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韩国《中央日报》2016年3月4日的新闻，只有题为“러바오·아이바오커플， 연수비자 받고 왔어요（乐宝·爱宝熊(xiong)猫夫妻(qi)得到研修签(qian)证来(lai)韩）”的一(yi)篇报道与熊(xiong)猫有关，但是(shi)文中没有任何武则天赠送熊(xiong)猫给日本的内容（https://www.joongang.co.kr/article/19670406）。反倒是(shi)在当天《中央日报》（中文版）网站中找到了一(yi)篇题为“公元685年武则天向日本送出熊(xiong)猫为‘熊(xiong)猫外交’起(qi)源”的报道，文中提到：“中国的‘熊(xiong)猫外交’起(qi)源于公元685年唐朝的武则天向日本皇室赠送的一(yi)对熊(xiong)猫”。（https://chinese.joins.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73539）但是(shi)此篇报道记者徐尤(you)振(zhen)却没有在文中给出此说(shuo)法的任何依据与信息来(lai)源。

打开(kai)百度(du)百科与维基百科（中文版）对“熊(xiong)猫外交”的词条，提到将“白熊(xiong)”比(bi)定为大熊(xiong)猫的说(shuo)法最早是(shi)出自胡锦矗的考证。而将“白熊(xiong)”比(bi)定为大熊(xiong)猫的理由，胡锦矗在其著作《大熊(xiong)猫研究》中写道：

据日本《皇家年鉴》记载(zai)，唐代，我国第一(yi)个女(nu)皇帝(di)武则天执政初期，曾于公元685年10月22日，将一(yi)对产地称为白熊(xiong)（现今青川、平武、北川一(yi)带的村(cun)民，仍将大熊(xiong)猫称为白熊(xiong)）的活(huo)体和70张皮作为大唐的国礼送给了日本天武天皇。（胡锦矗《大熊(xiong)猫研究》）

胡锦矗根据陆机的《毛(mao)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对“貔”的解释，认(ren)为貔就是(shi)貔貅(xiu)，既似虎又似熊(xiong)，也就是(shi)大熊(xiong)猫的古称，辽东人将其称为“白罴”。其在文中称“罴”就是(shi)熊(xiong)，且有马熊(xiong)、棕熊(xiong)之别，“白罴”就是(shi)“白熊(xiong)”，又因为现今青川、平武、北川一(yi)带的村(cun)民，仍将大熊(xiong)猫称为白熊(xiong)，所以“白罴”＝“白熊(xiong)”＝“白熊(xiong)”。但是(shi)以上观(guan)点实(shi)在令人难(nan)以信服。

查找古代典籍，大熊(xiong)猫虽有“貔貅(xiu)、貘、驺(qu)虞、食铁兽”等多种不同称呼，但却从(cong)未有过“白熊(xiong)”的别称。直至近代，虽然曾在一(yi)段时期内“白熊(xiong)”确实(shi)作为大熊(xiong)猫的别称出现过，但并不能因为四川一(yi)些当地人把大熊(xiong)猫称为“白熊(xiong)”，就将“白熊(xiong)”或“白罴”认(ren)定为大熊(xiong)猫。事实(shi)上，对于“熊(xiong)罴”二者的不同，三国时期的人们(men)已(yi)有较为清(qing)楚地认(ren)知。陆机在《毛(mao)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就明确提到“羆有黃羆、有赤羆，与熊(xiong)有别”。

熊(xiong)图（《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卷67，《博物汇编·禽虫典》）

羆图（《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卷67，《博物汇编·禽虫典》）

另外，胡锦矗所谓“辽东人谓之白罴”的辽东不是(shi)指今东北辽宁一(yi)带，而是(shi)指“汉水东北，山西(xi)、河南(nan)等地区，如同罗愿《尔雅翼》中记载(zai)的貔“出貊国”相同，泛指北方地区的观(guan)点也很令人费(fei)解。

众所周知，貊国是(shi)早期存(cun)在于东北地区的政权，对比(bi)罗愿《尔雅翼》貔“出貊国”，和陆机在《毛(mao)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貔，似虎或曰似熊(xiong)……辽东人谓之白罴”的内容，无(wu)论是(shi)“貊国”还(hai)是(shi)“辽东”，二者恰恰是(shi)在地域指向具有高度(du)一(yi)致性。而且三国时期辽东所指代地域几已(yi)固定，作为吴国人的陆机，实(shi)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要用“辽东”一(yi)词来(lai)代指汉水东北，山西(xi)、河南(nan)等地区。

“白熊(xiong)”与大熊(xiong)猫

现存(cun)中国古籍中几乎没有找到用“白熊(xiong)”来(lai)称呼熊(xiong)猫的案例。而“白熊(xiong)”作为熊(xiong)猫的别称之一(yi)，是(shi)迟至民国时期才出现。近代以前的中国人对于熊(xiong)猫的认(ren)识其实(shi)并不清(qing)楚。1934年，刘虎如在《动物地理学(xue)》杂志中提到，川藏地区的东部森林中生活(huo)着一(yi)种“杂色(se)熊(xiong)（Aeluropus melanolencus）”的动物，这里的“杂色(se)熊(xiong)”指的就是(shi)我们(men)今天熟知的大熊(xiong)猫。之后(hou)，李慨士在翻译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的著作时，将“Panda”一(yi)词翻译成为“猫熊(xiong)”，并将其比(bi)定为中国古籍中的生物“罴（Aeluropus melanoleuc）”，（李慨士《中国西(xi)部动物志》，商务印书馆，1934年）不过当时在中国并未引起(qi)太多关注。

相较于当时中国社(she)会对于熊(xiong)猫的冷淡(dan)，美国人却对熊(xiong)猫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chen)与兴趣。1936年12月，美国人露丝·哈克(ke)内斯（Ruth Harkness）首次(ci)将一(yi)只活(huo)体熊(xiong)猫带回美国卖(mai)给芝加哥的布鲁克(ke)菲(fei)尔德动物园。1937年4月20日，布鲁克(ke)菲(fei)尔德动物园首次(ci)将熊(xiong)猫对外展出，短短三个月内就吸引了近33万人次(ci)参(can)观(guan)，不仅让当时包括美国人认(ren)识了熊(xiong)猫这一(yi)珍稀动物，更认(ren)识到了熊(xiong)猫所带来(lai)的巨大经济效益(yi)。之后(hou)，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外国人多次(ci)前往中国内地盗猎熊(xiong)猫。从(cong)1936年到1939年短短3年间，就有至少11只活(huo)体熊(xiong)猫被贩卖(mai)到美国各地动物园。

1938年，西(xi)康(kang)建省委员会对国民政府内政部提出申请，要求禁(jin)止外国人进入该地区捕猎熊(xiong)猫等野生动物，并提交《严禁(jin)射杀白熊(xiong)（熊(xiong)猫）金线(xian)猴（金丝猴）》的提案。（国史馆蔵、内政部档案122-1239号(hao)）对此，国民政府内政部于1939年回函《准咨关于四川省禁(jin)止收(shou)买猎捕白熊(xiong)一(yi)案咨复査照由》批复。至此，“白熊(xiong)”作为熊(xiong)猫的称谓之一(yi)才开(kai)始(shi)逐渐(jian)被人们(men)知晓，但就在同年，国民政府下发《行政院四川省府建设庁关于严禁(jin)捕杀熊(xiong)猫的训令呈》，（四川省建設庁档案115-5943号(hao)）在此之后(hou)，熊(xiong)猫一(yi)词就作为官(guan)方正式名称固定下来(lai)。之后(hou)“白熊(xiong)”一(yi)词也在官(guan)方文件中消失，只在民间作为熊(xiong)猫的俗称流传。

可(ke)以看到，作为熊(xiong)猫俗称之一(yi)的“白熊(xiong)”确实(shi)一(yi)度(du)出现在中国官(guan)方文件当中，但如前文所述，如果但仅仅因为是(shi)熊(xiong)猫一(yi)度(du)被称呼为“白熊(xiong)”，就将文献资料中的“白熊(xiong)”或类似“白熊(xiong)”生物认(ren)定为熊(xiong)猫的结(jie)论实(shi)在过于唐突与武断。

《皇家年鉴》与《日本书纪(ji)》

按照胡锦矗的说(shuo)法，该说(shuo)法是(shi)出自于日本史料《皇家年鉴》。可(ke)是(shi)其在书中却没有提供任何依据，不知其资料来(lai)源为何。所以胡锦矗所说(shuo)《皇家年鉴》这一(yi)资料的真实(shi)性十分(fen)令人怀疑。查找资料后(hou)发现，此一(yi)说(shuo)法或是(shi)出自于德国记者赫伯特·温特的著作《世界动物发现史》。书中这样写道：

译文：生活(huo)在云南(nan)省山地竹林的白熊(xiong)，早在唐朝初代皇帝(di)在位期间的621年成书的《年代记》中已(yi)有记载(zai)。之后(hou)根据日本的《皇室年代记》记载(zai)，685年10月22日，中国的皇帝(di)向日本天皇赠送了两只活(huo)的白熊(xiong)和70张白熊(xiong)皮。（Wendt Herbert Auf Noahs Spuren， die Entdeckung der Tiere）

赫伯特·温特写道，根据一(yi)本名为《皇室年代记》的书籍记载(zai)，公元685年中国皇帝(di)赠送给了日本皇帝(di)两头活(huo)的白熊(xiong)与70张熊(xiong)皮。关于《皇室年代记》，赫伯特·温特在其书中的原(yuan)文为“Japanese imperial annal”。可(ke)以翻译为《日本皇家纪(ji)年》、《日本帝(di)国年鉴》等，这或许就是(shi)胡锦矗所说(shuo)的《皇家年鉴》一(yi)书。不过赫伯特·温特在文中并没有提及(ji)武则天与天武天皇，所赠送的动物也不是(shi)大熊(xiong)猫而是(shi)白熊(xiong)。如果说(shuo)685年是(shi)日本天武天皇的在位期间，如果胡锦矗将日本皇帝(di)认(ren)为是(shi)天武天皇还(hai)情有可(ke)原(yuan)的话，那么将中国皇帝(di)认(ren)为是(shi)武则天就过于随意。诚(cheng)然，公元685年武则天临(lin)朝称制握有实(shi)权，但是(shi)当时武则天并未称帝(di)，名义上的皇帝(di)还(hai)是(shi)唐睿宗李旦，这一(yi)点无(wu)论是(shi)《旧唐书》、《新唐书》还(hai)是(shi)《资治通鉴》，都称唐睿宗李旦为皇帝(di)，称武则天为“太后(hou)、皇太后(hou)”就可(ke)看出。所以此一(yi)时期的对外交流使用中国皇帝(di)称号(hao)的只可(ke)能是(shi)唐睿宗李旦而非武则天。另外前文提到，胡锦矗仅依据“现今青川、平武、北川一(yi)带的村(cun)民，仍将大熊(xiong)猫称为白熊(xiong)”的理由就将此处的“白熊(xiong)”认(ren)为是(shi)大熊(xiong)猫也显得过于草率。

那么所谓的“《皇室年代记》（Japanese imperial annal）”究竟(jing)为什么书呢？按照德斯蒙(meng)德·莫里斯和雷蒙(meng)娜·莫里斯的解释，认(ren)为赫伯特·温特所说(shuo)的《皇室年代记》大概率是(shi)指《日本书纪(ji)》。根据公元685年是(shi)日本天武天皇十四年的时间查看《日本书纪(ji)》，这一(yi)年中没有任何中国皇帝(di)赠送动物给天武天皇的记载(zai)，甚至在天武天皇在位期间（公元673年-686年），中日两国之间也没有任何官(guan)方的交流与互动。如果按照活(huo)熊(xiong)2只与熊(xiong)皮70张的内容查找的话，则可(ke)以在日本齐明天皇时期找到了相似的内容。《日本书纪(ji)》记载(zai)道：

是(shi)岁(sui)，越国守阿部引田臣比(bi)罗夫，讨肃慎，献生羆二、羆皮七(qi)十枚。（《日本书记》齐明天皇四年条）

这里提到，齐明天皇四年（658年），日本越国守阿倍(bei)引田臣比(bi)罗夫征讨肃慎，将“生罴二”与“罴皮七(qi)十枚”作为战利品献给了齐明天皇。关于文中提到的肃慎，历来(lai)有两种不同解释。一(yi)种是(shi)指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一(yi)种是(shi)指日本北海道以及(ji)本州岛(dao)北部地区与大和朝廷相对立的地方势力。参(can)照日本越国（今日本福井县与山形县部分(fen)地区）位于日本北陆地区，以及(ji)越国守阿倍(bei)引田臣比(bi)罗夫多次(ci)征讨“虾夷、肃慎”的内容来(lai)看，学(xue)界普遍认(ren)为此处的“肃慎”应为后(hou)者无(wu)疑。

由此可(ke)见《日本书纪(ji)》所记载(zai)的内容与赫伯特·温特在《世界动物发现史》中所提及(ji)“两只活(huo)体白熊(xiong)和70张熊(xiong)皮”的内容相似程度(du)颇高，除此以外《日本书纪(ji)》再(zai)无(wu)类似记载(zai)，所以赫伯特·温特书中所写内容极有可(ke)能是(shi)参(can)照此条文献撰写而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shi)，二者材料的内容虽然相似度(du)极高，却也有诸多差异(yi)，主要有所载(zai)年代、人物、动物、以及(ji)赠送方式的四点不同。（见表1）

表1 武则天“熊(xiong)猫外交”说(shuo)之演变

第一(yi)是(shi)年代的不同。赫伯特·温特在《世界动物发现史》中提到的时间是(shi)在公元685年，而《日本书纪(ji)》的记载(zai)则为公元658年。前后(hou)相差近30年。此处时间或为赫伯特·温特记录有误所造成。

第二是(shi)人物的不同。《日本书纪(ji)》中是(shi)日本越国守（阿倍(bei)引田臣比(bi)罗夫），而《世界动物发现史》中却变成了中国皇帝(di)。如果说(shuo)赫伯特·温特将“越国”解读为中国的越国、山越（浙江福建）或南(nan)越国（广东）等中国的南(nan)部地区，而非日本的越国，那么将此处理解为广义上的中国还(hai)情有可(ke)原(yuan)的话，那么将越国守（阿倍(bei)引田臣比(bi)罗夫）写为中国皇帝(di)则实(shi)在令人难(nan)以理解。另外或许也存(cun)在其对汉字不熟悉，将“越国守”误当作“唐国主”的可(ke)能性。但不管出于何种原(yuan)因，都可(ke)以看出赫伯特·温特对于中日两国文化历史知识的匮乏以及(ji)解读汉文文献能力的欠缺。

第三是(shi)方式不同。《日本书纪(ji)》中记载(zai)越国守（阿倍(bei)引田臣比(bi)罗夫）征讨肃慎，“献生罴二、罴皮七(qi)十枚”。在古代汉语中“献”字具有明显身份等级差异(yi)的含义，一(yi)般是(shi)指下对上的行为。如“献上、献呈、献纳(na)、进献、贡献”等。作为日本天皇臣子与下属的越国守，自然会使用“献”字来(lai)表达其中所蕴含的君(jun)臣关系(xi)。但对于当时积极学(xue)习中国文化并多次(ci)派遣遣唐使的日本来(lai)说(shuo)将“献”字用于他(ta)们(men)所称呼的“大国、大唐”自然是(shi)很难(nan)想象的。或许是(shi)因为这些原(yuan)因，赫伯特·温特在《世界动物发现史》中则使用了更为平等与中性的“赠送”一(yi)词。

第四则是(shi)动物不同。在《日本书纪(ji)》中记载(zai)的“羆”在《世界动物发现史》被替换成了“生活(huo)在云南(nan)山地竹林的白熊(xiong)”。前文提到，越国守（阿倍(bei)引田臣比(bi)罗夫）是(shi)在征讨肃慎时获得的“羆”，而此处的“羆”自然是(shi)指生活(huo)在日本北海道以及(ji)本州岛(dao)北部的“ひぐま（棕熊(xiong)）”。而在古代典籍中，将“熊(xiong)罴”并用的情况并不少见，如《尔雅·释兽》中记载(zai)就有：“罴如熊(xiong)，黄白文。注：似熊(xiong)而长头高脚(jiao)，猛憨多力，能拔树木。关西(xi)呼曰豭罴。”按照此记载(zai)内容，赫伯特·温特将“羆”解读为“白熊(xiong)”倒也不足(zu)为奇。

回顾此一(yi)说(shuo)法的形成过程，除了相关学(xue)者对于古文理解能力的不足(zu)以及(ji)考证的欠缺，媒(mei)体的刻意渲染与传播在其中也发挥相当的作用。更有甚者，一(yi)些媒(mei)体报道以此为基础，大肆发挥想象力，捏造出“公元685年9月18日巳时，武则天命(ming)令长安宫廷卫队(dui)和驯兽人簇拥着两只宽敞高大、披红戴花的兽笼，乘着驿站快车，从(cong)长安出发，向东疾驶，到扬(yang)州登上海船，随同日本遣唐使前往日本”的故事（https://www.sohu.com/a/397503751_120689975），实(shi)在是(shi)令人感(gan)到荒唐可(ke)笑(xiao)。

结(jie)语

武则天赠送大熊(xiong)猫给日本天皇开(kai)创了“熊(xiong)猫外交”的说(shuo)法荒诞性十足(zu)，但是(shi)却受到媒(mei)体的大肆追捧与报道，这种现象以及(ji)其背(bei)后(hou)的原(yuan)因令人深思。而相关学(xue)者在学(xue)术上考证上的欠缺与不严谨(jin)是(shi)导(dao)致这一(yi)现象出现的重要原(yuan)因之一(yi)，而媒(mei)体更是(shi)负有不可(ke)推卸的责任。诚(cheng)然，在中国文化影响力日益(yi)增长的当下，发掘历史材料为更好地宣传中华文化找到依据是(shi)很必要的，但是(shi)依然要坚持“有一(yi)分(fen)证据讲一(yi)分(fen)话”的理念，如果不依据历史事实(shi)，而是(shi)肆意歪曲，甚至捏造则是(shi)极不可(ke)取的。这样不仅不会帮助提高中国文化影响力，反而会起(qi)到反效果。今后(hou)如果要避免类似情况的再(zai)发生，除了媒(mei)体要客观(guan)如实(shi)地宣传报道外，学(xue)者们(men)科学(xue)、严谨(jin)、正确地研究则更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