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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书章句集注》书影，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ben) 作者供图 |
□ 周春健
所谓《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da)学》《中庸》四部儒(ru)学典籍。但倘(tang)进一步追究，“四书”之(zhi)名又不确切，因为《大(da)学》《中庸》原本(ben)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不能称(cheng)为“著作”。其实，四部书在先(xian)秦时代就已经产生了（也有人说《礼记》是西汉(han)人所作），但那时都是各自独立流传的，尚无“四书”之(zhi)说，《四书》的汇集经历(li)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南宋朱熹在前人基础上(shang)将四部书汇集在一起，并加注释，成《四书章句集注》，才正式有了“四书”之(zhi)名。
壹
《论语》是一部语录体(ti)著作，是孔子及其少数弟子的言行录，大(da)概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汉(han)书·艺文志》称(cheng)：“《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fu)子之(zhi)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fu)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gu)谓之(zhi)《论语》。”《论语》一书，非成于一手，非成于一时，最后的编定者可能是曾子、有子的学生，因为书中凡涉曾子、有子处皆称(cheng)“子”。《论语》流传到汉(han)代共有三种(zhong)版本(ben)，即所谓“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三种(zhong)版本(ben)均已亡佚，目前我们见到的本(ben)子是以“鲁论语”为基础，兼采“齐论语”而成的“张侯（禹(yu)）论”。从著述体(ti)式角(jiao)度讲，《论语》起初并不是“经”，而是作为对“经”进行进一步阐说的“传”。战国及汉(han)初时，地(di)位并不太高。汉(han)文帝(di)时，将《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立于学官，设“传记博(bo)士”。汉(han)武帝(di)后，《论语》地(di)位逐渐(jian)升高，从“传”升格为“经”，列(lie)“七经”之(zhi)一。唐(tang)初“九经”暂(zan)时未列(lie)，但唐(tang)文宗时的“十二(er)经”直至宋代“十三经”皆置，而且其地(di)位随着《四书》的结集而达到极(ji)致，对后世(shi)产生了深远影响。
《孟子》是一部有意创作的对话体(ti)著作，记述孟子与其弟子及同时代人的论学、治国之(zhi)语，是儒(ru)家学派的代表(biao)著作之(zhi)一。关于作者，古今有三种(zhong)说法：一为孟子自作，二(er)为孟子弟子万章、公(gong)孙丑等(deng)共同记述而成，三为孟子与弟子共作。《四书》当中，《孟子》的浮沉最大(da)，经历(li)了由(you)“子”到“经”的升格过程。战国后期，形成势力强大(da)的孟子学派，但秦始皇(huang)焚书坑儒(ru)，烧孟派之(zhi)书，杀孟派之(zhi)儒(ru)，孟学遭(zao)受重创。汉(han)初，由(you)于统治的需要，孟子及其书又受到重视，汉(han)文帝(di)时曾立“《孟子》博(bo)士”。但总(zong)起来说地(di)位尚不足以与后世(shi)相比。这种(zhong)情形到宋代发生了改变，其标(biao)志就是经学史上(shang)的重大(da)事件，即《孟子》的“升经运动”。这一运动大(da)的学术背景在于肇始于中唐(tang)的儒(ru)学更新(xin)运动，即儒(ru)学由(you)训诂之(zhi)学向义理之(zhi)学的演变。就自身原因而论，儒(ru)学自汉(han)代以来的训诂之(zhi)学已走向极(ji)端，变得繁琐(suo)，死气沉沉，需要更新(xin)；就外部原因而论，就是儒(ru)学受到了佛道的冲击(ji)，使(shi)原有的独尊地(di)位受到极(ji)大(da)挑战。改变这种(zhong)状况的重大(da)举(ju)措之(zhi)一就是支撑儒(ru)学“经典”的重新(xin)选择(ze)，从《五经》到《四书》的转变正是这一背景下的必然结果，而《孟子》升格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历(li)了韩愈(yu)、孙复、石介、二(er)程、张载、王安石等(deng)人对《孟子》的推尊过程，宋徽宗宣和(he)年间(jian)（1119-1125），《孟子》一书首次被刻成石经，列(lie)为“十三经”之(zhi)一。而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da)学》《中庸》并列(lie)，汇集而成《四书》，影响中国古代社(she)会几百(bai)年。至此(ci)，宣告了《孟子》由(you)子到经“升格运动”的完成，以后的目录学著作皆将其列(lie)置“经部”，孟子其人也于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被加封为“亚圣”。
《大(da)学》是《小戴礼记》的第42篇，是一篇论述儒(ru)家人生哲学的论文，讲的是在“大(da)学”阶(jie)段如何学习修身、治国。传统认(ren)为，《大(da)学》的作者是孔门弟子，朱熹则认(ren)为是曾子及其弟子共同完成的。唐(tang)代韩愈(yu)之(zhi)前，《大(da)学》只是作为《礼记》一篇，并没有单独受到太大(da)的重视，也没有单独刊行的本(ben)子。韩愈(yu)作《原道》曾经引用(yong)《大(da)学》一段，《大(da)学》一篇逐渐(jian)受人重视。较早将《大(da)学》从《礼记》中单独抽出并为之(zhi)作注的，是北宋司马光(guang)，他(ta)曾撰(zhuan)《大(da)学广义》一卷。而真(zhen)正从哲学高度认(ren)识到《大(da)学》价(jia)值的，当数二(er)程，如程颢曾言：“《大(da)学》乃孔氏(shi)遗书，须从此(ci)学则不差。”程颐则云(yun)：“入德之(zhi)门，无如《大(da)学》。今之(zhi)学者，赖有此(ci)一篇书存，其他(ta)莫如论孟。”不仅如此(ci)，二(er)程还为《大(da)学》改定次序，学术史上(shang)称(cheng)为“大(da)学改本(ben)”。不过，二(er)程仍将《大(da)学》视为《礼记》的一个组成部分，尚未使(shi)之(zhi)独立于《礼记》体(ti)系(xi)之(zhi)外。至朱熹，《大(da)学》地(di)位发生了根本(ben)变化，他(ta)分经传，划章次，补传文，作章句，提升哲学层次。《大(da)学》以及《中庸》二(er)篇，不仅单独刊行，而且独立于《礼记》体(ti)系(xi)之(zhi)外，纳入了《四书》体(ti)系(xi)。
《中庸》是《小戴礼记》第31篇，讲的是儒(ru)家的处世(shi)哲学。所谓“中庸”，程颐释曰：“不偏之(zhi)谓中，不易之(zhi)谓庸。中者，天下之(zhi)正道；庸者，天下之(zhi)定理。”朱熹释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zhi)名。庸，平常也。”《中庸》的作者，通常认(ren)为是孔子的嫡(di)孙子思。《中庸》单行要早于《大(da)学》，“至迟在南朝宋的时候，《中庸》就被人单独从《礼记》中抽出而为之(zhi)作注了”。但此(ci)后相当长的时间(jian)里，《中庸》又不受重视，直到唐(tang)代李翱才重新(xin)认(ren)识到它的价(jia)值。至宋代，有关《中庸》的著作多了起来，这与理学的兴起直接相关。许(xu)多理学家，如胡瑗、张载、二(er)程、司马光(guang)等(deng)，纷纷为之(zhi)作注论说。当然，在这当中，对《中庸》格外重视和(he)推崇的依然是二(er)程。尽管未留下完整的《中庸》注本(ben)，但《二(er)程集》中有许(xu)多推崇《中庸》的论述，并对后世(shi)产生了很大(da)影响。朱熹重视《中庸》，则是继承了北宋以来尤其是二(er)程重视《中庸》的传统，将其汇入《四书》，从而使(shi)《中庸》获得了更加独立的身份和(he)更为崇高的地(di)位。
贰
从历(li)史的角(jiao)度考察，古无“四书”之(zhi)名，四部典籍在流传过程中虽偶有“论孟”并称(cheng)或“学庸”并称(cheng)的情况，但与后来的“四书”差别很大(da)，因此(ci)，《四书》有一个汇集和(he)定名的问题。通常认(ren)为，北宋的二(er)程最先(xian)使(shi)四书并行，而朱熹撰(zhuan)《四书章句集注》，确立四书学，使(shi)《四书》的地(di)位空前提高。朱熹是《四书》汇集工作的最后完成者，《四书》的汇集问题，实际又是《四书章句集注》的成书过程问题。汇集过程，大(da)端如下：
朱熹早年曾沉浸于佛老之(zhi)学，并与高僧道谦交往甚(shen)密，问学延平李侗后才实现了由(you)佛入儒(ru)的转变。大(da)约在宋高宗绍(shao)兴末年，朱熹曾作《论语集解》《孟子集解》《大(da)学集解》以及关于《中庸》的“集说”，可谓之(zhi)《四书》的“集解”阶(jie)段。这是朱熹全力研治《四书》的开始，但此(ci)时的“四书学”思想尚不完备。孝宗隆兴元年（1163），朱熹将《论语集解》删改订正为《论语要义》一书，详(xiang)于义理；又在此(ci)基础上(shang)删录而成《论语训蒙口义》一书，详(xiang)于训诂，专供儿童学习使(shi)用(yong)。
孝宗乾道八年（1172），朱熹将修订过的《孟子集解》和(he)《论语要义》合并为一书，称(cheng)为《论孟精义》。该书以二(er)程论述《论语》《孟子》之(zhi)说为主，兼采张载、范祖禹(yu)、吕希哲、吕大(da)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九家之(zhi)说，汇于《论》《孟》二(er)书各条之(zhi)下。在该书序文中，朱熹表(biao)述了他(ta)对“道统”的基本(ben)见解，反(fan)映了他(ta)以“四书”发明道统的思想。《论孟精义》是《论孟集注》的重要原本(ben)，后来又曾改为《论孟要义》《论孟集义》之(zhi)名。虽是辑录他(ta)人言论之(zhi)作，但朱熹本(ben)人对该书颇为看重。
乾道六年（1170），朱熹在《中庸》“集说”的基础上(shang)修订而成《中庸集解》（又名《中庸详(xiang)说》）一书。在与石𡼖共订的《中庸集解序》中，朱熹以《四书》发明道统的观念更系(xi)统，更严密。两年后（1172），朱熹在《中庸集解》的基础上(shang)撰(zhuan)成了《中庸章句》的初稿。把朱熹乾道九年（1173）所作《中庸集解序》与孝宗淳熙(xi)十六年（1189）正式序定的《中庸章句序》加以比较，可以发现朱熹道统观念的发展。乾道二(er)年（1166），朱熹修改《大(da)学集解》；乾道七年（1171），朱熹在《大(da)学集解》的基础上(shang)，去取诸说，撰(zhuan)成《大(da)学章句》初稿。
至此(ci)，朱熹可以说做好了《四书章句集注》的充分的前期工作：其一，自身对《四书》的义理及道统诸问题进行了由(you)浅入深的探索；其二(er)，对前人尤其是北宋理学家的《四书》解说了如指掌(zhang)。在经历(li)了与张栻、陆九渊等(deng)人关于“中和(he)”之(zhi)说、治学方法等(deng)的辩(bian)论（如鹅湖之(zhi)会）之(zhi)后，朱熹的四书学思想逐渐(jian)成熟，于是对以往的四书学著述进行修定，而成著名的《四书章句集注》。其具体(ti)过程是：孝宗淳熙(xi)二(er)年（1175），朱熹于年底完成对《大(da)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修订，同时在《论孟精义》的基础上(shang)完成《论语集注》，又于次年（1176）完成了《孟子集注》。淳熙(xi)四年（1177），朱熹序定《大(da)学章句》和(he)《中庸章句》，并撰(zhuan)成《大(da)学或问》《中庸或问》和(he)《论孟集注或问》，由(you)此(ci)基本(ben)确立并构筑了一个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biao)的“四书学新(xin)经学体(ti)系(xi)”。淳熙(xi)九年（1182），朱熹在浙东提举(ju)任上(shang)，首次将四书合为一集刻于婺州，经学史上(shang)的“四书”之(zhi)名第一次出现了。
《四书》合刻之(zhi)后，朱熹又于淳熙(xi)十三年（1186）对《四书章句集注》作了修改，修改后的本(ben)子于同年分别刻印于广西静江和(he)四川成都。淳熙(xi)十五年（1188），朱熹在以往修改的基础上(shang)，对《四书章句集注》又作了一次重大(da)修改。次年，正式序定了《大(da)学章句》《中庸章句》。光(guang)宗绍(shao)熙(xi)三年（1192），时任南康知(zhi)县的曾集将朱熹序定的《四书章句集注》刻印于南康，是为“南康本(ben)”，这是朱熹生前流传最广的本(ben)子。朱熹后来对南康本(ben)又作了修定，并于宁宗庆元五年（1199）刻板于建(jian)阳，这是《四书章句集注》的最后定本(ben)。
叁
《四书》的汇集与定名，在经学史上(shang)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xian)，朱熹倾毕生之(zhi)力，研治《四书》，首次将原来单行的四部书汇集为一个整体(ti)，并为《大(da)学》《中庸》作《章句》，为《论语》《孟子》作《集注》，将四部书纳入其严整庞大(da)的理学体(ti)系(xi)中。同时，他(ta)为《四书》规定了先(xian)《大(da)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的先(xian)后次序；对《四书》作了“某要人先(xian)读(du)《大(da)学》，以定其规模；次读(du)《论语》，以立其根本(ben)；次读(du)《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du)《中庸》，以求古人之(zhi)微妙处”的纲(gang)目论定。这标(biao)志着学术史上(shang)“四书学”的正式确立。
其次，《四书》的汇集有其深刻的历(li)史文化背景，这主要是指汉(han)唐(tang)以来传统儒(ru)学出现日趋烦琐(suo)的弊端和(he)儒(ru)学面临佛道之(zhi)学的强烈冲击(ji)。朱熹在解释《四书》的过程中，在二(er)程等(deng)前代理学家解经的基础上(shang)，恰(qia)当吸收佛道心性之(zhi)学在理论思辨方面的优(you)长，用(yong)以解说《四书》。这一方面使(shi)传统儒(ru)学因注入新(xin)的营养(yang)而获得生机，另一方面也极(ji)好地(di)回应了佛道之(zhi)学的挑战，使(shi)儒(ru)学重新(xin)成为社(she)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朱熹在解说《四书》过程中，采取了一种(zhong)既注重文字训诂，更重视义理阐发的模式，呈现出简明、平易、洗练的行文风格。这既体(ti)现了宋代经学注重义理的时代特色，又不废汉(han)唐(tang)旧注。这在一定意义上(shang)超(chao)越了汉(han)宋学的对立，开启了中国经学发展的新(xin)方向。
再次，《四书》的汇集与定名，标(biao)志着中国经学进入到了一个以《四书》为新(xin)的经典系(xi)统的新(xin)时代（先(xian)秦为“六艺时代”，汉(han)唐(tang)为“五经时代”）。朱熹汇集《大(da)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为《四书》，撰(zhuan)著《四书章句集注》，集儒(ru)家心性学和(he)义理解经之(zhi)大(da)成，对中国社(she)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此(ci)，支撑汉(han)唐(tang)学术的《五经》逐渐(jian)退到历(li)史舞台的幕(mu)后，取而代之(zhi)的是程朱等(deng)人所汇集的《四书》。比如元仁宗皇(huang)庆、延祐年间(jian)恢(hui)复科举(ju)，科目规定士子首当其冲要考的就是《四书》，而且答题只能依据朱熹所撰(zhuan)《四书章句集注》。这一规定为明、清两代所沿袭，影响中国社(she)会近八百(bai)年。
综言之(zhi)，《四书》的汇集与定名，既带来了传统学术的重要转型，也给中国后期封建(jian)社(she)会生活造成了重要影响。
作者简介：周春健，历(li)史学博(bo)士，中山(shan)大(da)学哲学系(xi)教(jiao)授、博(bo)士生导师，中山(shan)大(da)学中国优(you)秀传统文化普及教(jiao)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广东哲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