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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hui)要求(qiu)，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强化(hua)未成年人犯(fan)罪预防和治理。近年来，检(jian)察机关作为(wei)法律监督机关和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过(guo)程的政(zheng)法机关，通过(guo)用足用好公益诉讼检(jian)察职(zhi)能，积极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然而，在“全民触网”时代下，网络新业态发展的多跨性、风险性、趋利性，给检(jian)察机关开(kai)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带来了现(xian)实挑战(zhan)。
一、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面临的“五重”困境
一是公共利益标准不(bu)明。有观点认为(wei)，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yuan)则或国家亲权理论，只要涉及多数未成年人权益的，都属于“公益”范畴。也有观点认为(wei)，对于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所保护的公共利益之范围边界，应秉持有特定主体的法律观，聚焦不(bu)特定多数未成年人的利益。此外，检(jian)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多以造成实际损害结果为(wei)前提，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涉及个人信息(xi)保护、网络安全等新领域，为(wei)最大化(hua)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是否可以探索(suo)将网络侵害未成年人的潜在危(wei)险纳入公益诉讼范畴，前移预防端口(kou)，值得(de)探讨。
二是因果关系认定较难。一些网络运营平台对不(bu)良信息(xi)筛查管理措(cuo)施不(bu)力，部分网络产品和网络服务提供者故意规(gui)避法律相关规(gui)定，在未设置时间、权限(xian)、消费(fei)等管理功能的情况下，提供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的产品和服务等，此种生产端口(kou)和不(bu)良信息(xi)流(liu)入的无秩序(xu)状态容易造成未成年人网络权益遭受侵害，要在混同情形下溯(su)源公共利益受损的直接原(yuan)因难度较大。
三是调查核实难度大。网络公益诉讼调查对象主要包括网络数据、即时信息(xi)、电子设备(bei)等，具有多样、即时、海量的特点，通常情况下跨平台、跨地域，甚至跨国境。而当(dang)前检(jian)察机关办(ban)理网络公益诉讼案件的调查核实手段有限(xian)，除在证(zheng)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de)的情况下可以申请证(zheng)据保全外，缺乏查封(feng)、扣押等强制性措(cuo)施，容易造成证(zheng)据变更(geng)、转移、损毁、灭失。
四是监管职(zhi)责边界模(mo)糊。互联网案件普遍具有跨地域性，企业注册地、主要营业地、服务覆盖地以及侵权行为(wei)地、侵害结果地各自分离，检(jian)察机关开(kai)展公益诉讼常受行政(zheng)监管属地原(yuan)则限(xian)制，且涉及网信、公安、文旅、教育、出版、卫生健康、市场监督管理等多部门，范围广、领域多，各部门间的职(zhi)责界限(xian)有待进一步厘清。
五是侵权损害惩戒不(bu)足。因网络公益诉讼涉及未成年人人数众多，同一侵权行为(wei)可能造成不(bu)同损害结果。比如，向未成年人提供含有暴力、血腥、色情等不(bu)良信息(xi)的网络产品，可能造成未成年人心理偏差(cha)、行为(wei)模(mo)仿等，对心理受损严重的未成年人需要及时给予心理修复和行为(wei)矫治，目前针对上述问题(ti)尚缺乏统(tong)一认定标准，难以确定具体损失情况。实践中，检(jian)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请求(qiu)主要集中在停止(zhi)侵害、排(pai)除妨害、消除危(wei)险、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方(fang)面，这些对网络侵权责任主体的惩戒性明显不(bu)足。
二、提升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案件办(ban)理质效的建议
一是采(cai)用“二分法”准确界定未成年人网络公共利益受损范围。对于未成年人网络权益的保护，不(bu)仅要重视补救已(yi)经受到损害的权益，更(geng)要关注可能受到损害的风险，防患于未然。一方(fang)面，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仍然是民事诉讼，检(jian)察机关作为(wei)公共利益代表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虽享有原(yuan)告权利，但并未打(da)破原(yuan)被告的平等诉讼地位，仍应遵(zun)循民事裁判原(yuan)则。另一方(fang)面，行政(zheng)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促进行政(zheng)机关全面依法履职(zhi)，当(dang)行政(zheng)机关怠于履职(zhi)、消极履职(zhi)使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存在损害风险，为(wei)避免公共利益遭受更(geng)大的实际损害，检(jian)察机关可积极履行预防性监督之责。因此，可采(cai)取“二分法”从损害实害性、危(wei)险性两个维度，根据公益诉讼案件不(bu)同类型分别予以界定，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以未成年人公共利益受到实际损害为(wei)标准，提起行政(zheng)公益诉讼以未成年人公共利益陷于损害危(wei)险为(wei)标准。
二是依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yuan)则确定责任归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yuan)则是未成年人保护的基本遵(zun)循，破解公共利益损害责任认定难题(ti)，也应当(dang)从有利于更(geng)好维护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角(jiao)度出发。鉴于网络技术的专(zhuan)业性、复杂性，检(jian)察机关要证(zheng)明未成年人公共利益受损与网络运营平台、网络产品提供者的行为(wei)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常常面临着“以现(xian)有技术发展水平难以实现(xian)”的抗辩，在现(xian)有法律框架下采(cai)取举证(zheng)责任倒置也于法无据，但可以探索(suo)民事公益诉讼“优势证(zheng)据”标准，以此降(jiang)低检(jian)察机关证(zheng)明难度，最大化(hua)实现(xian)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就未成年人行政(zheng)公益诉讼而言，针对网络监管职(zhi)能交叉、多头管理的问题(ti)，可按照“确立+概括”原(yuan)则，先从事项到部门、从领域到部门确定具体行政(zheng)职(zhi)能部门；若无法明确，再根据概括原(yuan)则向上溯(su)源，将未成年人保护职(zhi)责作为(wei)判断标准，也就是说，只要法律明确了行政(zheng)机关具有未成年人保护职(zhi)责，即便是未规(gui)定具体保护措(cuo)施，也可以将其作为(wei)公益诉讼监督对象。
三是从身份定位出发赋予检(jian)察机关一定的强制性调查核实权。公益诉讼中，检(jian)察机关既不(bu)能完(wan)全等同于普通原(yuan)告，也不(bu)能完(wan)全脱离原(yuan)告身份行使法律监督权。为(wei)充分体现(xian)“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属性，确保全面、客观收(shou)集公共利益受损的证(zheng)据，从“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定位出发，建议在初查立案阶段赋予检(jian)察机关查封(feng)、扣押等强制性调查核实权。同时，应当(dang)建立调查核实惩戒机制，对责任主体应当(dang)配合调查而拒不(bu)配合的，应明确要求(qiu)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如果违法主体故意隐瞒、转移证(zheng)据或证(zheng)据损毁、灭失后，经恢复不(bu)影响违法事实认定的，可视程度对其予以批评训(xun)诫(jie)、信用降(jiang)级、行政(zheng)处(chu)罚等；若证(zheng)据无法恢复，但损害后果持续(xu)存在的，可以降(jiang)低证(zheng)明标准，辅以其他证(zheng)据直接认定违法主体的违法事实，确保公共利益及时止(zhi)损。
四是借鉴域外经验引入网络侵权惩罚性损害赔偿。惩罚性损害赔偿具有补偿、惩罚、遏制等功能，该制度在域外被普遍采(cai)用。为(wei)解决当(dang)前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中，责任追究虚化(hua)、惩罚弱化(hua)的问题(ti)，可积极探索(suo)引入网络侵权惩罚性损害赔偿。一方(fang)面，规(gui)范惩罚性赔偿适用情形，明确侵权赔偿的标准和计算方(fang)式，将惩罚性赔偿作为(wei)检(jian)察机关提起涉网未成年人民事公益诉讼的一项重要请求(qiu)权，以此加大违法主体的行为(wei)成本。另一方(fang)面，建立完(wan)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监管机制，通过(guo)设立专(zhuan)门账户、确定修复方(fang)式、监管使用情况等，促进受损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恢复保护，从而实现(xian)惩罚与修复的双重目的。
（来源：检(jian)察日报，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jian)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