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一百多年前美国那场(chang)轰(hong)轰(hong)烈烈的改革运动(dong)，一系列改革者的面(mian)庞(pang)浮现眼前，弗雷德里克·C.豪(hao)便(bian)是(shi)其(qi)中之(zhi)一。豪(hao)是(shi)时(shi)任克利(li)夫兰市市长汤姆·L.约(yue)翰逊的幕僚，他们共(gong)同成就(jiu)了这座(zuo)城市，使之(zhi)被(bei)誉为改革年代的明(ming)星城市。1925年，豪(hao)出版了一本著作(zuo)《一个改革者的自白(bai)》（Confessions of a Reformer），详(xiang)细(xi)描述了内战后几十年里他作(zuo)为改革者所(suo)经历(li)的一切。从(cong)一座(zuo)美国小镇写起(qi)。在(zai)那里，压制(zhi)正统观念——无论(lun)是(shi)宗教、政治还(hai)是(shi)经济(ji)的——都是(shi)常(chang)态。再写到(dao)巴(ba)尔的摩(mo)、克利(li)夫兰和纽约(yue)，他在(zai)这些城市参与进步时(shi)代那些波澜壮阔(kuo)的改革事业。最(zui)后是(shi)第一次世(shi)界大战和战后的红色恐慌期间政府的镇压行动(dong)带给他的幻灭感。在(zai)政治抱负和非政治的公民团结理想之(zhi)间挣扎，豪(hao)摸(mo)索都市政治的道路带着(zhe)困惑和矛盾，这正是(shi)十九世(shi)纪末二(er)十世(shi)纪初美国中产(chan)阶级公民改革的典型特征。而《一个改革者的自白(bai)》反映了豪(hao)对老派、清教、中产(chan)阶级的美国及其(qi)人民未能引领建立一个更加开(kai)放、慷慨和人道的社会的失望。但他判断，改革将不断重新开(kai)启。

在(zai)《一个改革者的自白(bai)》出版三十年之(zhi)后，美国历(li)史学家(jia)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发表了《改革年代：从(cong)布赖恩到(dao)富兰克林·D.罗斯福》（以下简称《改革年代》）。该书(shu)自出版以来备受赞誉和批评。称赞者认为霍夫施塔特关于(yu)镀(du)金时(shi)代和进步时(shi)代至(zhi)关重要问题上的看(kan)法过去是(shi)、现在(zai)仍然是(shi)正确的。批评者则关注霍夫施塔特对民粹主义、反犹太主义和阴谋论(lun)的指控，也不同意他的地位革命论(lun)。无论(lun)怎样，《改革年代》向人们展(zhan)示了一段复(fu)杂的美国历(li)史时(shi)期，而这些复(fu)杂性“是(shi)我们对过去的传统印(yin)象所(suo)未能捕捉到(dao)的”，霍夫施塔特对改革的研究或是(shi)一支序曲，或提供一剂刺激。

关于(yu)改革的时(shi)代，霍夫施塔特表现出温和的现时(shi)主义。他在(zai)《改革年代》的开(kai)端便(bian)指出，从(cong)内战到(dao)1890年代这段美国历(li)史，可(ke)以看(kan)成一个主要以工业化、大陆扩(kuo)张和政治保守主义为主题的时(shi)期，以此(ci)类(lei)推，刚刚过去的这个时(shi)代，即大致从(cong)1890年代起(qi)，至(zhi)第二(er)次世(shi)界大战结束的这段历(li)史，则可(ke)视为一个改革的时(shi)代。“刚刚过去的这个时(shi)代”的说法表明(ming)霍夫施塔特认为自己所(suo)处的时(shi)代与改革年代十分接近(jin)，甚(shen)至(zhi)改革在(zai)长时(shi)段上可(ke)能从(cong)未中断。改革的洪潮，尽管在(zai)1890年发生过大规模的回涌，在(zai)1920年代也曾短暂地消退，却为二(er)十世(shi)纪大部分时(shi)间里的美国政治奠(dian)定了基调。霍夫斯塔特将过去六十五年里的改革运动(dong)分为三个阶段，其(qi)中两个阶段几乎是(shi)前后接续(xu)的：首(shou)先是(shi)农民反抗运动(dong)，其(qi)最(zui)强烈的表现是(shi)1890年代的平民主义运动(dong)和1896年布赖恩的总(zong)统竞选；接着(zhe)是(shi)进步主义运动(dong)，覆盖时(shi)间约(yue)为1900到(dao)1914年；最(zui)后是(shi)“新政”，其(qi)最(zui)具活力的阶段集中在(zai)1930年代的几年中。霍夫施塔特接着(zhe)明(ming)确表明(ming)，写作(zuo)这本书(shu)的目(mu)的，并不是(shi)要把(ba)1890年以来美国主要改革运动(dong)那些熟悉的故事重新讲(jiang)一遍，而是(shi)希望从(cong)他自己时(shi)代的角度进行新的分析(xi)。霍夫施塔特也非常(chang)清楚，过于(yu)关注当下“是(shi)一件非常(chang)危险的事——危险就(jiu)在(zai)于(yu)因过度聚焦于(yu)当下，而丧失了对历(li)史真实性的确切认知”。毫无疑问，《改革年代》充(chong)斥着(zhe)作(zuo)者对现时(shi)政治的担忧。他在(zai)1960年的一次采访中曾说：“我之(zhi)所(suo)以成为一名历(li)史学家(jia)，是(shi)因为我参与了当代问题的研究。”或许正是(shi)因为他坚定地贯彻现时(shi)主义，使他认定1890年代以来的改革没有中断。人们对于(yu)对称性和历(li)史延续(xu)性的渴望，会使得改革的要求(qiu)不断被(bei)提出。这一点与豪(hao)的想法不谋而合。

豪(hao)与进步时(shi)代的许多改革者一样，在(zai)战前认为思想和信息比利(li)益更强大，运用智识传统可(ke)以结束不公平，促进社会福祉。霍夫施塔特显然也更重视思想、情感对改革的意义。关于(yu)“进步主义”，霍夫施塔特指的是(shi)1900年以后那种随处可(ke)见的、倾(qing)向于(yu)针砭时(shi)弊和厉行变革的更为广(guang)泛的心理冲动(dong)；到(dao)了这一时(shi)期，农民抗议这条(tiao)小溪流已变成波澜壮阔(kuo)的大河，而强烈要求(qiu)社会、经济(ji)改革的中产(chan)阶级人民，则凭着(zhe)他们日(ri)益高涨的热情增加了这条(tiao)大河的水量，并且(qie)改变了它的流向。作(zuo)为一种改革思想，进步主义从(cong)一开(kai)始就(jiu)不是(shi)一个共(gong)识的学说；相反，这是(shi)对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由大企(qi)业和大城市主导(dao)的工业国家(jia)这一认识的一系列多样化回应。进步主义包括(kuo)要求(qiu)诚实、高效和更广(guang)泛的市政权力的运动(dong)，削弱垄断公司(si)对州立法机构(gou)的控制(zhi)。加强公用事业的公共(gong)控制(zhi)或公有制(zhi)，推动(dong)政治进程民主化，削弱政党组织，要求(qiu)妇女选举权，扩(kuo)大政府监(jian)管企(qi)业的权力，以及通过社会福利(li)立法等。这场(chang)运动(dong)的主旋律(lu)是(shi)重建一种经济(ji)个人主义和政治民主，人们普遍相信这些东西在(zai)美国曾一度存在(zai)，只是(shi)已经为大公司(si)和腐败的政治机器所(suo)毁灭；在(zai)重建这些理念的同时(shi)，也要寻回某种道德感和公民纯洁性，这些东西被(bei)认为也已丢失了。改革的冲动(dong)来自人们的怀旧情绪，改革的目(mu)标是(shi)找回业已存在(zai)美国过去社会中的那些美德和纯真，可(ke)见智识传统要大于(yu)利(li)益追求(qiu)。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霍夫施塔特进而揭示，是(shi)关于(yu)社会地位的认知而不是(shi)利(li)益使先前那些广(guang)义上可(ke)以称为“独立派”类(lei)型的人群(qun)变成进步派。他认为，主要并不是(shi)因为经济(ji)剥削，而是(shi)因为他们是(shi)地位变动(dong)的受害者，这一变动(dong)就(jiu)发生在(zai)十九世(shi)纪的最(zui)后十年和二(er)十世(shi)纪初。简言之(zhi)，在(zai)相当大的程度上领导(dao)了进步主义运动(dong)的这批人，他们承受的时(shi)代苦难并非源自财富的缩减，而是(shi)由于(yu)社会威望和权力的分配模式发生了变化。回到(dao)1870年前后，那时(shi)财富、地位和权力在(zai)美国的分布还(hai)相当分散(san)，中等收入的人也足以享有相当高的威望和影响力，在(zai)很多小地方这一现象尤为普遍。在(zai)那个地方性名望还(hai)颇具分量的年代，小店主、制(zhi)造业主、杰出的律(lu)师、编辑和牧师，都算是(shi)地方上名声响亮的人物。霍夫施塔特最(zui)后得出结论(lun)说，每当现代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之(zhi)时(shi)，大部分知识分子、专门职业者和民意塑造阶层，总(zong)能看(kan)清事态走向，于(yu)是(shi)全情投入他们认为代表着(zhe)进步和改革的那一方。罕有哪一次历(li)史运动(dong)，这些阶层在(zai)其(qi)中起(qi)到(dao)的作(zuo)用比在(zai)进步主义运动(dong)中还(hai)要大。无疑，这些知识分子和专门职业者之(zhi)所(suo)以支持进步主义事业，一部分原因和中产(chan)阶级里的其(qi)他成员是(shi)一样的，然而他们所(suo)在(zai)职业本身发生的显著变化，社会的日(ri)益复(fu)杂化，以及地位革命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带来的改变，也在(zai)影响着(zhe)他们对事物的看(kan)法。

然而，改革的事实往往证明(ming)：利(li)益比思想或信息更强大。克利(li)夫兰、芝加哥、纽约(yue)等城市的进步主义改革实践表明(ming)，虽然许多商业和专业人士准备投入时(shi)间、精力和金钱来改善他们的城市，但如(ru)果他们的基本利(li)益受到(dao)威胁，他们会退缩并变得敌对。霍夫施塔特在(zai)评论(lun)反托拉斯运动(dong)时(shi)也指出，毫无疑问，相比其(qi)宣传造势的强度，反托拉斯运动(dong)取得的直接实质性成就(jiu)是(shi)不大的；可(ke)是(shi)历(li)史上这样的情形比比皆是(shi)——历(li)经了艰苦、激烈的斗争(zheng)，却只收获了微末的成果。

应该说十九世(shi)纪末二(er)十世(shi)纪初的改革本身就(jiu)充(chong)满矛盾，原先属于(yu)平民主义的改革主张后来成为进步派的改革主张，甚(shen)至(zhi)被(bei)两党拿过去、写进党的纲领。或许是(shi)改革时(shi)代本身呈现出的这种特点使得霍夫施塔特被(bei)诟病为“模棱两可(ke)之(zhi)王”，从(cong)他在(zai)《改革年代》的文字(zi)里可(ke)见到(dao)他的矛盾心理。批评者不满于(yu)他对直接民主改革的摒弃，但与其(qi)说是(shi)摒弃，毋宁说是(shi)模棱两可(ke)、未予置(zhi)评。譬(pi)如(ru)对于(yu)直接初选制(zhi)、创制(zhi)权、复(fu)决权、否决权等早期改革成就(jiu)，霍夫施塔特认为这些目(mu)标的实现是(shi)“重建他们想象的存在(zai)于(yu)以往纯真年代的那种大众政府”。“想象的”“纯真年代”这类(lei)词汇似乎暗示霍夫施塔特并不看(kan)好这些政治改革目(mu)标。在(zai)评价西奥多·罗斯福时(shi)，霍夫施塔特认为，罗斯福代表了这样一种类(lei)型的进步主义领导(dao)者，他们真实的内心冲突是(shi)高度保守主义的，如(ru)果不是(shi)因为有必要在(zai)建立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抵制(zhi)那些具有威胁性的激进路线，他们可(ke)能根本不会成为进步派。这里指明(ming)进步派本身的矛盾性。但霍夫施塔特又(you)清楚地意识到(dao)，老罗斯福时(shi)代的典型进步派思想家(jia)或改革者，一直同社会主义者们进行着(zhe)一种宽容的、互有裨益的对话，而且(qie)由于(yu)他们的半无产(chan)阶级性质，他们比较同情劳工。他们经受了“社会情绪的检验方式之(zhi)一……无论(lun)社会中生活安逸的人们在(zai)心理上是(shi)更认同那些成功人士的权威和成就(jiu)，还(hai)是(shi)更加牵挂那些不幸者的需求(qiu)和苦难。相当大的程度上，正是(shi)进步派的宣传鼓动(dong)，使得人们的同情心在(zai)社会层面(mian)上是(shi)向下的，而非向上的”。这与民主改革的目(mu)标也是(shi)一致的，对霍夫施塔特反民主的指责似乎站不住脚。

矛盾性也体现在(zai)改革者身上。霍夫施塔特分析(xi)了所(suo)有的专门职业和行业中的律(lu)师行业，他认为很多律(lu)师身上都有一种矛盾属性，一方面(mian)他们为商业团体服(fu)务并从(cong)中获益，另(ling)一方面(mian)，在(zai)人身关系上，他们又(you)与之(zhi)保持疏离；这种矛盾性对于(yu)进步主义思想的塑造，以及进步主义领导(dao)群(qun)体的构(gou)成，都产(chan)生了深远影响。很多律(lu)师参与进步主义政治，是(shi)因为作(zuo)为一名合格的法律(lu)顾问，他们必须处处为委托人着(zhe)想，但也有不少律(lu)师是(shi)由于(yu)从(cong)自己所(suo)在(zai)行业的变迁中，感受到(dao)了那种广(guang)泛存在(zai)的改革诉求(qiu)的冲击力。所(suo)以，进步主义是(shi)一场(chang)温和而谨慎的运动(dong)，其(qi)目(mu)标不是(shi)社会结构(gou)的剧烈变革，而毋宁是(shi)形成一个负责任的精英群(qun)体，这批精英将把(ba)民间的冲动(dong)导(dao)向变革，并且(qie)是(shi)导(dao)向一系列适度的，用他们的话说，“建设性的”渠道。如(ru)同布兰代斯恰如(ru)其(qi)分的表述，这个领导(dao)集体“将在(zai)富人和平民之(zhi)间保持一种独立地位，随时(shi)准备着(zhe)对任何一方的过度行为加以制(zhi)衡。”

实际(ji)上，对于(yu)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改革议题、中产(chan)阶级的分化，及至(zhi)新政时(shi)期进步派和保守派的改革主张呈现的矛盾性、复(fu)杂性，霍夫施塔特在(zai)《改革年代》的前言中阐明(ming)了原因。他认为，移民的需求(qiu)和本地人的情绪，两相冲撞之(zhi)下，产(chan)生了两种有着(zhe)根本差异的政治伦理体系。霍夫施塔特分析(xi)了它们的性质及相互影响。第一种建立在(zai)扬基-新教的本土政治传统，以及中产(chan)阶级生活的基础之(zhi)上，主张并要求(qiu)公民持续(xu)地、无私地参与公共(gong)事务；这套伦理认为，跟从(cong)前相比，政治生活在(zai)满足个人需求(qiu)之(zhi)余(yu)，更应该超越个人需求(qiu)，在(zai)更高的程度上符合普遍原则与抽象规律(lu)；这套伦理也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感受，即认为政府天(tian)然地应当努力敦促个人生活的道德化，而经济(ji)生活也应当致力于(yu)个人品格的磨砺与发展(zhan)。另(ling)一套体系则以移民的欧洲背景为基础，移民们对于(yu)独立的政治行动(dong)不甚(shen)熟悉，对于(yu)等级和权威却相对熟悉，由于(yu)背井离乡(xiang)的身份，他们也常(chang)常(chang)面(mian)临各种紧急需求(qiu)；这套伦理认为个人的政治生活理所(suo)当然地是(shi)产(chan)生于(yu)家(jia)庭的需求(qiu)，基本上将政治和公共(gong)关系解释(shi)为一组私人义务，认为比起(qi)忠实于(yu)抽象的法律(lu)或道德规则，稳固的私人效忠关系更为重要。移民、大佬和城市机器的政治生活，便(bian)主要建立在(zai)这套价值关系之(zhi)上。对立的双(shuang)方中，一方是(shi)道德高尚的新教社会改革领导(dao)者，另(ling)一方则包括(kuo)大佬、职业政客(ke)和移民大众。因之(zhi)，对霍夫施塔特而言，改革只能是(shi)社会各阶层和谐(xie)一致的产(chan)物，即便(bian)其(qi)中充(chong)满矛盾甚(shen)至(zhi)相悖的改革议题。

霍夫施塔特有强硬的道德政治立场(chang)，但他对进步派的一些传统价值观念却有着(zhe)隐秘(mi)的偏爱。他说改革派的整(zheng)套传统反映的是(shi)这样一种心态，该心态的基础在(zai)于(yu)一个本质上是(shi)健康的社会；该心态所(suo)主要关注的内容，并不在(zai)于(yu)如(ru)何能让(rang)一个经济(ji)体成功应对经济(ji)崩溃带来的诸(zhu)多问题，而是(shi)在(zai)一个合理的运行秩序中，促进该经济(ji)体的民主化。设法令一个经济(ji)体恢复(fu)繁荣，归根结底是(shi)一个组织问题。在(zai)“新的机会主义”中，霍夫施塔特揭示改革派的优势：在(zai)于(yu)他们可(ke)以唤(huan)醒道德情绪，谴责不公，将整(zheng)个社会的义愤汇集起(qi)来，去抗拒(ju)那些不能容忍的恶行。而保守派更倾(qing)向于(yu)将其(qi)合法性建立在(zai)制(zhi)度的连续(xu)性、铁的事实、可(ke)能性的限度等基础上。从(cong)进步主义到(dao)新政，中产(chan)阶级的改革冲动(dong)依然留存。技术官僚新政派与道德进步派之(zhi)间形成鲜明(ming)对比，霍夫施塔特在(zai)此(ci)写道：自由派捍卫大公司(si)和产(chan)业集中这一奇特景象说明(ming)，曾如(ru)此(ci)长久地居于(yu)进步主义思维(wei)核心的反垄断情绪，如(ru)今已不再是(shi)进步主义的核心主题。布兰代斯和威尔逊代表的那一代人，将经济(ji)生活理解为一个展(zhan)现各自品格的领域；现代自由派似乎完全认为这是(shi)一个可(ke)以期待某些结果的领域。最(zui)值得注意的似乎是(shi)这种道德立场(chang)的转变。虽然霍夫施塔特认为瑟曼·阿诺德是(shi)二(er)战前最(zui)具创造力的政治知识分子，但他认为从(cong)阿诺德使用的术语来看(kan)，阿诺德的价值体系与美国进步主义的经典价值之(zhi)间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霍夫施塔特认为，进步主义的关键词是(shi)爱国主义、公民、民主、法律(lu)、品格、良知、灵魂、道德、服(fu)务、责任、耻辱、羞耻、罪恶和自私……搜(sou)索阿诺德书(shu)中的关键词，则是(shi)需求(qiu)、组织、人道主义、结果、技术、制(zhi)度、现实主义、规训、士气、技能、专家(jia)、习惯(guan)、实用和领导(dao)力等。前者令人联想到(dao)进步主义运动(dong)的道德与知识根源，这些根源可(ke)以追溯到(dao)盎格鲁(lu)-撒(sa)克逊新教传统。后者揭示的价值乃是(shi)从(cong)经济(ji)危机和官僚制(zhi)的必要需求(qiu)当中创生出来的。

霍夫施塔特在(zai)他所(suo)著的《进步主义历(li)史学家(jia)》一书(shu)中有一句话：“现时(shi)意识虽然造成了主要错误，但通过智识发现，其(qi)往往也是(shi)获得新见解的主要途径——错误和曲解并非出自一意孤行，而毋宁是(shi)拉帮结派的结果。解释(shi)性历(li)史学家(jia)最(zui)好的状(zhuang)态是(shi)，带着(zhe)对未来热情的关切回到(dao)过去。”（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p.465）霍夫施塔特以其(qi)对道德政治的关切描绘了承受着(zhe)地位焦虑的那一代人的群(qun)像(xiang)，就(jiu)历(li)史故事而言，十九世(shi)纪九十年代和二(er)十世(shi)纪三十年代及六十年代显然有不同的剧本，也不会如(ru)霍夫施塔特说出“刚刚过去的这个时(shi)代”那般轻松。但进步时(shi)代、新政、二(er)十世(shi)纪六十年代都始于(yu)一股(gu)乐观主义情绪，一种共(gong)同的信念——过时(shi)的思想和政策将被(bei)新思维(wei)取代的时(shi)刻已经来临；特权和不公正的堡垒将让(rang)位于(yu)对创新和更大平等的要求(qiu)。无论(lun)如(ru)何，在(zai)若(ruo)干年里，改革的要求(qiu)都会在(zai)立法和制(zhi)度上得到(dao)体现。如(ru)果历(li)史学家(jia)无法停(ting)止(zhi)将过去和现在(zai)混为一谈，那就(jiu)一定会相信改革将持续(xu)进行，或者相信人们会主动(dong)出击，将改革进行下去。即使我们望着(zhe)那个渐行渐远的改革年代，黯然神伤、唏嘘慨叹。化用霍夫施塔特的话来说，对于(yu)相信世(shi)界历(li)史上某个阶段曾是(shi)黄金时(shi)代的人们，我们怀有一份真实的同情，尽管他们的生活境遇要比我们好得多。然而，真正地回去那个世(shi)界里生活，真切地去体会那个世(shi)界的人们所(suo)珍惜的那份希望，去欣赏他们那份想象出来的纯真，今天(tian)的我们已经办(ban)不到(dao)了。

（注：文中未标明(ming)出处的引文皆出自中文译本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年代》，王禹译，商务印(yin)书(shu)馆(guan)2023年版；英文版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