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出生于美国的朱迪斯·巴(ba)特勒是当(dang)代(dai)最著(zhu)名的后现代(dai)主义思想家之一(yi)，专(zhuan)注于女性主义批评(ping)、性别研究、当(dang)代(dai)政(zheng)治哲学和伦理学等领域，被视为酷儿运动的理论先(xian)驱。在《消解性别》中，巴(ba)特勒第一(yi)次将目光放在普(pu)通人和他(ta)们的生活上(shang)，批判男女二元的性别框架，反驳各种形式的性别本质论。

在巴(ba)特勒看来，性别规范有着两面性。一(yi)方面，如果没有一(yi)定的规矩，人们就无法相(xiang)互理解和承认，但另一(yi)方面，让(rang)日子(zi)过不下去的正是这些规矩，因此唯一(yi)可行的做法是让(rang)性别这个概念保(bao)持开放性和不可知性。书中写道：“为了要生活，要好好生活，为了能够知晓朝(chao)哪个方向前进(jin)才会改变我们的社会世界，我们需要规范；但是，我们也会受困于规范，有时规范会对我们施加暴力，而(er)为了社会公(gong)正，我们必须(xu)反对它们。”正如巴(ba)特勒所说：“批评(ping)的意义在于对束缚生活的规矩提出质疑，好让(rang)生活方式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消解性别》

在日常生活中，“男性特质”“女性特质”都是常见的话术，但它们并(bing)不是一(yi)种固(gu)定标准。你口中的定义和七大姑八大姨很可能不同，甚至(zhi)完全相(xiang)反，而(er)在网络上(shang)，这样的碰撞更是常见。也就是说，这些话术总会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变化而(er)变，即使是某些看似“约定俗成”的概念，也处于漫长的被制造(zao)过程中。

在这种情况下，“性别”的社会规范和一(yi)个完整的正常人之间，难免存(cun)在矛盾和束缚，甚至(zhi)会衍(yan)生为政(zheng)治问题。同性婚姻就是如此，正如书中所言：“政(zheng)治是由可理解的话语构成的，它要求我们采取某个立场，不论这个立场是赞同还是反对同性恋婚姻；但是，作为人和严肃的规范性政(zheng)治哲学及实践的一(yi)部分(fen)的批判性思考则要求我们探问，这到底为什(shi)么以及如何成为了一(yi)个问题——一(yi)个决定什(shi)么会、什(shi)么不会在这里(li)成为有意义的政(zheng)治问题。在现有条件下，为什(shi)么‘成为政(zheng)治’的前景恰恰依赖于我们在话语性地构成的二元结(jie)构中操作（而(er)不是探问）的能力，而(er)且努力地不去知晓性领域就是被迫(po)受制于对这些条件的接受呢？”

巴(ba)特勒继(ji)而(er)将这一(yi)观点扩大到广(guang)义层面。她认为，如果将“理解”视为主流社会规范下的结(jie)果，那么“一(yi)定程度上(shang)的不被理解，并(bing)不是一(yi)件坏事”。

至(zhi)于应对之道，书名的“消解性别”就是巴(ba)特勒认为的正解。她认为，“为了成全自己(ji)，我们就必须(xu)先(xian)消解自己(ji)：我们必须(xu)成为‘存(cun)在’的更大的社会结(jie)构的一(yi)部分(fen)，以创造(zao)出我们自己(ji)。”当(dang)然，这一(yi)点也存(cun)在悖论，“当(dang)性别规范开始在不同层次麻痹性别的能动性时，这个悖论就会加剧。”

“消解性别”被巴(ba)特勒视为女性主义的重要基础。她的“酷儿理论”来自于李银河的翻译，英文即Queer，原意为怪异的、怪癖的。在她看来，没有任(ren)何性取向来自某种固(gu)定的身份(fen)，而(er)是仿(fang)佛演员一(yi)般、不断变化的“协同表演”。基于这一(yi)理论，巴(ba)特勒认为性少数群体(ti)在社会中的孤立是“异性规范化”的后果，社会性别亦(yi)非天生生理身份(fen)的表现，而(er)是人为规范化而(er)成。

被规范的从来不仅(jin)仅(jin)是少数群体(ti)

虽然巴(ba)特勒在《消解性别》中着重于性少数群体(ti)，但若以为她笔下的“规范”仅(jin)仅(jin)针对少数人，那就低估了这本书的意义。

人类社会的“规范”，固(gu)然制造(zao)了基本秩序和伦理，但反过来也是对人类的限制。对于女性而(er)言，规训更是无处不在。

在现代(dai)文明社会，多数正常人会接受与包容各种少数群体(ti)，并(bing)不将之视为“异类”。虽然狭隘的人与观念依然存(cun)在，但在人类历史上(shang)，这已经(jing)是特立独行者所面对的最好时代(dai)。

人类走到这一(yi)天着实不易，每一(yi)步都值得珍惜。仅(jin)仅(jin)在爱情层面，当(dang)人们习惯自由恋爱时，不要忘记就在一(yi)百多年前的中国，盲婚哑嫁仍是主流，抗议不但无效，还会被指(zhi)斥为忤逆不孝，挣脱家庭枷(jia)锁的年轻人面对的是千夫所指(zhi)。

相(xiang)比(bi)男性，女性选择(ze)离经(jing)叛道，前路会更加崎岖。哪怕到了17世纪，西方女性地位仍然极低，生活完全依附于男性，生活品质取决于丈夫的地位。要想衣食无忧，只有两条路径(jing)：或者生来是贵族，或者嫁给贵族。当(dang)有女性选择(ze)离开家庭、工场和教(jiao)堂，离经(jing)叛道的她们面临的命运极为艰难。

娜塔莉(li)·泽蒙·戴维斯在《边缘女人：十七世纪的三(san)则人生故事》中就以三(san)位女性为引线(xian)，借助各种档案、回忆(yi)录、自传、账(zhang)本和画作等，剖析了那个时代(dai)的女性生活。

书中的三(san)位女性各有际遇(yu)。格(ge)莉(li)克尔·莱布长于经(jing)商，写下七卷本自传，玛丽·居雅投(tou)身教(jiao)育和慈(ci)善，玛利亚(ya)·梅里(li)安是艺术家和博物学家。她们都是普(pu)通女子(zi)，但又(you)并(bing)不普(pu)通。她们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谁(shui)的缪斯，她们从未淹没在母(mu)亲的身份(fen)中，也从未作为妻(qi)子(zi)而(er)被抹杀。

《边缘女人：十七世纪的三(san)则人生故事》

玛利亚(ya)·梅里(li)安精通水彩画和油画，还细(xi)心观察毛(mao)虫、蝇、蜘蛛及其他(ta)类似生物的习性。1692年，她因其离经(jing)叛道之举引发关注，“她抛(pao)下丈夫，前往(wang)魏沃特市的拉巴(ba)迪团体(ti)中找寻(xun)平静。”这只是人生转向的开始，“她将满载着标本从美洲航行归来，将出版她的伟大作品《苏里(li)南昆虫变态》，将进(jin)一(yi)步充实她的《欧洲昆虫》，将成为阿(a)姆(mu)斯特丹的植物学家、科学家和收藏家圈(quan)子(zi)里(li)举足轻重的人物，直到1717年去世。”

格(ge)莉(li)克尔·莱布的人生更难挣脱，她12岁(sui)订婚，14岁(sui)结(jie)婚，30年间生了14个孩子(zi)，之后成了寡(gua)妇。虽然孤儿寡(gua)母(mu)，但她却也因为这意外挣脱牢笼，利用手中家业，做生意、放贷，成为那个时代(dai)的强悍女商人。更可贵的是，她在自传中讲述了许多故事，以此教(jiao)育自己(ji)的孩子(zi)。在17世纪，她的教(jiao)育已经(jing)极为超前，努力呼唤孩子(zi)的独立性，将之置于父母(mu)权威之上(shang)。

至(zhi)于玛丽·居雅，她的内心折(she)磨与宗教(jiao)有很大关系。从全书脉络来看，宗教(jiao)影(ying)响着三(san)位女性的选择(ze)，但并(bing)非决定性选择(ze)。她们分(fen)别是犹太教(jiao)徒、天主教(jiao)徒和新教(jiao)徒，走上(shang)了同一(yi)条追求自我之路，并(bing)最终(zhong)实现了自我价(jia)值，而(er)且微微撼动了那个男性世界。

正是这三(san)位在时人眼中离经(jing)叛道的女性，用自己(ji)的努力告诉世界：不管生在什(shi)么时代(dai)，被如何打压，遭遇(yu)多少不堪，“自我”仍然是作为“人”的最高追求。

但这样的人终(zhong)究是少数，在电影(ying)《西西里(li)的美丽传说》中，莫妮(ni)卡·贝鲁(lu)奇以绝(jue)世风姿成就了影(ying)史上(shang)的经(jing)典形象(xiang)。但也正是因为这份(fen)动人心魄的美，才让(rang)影(ying)片尾声的摧毁美更加触目惊心。一(yi)个女性在战争期间的求生，在战后成了罪过，人们通过道德谴责弱女子(zi)，掩饰自己(ji)曾经(jing)的懦弱与不堪。

类似的事情在一(yi)战同样曾经(jing)发生。《女性史：20世纪卷》中写道：“成为妓女还是母(mu)亲？对于女性而(er)言，性选择(ze)向来都介于两个极端对立的选项之间……在欧洲，对性的双重标准却带(dai)上(shang)了爱国主义的色彩……不忠的妻(qi)子(zi)被贴上(shang)了不爱国的标签(qian)，尤(you)其是那些与战俘发生关系的人。她们在德国媒体(ti)上(shang)受到嘲弄，并(bing)被处以罚款和监禁。在法国，法庭对通奸的妇女实行严厉的判决，对杀害了不忠妻(qi)子(zi)的士兵却宽大处理。”

与此同时，女性养活自己(ji)并(bing)不容易。书中写道：“并(bing)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高昂的战时工资，而(er)在报酬较低的岗位工作的女性为其他(ta)行业较高的工资付(fu)出了代(dai)价(jia)。传统女性职业仍然收入微薄，尤(you)其是那些在家做工的女性。因为人们很难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最低工资法。”

从一(yi)战到二战，人们实际上(shang)都在面对同一(yi)个问题：“男人在外面丢的面子(zi)，回到家庭之后是要找回来的。面对战争也同样如此，在外受到创伤的男人，战后需要回到家庭重温其优越感。”

即使没有战争，在整个人类社会，这种现象(xiang)至(zhi)今仍然存(cun)在。不少在外面打拼的男性，面对领导时唯唯诺诺，面对办公(gong)室(shi)复杂人际关系时忍气吞(tun)声，家才是唯一(yi)的宣泄渠(qu)道。因此，一(yi)战结(jie)束后，复员军人的家庭暴力事件多到触目惊心。

所幸的是，这并(bing)不是20世纪的全部。在人类历史上(shang)，20世纪是一(yi)个“女性”身份(fen)彻底被重构和确立的时代(dai)。女性从静默的他(ta)者和被注视的客体(ti)，慢慢在大众媒体(ti)的影(ying)响下开始融合(he)汇聚(ju)，并(bing)在20世纪中后期到达了一(yi)个文化认同的高潮。在媒介传播的影(ying)响下，女性不再是世界一(yi)隅的孤立个体(ti)，而(er)成为一(yi)个有着相(xiang)似意识形态的集(ji)体(ti)。她们享有共同的审美爱好和世界观、价(jia)值观，具有更为趋(qu)同的女性特质，女性事实上(shang)由复数逐渐向单数收缩(suo)。

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反抗着父权制的枷(jia)锁，但在资本主义和商业媒介的合(he)谋之下，她们也越来越陷入了另一(yi)种单一(yi)身份(fen)的陷阱。

法国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三(san)代(dai)的代(dai)表人物乔治·杜比(bi)，主编了巨著(zhu)《女性史》，“20世纪卷”是其第五卷。

《女性史》

书中写道：“了解那些人生经(jing)历跨越了20世纪的女性，你将被她们的不幸和伟大所震(zhen)撼。她们受到战争、革命和独裁统治的打击，也见证了两性关系的巨变。我们现在是否已经(jing)到达了女性史的‘终(zhong)点’，到达了多年来稳定的、不可避免的解放进(jin)程的顶点？并(bing)非如此。如果诞生自第一(yi)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旋涡之中的20世纪地缘政(zheng)治现在已经(jing)告一(yi)段落(luo)了，东方集(ji)团瓦(wa)解后自由主义的胜利所带(dai)来的‘历史的终(zhong)结(jie)’的概念，也未能幸免于欧洲及其他(ta)地区一(yi)系列事件的冲击。‘历史的终(zhong)结(jie)’对女性而(er)言到底意味着什(shi)么呢？是男性主导社会的末路和新社会黎(li)明的到来？是一(yi)个性别分(fen)化几近(jin)消失的新时代(dai)？还是一(yi)个男性和女性既可以保(bao)持自己(ji)的独特身份(fen)又(you)享有平等权利和机会的世界？”

这些问题显然还没有足够稳定的答案，但变化显而(er)易见。20世纪女性拥有和过往(wang)女性不一(yi)样的人生，取得的成就也是事实，包括投(tou)票权、生育风险(xian)的大幅降低、避孕措施和职场上(shang)的新机会等。

可这些“成就”同样是一(yi)种社会构建，在构建的过程中，有赞同和推动者，也有反对者，同时，没有任(ren)何成就是一(yi)劳(lao)永逸的。对女性进(jin)步运动的刻板认知，很容易让(rang)人忽视仍然存(cun)在的不公(gong)。审美层面的“规范”，也通过纤瘦的电影(ying)明星、模特和选美表现出来。

这导致“新女性”形象(xiang)被固(gu)化：“她是一(yi)位专(zhuan)业的家庭主妇，既是家中的女王，又(you)是精明的消费者。广(guang)告在贩卖商品的同时也贩卖图像。新女性看上(shang)去可能比(bi)以往(wang)的女性更加光鲜亮丽，但她们本质上(shang)并(bing)没有太大的改变，因为广(guang)告同时也将女性自己(ji)变成了性对象(xiang)和令人渴望的商品。”

被固(gu)化的女性，被“规范”的人生

对女性的固(gu)化，在婚姻层面呈现最为明显。上(shang)野千鹤子(zi)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yi)书中就写道：“婚姻市场对女性的局限性极强，比(bi)如说女性不能有过多的异性朋友，不能有过于频繁的社交(jiao)活动，不能主动去追求性。一(yi)个主动的女生意味着她是婚姻市场外的‘社会女性’，不配作为结(jie)婚考虑对象(xiang)，是被玩弄宣泄的对象(xiang)。而(er)一(yi)个男性在步入婚姻前与这样的‘社会女性’游戏(xi)，而(er)到谈(tan)论婚姻时要求婚配的女性是白(bai)纸一(yi)张。这种风气往(wang)越小越偏远的地区越严重。”

上(shang)野千鹤子(zi)还曾写道：“对子(zi)宫的统治本来就是围绕出生婴儿的归属之争，这正是父权制的核心问题。”

如果探究问题的根本，那么上(shang)野千鹤子(zi)的另一(yi)个发问或许更为关键：“原本革命应当(dang)是不分(fen)性别的自由公(gong)民的解放，为何结(jie)果只是男性的解放，女性解放则被搁置了？”直至(zhi)今日，它仍然没有答案。

在上(shang)野千鹤子(zi)看来，性别是太过明显的阶级对立，以至(zhi)于容易被忽略。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被忽略甚至(zhi)被“自然化”的对立无处不在。比(bi)如对性的看法就是如此，维多利亚(ya)时代(dai)的性伦理要求女性不能看也不能触碰自己(ji)的性器官，在这一(yi)要求之下，明明是自己(ji)的身体(ti)，对女性而(er)言却是最为疏(shu)远的陌生之物。这样的伦理要求，直到今天仍有巨大市场，许多女性仍误以为对性的无知是“可爱”的表现，甚至(zhi)谈(tan)“性”色变。

其实这一(yi)切的本质是经(jing)济问题，《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如同一(yi)把手术刀，所剖开的是近(jin)现代(dai)社会的性别经(jing)济结(jie)构。

成书时的1990年，正是日本泡沫经(jing)济破灭(mie)，开启“失去的三(san)十年”之时，普(pu)通家庭无法承受高昂的市场化外包服务，因此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全职妈妈。

全职妈妈带(dai)来了一(yi)个新的问题：她们在家操持家务，却没有相(xiang)应收入，许多男性回到家，往(wang)往(wang)还会来一(yi)句“你呆在家里(li)什(shi)么也没干”。

这恰恰反映了父权制的经(jing)济基础，也就是男性对女性劳(lao)动力的统治。这种统治的根本问题在于生产费用的不平等，比(bi)如男性在外工作养家，当(dang)然很辛苦(ku)，但如果将女性在家操持家务所耗费的时间与精力，对应为市场化费用（可以想想市场上(shang)月(yue)嫂和保(bao)姆(mu)的收入标准，还有教(jiao)师的收入标准），很多男性的收入甚至(zhi)无法承担(dan)这笔费用。与此同时，女性的牺牲也非常大，她们或者告别职场，很难重返，或者要牺牲事业，升职比(bi)男性更困难。

很多人或许会认为，这种比(bi)较并(bing)不合(he)理，因为古代(dai)女性根本不出去工作，“男主外女主内”是传统，如今的全职妈妈，或者职场女性的家庭付(fu)出，不过是对传统的继(ji)承，并(bing)不是一(yi)种新的剥夺。这个说法当(dang)然是荒谬的，因为近(jin)代(dai)资本主义崛起的依托，就是机器化生产、市民社会和教(jiao)育普(pu)及，它必然使女性能够接受教(jiao)育、参(can)与社会事务并(bing)参(can)与社会生产，也必然会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所谓(wei)传统。但与此同时，父权制的存(cun)在，使得男性多少成为获益者，往(wang)往(wang)可以享受女性“内外兼顾”所产生的剩余价(jia)值。

现代(dai)社会继(ji)承了传统社会的一(yi)种观念，即刻意强调女性的爱与母(mu)性。这种将女性推上(shang)神坛的价(jia)值观，几乎(hu)已经(jing)成为教(jiao)科书一(yi)般的真理。但正如上(shang)野千鹤子(zi)所说，这实际上(shang)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lao)动的意识形态机制”。既然爱是“无条件付(fu)出”，母(mu)性是“隐忍和牺牲”，那么就可以等同于无价(jia)值劳(lao)动。它们看似对女性的赞美，实际上(shang)遮蔽了女性被剥削、被压迫(po)的地位。

即使无数人曾提出女性的“自主权”，但正如《消解性别》中所言：“任(ren)何一(yi)个自主权的概念都有着局限。自主权实际上(shang)是在社会条件制约下生活在这个世界上(shang)的方式。那些社会工具可以赋权，但也具有约束力，而(er)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种功能同时发挥着作用。”

不管是否认同巴(ba)特勒在《消解性别》中提及的“规范”，都不能回避这样的事实：“规范就是那种决定了‘可理解的’生活、‘真正的’男人和‘真正的’女人的东西。如果我们违(wei)背这些规范，就很难说我们是否还能生活下去、是否还应该生活下去，我们的生活乃至(zhi)生命是否还有价(jia)值、是否能变得有价(jia)值，我们的性别是否是真实的、是否能被看作是真实的。”

上(shang)野千鹤子(zi)所批判的父权、所揭露的女性被剥削的隐藏事实，都以这样的“规范”而(er)呈现。具体(ti)在社会层面，它被渲染为“女人一(yi)定要结(jie)婚”“不生孩子(zi)的人生就不完整”等常见话语。无数人选择(ze)“适应”，但这并(bing)不意味着《消解性别》中提到的解决方案并(bing)不可行。事实上(shang)，开放的心态和认知，永远是人类进(jin)步的倚仗，在性别问题上(shang)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