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韩国《中央日报》2016年3月(yue)4日的新闻，只有题(ti)为“러바오·아이바오커플， 연수비자 받고 왔어요（乐宝·爱宝熊猫夫妻得到研修签证(zheng)来韩）”的一篇报道与熊猫有关(guan)，但是文中没有任何武则天赠送熊猫给(gei)日本(ben)的内(nei)容（https://www.joongang.co.kr/article/19670406）。反倒是在当天《中央日报》（中文版）网站中找到了一篇题(ti)为“公元685年武则天向日本(ben)送出熊猫为‘熊猫外交(jiao)’起(qi)源”的报道，文中提到：“中国的‘熊猫外交(jiao)’起(qi)源于(yu)公元685年唐(tang)朝的武则天向日本(ben)皇(huang)室赠送的一对(dui)熊猫”。（https://chinese.joins.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73539）但是此篇报道记者徐尤(you)振却没有在文中给(gei)出此说法的任何依据与信息来源。

打开百度百科与维基百科（中文版）对(dui)“熊猫外交(jiao)”的词条，提到将“白熊”比(bi)定(ding)为大熊猫的说法最早是出自胡锦矗(chu)的考证(zheng)。而将“白熊”比(bi)定(ding)为大熊猫的理由，胡锦矗(chu)在其著作《大熊猫研究(jiu)》中写道：

据日本(ben)《皇(huang)家年鉴》记载(zai)，唐(tang)代，我(wo)国第一个女皇(huang)帝(di)武则天执政初(chu)期，曾于(yu)公元685年10月(yue)22日，将一对(dui)产地称为白熊（现今青川、平武、北川一带的村民，仍将大熊猫称为白熊）的活体和70张皮作为大唐(tang)的国礼送给(gei)了日本(ben)天武天皇(huang)。（胡锦矗(chu)《大熊猫研究(jiu)》）

胡锦矗(chu)根据陆机的《毛诗草木(mu)鸟兽虫鱼疏》中对(dui)“貔”的解释(shi)，认为貔就是貔貅，既似(si)虎又似(si)熊，也就是大熊猫的古称，辽东人将其称为“白罴”。其在文中称“罴”就是熊，且有马熊、棕熊之别，“白罴”就是“白熊”，又因为现今青川、平武、北川一带的村民，仍将大熊猫称为白熊，所以“白罴”＝“白熊”＝“白熊”。但是以上观点实在令人难以信服。

查找古代典(dian)籍，大熊猫虽有“貔貅、貘(mo)、驺虞、食铁兽”等多种不同(tong)称呼，但却从未有过“白熊”的别称。直至近代，虽然曾在一段时期内(nei)“白熊”确(que)实作为大熊猫的别称出现过，但并不能因为四川一些当地人把大熊猫称为“白熊”，就将“白熊”或“白罴”认定(ding)为大熊猫。事实上，对(dui)于(yu)“熊罴”二者的不同(tong)，三(san)国时期的人们已有较为清楚地认知。陆机在《毛诗草木(mu)鸟兽虫鱼疏》中就明确(que)提到“羆有黃羆、有赤羆，与熊有别”。

熊图（《钦定(ding)古今图书集成》卷67，《博物汇编·禽虫典(dian)》）

羆图（《钦定(ding)古今图书集成》卷67，《博物汇编·禽虫典(dian)》）

另外，胡锦矗(chu)所谓“辽东人谓之白罴”的辽东不是指今东北辽宁一带，而是指“汉水东北，山西、河南等地区，如同(tong)罗愿《尔雅翼》中记载(zai)的貔“出貊国”相(xiang)同(tong)，泛指北方地区的观点也很令人费解。

众所周(zhou)知，貊国是早期存(cun)在于(yu)东北地区的政权，对(dui)比(bi)罗愿《尔雅翼》貔“出貊国”，和陆机在《毛诗草木(mu)鸟兽虫鱼疏》中：“貔，似(si)虎或曰似(si)熊……辽东人谓之白罴”的内(nei)容，无论是“貊国”还是“辽东”，二者恰(qia)恰(qia)是在地域指向具有高度一致性。而且三(san)国时期辽东所指代地域几已固定(ding)，作为吴国人的陆机，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要用“辽东”一词来代指汉水东北，山西、河南等地区。

“白熊”与大熊猫

现存(cun)中国古籍中几乎没有找到用“白熊”来称呼熊猫的案例。而“白熊”作为熊猫的别称之一，是迟至民国时期才出现。近代以前的中国人对(dui)于(yu)熊猫的认识(shi)其实并不清楚。1934年，刘(liu)虎如在《动(dong)物地理学》杂志中提到，川藏(cang)地区的东部森林中生活着一种“杂色熊（Aeluropus melanolencus）”的动(dong)物，这里的“杂色熊”指的就是我(wo)们今天熟知的大熊猫。之后，李慨士在翻译欧(ou)内(nei)斯特·亨(heng)利·威尔逊的著作时，将“Panda”一词翻译成为“猫熊”，并将其比(bi)定(ding)为中国古籍中的生物“罴（Aeluropus melanoleuc）”，（李慨士《中国西部动(dong)物志》，商务印书馆，1934年）不过当时在中国并未引起(qi)太多关(guan)注。

相(xiang)较于(yu)当时中国社会对(dui)于(yu)熊猫的冷淡，美国人却对(dui)熊猫表(biao)现出了极大的热(re)忱与兴趣。1936年12月(yue)，美国人露丝·哈克内(nei)斯（Ruth Harkness）首次将一只活体熊猫带回美国卖给(gei)芝(zhi)加(jia)哥的布鲁克菲尔德动(dong)物园。1937年4月(yue)20日，布鲁克菲尔德动(dong)物园首次将熊猫对(dui)外展(zhan)出，短短三(san)个月(yue)内(nei)就吸引了近33万人次参观，不仅让当时包括美国人认识(shi)了熊猫这一珍稀动(dong)物，更认识(shi)到了熊猫所带来的巨大经济(ji)效益。之后，包括美国人在内(nei)的外国人多次前往中国内(nei)地盗猎熊猫。从1936年到1939年短短3年间，就有至少11只活体熊猫被贩卖到美国各地动(dong)物园。

1938年，西康建省委员会对(dui)国民政府内(nei)政部提出申请，要求禁止外国人进入该地区捕猎熊猫等野生动(dong)物，并提交(jiao)《严禁射杀白熊（熊猫）金(jin)线猴（金(jin)丝猴）》的提案。（国史馆蔵、内(nei)政部档案122-1239号）对(dui)此，国民政府内(nei)政部于(yu)1939年回函《准咨关(guan)于(yu)四川省禁止收买猎捕白熊一案咨复査照由》批复。至此，“白熊”作为熊猫的称谓之一才开始逐渐被人们知晓，但就在同(tong)年，国民政府下发《行政院(yuan)四川省府建设庁关(guan)于(yu)严禁捕杀熊猫的训令呈》，（四川省建設庁档案115-5943号）在此之后，熊猫一词就作为官方正式名称固定(ding)下来。之后“白熊”一词也在官方文件中消失，只在民间作为熊猫的俗称流传。

可以看到，作为熊猫俗称之一的“白熊”确(que)实一度出现在中国官方文件当中，但如前文所述，如果但仅仅因为是熊猫一度被称呼为“白熊”，就将文献资料中的“白熊”或类似(si)“白熊”生物认定(ding)为熊猫的结论实在过于(yu)唐(tang)突与武断。

《皇(huang)家年鉴》与《日本(ben)书纪》

按照胡锦矗(chu)的说法，该说法是出自于(yu)日本(ben)史料《皇(huang)家年鉴》。可是其在书中却没有提供任何依据，不知其资料来源为何。所以胡锦矗(chu)所说《皇(huang)家年鉴》这一资料的真实性十分(fen)令人怀疑。查找资料后发现，此一说法或是出自于(yu)德国记者赫伯特·温特的著作《世界(jie)动(dong)物发现史》。书中这样写道：

译文：生活在云南省山地竹林的白熊，早在唐(tang)朝初(chu)代皇(huang)帝(di)在位期间的621年成书的《年代记》中已有记载(zai)。之后根据日本(ben)的《皇(huang)室年代记》记载(zai)，685年10月(yue)22日，中国的皇(huang)帝(di)向日本(ben)天皇(huang)赠送了两只活的白熊和70张白熊皮。（Wendt Herbert Auf Noahs Spuren， die Entdeckung der Tiere）

赫伯特·温特写道，根据一本(ben)名为《皇(huang)室年代记》的书籍记载(zai)，公元685年中国皇(huang)帝(di)赠送给(gei)了日本(ben)皇(huang)帝(di)两头活的白熊与70张熊皮。关(guan)于(yu)《皇(huang)室年代记》，赫伯特·温特在其书中的原文为“Japanese imperial annal”。可以翻译为《日本(ben)皇(huang)家纪年》、《日本(ben)帝(di)国年鉴》等，这或许就是胡锦矗(chu)所说的《皇(huang)家年鉴》一书。不过赫伯特·温特在文中并没有提及武则天与天武天皇(huang)，所赠送的动(dong)物也不是大熊猫而是白熊。如果说685年是日本(ben)天武天皇(huang)的在位期间，如果胡锦矗(chu)将日本(ben)皇(huang)帝(di)认为是天武天皇(huang)还情(qing)有可原的话，那么将中国皇(huang)帝(di)认为是武则天就过于(yu)随意。诚然，公元685年武则天临朝称制握有实权，但是当时武则天并未称帝(di)，名义上的皇(huang)帝(di)还是唐(tang)睿宗李旦，这一点无论是《旧唐(tang)书》、《新唐(tang)书》还是《资治通鉴》，都称唐(tang)睿宗李旦为皇(huang)帝(di)，称武则天为“太后、皇(huang)太后”就可看出。所以此一时期的对(dui)外交(jiao)流使(shi)用中国皇(huang)帝(di)称号的只可能是唐(tang)睿宗李旦而非武则天。另外前文提到，胡锦矗(chu)仅依据“现今青川、平武、北川一带的村民，仍将大熊猫称为白熊”的理由就将此处的“白熊”认为是大熊猫也显得过于(yu)草率。

那么所谓的“《皇(huang)室年代记》（Japanese imperial annal）”究(jiu)竟为什么书呢？按照德斯蒙德·莫里斯和雷蒙娜·莫里斯的解释(shi)，认为赫伯特·温特所说的《皇(huang)室年代记》大概率是指《日本(ben)书纪》。根据公元685年是日本(ben)天武天皇(huang)十四年的时间查看《日本(ben)书纪》，这一年中没有任何中国皇(huang)帝(di)赠送动(dong)物给(gei)天武天皇(huang)的记载(zai)，甚至在天武天皇(huang)在位期间（公元673年-686年），中日两国之间也没有任何官方的交(jiao)流与互动(dong)。如果按照活熊2只与熊皮70张的内(nei)容查找的话，则可以在日本(ben)齐明天皇(huang)时期找到了相(xiang)似(si)的内(nei)容。《日本(ben)书纪》记载(zai)道：

是岁，越国守阿部引田臣比(bi)罗夫，讨肃慎，献生羆二、羆皮七十枚。（《日本(ben)书记》齐明天皇(huang)四年条）

这里提到，齐明天皇(huang)四年（658年），日本(ben)越国守阿倍引田臣比(bi)罗夫征讨肃慎，将“生罴二”与“罴皮七十枚”作为战利品献给(gei)了齐明天皇(huang)。关(guan)于(yu)文中提到的肃慎，历来有两种不同(tong)解释(shi)。一种是指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一种是指日本(ben)北海道以及本(ben)州岛北部地区与大和朝廷相(xiang)对(dui)立的地方势力。参照日本(ben)越国（今日本(ben)福井(jing)县与山形县部分(fen)地区）位于(yu)日本(ben)北陆地区，以及越国守阿倍引田臣比(bi)罗夫多次征讨“虾夷、肃慎”的内(nei)容来看，学界(jie)普遍(bian)认为此处的“肃慎”应为后者无疑。

由此可见(jian)《日本(ben)书纪》所记载(zai)的内(nei)容与赫伯特·温特在《世界(jie)动(dong)物发现史》中所提及“两只活体白熊和70张熊皮”的内(nei)容相(xiang)似(si)程度颇高，除此以外《日本(ben)书纪》再无类似(si)记载(zai)，所以赫伯特·温特书中所写内(nei)容极有可能是参照此条文献撰写而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二者材料的内(nei)容虽然相(xiang)似(si)度极高，却也有诸多差异，主要有所载(zai)年代、人物、动(dong)物、以及赠送方式的四点不同(tong)。（见(jian)表(biao)1）

表(biao)1 武则天“熊猫外交(jiao)”说之演变(bian)

第一是年代的不同(tong)。赫伯特·温特在《世界(jie)动(dong)物发现史》中提到的时间是在公元685年，而《日本(ben)书纪》的记载(zai)则为公元658年。前后相(xiang)差近30年。此处时间或为赫伯特·温特记录有误(wu)所造成。

第二是人物的不同(tong)。《日本(ben)书纪》中是日本(ben)越国守（阿倍引田臣比(bi)罗夫），而《世界(jie)动(dong)物发现史》中却变(bian)成了中国皇(huang)帝(di)。如果说赫伯特·温特将“越国”解读为中国的越国、山越（浙江福建）或南越国（广东）等中国的南部地区，而非日本(ben)的越国，那么将此处理解为广义上的中国还情(qing)有可原的话，那么将越国守（阿倍引田臣比(bi)罗夫）写为中国皇(huang)帝(di)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另外或许也存(cun)在其对(dui)汉字不熟悉(xi)，将“越国守”误(wu)当作“唐(tang)国主”的可能性。但不管出于(yu)何种原因，都可以看出赫伯特·温特对(dui)于(yu)中日两国文化历史知识(shi)的匮(gui)乏以及解读汉文文献能力的欠缺。

第三(san)是方式不同(tong)。《日本(ben)书纪》中记载(zai)越国守（阿倍引田臣比(bi)罗夫）征讨肃慎，“献生罴二、罴皮七十枚”。在古代汉语中“献”字具有明显身份等级差异的含义，一般是指下对(dui)上的行为。如“献上、献呈、献纳、进献、贡献”等。作为日本(ben)天皇(huang)臣子与下属的越国守，自然会使(shi)用“献”字来表(biao)达其中所蕴含的君臣关(guan)系。但对(dui)于(yu)当时积极学习中国文化并多次派遣遣唐(tang)使(shi)的日本(ben)来说将“献”字用于(yu)他们所称呼的“大国、大唐(tang)”自然是很难想象的。或许是因为这些原因，赫伯特·温特在《世界(jie)动(dong)物发现史》中则使(shi)用了更为平等与中性的“赠送”一词。

第四则是动(dong)物不同(tong)。在《日本(ben)书纪》中记载(zai)的“羆”在《世界(jie)动(dong)物发现史》被替换(huan)成了“生活在云南山地竹林的白熊”。前文提到，越国守（阿倍引田臣比(bi)罗夫）是在征讨肃慎时获得的“羆”，而此处的“羆”自然是指生活在日本(ben)北海道以及本(ben)州岛北部的“ひぐま（棕熊）”。而在古代典(dian)籍中，将“熊罴”并用的情(qing)况并不少见(jian)，如《尔雅·释(shi)兽》中记载(zai)就有：“罴如熊，黄白文。注：似(si)熊而长头高脚(jiao)，猛(meng)憨多力，能拔树木(mu)。关(guan)西呼曰豭(jia)罴。”按照此记载(zai)内(nei)容，赫伯特·温特将“羆”解读为“白熊”倒也不足为奇。

回顾此一说法的形成过程，除了相(xiang)关(guan)学者对(dui)于(yu)古文理解能力的不足以及考证(zheng)的欠缺，媒体的刻意渲染(ran)与传播在其中也发挥相(xiang)当的作用。更有甚者，一些媒体报道以此为基础，大肆发挥想象力，捏造出“公元685年9月(yue)18日巳时，武则天命令长安宫廷卫队和驯兽人簇拥着两只宽敞高大、披红(hong)戴花的兽笼，乘着驿站快车，从长安出发，向东疾驶，到扬(yang)州登上海船，随同(tong)日本(ben)遣唐(tang)使(shi)前往日本(ben)”的故事（https://www.sohu.com/a/397503751_120689975），实在是令人感到荒(huang)唐(tang)可笑。

结语

武则天赠送大熊猫给(gei)日本(ben)天皇(huang)开创了“熊猫外交(jiao)”的说法荒(huang)诞性十足，但是却受到媒体的大肆追捧与报道，这种现象以及其背后的原因令人深思。而相(xiang)关(guan)学者在学术上考证(zheng)上的欠缺与不严谨是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媒体更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诚然，在中国文化影响力日益增长的当下，发掘历史材料为更好地宣传中华文化找到依据是很必要的，但是依然要坚持“有一分(fen)证(zheng)据讲一分(fen)话”的理念，如果不依据历史事实，而是肆意歪曲，甚至捏造则是极不可取的。这样不仅不会帮助提高中国文化影响力，反而会起(qi)到反效果。今后如果要避免类似(si)情(qing)况的再发生，除了媒体要客观如实地宣传报道外，学者们科学、严谨、正确(que)地研究(jiu)则更为关(guan)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