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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23 01: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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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个女孩一样运动”意(yi)味着什么?

回(hui)看女性历史,这(zhe)并不是一个容易(yi)回(hui)答的问题。长久以来,在女性与运动的关系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强烈而扭曲的观念:一端是“运动不适合女性”,而另一端则是女性参与运动意(yi)味着对完(wan)美身材的追求。公共空间鲜少有真(zhen)正的讨论关注女性在运动中的真(zhen)实感受。自近代西方体育传入中国以来,女性运动又受到国家与国民关系的捆绑(bang),始终(zhong)未能将女性运动真(zhen)正带回(hui)女性的生活(huo)世界(jie)。

清末时期《飞影阁画报》中的女子打台球图。

自1995年以来,台湾学者游鉴明持续关注近代中国的女子体育史。她前后花了14年时间详细梳理近代江南(nan)地区女子体育的史料,写成《运动场(chang)内外:近代江南(nan)的女子体育(1895—1937)》(以下简称《运动场(chang)内外》)等书。她既关注女运动员在运动场(chang)上的表现(xian),也关心她们离(li)场(chang)后的活(huo)动;同时,研究的视角也触(chu)及那些没有进入运动场(chang)的人,他们又是如何通过种种方式干预着女性运动的具(ju)体走向。在学术的象牙塔之外,从事十余年体育史研究的游鉴明却“这(zhe)辈子没上过一次(ci)体育课”,她几乎一直是运动的观众,但仍然着迷(mi)于生命中那些“难得的运动体验”,也更深地看到了运动中女性突(tu)显的主体性。

游鉴明,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出版有《中国妇女史读本》《重读中国女性生命故事》《摩登大观园:当20世纪中国女性遇到媒体》等。2014 年荣获江丙坤两岸交(jiao)流贡献奖之“交(jiao)流卓越贡献奖”。

这(zhe)种主体性是如今妇女史研究中不应被忽视的视角。不同于其他领域的变革(ge),运动场(chang)是一个特(te)别的空间,在那里常常激(ji)发出的是源自身体本能的力量。在游鉴明的印象中,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国女性具(ju)有一种整体性的气质,她们一旦有机会在公共领域活(huo)动,就不会放弃进入核心。她们争(zheng)取的不只是运动的空间,也是教(jiao)育、政治和(he)职业(ye)的空间。与此同时,运动场(chang)这(zhe)一特(te)殊空间也对传统的“权力”关系构成了更直观的冲击,女性不完(wan)全是被观看、被建(jian)构的客(ke)体,女性内部也存在着隐秘的“规(gui)训”。这(zhe)些都为我们理解如今更广阔的女性议题提供镜鉴。

近日(ri),《运动场(chang)内外》简体版正式出版。借此机会,我们通过邮件采访了身在台湾的游鉴明。我们需要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重新看待女性运动,它不只关乎身体,更是去竞争(zheng)、去争(zheng)取、走出屋子去创(chuang)造一些崭新的东西。“最好的妇女史不只是告诉我们过去的女人。”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和(he)游鉴明的采访整理。

采写 | 申璐

《运动场(chang)内外:近代江南(nan)的女子体育(1895—1937)》,游鉴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2025年1月。

研究体育史14年,

“没上过一次(ci)体育课”

新京报:你在序言(yan)中提到,尽管致力于运动史研究多年,但自己“这(zhe)辈子从没有上过一次(ci)体育课”。在进入正式采访之前,可否先请你谈谈与运动相(xiang)关的私(si)人故事?

游鉴明:我三岁时罹(li)患小儿麻痹症(zheng),双脚与左(zuo)手都无法正常使用,更遑(huang)论运动。小时候,父亲为了让我能和(he)其他小朋友一样参加学校的年度盛事,曾(ceng)背着我到学校看运动会,那是我第一次(ci)接触(chu)运动。父亲还曾(ceng)带着全家去海边游泳,当时我只是浸(jin)泡双脚。运动对我来说是很遥远的事,但近年来倒是有一些运动经验。有一年去台东会见老(lao)同事,她带我去红叶温泉区游览,并鼓励(li)我在露天泳池做“SPA”(水(shui)疗),于是我第一次(ci)穿上泳衣,被抱进泳池原地泡水(shui)。

2012年底(di),我因车祸,双脚严重受伤,手术之后,我接受复健(jian)科医师建(jian)议在振兴医院做水(shui)疗,该院的水(shui)疗早年就是帮助小儿麻痹症(zheng)儿童做肌肉复健(jian),训练出一群游泳健(jian)将,他们还参加残奥运比赛。在水(shui)疗过程中,我虽然无法用双臂游泳,但我能借着水(shui)的力量在水(shui)中行走,这(zhe)真(zhen)的是很难得的运动经验。

我最难忘的是,在“国中”教(jiao)书时,校长指定我担任运动会的播报员,对完(wan)全没有上过体育课的我来说,这(zhe)是不小的挑(tiao)战。因为运动会是全校师生的活(huo)动,每个老(lao)师都被安排工作,我也不能豁免,于是我硬(ying)着头皮接下这(zhe)份“特(te)殊”的任务。这(zhe)次(ci)播报的经验不但让我弄(nong)懂了什么是田赛,什么是径赛,也体验到运动会场(chang)上的形形色(se)色(se),更没料到当时对运动会的观察,竟成为我铺陈这(zhe)本书的部分主轴(zhou)。

新京报:是在怎样的契机下,你开始进入运动史研究这(zhe)个领域?或者说想写这(zhe)样一本书?

游鉴明:之所以会写这(zhe)本书,是来自两段谈话。有次(ci)和(he)母亲闲聊她早年的读书情形,她居然告诉我,在杭州市(shi)女中念书时,她打过乒乓球,当时我有点讶异,很难把贤淑柔弱的母亲和(he)拿(na)着球拍(pai)跑跳的少女联想在一起。

又有一回(hui),历史学家张玉法指导我论文时突(tu)然提到,台湾的女运动选手曾(ceng)在1948年到上海参加全国运动会,并问我是否了解这(zhe)段历史。坦白说,我的硕(shuo)士论文只处理日(ri)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女学生的体育活(huo)动,对二(er)战后的体育或中国女学生的体育,我的了解是一片空白。1995年完(wan)成博士论文后,我决定把近代中国女子体育史列为我下一阶段的研究,也因此展(zhan)开长达14年的书写过程。

新京报:《运动场(chang)内外》这(zhe)本书主要关注的是1895-1937年间发生在江南(nan)地区的女子体育运动。为什么是这(zhe)段时间以及这(zhe)个地区?你也在导言(yan)中提到,“到了近代,中国女性的运动出现(xian)了很多大的变化”,可否展(zhan)开谈谈这(zhe)些变化出现(xian)背后的历史背景?

游鉴明:江南(nan)地区包括江苏、浙江和(he)上海等。选择江南(nan)地区,一方面是,近代女子学校多半集中在江南(nan)地区,女子体育又出自学校,这(zhe)个地区学校的女子体育正可作为了解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指标;同时,专门训练女子体育人才的学校,自清末到1936年,约计有15所,其中有11个科系和(he)学校设在江南(nan)地区。

另一方面则是,首次(ci)有女子表演项目的第三届“全国运动会”,是以地区为代表单位,江南(nan)地区便(bian)是其中之一,虽然这(zhe)之后的三届“全运会”以省、市(shi)为单位,运动会的地点却先后选在杭州、南(nan)京和(he)上海。而江南(nan)地区发起的学校联合运动会早在清末就开始,到民国时期更不可胜数,以江苏省为例(li),1914到1931年间,曾(ceng)在江苏重要城市(shi)轮流举行10次(ci)的中等学校运动会,第一次(ci)运动会便(bian)有女学生的体操表演。在各类型运动中,球类比赛最是频繁, 当时球赛活(huo)动到处可见,上海的球赛更居全国之冠(guan)。除此之外,国际性的运动会也集中在上海,例(li)如,由中国、日(ri)本、菲律宾轮流主办的十届“远东运动会”,有三届是在上海召开。因此,审视江南(nan)地区的女子体育,可以较清楚地看到近代中国女子体育发展(zhan)的梗概。

从1895年到1937年间,随着时代思潮和(he)政治环境的变迁,鼓励(li)女性运动的舆论相(xiang)当多元,从19世纪末到1937年,中国一直处在内忧外患的政局中,连绵不断的战争(zheng)长期激(ji)荡着中国人的生活(huo),为恢复国势、振作民心,民族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流意(yi)识(shi)。“民族主义”成为一种标签被贴在有形或无形的事物上,“体育”这(zhe)个来自西方的身体教(jiao)育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尤其紧密,于是产生强国保种和(he)体育救国的女子体育观,“体育救国”承(cheng)袭了“保国强种”的概念,呼吁民众以强健(jian)的身体挽救中国。

商务印书馆体育书目。

然而,清末以降,中国的思想文化始终(zhong)朝多元方向发展(zhan),当情欲观念不时涌现(xian)、在女体物化现(xian)象相(xiang)当普(pu)遍的都会地区,国族论述不是唯一的论述。20世纪20、30年代,来自西方的“健(jian)康美”(Health Beauty)观念,传入中国之后,经由媒体不断宣传,很快地走入女性的生活(huo)世界(jie),这(zhe)个对女性有较大吸(xi)引力的时髦名词,很快被论者用来鼓励(li)女性运动,倡导女子体育的言(yan)论处在“体育救国”和(he)“健(jian)康美”之间,并不以八股的国族论述为唯一观点。由于“健(jian)康美”主要在挑(tiao)战“病(bing)态美”和(he)“人工美”,也和(he)强国保种的言(yan)论并行不悖,连女性也强调自己身体具(ju)有救国功能。值得注意(yi)的是,在高唱两性权利平等的时代,有人把“体育救国”或“健(jian)康美”当作为提升女性权利的筹码,虽然这(zhe)不是倡导女子体育的主轴(zhou),却反映时代意(yi)义。

中国近代运动员杨秀(xiu)琼(中)15岁时在全运会上包揽所有参赛项目的金牌,成为当时媒体的宠(chong)儿,被誉为“东方美人鱼”。图片来自《敢为人先:上海体育》(周(zhou)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2021年8月)。

以运动场(chang)透视近代女性处境:

“喊得喧天价响,

实际阻力重重”

新京报:你在该书中曾(ceng)谈到,“相(xiang)对于传统女性的难得被看见,近代女性却处处可见,但也因为无处不在的女性身影,让社会大众有机会以各种角度诠释女性及女性有关的各类议题,因而显得众说纷纭”。可否谈谈从“难得被看见”到“处处可见”,这(zhe)种转变具(ju)体是如何发生的?这(zhe)里的“可见”是何种意(yi)义上的“可见”?

游鉴明:我书中提到宋朝女性史学者伊沛霞 (Patricia Buckley Ebrey)透过两幅画的研究,告诉我们传统女性不容易(yi)被看见,而尽管在明清时代春秋两季的江南(nan)庙会中,可找到较多女性的身影,但传统女性毕竟“难得被看见”,近代女性却处处可见。

20世纪中国女性开始抛(pao)头露面后,人们对她们的行为举止充满好奇,女学生是最早受到注意(yi)的群体。在女学生出现(xian)之前,人们从未看过这(zhe)么多女性走向户外,并在公共场(chang)所进行各种活(huo)动,无论演讲、学艺表演、体能运动或郊游旅行等,她们都以公开方式展(zhan)现(xian),毫不遮掩。当近代报刊的兴起,人们对女学生的反应全披露在报刊上,从报道到评论,无奇不有。

事实上,媒体瞩目的不只是女学生,凡是经常在大庭广众现(xian)身的女性都成为媒体捕捉的焦点。近代女性的身体运动或运动竞赛,更是公开示(shi)众,留下的文字数据或图像数据超乎想象,这(zhe)些不同来源的“可见”史料,让我得以拼出完(wan)整的近代女子体育历史。

1930年冬天,北京(时称北平)的清华大学、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五所大学成立“北平五大学体育会”。比赛项目逐年增加,女子排球、网球和(he)垒球等项目也成为比赛的项目。图为北平五校冰球锦标赛,来自国家体育总局网站。

新京报:以运动领域为例(li),尽管女性在近代体育史上的地位发生了很大转变,但直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我们才迎来了历史上第一届男女运动员人数相(xiang)等的大型奥运赛事。一边是公共空间女性运动相(xiang)关话题的热议,另一边是真(zhen)实运动场(chang)域中女性寻求“平等参与”的艰难历程,这(zhe)之中是否存在某些错位?在关注运动史时,我们如何看待这(zhe)种表层的众声喧哗与内在的实际处境之间的断裂?

游鉴明:“错位”是指事物发生改(gai)变或偏差,形成不正常的状态,我认为这(zhe)也是一种矛盾(dun),它存在于各种事情中,特(te)别是在具(ju)有竞赛性质的运动场(chang)域。近代江南(nan)地区女学生参与运动竞赛,除争(zheng)取平等参与外,更需要尊重大会规(gui)定,在《运动场(chang)内外》的“女学生的体育生活(huo)”这(zhe)一节提到,运动会规(gui)章不但让女运动员学习了如何规(gui)范自己的行为,也从中懂得争(zheng)取竞赛权益,包括防范资格不符(fu)的运动员参赛、抗议裁(cai)判员 (或称公正人)判决不公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诸(zhu)多争(zheng)端中,和(he)外国人的比赛问题最多,以球赛为例(li),起初(chu)中国女球员多采取全体退场(chang)而不是据理力争(zheng)的抗议方式,直到球场(chang)经验日(ri)渐丰富,她们不再轻易(yi)俯首称臣,正式向大会提出对裁(cai)判的抗诉。而这(zhe)种现(xian)象在当前的国际运动会依旧存在,比如对选手性别或是否“嗑药”的判定不时引发争(zheng)端,无论男女选手或其所代表的国家都会极力讨回(hui)公道,追寻平等,不希望(wang)形成任何错位。

民国时期许多有关女性平等权利的言(yan)论,总是喊得喧天价响,但实际执(zhi)行时,不免遭到阻拦(lan)。例(li)如,民国时期知识(shi)分子倡导女性独立自主,一旦女性走向独身、不婚,知识(shi)分子就以铺天盖地的言(yan)论批评女性独身的害处。

其实,倡导女性运动的言(yan)论固然众声喧哗,面对女性实际运动的批判也如排山倒海。例(li)如,有人指出月经期间未暂停运动,造成经期失(shi)常或月经异色(se),甚(shen)至有人球踢多了“把子宫牵(qian)向右面”。并非鼓励(li)女性运动的论者,都同意(yi)经期不宜运动,有人甚(shen)至说经期中运动有助于行经,不过,反对月经期内剧(ju)烈运动的看法相(xiang)当一致,直到当今,还是存在着这(zhe)个观念。因此,多数人建(jian)议月经期间实行轻度运动,学校也订定例(li)假(jia) (Monthly Excuse),让学生能在体育课时,自动请假(jia)。

中国女子体操学校(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专门培养女子体育专业(ye)人才的学校 )毕业(ye)画报。

运动场(chang)内浮动的权力关系:

重思“规(gui)训”与“观看”

新京报:接下来以“运动”为切口谈谈女性研究领域的几个传统议题。你在书中提到的对“规(gui)训”的思考耐人寻味。如果规(gui)训是权力的展(zhan)现(xian),那么对中国的女子体育来说,支(zhi)配身体权力的,不完(wan)全是父权或男权,女性潜在的权力也不容小觑。而受近代教(jiao)育的女性,她们掌握权力的机会和(he)人数,远在传统女性之上。因此,她们不只通过书写,还通过组织、行动和(he)团体的力量更彻(che)底(di)地规(gui)训同性的身体。那么,这(zhe)种女性宰制同性的权力与来自男性的宰制有何不同?这(zhe)对于我们理解今时今日(ri)女性内部存在的撕裂又有怎样的启发?

游鉴明:对此,我的答案是浮动的。例(li)如,让女性缠足(zu)是来自男女两性,女性要求自己女儿缠足(zu),表面看来是向同性施展(zhan)女性权利,但背后是服膺男性建(jian)构的体制。我从口述历史也看到父亲反对女儿缠足(zu),而体制是男性建(jian)构的。

最有趣的是,江苏立松江女中首届校长江学珠终(zhong)身未婚,年轻时,她曾(ceng)鼓励(li)女学生保持独身,为国家社会贡献力量,也曾(ceng)因不准女学生交(jiao)男友,被学生视为心理不正常;同时,她对已婚女教(jiao)师能否专一颇有异议。中晚年以后,她在台湾北一女中当校长时,逐渐体会到自己固然可以坚持独身,却不能要求别人。因此,她曾(ceng)通过学校导师转告学生不要效仿她不婚,甚(shen)至亲口鼓励(li)女学生进入大学之后,应结交(jiao)异性,寻觅(mi)好的归宿。江学珠在职场(chang)的女性权利明显随时空而变动。所以我的答案是浮动的。进一步说,必须从不同地区、阶级与事件去考察,不能轻易(yi)断言(yan)。

我不清楚大陆女性内部存在何种撕裂,但所有组织或团体都会有内部矛盾(dun),而且(qie)没有性别区隔,女性之间会有倾轧,女性也有可能与男性合作对抗另一性别,我认为这(zhe)是“竞争(zheng)”,不是“撕裂”,彼此在竞争(zheng)中成长。

新京报:除了“规(gui)训”,运动场(chang)域另一个明显的特(te)征是“观看”。不过在这(zhe)里,“观看”似乎不再是只有男性掌握的特(te)权。从清末到20世纪30年代,运动场(chang)上不少女性都曾(ceng)力争(zheng)不被男性观看的权力;以及当观众席上的男性在凝视女性时,我们很容易(yi)忽略其实女性也在凝视着女性。这(zhe)种来自不同方向的凝视具(ju)体又是如何影响运动员的行为的?以及你在书中提到,“‘看’或‘被看’的权力并不是男性独有的,而是操纵在男女手上的”,可否展(zhan)开谈谈这(zhe)点?

游鉴明:从清末到20世纪30年代,近代中国女子体育所衍生的观看行为,在记者、漫画家、论评者笔下,充满各种复杂的情况。早期观赏运动会的观众并不多,观众席井然有序,到运动竞赛越来越普(pu)遍的20世纪20年代末期,因为运动场(chang)的扩建(jian),观众人数激(ji)增,看台逐渐变得失(shi)序、混乱,观众闹场(chang)的事件层出不穷,这(zhe)种变了调的场(chang)面,除了和(he)比赛的竞争(zheng)激(ji)烈有关之外,有部分原因是出于观众争(zheng)睹女运动员的风采。

《女界(jie)特(te)别现(xian)像 (象)》局部。

在男性凝视下,的确有女性不敢在男性逼视下运动,但有部分人则不是默默承(cheng)受,大体上有两种反映:一种是女子体育正在起步的时候,女性摆出禁止观看或不愿意(yi)被看的态度,天津严家家塾采用男女学生轮流使用操场(chang),上海光华中学在女学生的专用操场(chang)围上篱笆,就是防范男学生观看;而《女界(jie)特(te)别现(xian)像 (象)》这(zhe)幅画的副题,写着一位在自行车上耍把戏的旗人妇女,痛骂拍(pai)掌叫好的男学生,还有交(jiao)通大学的男女学生因为游泳池的使用,大打笔战,也是为了不让男同学观看。如果说“被看”是弱势,在男学生观看过程中,光华中学的女学生从弱势转为特(te)权拥有者,旗人妇女和(he)交(jiao)大女学生则不甘示(shi)弱,力争(zheng)不被男学生观看的权利。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日(ri)刊画报《图画日(ri)报》上的《上海社会之现(xian)象:妇女亦乘脚踏车之敏捷》:“每当马路人迹略稀之地,时有女郎三五,试车飞行。”

另一种是运动竞赛变成热门活(huo)动后,运动女性逐渐能接受大众的凝视,由不愿意(yi)被看转成愿意(yi)被看,从女运动选手在运动会上的刻意(yi)打扮、在摄(she)影机下摆出健(jian)美姿态、或是提供写真(zhen)照给报刊,还有女性观众,她们试图在运动场(chang)边或其他运动场(chang)所引起注意(yi),女性渴望(wang)被看的心态都被漫画家巧(qiao)妙地描绘下来。由上可知,女性不全然是被观看的客(ke)体,有时她们还掌控了观看的权力,这(zhe)也是我的归论:“看”或“被看”的权力并不是男性独有,是操纵在男女手上。

我之所以“不从权力归属的角度”讨论,是因为“权力”会随着谁在运作(或说使用)而转变,前述女性参与体能运动的实际过程,即可看出其中奥妙。

从运动场(chang)开始的变革(ge)

新京报:你在书中关注到了“女运动员形象建(jian)构”这(zhe)个方面。相(xiang)较于传统研究较为关注“被建(jian)构”的女性形象,你提出了在运动场(chang)这(zhe)个空间,作为昔日(ri)被建(jian)构者的女性其实也在不断为自己的形象创(chuang)造更大爆发力,且(qie)这(zhe)一趋势沿袭了晚明的消费文化与晚清的都市(shi)生活(huo),这(zhe)些共同构成了一条有别于此前的纵深的研究方向。可否展(zhan)开谈谈这(zhe)条脉络,以及它对于我们回(hui)看历史中的女性形象提供了哪些不同的思路?

游鉴明:受晚明消费文化、晚清都市(shi)生活(huo)影响,女性对自我形象的凸显、自炫,从妓女到闺阁女子,都有迹可循(xun)。而跨到近代,清末女性的形象有很大转变,除出现(xian)读书、放足(zu)、就业(ye)女性外,在高唱救亡、保国、强种的国族论述与鼓吹军国民思潮下,一时间,英雌、女杰、女英雄、女志士这(zhe)类充满阳刚的女性形象受到大力鼓吹。由运动改(gai)变身体的女性,也不断被打造成尚武和(he)健(jian)美形象,各种与女性有关的书籍、刊物、教(jiao)科书、小说、戏曲、运动歌曲、广告、电影、漫画,以植入的方式带给运动女性。

20世纪20、30年代,都会时尚、身体文化、商业(ye)消费的兴起,运动场(chang)上的表演者或选手被认为最能体现(xian)尚武和(he)健(jian)美的典(dian)范,许多新闻记者全方位地介绍这(zhe)群新女性形象时,喜(xi)欢把“尚武”“健(jian)美”套用在获胜的女运动员身上,至于张贴女运动员的照片或把自己包装成女运动员的这(zhe)些举动,也都显示(shi)“女运动员”如何的魅(mei)力十足(zu)。

重要的是,当女运动员不断超越自我、挑(tiao)战男性的同时,社会各界(jie)也帮她们撼动以男性为中心社会价值。除了来自学校的各种礼遇之外,在江南(nan)地区举行的地方运动会和(he)全国运动会中,运动员的出场(chang)顺序、受奖先后乃至宿舍的安排,都是女性优(you)先,第六(liu)届的运动会时,除女选手之外,不少女性穿梭其中,有人夸张地说:“全运会是属于女人的!”此外,杰出的女运动员或女球队(dui),还受邀到各地表演,甚(shen)至出国演出,享(xiang)有许多男运动员没有的“特(te)”。这(zhe)点与过去女性形象的建(jian)构颇为不同。

1933年,女子网球运动员王春菁、王春葳。图片来自南(nan)京体育学院中国网球学院公号。

新京报:由此引出一个新的话题是,随着“女运动员形象”越来越被关注和(he)谈论,当时不少媒体和(he)公众群体其实也开始有意(yi)无意(yi)合理化对女运动员的评价。赛场(chang)之外,围绕女运动员私(si)人生活(huo)的爆料层出不穷,性别议题的公私(si)界(jie)限在这(zhe)期间几乎不复存在。回(hui)看当时的舆论态势,可否谈谈这(zhe)对于此后国内公共空间围绕性别议题的讨论氛围有哪些潜在的影响?

游鉴明:在《台湾地区的妇运》《走出自我:民国百年妇女四部曲》这(zhe)两篇论文中,我曾(ceng)提到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妇运,因为1987年台湾解严后,各种社会运动接连启动,妇运团体和(he)妇女运动也相(xiang)继出现(xian),并从体制外抗争(zheng)走入体制内改(gai)革(ge),由于公共空间围绕性别议题的讨论,凡是与女性权益的政治、经济、家庭婚姻、工作或法律等方面都受到检视,让性别平等主流化。由于台湾地区面积不大,这(zhe)类政策虽然还有待加强的空间,但多数得以落实。因此,近年公共空间讨论性别议题,不如20世纪90年代火热。

至于大陆关于性别议题的讨论,坦白说,我知道得有限,但请教(jiao)大陆男女学者、专家和(he)研究生,得知目前这(zhe)个议题正受到各界(jie)关注,从专书、翻译论著、小说、电视连续剧(ju)、电影,乃至网红,都在蓬勃地讨论性别议题。多数人指出这(zhe)几年来,大陆性别平等问题有明显转变,有人提到学校女性领导比以前多,还有人指出,在推进性别平等的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he)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政策的落实越来越受重视,在执(zhi)行过程中关注妇女权益的保护,政府各部门也陆续出台实施细则和(he)典(dian)型案例(li)。

然而,有人则忧心,性别议题经常被看作为搞性别对立,男女学生常为此对立,很多是出自对“女性权利”的误读,而且(qie)当今性别问题是大热点,随便(bian)说点什么都会引发舆论大潮,许多严肃学者都对此敬而远之。更有学者认为性别平等议题,不但地区、城乡的差异大,每个家庭内的地位也有不小差异。

根据以上大陆学者与研究生的看法,我认为,这(zhe)是把性别议题放入公共空间所不能忽视的问题。此外,我强调男女间应该平心静气地面对性别问题,我的运动史研究即发现(xian)男女学生会因为运动空间对抗,但也不乏(fa)在运动技术上相(xiang)互切磋。再说,打破性别权力结构,必须接受携(xie)手合作。

从运动史回(hui)看妇女史:

不容忽略的女性主体性

新京报:不同于思想领域的艰难革(ge)新,从运动史的视角回(hui)看近代妇女史时常涌动着一股昂(ang)扬的生命能量。书中反复提到中国女性一旦有机会在公共领域活(huo)动,就不会放弃进入核心。她们争(zheng)取的不只是运动的空间,也是教(jiao)育、政治和(he)职业(ye)的空间。在你看来,这(zhe)是20世纪20、30年代许多中国女性的特(te)质。我很好奇,在写作这(zhe)本书期间,你是否对运动领域体现(xian)出的女性的主体性会有更深的感受?这(zhe)种力量会鼓舞你在学术研究之外的个人生活(huo)吗?

游鉴明:透过1895到1937年近代江南(nan)女子体育史的研究,确实让我对女性的主体性有更深感受。我的研究有女性权利运动、女子教(jiao)育、职业(ye)妇女、家政教(jiao)育、独身女性、战争(zheng)前后妇女、女性与知识(shi)建(jian)构、公卫与女性等议题,均(jun)讨论到女性如何呈现(xian)主体。而在这(zhe)本书中,我运用包括档案、专书、报刊、学校刊物、口述史料、传记、自传、回(hui)忆录、日(ri)记、书信、歌曲、小说、照片、漫画、图画、实物、广告图案、电影等多元史料,竟然看到无处不在的女性主体性。

对我而言(yan),我的人生中不曾(ceng)出现(xian)性别歧(qi)视的问题,从家庭、学校到工作场(chang)域,我始终(zhong)受到公平待遇。我的父亲对儿女一视同仁,甚(shen)至更宠(chong)爱女儿,而我就读的学校也从未压抑女学生,甚(shen)至在我工作的场(chang)域也是男女待遇平等,让我能独立执(zhi)行各种研究计划、口述访问计划,以及主编(bian)《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因此,体育运动体现(xian)的女性主体性力量,鼓舞的不是我个人生活(huo),而是提醒我进行女性史研究时,不能受限于性别宰制等说法,而且(qie)不仅是近代女性,前近代女性的主体性也不容忽略。

1993年第一期的《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

新京报:相(xiang)对于整个大的妇女史而言(yan),妇女运动史是一个更精细的方向。可否综合谈谈妇女运动史研究对于妇女史研究、乃至整个近代史研究究竟有怎样的价值或意(yi)义?它能够(gou)为我们提供哪些新的视角?

游鉴明:这(zhe)本书通过近代江南(nan)的女子体育和(he)性别史研究对话,也与近代中国史相(xiang)互参照,我发现(xian)女子体育的倡导、实践和(he)公开演出都是属于公共领域的事情,和(he)当时的历史演进相(xiang)伏(fu)相(xiang)倚,更不能脱离(li)近代中国史的脉络。

在这(zhe)本书的结论,我提出三项观察:

一是中央与地方的问题,一直存在于中国历史上,清代中叶以后,地域主义不断扩大,尽管因地域主义产生的政治分割不再那么盛行,地域主义的观念并没有从中国人的生活(huo)里退出,中国人的语言(yan)和(he)各种人际关系,都和(he)各自地域紧密相(xiang)系。以在江南(nan)地区举办的全国运动会为例(li),1930年在杭州举行的“全运会”,共有36个团体参加,女选手计200多人,每个地区展(zhan)现(xian)不同的姿容或服装。这(zhe)些因女子运动带来的地方差异呈现(xian),虽然只是小插曲,却提醒我们,研究中央与地方或是地域问题时,如果能在关怀政治、外交(jiao)事件之外,增加女子体育或与社会、文化有关的体育,应该会有新的发现(xian)。

二(er)是“运动到底(di)是为谁?”为了国家而运动,不是中国独创(chuang),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把体育和(he)民族主义紧密结合,即使是当下的国际性运动会或球赛,也没有不标榜国族主义的。但近代中国因各种政治事件和(he)经济问题,造成体育倡导和(he)实际作为的背道而驰,许多地区或学校纷纷出现(xian)体能教(jiao)育无法持续发展(zhan)的难题。面对这(zhe)些问题,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同理心,因为和(he)与世界(jie)接轨的各种事业(ye)一样,中国女子体育的推动,无论是为了谁,都不能跳脱这(zhe)背后沉重的历史因素。

三是1928到1937年间的国民政府对运动赛事的态度,许多研究指出,这(zhe)时的国民政府深具(ju)威权,但当时国民政府大力推动的三届全运会,经常爆发运动员斗殴、观众脱序的情形,不见政府出面管理;而媒体对女子体育的描写、对女运动员公私(si)领域的报道,更是前所未有的缤纷多元。因此,我认为在许多被认为专制、集权、保守的时代里,有时还是存在一个让民众发泄(xie)的空间。

探究近代女子体育的发展(zhan),我不只看到以国家为主的体育宣传,还读到女学生、媒体与社会大众的各方反映;此外,进行同时期、同一议题的研究,不能偏信单一言(yan)论,我发现(xian)舆论间充满纠葛。

新京报:最后一个问题。在这(zhe)本书之后,你对女子体育史这(zhe)个领域还有哪些新产生的兴趣点吗?可否简单谈谈之后想做的研究。

游鉴明:这(zhe)本书出版前后,我还出版了《近代华东地区的女球员:以报刊杂志为主的讨论》《当体育遇上性别》等论文。

在研究中发现(xian),无论江南(nan)或台湾地区的女子体育,均(jun)是区域史研究,因此,我建(jian)议对女子体育史有兴趣的学者可继续挖掘(jue)各地区的女子体育,因为受不同地形、气候以及体能教(jiao)育、体育设备与体育人才的影响,每个地区产生不同的体育文化。此外,建(jian)议站在全球体育史视角,让中国女子体育史研究与其他国家的女子体育相(xiang)互比较,从中可看到现(xian)代化、性别、族群、阶级、殖民性等多样发展(zhan)。

我还提出如下可进行的研究课题:女子体育与经济、物质文明、消费文化、运动产品、广告、女子体育与外交(jiao)、女子体育与娱乐、女子体育与科技(建(jian)筑、声、光、电、相(xiang)机、广播、电视)、女子体育与外国人(基督教(jiao)会、基督教(jiao)学校)、女子体育与人物(倡导体育者、体育学校的校长、教(jiao)练、解说员、裁(cai)判、明星女运动员、体育记者)、女子体育与医疗卫生(游泳前的沐浴、身体检查)、女子体育与日(ri)常生活(huo)(食衣住行等)、女子体育与大众生活(huo)(一般民众、大家族)、战争(zheng)时期的体育活(huo)动。

不过,我应该暂时不会再做女子体育史研究,留待其他学者继续开花结果。我未来将以女性的大众文化史为研究焦点,并关注与其他地区的比较研究。

记者/申璐

编(bian)辑/西西

校对/穆祥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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