，十一月廿(nian)一日，醇亲王奕(yi)譞薨逝，海军(jun)衙门失去领军(jun)人物。奕(yi)譞薨逝，意味(wei)着变(bian)局的(de)到(dao)来，首先受害的(de)海军(jun)。

醇王死(si)后，奕(yi)劻以会(hui)办身份主持海军(jun)衙门，故(gu)奏稿“海防(fang)捐”内容要听取奕(yi)劻意见。当年六月，命奕(yi)劻总理海军(jun)衙门。慈禧命庆郡王奕(yi)劻主持海军(jun)衙门，重要原因是该衙门已(yi)变(bian)为太后“小金库(ku)”。北洋海军(jun)命运，在1891年已(yi)经注定。

醇亲王奕(yi)譞的(de)逻辑是：要让老佛(fo)爷(ye)完全“退休”，让亲儿子掌权(quan)，必须建好颐和园、“三海工程”；要保(bao)住大清江山，需(xu)要建设一支有实力(li)的(de)海军(jun)。他用海军(jun)建设名义掩(yan)护颐和园与“三海工程”，以此应付言官。若(ruo)经费(fei)充裕，颐和园、三海工程可(ke)成，海军(jun)发展计划也可(ke)实现，两全其美。这是奕(yi)譞的(de)如(ru)意算盘，被河工用款搅黄了。

奕(yi)譞视察海军(jun)时骑马像

“郑工”及其用款

笔者在阅读张之洞档案过程中，时不时见到(dao)李鸿藻、吴大澂(cheng)、陈宝箴、倪文蔚、朱寿镛的(de)电报，不可(ke)避免地留(liu)意到(dao)光绪十三年至十四年（1887-1888）的(de)“郑工”。李鸿藻是张之洞朝(chao)中重要奥援，吴大澂(cheng)、倪文蔚均为前任广(guang)东巡抚，陈宝箴、朱寿镛于役“郑工”之前，都曾在广(guang)东工作。张之洞档案中保(bao)留(liu)了许多(duo)“郑工”方面的(de)史料，结合《吴大澂(cheng)书(shu)札》等，可(ke)勾勒出“郑工”用款的(de)大体轮廓。

光绪十三年八(ba)月，河决郑州，决口宽达300多(duo)丈(zhang)，随后更扩大到(dao)500丈(zhang)，十几个州县被淹，黄河夺淮入(ru)海，给安徽、江苏也造(zao)成极大威胁。清廷(ting)责令河道总督成孚、河南巡抚倪文蔚设法抢办堵口，成孚表现不力(li)，改(gai)任李鹤年为河督，又命工部尚书(shu)李鸿藻为钦差大臣赴豫督工。户部筹款十分积极，从(cong)多(duo)种渠道筹集了总共九百万两，可(ke)惜这笔巨款打了大水(shui)漂。

清代河工贪污浪费(fei)十分严重，大量金钱并没(mei)有用在治河，而(er)是进了各环节官员、胥吏的(de)腰包。长期(qi)以来，围绕着治河已(yi)形成一条“利益集团”，户部官员、工部官员、河道总督衙门及附属机构、黄河中下游(you)地方官，合力(li)使劲，共同向(xiang)朝(chao)廷(ting)争取拨款，大家(jia)分润。“银百两，经层层侵剥(bao)，仅有二十余两为买料给工费(fei)。”黄河决口，对百姓(xing)是祸，对他们是福，钱很快就到(dao)位。

在李鸿藻、李鹤年、成孚主持下，第一次“郑工”堵口失败(bai)。1888年8月18日，有旨“令吴大瀓署理河东河道总督”，并对李鹤年、成孚、李鸿藻、倪文蔚作出处罚：“本日据李鸿藻等奏，伏秋汛(xun)至，请停缓大工，俟秋汛(xun)稍平接办一折(she)，览奏殊深愤恨。自上(shang)年八(ba)月郑工漫口，迭谕该河督等迅筹堵筑，先后发给工需(xu)银九百万两，……李鹤年身任河督，责无旁贷，陛辞之日自谓剋日就工，讵到(dao)任奏报，词意全涉推诿，嗣后并不竭力(li)催办，一味(wei)敷衍取巧，以致功(gong)堕垂成，误工糜帑(nu)，与成孚厥罪维均，均著令留(liu)工难期(qi)后效(xiao)，李鹤年著革去衔翎，与成孚均发往军(jun)台(tai)效(xiao)力(li)赎罪。……李鸿藻系督办之员，倪文蔚系兼辖会(hui)办之员，督率无方，主见不定，亦难辞咎，李鸿藻、倪文蔚均著革职留(liu)任，降为三品顶戴……”

吴大瀓

上(shang)谕明确指出，“先后发给工需(xu)银九百万两”，而(er)光绪十二年（1887）全国岁入(ru)只有8127万两。第一次“郑工”支出占上(shang)年岁入(ru)11.07%，花钱之速，快于黄河流水(shui)。

光绪十四年（1888）吴大澂(cheng)负责第二次“郑工”，只用了二百万多(duo)两，四个月时间就成功(gong)堵口。八(ba)月十八(ba)日，吴大澂(cheng)致电张之洞：“初五抵汴(bian)，初八(ba)接印，河势平，雨坝稳固，现拟挑(tiao)深引河头，添筑挑(tiao)水(shui)坝，合龙应有把握。原请二百万不敷，再请百万可(ke)蒇(chan)全功(gong)。”八(ba)月廿(nian)一日，吴大澂(cheng)再次来电：“二百万费(fei)恐不敷，拟价贵贱难定，再请百万，善后在内，冬(dong)月可(ke)合龙，以后要工尚多(duo)，不能不兼筹。”十二月廿(nian)一日，吴氏给张之洞报喜：“十七、八(ba)两日合龙，十九金门闭气(qi)，全河东下。”

李鸿藻、李鹤年治河失败(bai)，而(er)吴大澂(cheng)却取得成功(gong)，根本区别(bie)在于：吴大澂(cheng)摆脱了河工利益集团的(de)绑(bang)架，大力(li)削减冗员，进料力(li)加(jia)核实；敢(gan)于采用新材料，用塞门德土(tu)（水(shui)泥）筑坝，凝结迅速，拉力(li)够强。吴大澂(cheng)在致盛宣怀函中指出：“闻先后奏调至千数百员，朝(chao)廷(ting)以为用人太滥，察度情形，或(huo)须量为裁汰(tai)，如(ru)可(ke)敷用，既不再添调。人多(duo)则(ze)主见不一，转有倾轧龃龉之虑，撙节核实，此大澂(cheng)之责。”（陆德富、张晓川(chuan)整理《吴大澂(cheng)书(shu)札》第176页）

吴大澂(cheng)被当代各方合力(li)塑造(zao)为收藏家(jia)、书(shu)法家(jia)、文字学家(jia)，但(dan)他的(de)主要身份是官员，曾督办宁古塔等处事宜，在东北练兵，与俄国进行勘界谈判，先后任广(guang)东巡抚、河道总督、湖南巡抚，甲午年自告奋勇率领湘(xiang)军(jun)出关抗(kang)日。吴大澂(cheng)一生最突出的(de)功(gong)绩，是成功(gong)实施“郑工”堵口，使河南省在随后几十年里不再出现严重的(de)河患。

吴大澂(cheng)《郑工合龙处碑》

张之万与张曜的(de)特殊关系

户部对山东河工拨款慷慨，要从(cong)张之万与张曜的(de)特殊关系说起。张之万（1811-1897），直(zhi)隶南皮人，张之洞族兄，道光二十七年大魁天下，咸丰初任河南主考、河南学政前后六年，同治元年署河南巡抚，旋真除，四年署河东河道总督，光绪十年入(ru)军(jun)机，十五年（1889）正月授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

张曜（1832-1891），字朗(lang)斋，直(zhi)隶大兴人，祖籍浙(zhe)江，由监生捐县丞，初依固始县知县蒯贺荪，带勇剿“贼”，对抗(kang)太平军(jun)、捻军(jun)，以军(jun)功(gong)升(sheng)知府、候补道，同治元年擢至河南布政使，仍带兵在河南等地作战，因有人奏劾他“大字不识”，乃改(gai)任总兵，后随左宗(zong)棠西(xi)征，中法战起，率所部嵩武军(jun)拱卫畿辅。张之万先后多(duo)次在河南任职，与张曜有密切交集，巡抚河南时将张曜收为心腹(fu)是可(ke)以想见的(de)。

张曜

张之洞同治元年随左副都御史毛昶熙回河南办团练，不久张之万署河南巡抚，入(ru)抚署办理章奏，应在此时认识张曜，从(cong)日后电报往来看交情很深，张曜有些心里话会(hui)跟(gen)张之洞说。光绪十一年六月，朝(chao)廷(ting)授张曜为广(guang)西(xi)巡抚，他延不到(dao)任，仍率嵩武军(jun)挑(tiao)濬京(jing)城护城河。九月，张之洞告知护理广(guang)西(xi)巡抚李秉衡：“朗(lang)帅非东则(ze)西(xi)，必不来桂。”张曜觊觎山东巡抚位置，十二年五月得偿所愿。

《翁同龢日记》提供了张之万与张曜特殊关系的(de)线索。十七年五月初一日日记云(yun)：“嵩武军(jun)欠饷(xiang)六十馀万，十四年六月奏奉谕旨停发，今来清还(hai)，硃批着照所请。余谓当据前旨驳正，张相国则(ze)已(yi)交档房照行，并以张曜函并道员函发看，奇矣哉。”初十日又记：“早晨邀同官与张公(gong)谈山东欠饷(xiang)事，彼意总以裁营为不然，盖先入(ru)东抚及善后局之言，不惜以民膏填债壑(he)矣。”嵩武军(jun)多(duo)年里随张曜征战各地，最后带往山东，军(jun)饷(xiang)不足时曾借洋债，光绪十四年为节饷(xiang)奉旨裁撤(che)，张曜十分不乐意。张之万曲意维护张曜，朦到(dao)朱批，从(cong)户部拨款给张曜，翁同龢觉用民脂民膏替嵩武军(jun)偿还(hai)洋债不合理。嵩武军(jun)应裁与否，可(ke)以有不同看法，但(dan)张之万用户部的(de)钱维持嵩武军(jun)，起码与前旨不符。

张之万奏折(she)言：“自光绪十二年起，山东抚臣屡请巨款造(zao)船、拨淤(yu)、筑堤、培埝，历来所积二三百万，及七八(ba)十万不等。计此四五年中，共请拨银六百七十余万两，而(er)每年岁修之款尚不在内。臣部又将各省解部款项改(gai)拨截留(liu)，以应其请。”张曜正是十二年五月任山东巡抚。此五年中，户部应张曜之请，先后为山东河工筹拨670多(duo)万两。在各省财政均十分紧张的(de)情况下，户部对山东的(de)“特殊照顾”是很不正常的(de)。

馀论

晚清财政常处于紧张状态，不得不采取挖(wa)肉(rou)补疮办法，有几个关键(jian)节点的(de)“挖(wa)肉(rou)”行为造(zao)成了惨痛后果。比如(ru)，“西(xi)征”军(jun)费(fei)开(kai)支冲击了华北五省“丁戊奇荒”救济。这场灾荒从(cong)光绪二年持续到(dao)光绪五年，席卷山西(xi)、河南、陕西(xi)、直(zhi)隶、山东五省，波(bo)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chuan)北等地区，所造(zao)成的(de)死(si)亡(wang)人口总数，估计在950万至2000万之间。山西(xi)布政使林寿图为了救灾，请以三省协(xie)晋之款抵拨西(xi)征军(jun)饷(xiang)，被劾罢官。（朱浒：《赈务对洋务的(de)倾轧》）朝(chao)廷(ting)力(li)顾“西(xi)征”的(de)结果，除大规模(mo)饿死(si)人外，还(hai)出现大量卖儿卖女(nu)的(de)惨剧。“西(xi)征”战果，是华北五省上(shang)千万人命及更多(duo)人的(de)血(xue)泪所换来。

河工用款浪费(fei)造(zao)成财政极度紧张，被用作“停购船炮二年”的(de)借口。河工在帝国政治话语中具有无比正当性(xing)，河工官员以此“勒索”朝(chao)廷(ting)，户部、工部官员不管有无收受利益，都经不起这种“勒索”，乖(guai)乖(guai)拨款。李鸿藻以“钦差大臣”之尊，被河工利益集团绑(bang)架，见事不明，未能有效(xiao)筹划“郑工”实施，致有此败(bai)。被浪费(fei)的(de)“郑工”九百万两白(bai)银，可(ke)用来购买三艘先进军(jun)舰，如(ru)果实现的(de)话，日本方面要掂量掂量开(kai)战的(de)后果。

洋务运动出现种种怪相，仍离(li)不开(kai)“新旧”之争，但(dan)不仅是观念交锋(feng)，而(er)交织(zhi)着利益之争。户部“量入(ru)为出”原则(ze)，体现的(de)是一种零(ling)和思维。晚清洋务遇(yu)到(dao)的(de)阻(zu)力(li)，不仅是观念的(de)阻(zu)力(li)，利益阻(zu)力(li)可(ke)能更重要。反对李鸿章增购船炮的(de)大臣不仅是出于传统观念，而(er)是有利益考量：财政资源差不多(duo)固定，李鸿章占的(de)多(duo)，别(bie)人可(ke)支配的(de)就少了。这份奏折(she)，是利益、观念相结合的(de)产物，目的(de)之一是压(ya)缩(suo)李鸿章的(de)财政资源。翁同龢甲午坚决主战，说他“报私仇”有些过当，主要还(hai)是形势判断错误，以为北洋海军(jun)足可(ke)一战。李鸿章的(de)打算，是逐步增强海军(jun)实力(li)，让日本知难而(er)退，没(mei)有奋力(li)一搏的(de)决心。这个如(ru)意算盘被张之万、翁同龢打破(po)了。

河工史与海军(jun)史同样“水(shui)”深，按广(guang)东人“水(shui)为财”的(de)说法，财政史“水(shui)”更深。笔者在这些领域没(mei)有下过专门功(gong)夫，写这篇“水(shui)文”，目的(de)只是引起学界对张之万奏折(she)的(de)重视，有些议论可(ke)能比较外行，请行家(jia)一笑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