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策(ce)也在鼓励扩大幼儿园托班招收婴幼儿范(fan)围。2024 年 11 月，酝酿(niang)了 20 年的《中华人民共(gong)和国学前教育法》通过，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提供托育服务。

多国3岁以下(xia)婴幼儿的入托率超三成

在世界范(fan)围内，多国已经建立了3岁以下(xia)婴幼儿的社(she)会托育服务体系。

数(shu)据显示，2018年，在韩国3岁以下(xia)婴幼儿中，超六成入托。其中，韩国2岁幼儿的入托率高达92.1%。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2岁幼儿的入托率也有56.5%，1岁幼儿的入托率达到33.2%。

作为全球生(sheng)育率倒数(shu)的国家，日韩为了让年轻人生(sheng)孩子使(shi)出“浑(hun)身解数(shu)”，提供了优厚的托育政策(ce)。这两个国家的入托率在连年攀升。

从整体上(shang)看，2018年OECD 国家3岁以下(xia)婴幼儿的入托率平均为 33.8%。相比之下(xia)，2024年的报告指出，中国3岁以下(xia)婴幼儿的实际(ji)入托率仅(jin)有7.86%。

然而，与低送托率形成反差的是，中国的家长们(men)实际(ji)上(shang)有着旺盛的送托需求。

《2019年全国人口(kou)与家庭(ting)动态监测调(diao)查》（下(xia)称“2019年监测调(diao)查”）询问了6万名15-49 周岁的中国女性，结果显示实际(ji)上(shang)有27.6%的育儿家庭(ting)希望将子女送托。原(yuan)国家卫计委 2016 年在全国十城市调(diao)查中发现，有 1/3 的家庭(ting)有社(she)会托育服务需求。2024年发布的上(shang)述国务院报告也显示，多地调(diao)查显示，超过三成的3岁以下(xia)婴幼儿家庭(ting)有送托需求。

需求这么旺盛，那(na)为何中国送托率如此(ci)之低？

“孩子年龄小，舍得送托班吗？”

此(ci)前，网红Papi酱在综艺中透露，自己把1岁3个月左右的孩子送托儿所，结果被(bei)部分网友责怪没有责任心——“这么小送过去小孩没有安全感”“这么小的孩子，谁舍得送去全托呢(ne)？”等评论比比皆是。

这些(xie)网友的想法并(bing)非个例。2019年监测调(diao)查显示，不送托的主要原(yuan)因包括孩子年龄太小、有人照(zhao)看、收费太高。

针对孩子年龄小，不想送或家人不让送的情况，中国人民大学人口(kou)与发展(zhan)研究中心教授、家庭(ting)与性别研究中心主任李婷(ting)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这一方面是受到中国家长的教育理念影响，担心孩子有分离焦虑等问题，另一方面是对托儿所质量的不放心。

近些(xie)年，幼儿园或者托儿所曾爆出几起虐童事件，一定程度上(shang)打击了家长们(men)的送托积极性。在2019 年监测调(diao)查结果中，想送托儿所的母亲们(men)在选择托育机构时，重点考虑的前两大因素是安全条件和师资能力。

相比民办机构，家长们(men)普遍认为有政府参与或主办的托班更加有质量保障。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与国务院妇儿工委联合进行的四(si)省市（天津、黑龙江、山东、四(si)川）城市0-3 岁托育服务需求和供给抽(chou)样调(diao)查（下(xia)称“四(si)省市”调(diao)查）显示，超过七成的家长希望孩子上(shang)公办机构，超过12%的家长希望孩子上(shang)的托班有政府参与。

然而，北京师范(fan)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儿童福利与保护研究中心高级(ji)分析员王淑清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及，近年来，近七成0-3岁婴幼儿入托民办机构，仅(jin)2.2%入托教育部门管理的托育机构。

本来靠谱的托育机构就(jiu)不多，就(jiu)算真的想送托班，不少家长看着动辄(zhe)上(shang)千(qian)的托育费用也只能望洋兴叹。多次生(sheng)育意愿调(diao)查结果都显示，年轻人之所以不愿生(sheng)、不敢生(sheng)，最重要的原(yuan)因是生(sheng)育养育成本高、经济负(fu)担重。

上(shang)述2024年发布的国务院报告里就(jiu)提到，2023年，全国民办托育机构占全部托育机构的89.5%，平均托育服务收费价格（不包括餐费）为每月每人1978元，一线城市在每月每人5500元以上(shang)。报告还指出，这与家长们(men)的支(zhi)付能力和期待存在较大差距，许(xu)多有送托需求的家庭(ting)望而却步，2023年全国托位实际(ji)使(shi)用率仅(jin)为46.7%。

“（幼儿园招收年龄）向下(xia)探比较困难，家庭(ting)观念和托育成本都很(hen)难大规(gui)模下(xia)探，”李婷(ting)告诉澎湃新闻，如今养娃(wa)精贵，养1岁的娃(wa)跟养2岁的娃(wa)成本差别很(hen)大，师生(sheng)比要求就(jiu)很(hen)不一样。

以2024年12月刚建成开放的北京八里庄儿童成长中心为例，目前该中心在0到1岁年龄段是一名老师照(zhao)顾(gu)两个孩子。随着更多孩子入园，未来1-2岁孩子的师生(sheng)比大约为1:3，而2-3岁孩子的师生(sheng)比大约为1:4。

如何降低送托成本？临时托和半日托等形式或许(xu)是一种路径。中国人口(kou)与发展(zhan)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shi)毅研究发现，比起全日制托育，临时托和半日托等服务形式可以填上(shang)临时照(zhao)护小孩的需求，减轻因临时看护对女性劳(lao)动就(jiu)业(ye)的负(fu)面影响，也不会明显增加家庭(ting)照(zhao)护的经济成本。

提供多元化的托育服务不仅(jin)能降低送托成本，也能满足不同的需求。四(si)省市数(shu)据显示，对于2岁以下(xia)的孩子，若非万不得已，家庭(ting)一般都不舍得将他们(men)送往全天候的托育服务机构，但全职妈妈和职业(ye)妈妈，对社(she)区临时托育、喘息服务、延时照(zhao)料等，都有一定的需求。

托育服务体系重返舞台

在精细化养娃(wa)的时代，相比花大钱让小孩上(shang)不一定靠谱的托儿所，当代夫(fu)妻选择把孩子交给爷(ye)爷(ye)奶奶。

2022年CFPS的数(shu)据显示，10年间，家庭(ting)中女性的照(zhao)料负(fu)担稍微减少了一点，部分爷(ye)爷(ye)奶奶和外公外婆开始带娃(wa)了。

具体而言，从2012年到2022年，一个家庭(ting)中妻子照(zhao)料3岁以下(xia)小孩的比例下(xia)降了6%。照(zhao)顾(gu)孩子的重担从妈妈身上(shang)分到了爷(ye)爷(ye)奶奶和外公外婆身上(shang)，托儿所和爸爸的照(zhao)顾(gu)的比例也略有提升。

不过，正如数(shu)据所示，2022年妈妈照(zhao)料3岁以下(xia)婴幼儿的比例仍(reng)然高达58.7%。

李婷(ting)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中国入托率较低的原(yuan)因之一就(jiu)是代际(ji)照(zhao)料支(zhi)持供给很(hen)大，这也是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te)殊之处。

日本女子大学社(she)会福利学系教授沈洁此(ci)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有类似观点：育儿压力仍(reng)然较大，国内大部分家庭(ting)仍(reng)然停留在让老一辈(bei)帮(bang)忙带孩子的阶(jie)段。

而从2019年开始，我国陆(lu)续出台政策(ce)，支(zhi)持3岁以下(xia)婴幼儿照(zhao)护服务发展(zhan)。这一年又被(bei)业(ye)内称为“中国托育元年”。

从更远的时间来看，我们(men)会发现这些(xie)政策(ce)，有着历史(shi)的影子。

中央民族大学人口(kou)与民族发展(zhan)研究中心教授杨菊华在一篇论文中提到，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苏联经验(yan)、妇女解放的价值性理念和对女性劳(lao)动力的工具性需求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大规(gui)模配置公立托儿所。

1938年10月2日，在党中央的大力支(zhi)持下(xia)，陕甘(gan)宁边区儿童保育分会发起成立了“陕甘(gan)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第一院”，即日后为人们(men)所熟(shu)知的“延安第一保育院”。图源自 CCTV

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国，许(xu)多工厂内设有托儿所和幼儿园，由工厂出资建设并(bing)提供基(ji)本设施。数(shu)据显示，1954年，全国厂矿企业(ye)、医院、学校等系统建有托儿所4003个，2670个哺乳室，又或是收编私立托儿所，改为机关托儿所。

资料显示，1950年代的某国有工厂就(jiu)为该厂职工的婴幼儿养育提供了多项便利，比如为带孩子上(shang)下(xia)班的职工开设了母子班车，以及车间内配置了蒸饭箱和储物间等。

20世纪50年代，某国有工厂设立了母子班车。图源自《幼儿教育导读》杂志

不只是在城市，当时农村的入托率也很(hen)高。多篇论文指出，1960年全国农村儿童入托率高达70%，大多数(shu)参与社(she)会劳(lao)动的妇女将孩子交由村办托幼组(zu)织。

除了解放女性的生(sheng)产力，人口(kou)的爆炸性增长也是另一重要影响因素。根据国家统计局，1963年出生(sheng)人口(kou)为2975万人。这一年也是新中国历史(shi)上(shang)出生(sheng)人口(kou)数(shu)最多的年份。

然而，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1984年的国有企业(ye)改革和单位制解体使(shi)得作为职工福利的托幼服务逐渐被(bei)剥离出单位。

“减负(fu)”成为国有企业(ye)改革的核心议题。195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由于企业(ye)行政经常随意安插编余人员，托儿所的编制一般大于实际(ji)需要。比如某地矿务局托儿所，收托儿童不满五十名，仅(jin)管理人员就(jiu)配备(bei)有正副所长、指导员、管理员等。

此(ci)外，中华全国总工会指出，由于编制冗余，人事费用开支(zhi)较多，工薪支(zhi)出一般占到常规(gui)支(zhi)出的75%～85%，有的超过90%。

不过，托育体系在中国真正成为历史(shi)还要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

直到 20世纪90年代早(zao)中期，托儿所数(shu)量还在发展(zhan)中。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tui)进，托儿所持续减少。起初是独立设置的托儿所减少，继而是一些(xie)普惠性公立幼儿园的托班也逐渐消失。

以上(shang)海为例，据上(shang)海交通大学公共(gong)管理博士向小丹的一篇文章，1981年，上(shang)海市区各(ge)类在托儿童总数(shu)有20多万，仅(jin)民办托儿所就(jiu)有562所，吸纳了超过10.5万名婴幼儿。到了2022年，上(shang)海市区独立设置的托儿所剩下(xia)30所，托儿数(shu)仅(jin)有1414人。

进入21世纪后，公办托儿所几乎完全消失。 在这个时间段中，市场化机构尽管试图填补这个空缺，却因为质量参差不齐、重教学而轻保育等原(yuan)因不被(bei)家长们(men)接受。

正因为这种种历史(shi)因素，托育领域从政府退(tui)场，转向家庭(ting)照(zhao)料为主。

但到了2015年前后，随着“全面两孩”生(sheng)育政策(ce)的落地，社(she)会化托育服务又回归了。杨菊华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过去几年中 ，政府一直在出台与生(sheng)育政策(ce)相配套的家庭(ting)支(zhi)持政策(ce)，托育服务体系的重构就(jiu)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施策(ce)。

比如，近年来部分城市推(tui)出了“妈妈岗”的职位，与历史(shi)上(shang)的“妈妈班”类似，包括广东、山东、河北等地。以广东中山为例，2021年，中山市推(tui)出“妈妈岗”，明确提出对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实行每月每人300元标准给予社(she)保补贴、 每月每人100元标准给予岗位补贴，还为灵活就(jiu)业(ye)妇女提供每月每人300元的灵活就(jiu)业(ye)社(she)保补贴。

不过，此(ci)岗的名称在网上(shang)遭(zao)到不少吐槽，被(bei)指应该改名为“亲子岗”“生(sheng)育友好岗”等中性词汇。而“妈妈岗”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shang)反映出，育儿的责任仍(reng)更多在妈妈身上(shang)。

杨菊华就(jiu)指出，与此(ci)前不同的是，当前重构的托育服务体系仍(reng)然强调(diao)家教为主，托育为辅，其中女性仍(reng)然是育儿的主力。即便是到了现在，女性也常常是无法兼(jian)顾(gu)工作与家庭(ting)，这可能进一步激化职场母亲的育儿焦虑，增大工作与家庭(ting)之间的张力。

在《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一书中，资深媒体人泓舟采访了20多位母亲。在书中，有一名生(sheng)二胎的妈妈宋晴(qing)，她(ta)大着肚子依然坚(jian)持出差，上(shang)班到预(yu)产期前一天才回家休(xiu)息待产，休(xiu)完产假后第一时间返回工作岗位。然而“工作——怀孕——工作”的无缝衔接，仍(reng)然使(shi)得她(ta)在升职竞争中没有比拼过业(ye)绩略逊色的同事。宋晴(qing)的领导理直气(qi)壮地告诉她(ta)：“如果你没有生(sheng)第二个的话，很(hen)大可能会先提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