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guo)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

先生对海外中国(guo)学的动态样貌向(xiang)国(guo)内做了深入引介。人物研究方(fang)面，他留(liu)学期间对史华慈、周(zhou)锡瑞、柯文、孔飞力、史景迁、裴宜(yi)理、巴斯蒂等多位海外史学名家(jia)进(jin)行访谈与剖析。范式探(tan)讨方(fang)面，他详细爬梳从耶稣会士汉学到学院派汉学，从欧洲经(jing)典汉学到现当代美国(guo)中国(guo)学的范式转移(yi)。研究取向(xiang)方(fang)面，他追(zhui)踪了西方(fang)中心论到中国(guo)中心观、再到全球史观的转变历程。主体感知方(fang)面，他关注到西方(fang)中国(guo)学界发生了从观察中国(guo)向(xiang)体验中国(guo)的过渡。研究议题方(fang)面，朱师对欧美关于中国(guo)史学史、中国(guo)史家(jia)与历史人物、中国(guo)共产党、东西文明比较、思想基调、研究工具(ju)书、欧美中国(guo)学异同等做了深入介绍。政惠师在(zai)该领域的开疆拓土，为国(guo)内海外中国(guo)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方(fang)法论探(tan)索指引中国(guo)学研究

自上世纪(ji)90年代海外中国(guo)学在(zai)国(guo)内兴(xing)起，学界对如何开展海外中国(guo)学存在(zai)理论困惑(huo)，朱政惠即对此领域研究方(fang)法论做出开拓贡献。

朱政惠先生深入阐(chan)发“接(jie)受(shou)史学”理论，指出史学包括史家(jia)知识生产和史学知识社会接(jie)受(shou)两大环节，社会接(jie)受(shou)决定了史家(jia)知识的生命力，并促(cu)使史家(jia)知识的更(geng)新。朱师指出，“学术(shu)价值不是先验的观念，必然以满足某种社会需求的程度来衡(heng)量和判断。”由此可见理论与生活不能脱节的朴素道理。他的接(jie)受(shou)史学思想平实隽永，提倡开展研究主客(ke)体互动、知识与社会紧密(mi)联结的史学研究。

“接(jie)受(shou)史学”思想对于海外中国(guo)学研究具(ju)有方(fang)法论意(yi)义。朱师阐(chan)发道，任何史著的最可贵(gui)价值，在(zai)于读者(zhe)接(jie)受(shou)和社会承认。这种将社会大众纳(na)入史学知识生产视野的思想，阐(chan)明了史学与受(shou)众期待、社会反馈的内在(zai)互动，延伸至海外中国(guo)学研究，即指我们对海外中国(guo)学论著作者(zhe)、研究思想、学术(shu)流派与相关文献做系统分析的同时，还要注意(yi)其国(guo)际传播网络与社会效应的探(tan)讨。将海内外社会各阶层(ceng)群体的接(jie)受(shou)纳(na)入研究视野，意(yi)味着海外中国(guo)学研究的理论内涵更(geng)加(jia)丰厚。

将“接(jie)受(shou)史学”思想纳(na)入海外中国(guo)学研究，对于纠明其文本分析的偏差、思维惯(guan)性的局限(xian)、纯理论思辨的不足所致的认知谬误，亦有重大理论意(yi)义。当下“中国(guo)式现代化”成为中国(guo)研究的重要关键词，近40年前朱先生提出的“接(jie)受(shou)史学”理论中已孕育着基于中国(guo)现代化实践(jian)开展知识生产的史学原理，即中国(guo)学术(shu)与中国(guo)土地有着深厚内在(zai)联结，促(cu)使我们与海外中国(guo)学对话时彰显有内在(zai)活力的本真中国(guo)。

朱师赞同先贤李学勤、孙越生、张西平等先生研究海外中国(guo)学的学术(shu)史主张，并从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视角深探(tan)学术(shu)史路径，指出学科(ke)方(fang)法论与发展史是任何学科(ke)建设的一体两翼，是对学案、专题、事件等微观研究具(ju)有统领意(yi)义的全局研究，这无疑是探(tan)讨海外中国(guo)学生成机制和内在(zai)样态的关键路径，因此是我们坚守不弃的有力工具(ju)。

此外，朱师倡导(dao)以多学科(ke)、跨(kua)学科(ke)的视野联合开展中国(guo)学研究。这一重视完整知识结构与多元方(fang)法储备(bei)的方(fang)法论指导(dao)原则符合当下“新文科(ke)”提倡的打通学科(ke)隔阂、实现交融研究的精神，可见朱师研究思想的先见之(zhi)明。

朱政惠先生（左二）与2005级海外中国(guo)学专业硕博毕(bi)业生合影

比较的视野为海外中国(guo)学研究提供认识论基础

朱师倡导(dao)对海外中国(guo)学进(jin)行比较研究，以大历史的眼光(guang)和深思考的精神认知中外历史与社会，主要体现在(zai)其“比较史学”思想中，他提到，“同样是天人关系的探(tan)讨，东方(fang)人如何看(kan)，西方(fang)人如何解释。同样是带有规律探(tan)讨意(yi)义的历史研究，中国(guo)史家(jia)如何表述，西方(fang)史书如何阐(chan)解。同样是垂鉴，东方(fang)人把它置于何等地位，西方(fang)人又如何说史学理”。可见，他对海外中国(guo)学的认识已注意(yi)到需深入东西史学理论、治史观乃至宇(yu)宙论的比较分析。

优秀的历史学家(jia)关注人类命运。朱师探(tan)讨海外中国(guo)学时即寄托着这样的情怀。他坦言包括中华文明在(zai)内的人类各大文明有起源的同步性，研究中需关注人类各文明的最初(chu)阶段和平行演(yan)进(jin)，因此要在(zai)不同身份中游动和移(yi)情，以文明互鉴取代“同质化”视角。杰出的历史学家(jia)亦有深厚的家(jia)国(guo)情怀，他指出中国(guo)史学的纪(ji)传体传统是中国(guo)土壤的特(te)有产物，需以“求真”为原则，从对中西研究模式、方(fang)法论对比中认知欧美日中国(guo)学，指出当代中国(guo)学包括各有千秋的国(guo)内外研究两大块，因此需加(jia)强本国(guo)中国(guo)学的学科(ke)建设，把“学术(shu)话语的主导(dao)权也陆(lu)续(xu)拿过来”。这些(xie)鲜明体现了反对“言必称西方(fang)”、中国(guo)学回归中国(guo)的研究思想。

政惠师强调反思海外中国(guo)学理论。他历数西方(fang)中国(guo)学中关于“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研究范式在(zai)中国(guo)近现代史中的应用之(zhi)争鸣，指出西方(fang)中国(guo)学以理论范式建构见长，既(ji)要注意(yi)西方(fang)学者(zhe)的方(fang)法论优势，亦要看(kan)到其削足适履之(zhi)倾(qing)向(xiang)，从而提出恰当看(kan)待西方(fang)中国(guo)学中范式的有效性与有限(xian)性问(wen)题。

此外，朱师还提出探(tan)讨文化与经(jing)济(ji)间的关联、不同知识传统的交流、中外话语的碰撞、中外文化的差异性和统一性、多元现代性等命题，这对于综合评估海外中国(guo)学、当下建立国(guo)内外兼容、中外会通的世界中国(guo)学研究典范的推陈出新颇具(ju)学理启发意(yi)义。

综上可知，朱师践(jian)行的海外中国(guo)学研究，旨在(zai)超越相对主义，揭示(shi)人类社会运转的深层(ceng)认识论逻辑，在(zai)关注人类共通性问(wen)题基础上探(tan)索中外文化差异。海外中国(guo)学作品中基于西方(fang)概念、理论应用而生的中国(guo)认识，从侧面展现出近代持续(xu)至今(jin)的古(gu)今(jin)中西之(zhi)争，朱师通过提出中外比较的分析方(fang)法，焕发了当下“批评的中国(guo)学”之(zhi)研究活力。

学者(zhe)的视野洞见与其博览群书、躬行实践(jian)有着紧密(mi)关联。朱政惠走访多国(guo)、研阅大量各类中国(guo)学著作，他的研究宏(hong)微并重，彰显了博学精细的治学路径和通达深刻的思想视野。我们当下探(tan)讨的世界中国(guo)学研究诸多命题，诸如“谭中之(zhi)问(wen)”、建设中国(guo)自主知识体系、中国(guo)式现代化、中国(guo)学相关概念的辨析等，先生均悉(xi)数关注。如同文明史上探(tan)索人类精神与哲(zhe)学理念的重大突破期，先生深探(tan)海外中国(guo)学的阶段或可谓国(guo)内海外中国(guo)学研究的“轴心时代”，在(zai)国(guo)内中国(guo)学研究发展史上留(liu)下浓(nong)重墨彩的一章。

朱师的宽厚、谦(qian)和与高洁向(xiang)来为人称道，他将对中国(guo)乃至人类命运的研究知行合一地落在(zai)对身边人的理解和关爱中，感染着认识他的国(guo)内外学者(zhe)，切实向(xiang)国(guo)际社会传播了友善(shan)真实可爱的历史和当代中国(guo)形象。

先生已逝，他的海外中国(guo)学研究智识结晶仍启迪着当下世界中国(guo)学研究的纵深发展。何以思念？唯有承续(xu)其精神，深研并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