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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ge)开放以来，我国(guo)积极推进贸易投(tou)资自由化，主动融入全球价值(zhi)链分工体系，在国(guo)际竞争与合作(zuo)中(zhong)促进本国(guo)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传(chuan)统的贸易投(tou)资自由化主要针(zhen)对(dui)商品和要素的跨境流动，随(sui)着(zhe)全球关税(shui)的逐步削减，“边境开放”问(wen)题(ti)已经基本得到解决。迈入高水平对(dui)外开放新阶段后，开放的重心转向“境内(nei)开放”，强调在产权保护、政府采购、产业(ye)补贴等领域与国(guo)际通(tong)行规则相衔接。2018年中(zhong)央经济工作(zuo)会议首次提出，“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相较于(yu)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制度型开放强调主动对(dui)接国(guo)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相通(tong)相容。
制度型开放的主要内(nei)容
规则开放。规则意指通(tong)行的国(guo)际经贸规则，包括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区域贸易协定规则，其中(zhong)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涉及的议题(ti)涵盖制造(zao)业(ye)关税(shui)、政府采购、反倾销反补贴、贸易便利(li)化等，区域贸易协定规则涉及的议题(ti)中(zhong)还(hai)包括竞争政策、数据(ju)保护、创(chuang)新政策、监管合作(zuo)、劳动力市场规制等内(nei)容。规则开放既包括遵守现有国(guo)际经贸规则，也(ye)包括参与全球治理、共建国(guo)际经贸新规则。规则开放是制度型开放的基础，为(wei)制度型开放提供基本行为(wei)准则。
规制开放。规制是指政府针(zhen)对(dui)特定行业(ye)和领域实施(shi)的规范和控制，涉及政府对(dui)涉外经济活动的约束(shu)。规制开放着(zhe)力于(yu)明晰政府边界，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干预，其最终指向是各国(guo)监管规则的协调和一致，降低(di)合规成本，提升国(guo)际经济活动效率。近年来，中(zhong)国(guo)在金融业(ye)领域取(qu)消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在制造(zao)业(ye)领域负面清(qing)单中(zhong)删除了针(zhen)对(dui)“出版物印刷须由中(zhong)方控股”以及“禁止投(tou)资中(zhong)药饮片的蒸、炒、炙(zhi)、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zhong)成药保密处方产品的生产”的限制措施(shi)，实现了制造(zao)业(ye)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shi)“清(qing)零”，这些都是规制开放的鲜明体现。
管理开放。管理开放主要针(zhen)对(dui)政府管理模(mo)式(shi)，其核心是简政放权，优(you)化政务(wu)服务(wu)，提升行政效能。比如，加强国(guo)际贸易“单一窗口(kou)”建设、创(chuang)新海关综合监管模(mo)式(shi)、实施(shi)“证照(zhao)分离(li)”等商事制度改革(ge)，都是政府优(you)化管理模(mo)式(shi)，营造(zao)市场化、法治化、国(guo)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体现，是管理开放的重要内(nei)容。
标准开放。标准是就商品生产而提供的规则、指南，包括环境标准、劳工标准、数字领域标准等。标准可以规范企业(ye)行为(wei)，确(que)保企业(ye)按照(zhao)合格流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为(wei)提高产品质量以及服务(wu)水平提供了可能。目前国(guo)际通(tong)行的标准主要由国(guo)际标准化组织（ISO）等制定；在国(guo)际标准下，各国(guo)或区域也(ye)有自己的标准，如欧盟标准（CE）、中(zhong)国(guo)国(guo)家标准（GB）、日本工业(ye)标准（JIS）等。标准开放为(wei)管理提供了更具体的衡量尺(chi)度，有助于(yu)降低(di)合规成本，提升在国(guo)际贸易体系中(zhong)的适配性。
我国(guo)推进制度型开放的挑战与应对(dui)之策
制度型开放既是我国(guo)紧扣高水平对(dui)外开放最新实践，把握开放最新特点的现实需要，也(ye)是顺应国(guo)际经济发展新趋势，应对(dui)国(guo)际挑战的必然(ran)选择。当前，国(guo)际经贸规则领域的角逐愈演(yan)愈烈，西方发达国(guo)家主导(dao)着(zhe)国(guo)际经贸规则的重构。21世纪以来，发展中(zhong)国(guo)家和新兴经济体对(dui)世界经济的影响力逐年上升，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guo)家等平台作(zuo)用不断增强，为(wei)国(guo)际经贸规则的重构注入了“发展成分”。但与此同时，发达国(guo)家正加紧控制和争夺(duo)国(guo)际经贸规则主导(dao)权，推动形成有利(li)于(yu)维护其利(li)益的新一代国(guo)际贸易规则。在此背景下，推进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需要从(cong)多维度着(zhe)力。
广泛吸收有益经验，建立同国(guo)际通(tong)行规则衔接的制度机制。例如，对(dui)照(zhao)《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累积原产地规则”，推出“原产地声明”“背对(dui)背原产地证明”等便利(li)导(dao)向的制度，推进商事制度改革(ge)，建立与国(guo)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推动政府管理由注重事前审批转为(wei)注重事中(zhong)事后监管；对(dui)标《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高标准经贸规则要求，不断放宽数字领域市场准入，促进和规范数据(ju)跨境流动，推动数字贸易领域的制度型开放。主动与全球通(tong)行规则相对(dui)接，吸收国(guo)际反垄(long)断法的广泛共识，推动产业(ye)政策从(cong)选择性转向功能性、从(cong)倾斜性转向竞争性，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对(dui)于(yu)尚未形成统一国(guo)际规则的新领域，开展先行先试，推出中(zhong)国(guo)方案，掌握国(guo)际规则制定中(zhong)的话语权。制度型开放既包括全面对(dui)接高标准国(guo)际经贸规则，即“制度学习”，也(ye)包括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向国(guo)际上提供制度方案，即“制度创(chuang)新”。可以考虑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打造(zao)开放包容的共同发展平台，针(zhen)对(dui)数字贸易规则和绿色贸易规则中(zhong)的重要议题(ti)，选择比较优(you)势明显的规则领域，贡献中(zhong)国(guo)智慧(hui)，扩大中(zhong)国(guo)在国(guo)际经贸规则方面的影响力。
加强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集成创(chuang)新建设，开展经贸规则试点，为(wei)深(shen)入推进制度型开放探(tan)索实践路径。高标准贸易规则是在现有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基础上的“深(shen)层规则”，具有涉及面广、复杂程度高等特点，应利(li)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先行先试”做好对(dui)标高标准贸易规则的压力测试，确(que)定好优(you)先序，聚焦贸易监管、金融开放、行政管理体制改革(ge)，培育国(guo)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进制度改革(ge)与监管创(chuang)新，形成一批引领性制度创(chuang)新成果，为(wei)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tan)索新途(tu)径、积累新经验。
统筹(chou)推进制度型开放与深(shen)层次改革(ge)，实现两者良性互动。一方面，以制度型开放为(wei)深(shen)层次改革(ge)提供内(nei)容和动力，制度型开放侧重“边境后”规则，其内(nei)容本身就是深(shen)层次改革(ge)的内(nei)在要求，是“边境开放”向“境内(nei)开放”的拓展和延伸；另(ling)一方面，以深(shen)层次改革(ge)为(wei)制度型开放提供制度保障，通(tong)过开展系统集成、重点突出的深(shen)层次改革(ge)，建设顺应高标准国(guo)际经贸规则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为(wei)制度型开放铺路。
（作(zuo)者：杨继军，系南京(jing)财经大学财政与税(shui)务(wu)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