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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美国新奥尔良的街景。（新华社发）
从2018年(nian)第一个任期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高级官员就不断宣称(cheng)发动贸易战是为美国普通劳动者赢回工(gong)作岗(gang)位，民主(zhu)党的拜登政府也附和了这一叙事。“制造业回归”似乎成(cheng)为美国提高关税、大行贸易保护主(zhu)义的某种(zhong)正当理由，似乎美国“铁锈带”的衰(shuai)朽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下降完全是国际(ji)竞争造成(cheng)的。情况真(zhen)是这样吗？美国通过贸易战真(zhen)的能(neng)够实现制造业重新振兴吗？
从20世纪七八(ba)十年(nian)代(dai)开始，欧美政府放弃凯恩斯主(zhu)义，重拾自由主(zhu)义市(shi)场经济的思(si)想工(gong)具，欧美制造业从这一时期大规(gui)模向东亚转移。这一产业转移进程不是偶(ou)然的，而(er)是美西方国家刻意推动实现的。
除了环境(jing)保护、劳动力价格(ge)因素，美西方推动制造业转移有两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首先，金融资本代(dai)替产业资本成(cheng)为欧美资本扩张的主(zhu)要形式。与(yu)产业资本的增殖模式不同，金融资本追求的是轻固定资产，通过资本市(shi)场的交易获得快(kuai)速资本回报。金融资本在经济波动的适应性方面更具有优势，其在经济周期的任何(he)阶段都能(neng)盈利，甚至有时还利用资本故意制造经济波动，波动越大获利越丰。相比之下，产业资本的盈利模式要保守(shou)得多，故而(er)逐渐被金融资本排挤而(er)被迫向外转移。
其次，缓(huan)解劳资矛盾。一般而(er)言(yan)，强大的制造业会创造庞大的产业工(gong)人群体，易引发激烈(lie)的劳资矛盾。在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nian)代(dai)期间，欧洲实行重视福利的社会政策，一定程度上(shang)缓(huan)和了阶级矛盾；同时，由于缺少国际(ji)竞争的压(ya)力，美国工(gong)人阶级生活相对富足，阶级矛盾也较为缓(huan)和。但到了20世纪80年(nian)代(dai)，情况发生了改变，欧洲掀起私有化浪潮，西方工(gong)人阶级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为避免再次出现尖锐的阶级矛盾，西方国家有意识地将劳动密集型(xing)产业向外转移。
如今，上(shang)述这两个重要因素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那么(me)，美国怎能(neng)有条(tiao)件和动力真(zhen)正推动实现制造业回归呢？
不仅如此(ci)，美国所谓的制造业回归还面临着一系列深刻而(er)棘手的困(kun)难：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滞(zhi)后。如果(guo)把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需要大规(gui)模更新改造其基础设施。但无(wu)论是供电供水还是铁路公路，美国当前都不具备制造业大规(gui)模回归的基础。这些基础设施改造不仅需要巨(ju)额投资，而(er)且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neng)完成(cheng)。以美国当下的财力和建设效率，这几乎是不可能(neng)完成(cheng)的任务。
二是产业结构难以大作调(diao)整。美国经济以第三产业为主(zhu)，国内(nei)生产总值（GDP）的主(zhu)要来源是服务业，占到GDP的80%以上(shang)。近年(nian)来，美国GDP增长主(zhu)要是靠服务价格(ge)增长，而(er)不是服务数(shu)量提升。按(an)照汇(hui)率计算，2024年(nian)中国GDP是美国的65%，但中国发电量几乎是美国的一倍。美国在电力供应基本没有增长的情况下，GDP居然持续增长，说明其产业结构已严重脱离制造业。推动制造业回归，意味着美必须进行大规(gui)模的产业结构调(diao)整。在资本主(zhu)义政治主(zhu)导之下，不符合资本增殖规(gui)律的改变如何(he)得以实现？
三是美元政策定位存在矛盾。如果(guo)制造业回归，企业必须降低产品成(cheng)本，以获得更强的国际(ji)竞争力，从而(er)需要实施弱美元政策。但为了吸引国际(ji)资本填补(bu)经常项目赤字、抑制美国国内(nei)通货膨胀及巩(gong)固美元的国际(ji)地位，则需要强美元政策。这二者是彼此(ci)冲突的。毫无(wu)疑问，美国会选(xuan)择强美元政策，因为强美元是美国拥有全球霸权的基石。在强美元约束下，制造业大规(gui)模回归美国是不现实的。
因此(ci)，美宣称(cheng)加征关税、大搞贸易保护是为了避免其他国家的工(gong)人抢走美国国内(nei)工(gong)人的饭碗(wan)，显然只是政治上(shang)的托词。作为二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主(zhu)导者和规(gui)则制定者，美国无(wu)疑获得了世界经济再生产中最丰厚的回报，但由于其将大量资源用于对外战争而(er)非重视民生，加上(shang)在国内(nei)二次分配时缺乏调(diao)节，才导致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19世纪70年(nian)代(dai)后，保护性关税逐渐成(cheng)为国际(ji)政治的重要工(gong)具。美国自19世纪晚期到一战之前一直采(cai)用高关税保护自己的工(gong)业发展。1890年(nian)至1913年(nian)，美国的平均关税在40%以上(shang)，而(er)同时期其他主(zhu)要工(gong)业国的关税都很低，当时的世界经济霸主(zhu)英国更是接(jie)近于零关税。1930年(nian)美国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引发其他国家针锋相对的报复，进一步加剧了世界性的大萧条(tiao)。20世纪80年(nian)代(dai)，激烈(lie)的美日贸易摩擦(ca)后签署“广场协议(yi)”，被大多数(shu)学者认为是导致日本后来长期经济低迷(mi)的主(zhu)要原因。在这些案例中，作为制造业大国的美国制造贸易摩擦(ca)是为了与(yu)他国竞争，保护本国相关产业，避免在竞争中被外国企业击败。
然而(er)，自2018年(nian)开始的中美经贸摩擦(ca)与(yu)之前的案例大为不同，美国在很多生产领域(yu)已经丧失竞争优势。按(an)照联合国《工(gong)业化的未来》报告(gao)统计，中国在2023年(nian)全球工(gong)业产值中占比为35%，名列首位，美国次之（12%），日本第三（6%）。美通过提高关税限(xian)制从中国进口的相当比例产品，其自身并没有能(neng)替代(dai)的产品，且中国之外也同样没有可替代(dai)的选(xuan)择。不仅如此(ci)，很多中国输美产品的价格(ge)弹性很小，从经济学角度而(er)言(yan)，美国提高关税几乎无(wu)法对中国造成(cheng)实质性影响，但将被动增加美国消费者的成(cheng)本，推高美通货膨胀。
总之，由于没有可替代(dai)方案和国内(nei)有效供给，美国提高关税难以实质性影响中国对美贸易；受制于自身经济架构和政治体制，提高关税也无(wu)法有效促进制造业回归。美如今经济困(kun)境(jing)的形成(cheng)有着资本主(zhu)义发展规(gui)律本身的深刻原因，与(yu)过去数(shu)十年(nian)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和美国霸权的盛衰(shuai)密切相关，不可能(neng)通过一个简(jian)单(dan)的关税政策就能(neng)扭(niu)转。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陈 琪(qi) 薛 静 作者分别系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jiu)中心主(zhu)任、教授，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jiu)中心特约研究(jiu)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