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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er)十届三中全会(hui)要求，加(jia)强和改进未成年(nian)人权益保护，强化未成年(nian)人犯罪预防和治理。近年(nian)来(lai)，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和参与未成年(nian)人司法保护全过程的政法机关，通过用足(zu)用好公益诉讼检察职(zhi)能，积(ji)极维护未成年(nian)人合法权益，守护未成年(nian)人健康成长。然而，在“全民(min)触网”时代下，网络新(xin)业(ye)态发展的多跨性(xing)、风险性(xing)、趋利性(xing)，给(gei)检察机关开展未成年(nian)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带来(lai)了现实挑战(zhan)。
一、未成年(nian)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面临的“五重”困境
一是(shi)公共利益标准不明。有观点认为，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nian)人原则或国家亲权理论，只要涉及多数未成年(nian)人权益的，都属于“公益”范畴。也有观点认为，对于未成年(nian)人公益诉讼所保护的公共利益之范围(wei)边(bian)界，应秉持有特定主体的法律观，聚焦不特定多数未成年(nian)人的利益。此外，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多以造成实际损害结果为前提，而未成年(nian)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涉及个人信息(xi)保护、网络安(an)全等(deng)新(xin)领域(yu)，为最大化保护未成年(nian)人利益，是(shi)否可以探索将网络侵害未成年(nian)人的潜在危险纳入公益诉讼范畴，前移预防端口(kou)，值得探讨。
二(er)是(shi)因果关系认定较难。一些网络运营平台对不良信息(xi)筛查管(guan)理措施不力，部分网络产(chan)品和网络服务提供(gong)者故意规(gui)避法律相关规(gui)定，在未设置时间、权限、消费等(deng)管(guan)理功(gong)能的情况(kuang)下，提供(gong)诱导未成年(nian)人沉(chen)迷(mi)的产(chan)品和服务等(deng)，此种生产(chan)端口(kou)和不良信息(xi)流入的无秩序状态容(rong)易(yi)造成未成年(nian)人网络权益遭受侵害，要在混同(tong)情形下溯源(yuan)公共利益受损的直接原因难度较大。
三是(shi)调查核(he)实难度大。网络公益诉讼调查对象主要包括网络数据、即时信息(xi)、电子设备等(deng)，具有多样、即时、海量的特点，通常情况(kuang)下跨平台、跨地域(yu)，甚至(zhi)跨国境。而当前检察机关办理网络公益诉讼案件的调查核(he)实手段有限，除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kuang)下可以申请证据保全外，缺乏查封、扣押等(deng)强制性(xing)措施，容(rong)易(yi)造成证据变更、转移、损毁、灭失。
四是(shi)监管(guan)职(zhi)责(ze)边(bian)界模糊(hu)。互联网案件普(pu)遍具有跨地域(yu)性(xing)，企业(ye)注册地、主要营业(ye)地、服务覆盖地以及侵权行为地、侵害结果地各自分离，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常受行政监管(guan)属地原则限制，且涉及网信、公安(an)、文(wen)旅、教育、出版、卫(wei)生健康、市场监督管(guan)理等(deng)多部门，范围(wei)广(guang)、领域(yu)多，各部门间的职(zhi)责(ze)界限有待进一步厘清。
五是(shi)侵权损害惩戒不足(zu)。因网络公益诉讼涉及未成年(nian)人人数众(zhong)多，同(tong)一侵权行为可能造成不同(tong)损害结果。比如，向(xiang)未成年(nian)人提供(gong)含(han)有暴(bao)力、血腥、色情等(deng)不良信息(xi)的网络产(chan)品，可能造成未成年(nian)人心理偏差、行为模仿等(deng)，对心理受损严重的未成年(nian)人需要及时给(gei)予心理修复和行为矫治，目前针对上述问题尚缺乏统一认定标准，难以确定具体损失情况(kuang)。实践中，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请求主要集中在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恢复名誉、赔礼道(dao)歉等(deng)方面，这些对网络侵权责(ze)任主体的惩戒性(xing)明显不足(zu)。
二(er)、提升未成年(nian)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案件办理质效的建议(yi)
一是(shi)采(cai)用“二(er)分法”准确界定未成年(nian)人网络公共利益受损范围(wei)。对于未成年(nian)人网络权益的保护，不仅要重视补救(jiu)已经受到损害的权益，更要关注可能受到损害的风险，防患于未然。一方面，民(min)事公益诉讼的本质仍然是(shi)民(min)事诉讼，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代表人提起民(min)事公益诉讼，虽享(xiang)有原告(gao)权利，但并未打(da)破原被(bei)告(gao)的平等(deng)诉讼地位，仍应遵循民(min)事裁判原则。另一方面，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是(shi)促进行政机关全面依法履职(zhi)，当行政机关怠于履职(zhi)、消极履职(zhi)使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存在损害风险，为避免公共利益遭受更大的实际损害，检察机关可积(ji)极履行预防性(xing)监督之责(ze)。因此，可采(cai)取“二(er)分法”从损害实害性(xing)、危险性(xing)两个维度，根据公益诉讼案件不同(tong)类型(xing)分别予以界定，即提起民(min)事公益诉讼以未成年(nian)人公共利益受到实际损害为标准，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以未成年(nian)人公共利益陷于损害危险为标准。
二(er)是(shi)依据最有利于未成年(nian)人原则确定责(ze)任归属。最有利于未成年(nian)人原则是(shi)未成年(nian)人保护的基本遵循，破解公共利益损害责(ze)任认定难题，也应当从有利于更好维护未成年(nian)人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鉴于网络技术的专(zhuan)业(ye)性(xing)、复杂性(xing)，检察机关要证明未成年(nian)人公共利益受损与网络运营平台、网络产(chan)品提供(gong)者的行为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常常面临着“以现有技术发展水平难以实现”的抗辩，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采(cai)取举证责(ze)任倒置也于法无据，但可以探索民(min)事公益诉讼“优(you)势证据”标准，以此降低检察机关证明难度，最大化实现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就未成年(nian)人行政公益诉讼而言，针对网络监管(guan)职(zhi)能交叉(cha)、多头管(guan)理的问题，可按照(zhao)“确立+概括”原则，先从事项到部门、从领域(yu)到部门确定具体行政职(zhi)能部门；若无法明确，再根据概括原则向(xiang)上溯源(yuan)，将未成年(nian)人保护职(zhi)责(ze)作为判断标准，也就是(shi)说，只要法律明确了行政机关具有未成年(nian)人保护职(zhi)责(ze)，即便(bian)是(shi)未规(gui)定具体保护措施，也可以将其(qi)作为公益诉讼监督对象。
三是(shi)从身份定位出发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强制性(xing)调查核(he)实权。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既(ji)不能完(wan)全等(deng)同(tong)于普(pu)通原告(gao)，也不能完(wan)全脱离原告(gao)身份行使法律监督权。为充分体现“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属性(xing)，确保全面、客观收集公共利益受损的证据，从“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定位出发，建议(yi)在初查立案阶段赋予检察机关查封、扣押等(deng)强制性(xing)调查核(he)实权。同(tong)时，应当建立调查核(he)实惩戒机制，对责(ze)任主体应当配合调查而拒不配合的，应明确要求其(qi)承担相应法律责(ze)任。如果违(wei)法主体故意隐瞒、转移证据或证据损毁、灭失后，经恢复不影响违(wei)法事实认定的，可视程度对其(qi)予以批评(ping)训诫、信用降级、行政处罚等(deng)；若证据无法恢复，但损害后果持续存在的，可以降低证明标准，辅(fu)以其(qi)他证据直接认定违(wei)法主体的违(wei)法事实，确保公共利益及时止损。
四是(shi)借(jie)鉴域(yu)外经验引(yin)入网络侵权惩罚性(xing)损害赔偿。惩罚性(xing)损害赔偿具有补偿、惩罚、遏(e)制等(deng)功(gong)能，该制度在域(yu)外被(bei)普(pu)遍采(cai)用。为解决当前未成年(nian)人网络权益保护中，责(ze)任追究虚化、惩罚弱化的问题，可积(ji)极探索引(yin)入网络侵权惩罚性(xing)损害赔偿。一方面，规(gui)范惩罚性(xing)赔偿适用情形，明确侵权赔偿的标准和计算方式，将惩罚性(xing)赔偿作为检察机关提起涉网未成年(nian)人民(min)事公益诉讼的一项重要请求权，以此加(jia)大违(wei)法主体的行为成本。另一方面，建立完(wan)善惩罚性(xing)损害赔偿金(jin)监管(guan)机制，通过设立专(zhuan)门账户、确定修复方式、监管(guan)使用情况(kuang)等(deng)，促进受损未成年(nian)人公共利益的恢复保护，从而实现惩罚与修复的双重目的。
（来(lai)源(yuan)：检察日报，作者单(dan)位：重庆市人民(min)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