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xue)人口与健(jian)康学(xue)院(yuan)教授李婷。

【对话李婷】

“80后死亡率偏(pian)高”是错误推论(lun)

南都：最(zui)近网上盛传的“80后死亡率突破5.2%”，为什(shi)么是错误的？它的问题出在哪儿？

李婷：我是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需要(yao)面对的问题，但(dan)是总(zong)体来说，社会肯定是向前(qian)发展的。我国的预期寿命正在逐年增长，就正常的人口发展趋势而言，不(bu)应该(gai)会出现“80后死亡率高于70后”的倒挂现象。

很多自媒体提到，数据来源是我国的人口普查(cha)公报。理论(lun)上说，用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cha)中0-9岁的总(zong)人口数，减去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cha)30-39岁的总(zong)人口数，确实可以得到一个“死亡人数”，从而计算出80后这(zhe)一特定人群截至2020年时的“死亡比例”。

但(dan) 这(zhe)样得出的结果，并不(bu)是人口学(xue)意义(yi)上的“死亡率”。

死亡率是一个时期指标，其计算公式是：一定时期内的死亡人数除以该(gai)时期内的平均(jun)人口数，衡量的是当前(qian)时点的死亡强度——死亡率越高，意味着当前(qian)环境越不(bu)利于生存。死亡率的数值较小，单位是‰，比如2024年我国粗死亡率为7.76‰，远低(di)于5.2%这(zhe)个数字。

相关自媒体文章目前(qian)显示已被辟谣。

而自媒体文章所谓的“平均(jun)每(mei)20个80后中就有1人已经去世”，描述(shu)的是80后的累积死亡概率，是一个队列指标。需要(yao)注意的是，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cha)的死亡数据（普遍被认为比较准确），当年全国0岁人口的死亡概率是3.5%。也就是说，即便(bian)上面提到的5.2%是准确的，里面大约也有三分之(zhi)二是在出生时就夭折了。

总(zong)体而言，中国的居民健(jian)康水平在全球(qiu)范围内属于比较好的，超(chao)前(qian)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公开数据也可以计算出，80后的存活状(zhuang)况是要(yao)好于70后的。

南都：在研究者看来“一眼假”数据和结论(lun)，却出现在AI工具输出的内容当中，并且让(rang)很多人信以为真。普通用户在与AI对话的过程中，有什(shi)么办法能避(bi)免这(zhe)样的误信风险？

李婷：对于非自身(shen)专(zhuan)业领域的问题，我们可能真的很难(nan)去判断AI的说法到底对不(bu)对，这(zhe)是人在与AI磨合(he)、学(xue)习如何与它相处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AI大模型在回答问题过程中曾出现错误。

我觉得在这(zhe)个阶(jie)段我们能做的， 首先是不(bu)盲信。在心里绷紧一根弦，知道AI并非全知全能，它可能会生产“幻觉”，可能会由于训(xun)练的语料问题、错误引用等，输出错误的推理和结论(lun)。因此，如果是重(zhong)要(yao)的工作或者关键的信息，还是应该(gai)double check（复核）。

南都：也有人说，这(zhe)次乌龙事件表明，AI无法取代真正的专(zhuan)家学(xue)者，你怎么看？

李婷：我不(bu)敢(gan)说我们的工作会不(bu)会被AI替代，因为AI发展得太(tai)快了，它在学(xue)术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多，渗入的程度越来越深。包括我们团队也一直在探(tan)索，AI在科研中到底能够做些什(shi)么。

不(bu)仅如此，现在有些社科研究中对AI的应用，已经跃升到了所谓的agent层次。通过给(gei)AI设定参数和部署，可以模拟出一个人类社会，在这(zhe)个社会模拟器中开展试验……

AI还在不(bu)断迭代中，我们没办法知道它的下一个形态是什(shi)么，也许未来的AI真的可以不(bu)犯(fan)错？但(dan)是我想，可能专(zhuan)业人员存在的意义(yi)就在于，最(zui)后可以对自身(shen)产出的结果负责。

中国婚育模式变迁(qian)或有“预演”

南都：近几年，越来越多网友(you)开始关注权威的人口统计数据，诸如结婚率、生育率、初(chu)婚平均(jun)年龄等，甚至成为显性的社交(jiao)话题。婚姻与生育的转变是你的研究兴趣之(zhi)一，你有哪些“意想不(bu)到”的发现？

李婷：如果谈到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低(di)生育率， 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解，就是觉得现在不(bu)生孩子的“主(zhu)力(li)军”是有城市户口的高知群体。

实际上，从我们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cha)数据的挖掘来看， 2010年至2020年，高教育水平的群体生育率还是相对稳定的，而大部分的生育率下降来自曾经的高生育群体——流动人口。

这(zhe)个现象怎么解释呢？可能因为这(zhe)些农村(cun)户籍的打工者觉得城市的生活成本、生育成本很高，工作压力(li)很大，也没法完全享受(shou)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同时，他们已经离开老家的熟人社会，脱离了普婚普育的传统观念和文化规范的压力(li)，多重(zhong)因素导致他们成了生育率变化最(zui)大的群体。

南都：如果说出生人口规模减少是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普遍会出现的问题，那么中国当下在婚姻和生育领域发生的显著(zhu)变化，有没有独特之(zhi)处？

李婷：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cha)数据，2020年我国男女两性的初(chu)婚年龄达到29.38岁和27.95岁，创历史新高。20至49岁未婚人口规模达1.34亿人，同年龄组中一人户（单人立户）的数量也迅速扩增，达到5897万户，社会个体化趋势明显。

这(zhe)一情况并非我国独有的，西(xi)方国家出现得更早。但(dan)我认为，我国离严(yan)格意义(yi)上的“单身(shen)社会”（单身(shen)成为个体不(bu)容忽(hu)视的选择的社会情境）还有一定距离。即便(bian)在大城市，很多年轻人的行为方式与西(xi)方越来越接近，但(dan)有一点是中、日、韩等东亚国家都没有变的，就是婚外生育率极低(di)。不(bu)像一些欧美国家的男女，虽然选择不(bu)结婚，但(dan)会生孩子、共同抚养孩子。

这(zhe)种结婚和生育之(zhi)间的紧密关联，还会演变出一种“反向约束”，即只有想生孩子才会结婚，没有这(zhe)个想法的话，可能就一直单身(shen)，或者以同居代替。在韩国和日本，这(zhe)个倾向都已经有所体现，而 在中国，我们发现很多女性结婚不(bu)到10个月就生下了孩子，“奉子成婚”的比例相当高。这(zhe)应该(gai)是我们看到的东亚与西(xi)方的情形之(zhi)间最(zui)大的不(bu)同。

南都：基于中日韩三国的相似性，接下来我国年轻一代的婚育模式可能会如何演变？

李婷：从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cha)数据中可以看到，目前(qian)中国仍(reng)处于普婚普育的状(zhuang)态，女性终身(shen)未婚率（50岁仍(reng)没有经历初(chu)婚的人群占比）不(bu)到2%。但(dan)这(zhe)个数据能够刻画的人群，最(zui)小的也是70后，更年轻的代际还没法判断，甚至每(mei)个当下还没走进婚姻的人自己，也未必(bi)能够预判。我们就想通过观察日韩的走势，能够对中国的情况有一个初(chu)步的判断。

中日韩三国累计已婚比例与终身(shen)未婚比例。

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对比这(zhe)三个国家不(bu)同年龄段的女性在不(bu)同年份(fen)的累计已婚比例，可以看到中国2020年的年龄分布模式跟韩国2000年以及日本1990年的分布模式很相近，三个国家在婚姻推迟(chi)上呈现出“前(qian)赴后继”的相似模式。

而在终身(shen)未婚比例上，2020年日本17%的女性到50岁仍(reng)没有经历初(chu)婚，韩国这(zhe)个比例为8%，正在快速上升。而日本和韩国女性不(bu)婚水平开始显著(zhu)上升的对应年份(fen)分别(bie)为1990年和2000年，这(zhe)两个年份(fen)的婚姻推迟(chi)模式刚好与中国的2020年相近。这(zhe)或许预示着， 2020年之(zhi)后，中国女性的不(bu)婚水平可能也会步日韩两国的后尘，开始显著(zhu)爬升。

这(zhe)个变化首先将(jiang)发生在85后身(shen)上，继而是90后。至于00后的婚姻，从一些微观或个体视角的问卷调(diao)查(cha)、质(zhi)性访(fang)谈等研究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历史性的变化。

AI发展可能推动人口结构巨变

南都：去年你有一篇论(lun)文谈到人工智能发展与人口结构转型的关系，其中有一个观点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导致生育水平降低(di)。在可见(jian)的未来，AI会如何作用于人口结构的变化？

李婷：当下中国正在同时经历人口转型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据我推测，这(zhe)两种力(li)量将(jiang)深刻影响我国的社会与经济面貌，且两者还会相互作用，形成更为复杂长远的效应。

AI的发展可以在多个维度上对人口结构产生间接影响。首先，它对生育存在替代效应，可能降低(di)个体的婚育意愿；其次，AI的广(guang)泛应用会冲击劳动力(li)市场，至少在短期内增加人们对于就业市场和收入前(qian)景的不(bu)确定性，致使很多人担心自己“被机(ji)器替代”，这(zhe)同样会在客观上拉低(di)生育水平。

历次全国人口普查(cha)中，各年龄段人口比重(zhong)。

我想补充的一点是，可能很多人对我国目前(qian)的少子化、老龄化充满担忧，特别(bie)是2022年全国人口总(zong)量出现负增长以来，大家更觉得这(zhe)是一个严(yan)峻的“问题”或者“困(kun)境”。其实在我看来，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不(bu)能一概而论(lun)，到底人口多是好还是人口少是好，在历史上也是不(bu)断变化的，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li)水平高度相关。

在农业社会，为什(shi)么大家觉得生孩子好？因为当时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劳动的，添一口人就多一个劳动力(li)，能够帮(bang)助家庭更好地生存。但(dan)到了工业社会，不(bu)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了，人口增长达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觉得资源的分配是一个问题了。

再到后来我们发现，基本上世界(jie)所有的发达国家，都会经历生育水平大幅度下降的过程。

而今AI时代到来，传统意义(yi)上的劳动力(li)开始被机(ji)器人所取代，这(zhe)时候真人可能就要(yao)比拼智力(li)，人类社会也许会像尤瓦尔·诺亚·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所说的那样，发生可怕的分化……

技术、人口与制度的全面适配，才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许从这(zhe)个角度来说，人口的变化既不(bu)是一件好事，也不(bu)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大事。同样的事情，以十年的尺度来说也许是坏事，但(dan)是以百年的或者更长的尺度来说，它对人类社会的意义(yi)可能又有所变化。

南都：你曾提到，人口学(xue)是一种实践(jian)性的科学(xue)，和现实问题紧密结合(he)。基于你对婚姻与家庭转变相关课题的研究成果，你会做一些怎样的呼吁？

李婷：我会呼吁降低(di)家庭的生育成本。

我的出发点并不(bu)是说一定要(yao)鼓励(li)大家生育，这(zhe)些政(zheng)策本身(shen)也不(bu)应该(gai)是单维度的、只能在生育激励(li)的框架中去理解。如果从人口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很多都属于公共服务，是能为年轻人提供支持与帮(bang)助的好事。

比如说托育，比如减轻人们的住房压力(li)，再如让(rang)教育资源更加均(jun)衡、降低(di)家庭教育的焦(jiao)虑等。此外，还需要(yao)去关注性别(bie)平等的问题，关注女性的就业问题，不(bu)能让(rang)女性陷入到家庭与工作的两难(nan)（困(kun)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