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一(yi)百多年前(qian)美国那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dong)，一(yi)系列改革者的面庞浮现眼前(qian)，弗雷德里克·C.豪便是其中之一(yi)。豪是时任克利(li)夫兰(lan)市市长汤姆(mu)·L.约翰逊的幕僚(liao)，他们共同成就了这座城市，使之被誉为改革年代的明星城市。1925年，豪出版(ban)了一(yi)本著作(zuo)《一(yi)个改革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Reformer），详细描述了内战后几十年里他作(zuo)为改革者所经历的一(yi)切(qie)。从一(yi)座美国小镇写起。在那里，压制正统(tong)观念——无论是宗教、政(zheng)治还是经济的——都是常态。再写到巴尔的摩、克利(li)夫兰(lan)和纽约，他在这些城市参与(yu)进步时代那些波(bo)澜壮阔的改革事业。最后是第一(yi)次(ci)世界大战和战后的红色恐慌期间政(zheng)府的镇压行动(dong)带给他的幻灭感。在政(zheng)治抱负和非政(zheng)治的公民团(tuan)结理想之间挣扎，豪摸(mo)索(suo)都市政(zheng)治的道路带着困惑和矛(mao)盾，这正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中产阶级公民改革的典(dian)型特征。而《一(yi)个改革者的自白》反映了豪对老派、清教、中产阶级的美国及其人民未能引领建立一(yi)个更加开放、慷慨和人道的社会的失望。但他判断，改革将不断重(zhong)新(xin)开启。

在《一(yi)个改革者的自白》出版(ban)三十年之后，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发表了《改革年代：从布赖恩到富兰(lan)克林·D.罗斯福》（以下简称《改革年代》）。该书自出版(ban)以来备受赞誉和批(pi)评。称赞者认为霍夫施塔特关于(yu)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至关重(zhong)要问题上的看法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正确(que)的。批(pi)评者则关注霍夫施塔特对民粹主(zhu)义、反犹太主(zhu)义和阴谋论的指控，也不同意他的地位革命论。无论怎样(yang)，《改革年代》向人们展示了一(yi)段复杂的美国历史时期，而这些复杂性“是我们对过去的传统(tong)印象所未能捕捉到的”，霍夫施塔特对改革的研究或是一(yi)支序(xu)曲，或提(ti)供一(yi)剂刺激。

关于(yu)改革的时代，霍夫施塔特表现出温(wen)和的现时主(zhu)义。他在《改革年代》的开端便指出，从内战到1890年代这段美国历史，可以看成一(yi)个主(zhu)要以工业化(hua)、大陆扩张和政(zheng)治保守主(zhu)义为主(zhu)题的时期，以此类推，刚刚过去的这个时代，即(ji)大致(zhi)从1890年代起，至第二次(ci)世界大战结束的这段历史，则可视为一(yi)个改革的时代。“刚刚过去的这个时代”的说法表明霍夫施塔特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与(yu)改革年代十分接近，甚(shen)至改革在长时段上可能从未中断。改革的洪潮，尽管在1890年发生过大规模的回涌(yong)，在1920年代也曾短暂地消(xiao)退，却为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美国政(zheng)治奠定了基调(diao)。霍夫斯塔特将过去六十五年里的改革运动(dong)分为三个阶段，其中两个阶段几乎是前(qian)后接续的：首(shou)先是农民反抗运动(dong)，其最强烈的表现是1890年代的平(ping)民主(zhu)义运动(dong)和1896年布赖恩的总统(tong)竞选；接着是进步主(zhu)义运动(dong)，覆盖时间约为1900到1914年；最后是“新(xin)政(zheng)”，其最具活力的阶段集中在1930年代的几年中。霍夫施塔特接着明确(que)表明，写作(zuo)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把1890年以来美国主(zhu)要改革运动(dong)那些熟悉的故事重(zhong)新(xin)讲一(yi)遍，而是希望从他自己时代的角(jiao)度(du)进行新(xin)的分析。霍夫施塔特也非常清楚(chu)，过于(yu)关注当下“是一(yi)件非常危险(xian)的事——危险(xian)就在于(yu)因过度(du)聚焦(jiao)于(yu)当下，而丧失了对历史真(zhen)实性的确(que)切(qie)认知(zhi)”。毫无疑问，《改革年代》充斥着作(zuo)者对现时政(zheng)治的担(dan)忧。他在1960年的一(yi)次(ci)采访中曾说：“我之所以成为一(yi)名历史学家，是因为我参与(yu)了当代问题的研究。”或许(xu)正是因为他坚定地贯彻现时主(zhu)义，使他认定1890年代以来的改革没有(you)中断。人们对于(yu)对称性和历史延续性的渴望，会使得改革的要求不断被提(ti)出。这一(yi)点与(yu)豪的想法不谋而合。

豪与(yu)进步时代的许(xu)多改革者一(yi)样(yang)，在战前(qian)认为思想和信息比利(li)益更强大，运用智识传统(tong)可以结束不公平(ping)，促进社会福祉。霍夫施塔特显然也更重(zhong)视思想、情感对改革的意义。关于(yu)“进步主(zhu)义”，霍夫施塔特指的是1900年以后那种随处可见的、倾向于(yu)针砭时弊和厉行变革的更为广泛的心(xin)理冲动(dong)；到了这一(yi)时期，农民抗议这条(tiao)小溪(xi)流已变成波(bo)澜壮阔的大河，而强烈要求社会、经济改革的中产阶级人民，则凭着他们日益高涨的热情增加了这条(tiao)大河的水(shui)量，并且改变了它的流向。作(zuo)为一(yi)种改革思想，进步主(zhu)义从一(yi)开始就不是一(yi)个共识的学说；相反，这是对美国已经成为一(yi)个由大企业和大城市主(zhu)导的工业国家这一(yi)认识的一(yi)系列多样(yang)化(hua)回应(ying)。进步主(zhu)义包括要求诚实、高效和更广泛的市政(zheng)权(quan)力的运动(dong)，削弱垄断公司对州立法机构的控制。加强公用事业的公共控制或公有(you)制，推动(dong)政(zheng)治进程民主(zhu)化(hua)，削弱政(zheng)党组织，要求妇女选举权(quan)，扩大政(zheng)府监管企业的权(quan)力，以及通(tong)过社会福利(li)立法等。这场运动(dong)的主(zhu)旋律是重(zhong)建一(yi)种经济个人主(zhu)义和政(zheng)治民主(zhu)，人们普遍相信这些东西在美国曾一(yi)度(du)存(cun)在，只(zhi)是已经为大公司和腐败的政(zheng)治机器所毁灭；在重(zhong)建这些理念的同时，也要寻回某种道德感和公民纯洁性，这些东西被认为也已丢失了。改革的冲动(dong)来自人们的怀旧情绪，改革的目标是找回业已存(cun)在美国过去社会中的那些美德和纯真(zhen)，可见智识传统(tong)要大于(yu)利(li)益追求。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霍夫施塔特进而揭示，是关于(yu)社会地位的认知(zhi)而不是利(li)益使先前(qian)那些广义上可以称为“独立派”类型的人群(qun)变成进步派。他认为，主(zhu)要并不是因为经济剥削，而是因为他们是地位变动(dong)的受害者，这一(yi)变动(dong)就发生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和二十世纪初。简言之，在相当大的程度(du)上领导了进步主(zhu)义运动(dong)的这批(pi)人，他们承受的时代苦难(nan)并非源自财富的缩减，而是由于(yu)社会威望和权(quan)力的分配模式发生了变化(hua)。回到1870年前(qian)后，那时财富、地位和权(quan)力在美国的分布还相当分散，中等收入的人也足(zu)以享有(you)相当高的威望和影响力，在很(hen)多小地方这一(yi)现象尤为普遍。在那个地方性名望还颇具分量的年代，小店(dian)主(zhu)、制造业主(zhu)、杰出的律师、编(bian)辑和牧师，都算是地方上名声响亮的人物。霍夫施塔特最后得出结论说，每当现代社会发生重(zhong)大变革之时，大部分知(zhi)识分子、专门职业者和民意塑造阶层，总能看清事态走向，于(yu)是全情投入他们认为代表着进步和改革的那一(yi)方。罕有(you)哪一(yi)次(ci)历史运动(dong)，这些阶层在其中起到的作(zuo)用比在进步主(zhu)义运动(dong)中还要大。无疑，这些知(zhi)识分子和专门职业者之所以支持进步主(zhu)义事业，一(yi)部分原因和中产阶级里的其他成员是一(yi)样(yang)的，然而他们所在职业本身发生的显著变化(hua)，社会的日益复杂化(hua)，以及地位革命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带来的改变，也在影响着他们对事物的看法。

然而，改革的事实往往证明：利(li)益比思想或信息更强大。克利(li)夫兰(lan)、芝加哥、纽约等城市的进步主(zhu)义改革实践表明，虽(sui)然许(xu)多商业和专业人士准备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来改善他们的城市，但如果他们的基本利(li)益受到威胁，他们会退缩并变得敌(di)对。霍夫施塔特在评论反托拉斯运动(dong)时也指出，毫无疑问，相比其宣传造势的强度(du)，反托拉斯运动(dong)取得的直接实质性成就是不大的；可是历史上这样(yang)的情形(xing)比比皆是——历经了艰苦、激烈的斗争，却只(zhi)收获了微末的成果。

应(ying)该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改革本身就充满矛(mao)盾，原先属于(yu)平(ping)民主(zhu)义的改革主(zhu)张后来成为进步派的改革主(zhu)张，甚(shen)至被两党拿过去、写进党的纲领。或许(xu)是改革时代本身呈现出的这种特点使得霍夫施塔特被诟病为“模棱两可之王”，从他在《改革年代》的文(wen)字里可见到他的矛(mao)盾心(xin)理。批(pi)评者不满于(yu)他对直接民主(zhu)改革的摒弃，但与(yu)其说是摒弃，毋宁说是模棱两可、未予置评。譬如对于(yu)直接初选制、创制权(quan)、复决权(quan)、否决权(quan)等早期改革成就，霍夫施塔特认为这些目标的实现是“重(zhong)建他们想象的存(cun)在于(yu)以往纯真(zhen)年代的那种大众政(zheng)府”。“想象的”“纯真(zhen)年代”这类词(ci)汇似乎暗示霍夫施塔特并不看好这些政(zheng)治改革目标。在评价西奥多·罗斯福时，霍夫施塔特认为，罗斯福代表了这样(yang)一(yi)种类型的进步主(zhu)义领导者，他们真(zhen)实的内心(xin)冲突是高度(du)保守主(zhu)义的，如果不是因为有(you)必要在建立社会秩序(xu)的过程中抵制那些具有(you)威胁性的激进路线，他们可能根本不会成为进步派。这里指明进步派本身的矛(mao)盾性。但霍夫施塔特又清楚(chu)地意识到，老罗斯福时代的典(dian)型进步派思想家或改革者，一(yi)直同社会主(zhu)义者们进行着一(yi)种宽容的、互有(you)裨益的对话，而且由于(yu)他们的半无产阶级性质，他们比较同情劳工。他们经受了“社会情绪的检验方式之一(yi)……无论社会中生活安逸的人们在心(xin)理上是更认同那些成功人士的权(quan)威和成就，还是更加牵挂那些不幸者的需求和苦难(nan)。相当大的程度(du)上，正是进步派的宣传鼓动(dong)，使得人们的同情心(xin)在社会层面上是向下的，而非向上的”。这与(yu)民主(zhu)改革的目标也是一(yi)致(zhi)的，对霍夫施塔特反民主(zhu)的指责似乎站不住脚。

矛(mao)盾性也体现在改革者身上。霍夫施塔特分析了所有(you)的专门职业和行业中的律师行业，他认为很(hen)多律师身上都有(you)一(yi)种矛(mao)盾属性，一(yi)方面他们为商业团(tuan)体服务并从中获益，另一(yi)方面，在人身关系上，他们又与(yu)之保持疏(shu)离；这种矛(mao)盾性对于(yu)进步主(zhu)义思想的塑造，以及进步主(zhu)义领导群(qun)体的构成，都产生了深(shen)远(yuan)影响。很(hen)多律师参与(yu)进步主(zhu)义政(zheng)治，是因为作(zuo)为一(yi)名合格的法律顾问，他们必须处处为委托人着想，但也有(you)不少律师是由于(yu)从自己所在行业的变迁中，感受到了那种广泛存(cun)在的改革诉求的冲击力。所以，进步主(zhu)义是一(yi)场温(wen)和而谨慎的运动(dong)，其目标不是社会结构的剧烈变革，而毋宁是形(xing)成一(yi)个负责任的精英群(qun)体，这批(pi)精英将把民间的冲动(dong)导向变革，并且是导向一(yi)系列适(shi)度(du)的，用他们的话说，“建设(she)性的”渠(qu)道。如同布兰(lan)代斯恰如其分的表述，这个领导集体“将在富人和平(ping)民之间保持一(yi)种独立地位，随时准备着对任何一(yi)方的过度(du)行为加以制衡。”

实际上，对于(yu)平(ping)民主(zhu)义和进步主(zhu)义的改革议题、中产阶级的分化(hua)，及至新(xin)政(zheng)时期进步派和保守派的改革主(zhu)张呈现的矛(mao)盾性、复杂性，霍夫施塔特在《改革年代》的前(qian)言中阐明了原因。他认为，移民的需求和本地人的情绪，两相冲撞之下，产生了两种有(you)着根本差异(yi)的政(zheng)治伦理体系。霍夫施塔特分析了它们的性质及相互影响。第一(yi)种建立在扬基-新(xin)教的本土政(zheng)治传统(tong)，以及中产阶级生活的基础之上，主(zhu)张并要求公民持续地、无私地参与(yu)公共事务；这套伦理认为，跟从前(qian)相比，政(zheng)治生活在满足(zu)个人需求之余，更应(ying)该超越个人需求，在更高的程度(du)上符合普遍原则与(yu)抽象规律；这套伦理也表达了一(yi)种普遍的感受，即(ji)认为政(zheng)府天然地应(ying)当努力敦促个人生活的道德化(hua)，而经济生活也应(ying)当致(zhi)力于(yu)个人品格的磨砺与(yu)发展。另一(yi)套体系则以移民的欧洲(zhou)背(bei)景为基础，移民们对于(yu)独立的政(zheng)治行动(dong)不甚(shen)熟悉，对于(yu)等级和权(quan)威却相对熟悉，由于(yu)背(bei)井离乡的身份，他们也常常面临各种紧急需求；这套伦理认为个人的政(zheng)治生活理所当然地是产生于(yu)家庭的需求，基本上将政(zheng)治和公共关系解(jie)释为一(yi)组私人义务，认为比起忠实于(yu)抽象的法律或道德规则，稳固的私人效忠关系更为重(zhong)要。移民、大佬和城市机器的政(zheng)治生活，便主(zhu)要建立在这套价值关系之上。对立的双方中，一(yi)方是道德高尚的新(xin)教社会改革领导者，另一(yi)方则包括大佬、职业政(zheng)客和移民大众。因之，对霍夫施塔特而言，改革只(zhi)能是社会各阶层和谐一(yi)致(zhi)的产物，即(ji)便其中充满矛(mao)盾甚(shen)至相悖的改革议题。

霍夫施塔特有(you)强硬的道德政(zheng)治立场，但他对进步派的一(yi)些传统(tong)价值观念却有(you)着隐秘的偏(pian)爱。他说改革派的整套传统(tong)反映的是这样(yang)一(yi)种心(xin)态，该心(xin)态的基础在于(yu)一(yi)个本质上是健康(kang)的社会；该心(xin)态所主(zhu)要关注的内容，并不在于(yu)如何能让一(yi)个经济体成功应(ying)对经济崩溃带来的诸多问题，而是在一(yi)个合理的运行秩序(xu)中，促进该经济体的民主(zhu)化(hua)。设(she)法令一(yi)个经济体恢复繁荣(rong)，归根结底是一(yi)个组织问题。在“新(xin)的机会主(zhu)义”中，霍夫施塔特揭示改革派的优势：在于(yu)他们可以唤醒道德情绪，谴责不公，将整个社会的义愤汇集起来，去抗拒那些不能容忍(ren)的恶行。而保守派更倾向于(yu)将其合法性建立在制度(du)的连续性、铁的事实、可能性的限度(du)等基础上。从进步主(zhu)义到新(xin)政(zheng)，中产阶级的改革冲动(dong)依然留存(cun)。技术官(guan)僚(liao)新(xin)政(zheng)派与(yu)道德进步派之间形(xing)成鲜明对比，霍夫施塔特在此写道：自由派捍卫大公司和产业集中这一(yi)奇(qi)特景象说明，曾如此长久地居于(yu)进步主(zhu)义思维核(he)心(xin)的反垄断情绪，如今已不再是进步主(zhu)义的核(he)心(xin)主(zhu)题。布兰(lan)代斯和威尔逊代表的那一(yi)代人，将经济生活理解(jie)为一(yi)个展现各自品格的领域；现代自由派似乎完全认为这是一(yi)个可以期待某些结果的领域。最值得注意的似乎是这种道德立场的转变。虽(sui)然霍夫施塔特认为瑟曼·阿诺德是二战前(qian)最具创造力的政(zheng)治知(zhi)识分子，但他认为从阿诺德使用的术语来看，阿诺德的价值体系与(yu)美国进步主(zhu)义的经典(dian)价值之间已经有(you)了相当的距离。霍夫施塔特认为，进步主(zhu)义的关键(jian)词(ci)是爱国主(zhu)义、公民、民主(zhu)、法律、品格、良知(zhi)、灵魂、道德、服务、责任、耻(chi)辱(ru)、羞(xiu)耻(chi)、罪恶和自私……搜索(suo)阿诺德书中的关键(jian)词(ci)，则是需求、组织、人道主(zhu)义、结果、技术、制度(du)、现实主(zhu)义、规训、士气(qi)、技能、专家、习惯、实用和领导力等。前(qian)者令人联想到进步主(zhu)义运动(dong)的道德与(yu)知(zhi)识根源，这些根源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sa)克逊新(xin)教传统(tong)。后者揭示的价值乃是从经济危机和官(guan)僚(liao)制的必要需求当中创生出来的。

霍夫施塔特在他所著的《进步主(zhu)义历史学家》一(yi)书中有(you)一(yi)句话：“现时意识虽(sui)然造成了主(zhu)要错误，但通(tong)过智识发现，其往往也是获得新(xin)见解(jie)的主(zhu)要途(tu)径——错误和曲解(jie)并非出自一(yi)意孤行，而毋宁是拉帮结派的结果。解(jie)释性历史学家最好的状态是，带着对未来热情的关切(qie)回到过去。”（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p.465）霍夫施塔特以其对道德政(zheng)治的关切(qie)描绘了承受着地位焦(jiao)虑的那一(yi)代人的群(qun)像，就历史故事而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及六十年代显然有(you)不同的剧本，也不会如霍夫施塔特说出“刚刚过去的这个时代”那般轻松(song)。但进步时代、新(xin)政(zheng)、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都始于(yu)一(yi)股乐观主(zhu)义情绪，一(yi)种共同的信念——过时的思想和政(zheng)策将被新(xin)思维取代的时刻已经来临；特权(quan)和不公正的堡垒将让位于(yu)对创新(xin)和更大平(ping)等的要求。无论如何，在若干年里，改革的要求都会在立法和制度(du)上得到体现。如果历史学家无法停止将过去和现在混为一(yi)谈，那就一(yi)定会相信改革将持续进行，或者相信人们会主(zhu)动(dong)出击，将改革进行下去。即(ji)使我们望着那个渐行渐远(yuan)的改革年代，黯(an)然神(shen)伤、唏嘘慨叹。化(hua)用霍夫施塔特的话来说，对于(yu)相信世界历史上某个阶段曾是黄金时代的人们，我们怀有(you)一(yi)份真(zhen)实的同情，尽管他们的生活境遇要比我们好得多。然而，真(zhen)正地回去那个世界里生活，真(zhen)切(qie)地去体会那个世界的人们所珍惜的那份希望，去欣(xin)赏他们那份想象出来的纯真(zhen)，今天的我们已经办(ban)不到了。

（注：文(wen)中未标明出处的引文(wen)皆出自中文(wen)译本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年代》，王禹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ban)；英文(wen)版(ban)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