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德·斯洛特戴克

诊断的初因

一种愤(fen)懑，或者说成是一种恐惧也未尝不可。斯洛特戴克的视域是极(ji)为开阔的，《蔑视大众》中他对逐渐主体(ti)化的大众有(you)着清醒的认识，只(zhi)不过要拉上(shang)极(ji)富盛名的卡内蒂来做实人群之黑的论断，因为“卡内蒂的强项在于他一以贯之的不讨好(hao)献媚”，这(zhe)种强调为哲学家(jia)的观察设(she)置了(le)极(ji)为客观的前提，也是他进行大众心(xin)理学推演的基础，卡内蒂的《群众与权力》认为，20世(shi)纪大众心(xin)理学的基本问题是被(bei)恶和假所裹挟。群众在成为主体(ti)之后变得迟(chi)钝且不透明，这(zhe)种聚集不仅(jin)形成了(le)旋涡，还导致了(le)“曾经有(you)着自我欲望认知(zhi)的民主主体(ti)的理性浪(lang)漫形象的完全坍缩”，“大众”的形成是一种退化，它不再顾及单一个体(ti)的自我肉身感受和空间感受，个人意志在聚集成黑色团块中的释放成了(le)一种释然，平等主义可能(neng)会带来瞬(shun)间的幸福感，但其根源并非所有(you)人的平权意愿，而是绝大多数(shu)人的自我放纵。在时(shi)代中越行越偏的人群最(zui)后汇合成没有(you)潜力的后现代大众，现代性的优质特征就快要烟消云散，哲学家(jia)在用每个人都参与却不自知(zhi)的真相敲打(da)着没有(you)止步的脚踝。

大众的形成不仅(jin)影响了(le)社会，也改变了(le)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在《思(si)想(xiang)的假死》中，斯洛特戴克的嘶吼更加清晰明了(le)，本该得到延续的古(gu)代欧洲(zhou)理论文化，如今(jin)却成为一种基于罪行之上(shang)的认识论信仰。这(zhe)种罪行的实施者看起来与常人无异，可他们却将延续形而上(shang)学传统的理论家(jia)暗杀(sha)，斯洛特戴克甚至将其称为“天使(shi)谋杀(sha)案”。实践(jian)理论的生活本该不涉及外部状态或对象，而是发展实践(jian)者本身，使(shi)其作为能(neng)动主体(ti)的塑造性练(lian)习，这(zhe)种生活既是沉思(si)的，也应当是积极(ji)活跃的，然而当代作者却要引入区别，最(zui)终使(shi)实践(jian)生活的维度(du)变得愈发不可见，也让学者和知(zhi)识分子们无法看清现代社会中的“人类状况”。本该延续清晰脉(mai)络的理论学术生活却越来越浑浊，未来何(he)为呢？

作为方(fang)法的谱系学

毋庸置疑，斯洛特戴克是一位杰出的师者，无论是在慕尼黑巴伐利亚艺术学院，还是在图宾根大学，他对时(shi)代症结的阐述都有(you)理有(you)据。就算尼采(cai)已经对智识生活的传承产生了(le)极(ji)大的干预，他仍愿意沿用经典的谱系学方(fang)法，告诉观者本该作为思(si)考者的哲学家(jia)最(zui)终是如何(he)被(bei)杀(sha)死的，以至于混(hun)沌复现；而在蔑视的概念之下，思(si)想(xiang)和道德又是如何(he)从(cong)纵向控制转向了(le)横向控制，让本来有(you)个性的个体(ti)走向了(le)普遍性和同质性的大众集结，最(zui)后走入几乎再难以找到差异性的平庸。几乎无人敢否认哲学始于柏拉图时(shi)代，斯洛特戴克对胡塞尔的惺惺相惜就如同胡塞尔意欲抓住霍夫(fu)曼斯塔尔的手臂一样，现象学中最(zui)为哲学家(jia)受用的“悬置”概念被(bei)摆放在显眼的位置。这(zhe)时(shi)候哲学还没有(you)和科学分离，或许这(zhe)两者本就不该分离，被(bei)区分开就意味着要有(you)高低之分，但观察者应该是纯粹的，胡塞尔一生都在努力创造一种沉思(si)的生活方(fang)式，然而时(shi)代改变了(le)，类似苏(su)格拉底“神游(you)症”般对理论的纯粹思(si)考都卷入了(le)生活问题，胡塞尔最(zui)终在晚年领悟到，理论必(bi)须克服抽象性，回到先验性。

现象学的悬置方(fang)法似乎并没有(you)给(gei)思(si)想(xiang)的发展提供解决之道，反倒是留下了(le)一个难题，让人们更怀念柏拉图借苏(su)格拉底之口，将灵魂和身体(ti)进行分离的形而上(shang)化，继而让真正的观察者，也就是有(you)悬置能(neng)力的人在特定的练(lian)习地点出现。直至20世(shi)纪上(shang)半叶，西欧思(si)想(xiang)与古(gu)希腊最(zui)大的不同就是《道德谱系》，尼采(cai)以伦理学导师的姿态让道德的真实根源回归于怨恨，这(zhe)不仅(jin)实现了(le)对否定世(shi)界(jie)和生活的基本态度(du)的划时(shi)代重组，也肯定了(le)美德的倾向。

《思(si)想(xiang)的假死》一书虽然用心(xin)理政治学的方(fang)式，将柏拉图主义的城邦生活沿着谱系学的脉(mai)络纵向行进到当下，但斯洛特戴克最(zui)终不得不承认，具有(you)悬置能(neng)力的人的产生，并非有(you)什么贵(gui)族非贵(gui)族的差异，也没有(you)明确的节点来区分，观察者的产生与其载体(ti)文化的命运纠缠在了(le)一起，所有(you)努力追求知(zhi)识的生活方(fang)式都是值得尊重的。

而《蔑视大众》中，斯洛特戴克回归到“集体(ti)”的流动方(fang)向，纵横交叉地深挖奉承作为颠倒的蔑视所产生的遗传性疾病(bing)史，看公共(gong)领域如何(he)被(bei)斗(dou)争和潮(chao)流所分裂。从(cong)霍布斯开始将大众臣民化，到斯宾诺莎(sha)发现了(le)哲学意义上(shang)的大众，直至马克思(si)的阶级论，大众的演变并非是某种进步，而只(zhi)是蔑视的结构性变化，尼采(cai)更是把“人群对其超越地平线的设(she)施的一切蔑视变成了(le)物质以及抵(di)抗的大众，以获得一种纠正的、增效的蔑视”。走向主体(ti)性的大众似乎真的丧失了(le)个性，最(zui)终在海德格尔狡(jiao)猾的“此在”中被(bei)持续观察着、蔑视着，哪怕(pa)这(zhe)是为了(le)转入非可蔑视性、转入激进的并且是高贵(gui)的生存做准备。

拯救现代主义？

或许未必(bi)可行。斯洛特戴克一直是犀利的时(shi)代诊断者，而非药剂师。他在《思(si)想(xiang)的假死》中已经表明了(le)理论的假死走过古(gu)希腊和罗马时(shi)代，跳过基督教(jiao)的中世(shi)纪后，已经走了(le)样，费希特颠倒了(le)活着的人和假死之人中间的关系，主体(ti)间性是一种游(you)离状态，人成了(le)一种拥(yong)有(you)知(zhi)识的载体(ti)。在最(zui)后一章中，作者更是大声斥责谋杀(sha)假死状态的十(shi)名凶(xiong)手——哪怕(pa)经典的批(pi)判方(fang)式被(bei)这(zhe)位凶(xiong)悍的德国老人使(shi)用得游(you)刃有(you)余，诸(zhu)多理论先驱在斯洛特戴克这(zhe)里都难逃(tao)其罪。

而《蔑视大众》中仍然在积极(ji)走向现代化的大众已经步入了(le)后现代，因为垂直与水平关系之间的冲突已然造成了(le)失败的事实，哲学家(jia)们只(zhi)是在以自己的方(fang)式奉承社会，而非挑衅社会症结。诊断以走入死胡同为终结，哲学家(jia)的哲学批(pi)判似乎根本不可能(neng)为社会带来行之有(you)效的解决办(ban)法，方(fang)式和方(fang)法似乎都带有(you)先天的缺陷，就连呼吁应当积极(ji)寻求真理的巴迪(di)欧，都被(bei)斯洛特戴克嘲笑着其理论适用范围的狭隘。

那么人类命运就再无出路了(le)吗？德国哲学家(jia)的严谨不容小觑，尽(jin)管在《思(si)想(xiang)的假死》中，作者在讨论伊始就将现代艺术中实践(jian)生活的复杂性，和古(gu)典时(shi)代与中世(shi)纪的体(ti)育宗教(jiao)禁欲苦(ku)修排除在外，然而行文中不时(shi)被(bei)引入的诗歌文学与艺术则被(bei)大肆颂扬着，卡夫(fu)卡预言了(le)假死的必(bi)然回归，霍夫(fu)曼斯塔尔对诗人的身份定位让胡塞尔产生了(le)精神上(shang)的共(gong)鸣，从(cong)而坚定了(le)自己的理论方(fang)法，保罗·瓦莱里通过笔下的人物建(jian)立了(le)内在观察者，并以此拥(yong)有(you)了(le)力量，而佩索阿——伟大的佩索阿用诗歌“成功地表达(da)了(le)在忧(you)郁(yu)的人非自愿的悬置和反传统的观察者自愿的审慎中的存在”，现代艺术体(ti)系更是可以消除封建(jian)情感的余孽，对艺术优秀或卓越的鉴赏会在民主的环境中以执行性和客观性的方(fang)式进行，就算大众沦为了(le)无意识无差异的政治工具，艺术仍可以在尴尬(ga)和绝望中，成为仅(jin)存的避难所。

结语

即便是大学中的讲(jiang)座，斯洛特戴克的哲学语言依(yi)旧显得诘屈聱牙，他的论述绝非基础性的，而是将观者、读者的智识与自己并列，这(zhe)种讲(jiang)述并非是自上(shang)而下的强势灌输，而更像是精英之间的哲思(si)分享。然而如球面一样完整光滑(hua)的论述并非毫无瑕疵，对古(gu)典主义的回溯可以看成是一种礼赞，也可以理解成某种守旧，而在他果断说出“哲学家(jia)们都是宁可做出臆断也不愿意阅读细节的人”之后，也用自身的话语验证(zheng)着这(zhe)种结论。

理论的假死和大众主体(ti)性的发展仍然没有(you)跳脱开“全球化”这(zhe)个虽有(you)些过时(shi)但仍然时(shi)髦的话题。斯洛特戴克的知(zhi)识绝对是丰厚的，他在随笔中不时(shi)闪现的文学造诣验证(zheng)了(le)学生时(shi)代接受到的教(jiao)育成果，对现代艺术的态度(du)甚至比对同行更为宽容，然而他对思(si)想(xiang)演变的接受程度(du)却令人不敢恭(gong)维，就算几乎所有(you)思(si)想(xiang)家(jia)都对走入后现代的现代性进行着无情的批(pi)判，但鲜少有(you)人敢公开否认女权主义的存在——在这(zhe)一点上(shang)斯洛特戴克的态度(du)只(zhi)能(neng)用“可爱”来形容，《思(si)想(xiang)的假死》一书最(zui)后，他直指朱迪(di)斯·巴特勒的名字，甚至惊诧性别研究对无性别境界(jie)的摧毁。这(zhe)位德国老人是落伍的，却也带有(you)一种先锋性：他对汉娜·阿伦特的频繁引用确实是一种对女性学者的尊重和肯定，但这(zhe)种认识却是建(jian)立在“天使(shi)无性别”的基础之上(shang)，或许作为连接人类与真理（上(shang)帝）的天使(shi)，本就无性别可言。

哲学家(jia)们总被(bei)诟病(bing)跳脱于真实生活之外，就像斯洛特戴克说的，他们如今(jin)更多的被(bei)留在了(le)报(bao)告厅、实验室、图书馆和永远开不完的讨论会上(shang)，然而这(zhe)位如今(jin)七旬(xun)的老人仍然在劝说着我们，只(zhi)要有(you)不断攀登知(zhi)识的决心(xin)，以学识、艺术与文学修养，还有(you)思(si)想(xiang)作为实践(jian)的方(fang)法论，或许能(neng)够打(da)破后形而上(shang)的幻想(xiang)，不仅(jin)清醒地重拾道德，也可以让自己在人的普遍性境况中，变得更有(you)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