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bao)·书评(ping)周刊2月21日专题《变迁中的延(yan)续：秦汉中国的文明演变》B04-05版。

B01「主题」变迁中的延(yan)续：秦汉中国的文明演变

B02-03「主题」从封邦(bang)建国到编户齐民：共同体视角下的秦汉中国

B04-B05「主题」秦汉史的“复调”：汉承秦制下的儒法国家

B06-B07「文学」《你们去荒野》：如果“脱(tuo)落”是我们的命(ming)运(yun)

B08「文学」三十年写(xie)一本书，序言占了一百(bai)页

小共同体到大共同体

以下先行概述《讲义》内容，随文调取(qu)《儒法国家》一书中对类似问题的阐释和判断。《讲义》在强调了“周秦之变”是足以与“晚清到我们现在面临的时代”（18页）相提并论的深刻变动，以及秦汉文明的轴心特征、与罗(luo)马帝国比较研究的意义之后，在第一章融会(hui)前人“封建时代到统一时代”（梁启超语）、“宗(zong)法社会(hui)向军国社会(hui)”（严复语）、“奴隶制导封建制”（郭沫若语）的历史分期论，开宗(zong)明义地对周秦之变重下定义，即从西周“小共同体”到秦汉“大共同体”的转(zhuan)变，这(zhe)个过程伴随着国家能力增强，以及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从儒家到法家的转(zhuan)移。作者用学派互动的思想史，来展现经典思想家对于国家形态的解释权(quan)争夺背后的社会(hui)剧变，或可称为“思想史的政治经济学批(pi)判”。

作者认为，小共同体是建立在“信息对称、反复博弈”（45页）的自然形成的熟人社会(hui)和直接的人际关(guan)系之上的，其特征在于：（1）伦(lun)理表现为“孝高于忠”（52页），也(ye)就是忠于小共同体的尊长和封建关(guan)系中的主君，而不是大一统时代后的唯一君主。（2）治理方式上，偏向于“小圈子”内的道(dao)德感化、伦(lun)理约束和在此基础上的乡里(li)选举，从而熏陶、选拔(ba)出为小共同体的道(dao)德良治尽心尽责的领袖。（3）是“伦(lun)理化的权(quan)责对应”（64页），也(ye)就是伦(lun)理身份和政治身份的天然重合，父权(quan)与父责直接挂钩。小共同体的经济基础是耦耕，也(ye)即成员的共同劳动和并不明确私有产权(quan)的土地制度。带有一定温情色彩的“小共同体本位”，其价值观念转(zhuan)化为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制度，就是所谓儒家思想和周制；而来自小共同体的伦(lun)理形态和社会(hui)关(guan)系，成为了后世儒家想象天下格局、理想政治的思维框(kuang)架和概念工具(ju)。

《秦汉史讲义》，作者：秦晖，版本：汉唐阳光 | 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11月。

小共同体会(hui)以强者政治或共和政治两种路径解体，对应的历史模式是从西周到秦汉、希腊-罗(luo)马社会(hui)。东周的小共同体可谓内外交困，内有个人主义的离心倾向，被杨(yang)朱表述为“不拔(ba)一毛以利天下”；外有道(dao)德普世论者的破(po)坏，也(ye)就是韩非的“兼恨”和墨子的“兼爱”；小共同体伦(lun)理的拥护者孟子，则义愤填膺地以辟除杨(yang)墨为己任。作者发挥了赵岐、孙奭对“杨(yang)近墨远”的解读，认为个人主义离心倾向毕竟与小共同体本位相去更近，比如“不拔(ba)一毛”尚可理解成“身体发肤，不敢毁伤”，但(dan)是兼爱根本否定了小共同体的原则。

虽然墨子信徒众多、组织严密，最终向暴力机器投(tou)诚效忠故(gu)而更加(jia)汹涌的法家，不幸(xing)被原本就蔑视礼仪、视贵族(zu)如奴仆的“西戎之秦”全(quan)盘接纳，结果就是秦帝国肢解了周制。比起以铁器和牛耕为典型(xing)的生产技术(shu)突破(po)和生产关(guan)系的重组，政治力量对小共同体的破(po)坏更加(jia)无从遏制且(qie)难以恢复的。虽然在作者看来杨(yang)朱“为己”这(zhe)一超前之论，意在阻拦“公共权(quan)力及以公权(quan)代表自命(ming)的统治者以利天下为由屠杀少数”，但(dan)它终究在儒法夹击下销声匿迹。对此，赵鼎新评(ping)论道(dao)，诸(zhu)子的思想家们“社会(hui)与政治活动仅仅有助于扩大国家的权(quan)力”，而且(qie)“历史理性主义的早熟降低了哲(zhe)人，将私域导向的工具(ju)理性正面化的可能性”（《儒法国家》，215页）。

东汉，车马出行图（山东沂南(nan)出土）。　图/IC photo

法家和秦制的崛起

第二、三章展开了对法家和秦制的研究。法家的理想制度就是绝(jue)对权(quan)力面前的人人平等。名义上虽人人平等，但(dan)受信任的奴才还是高人一等，白起战功累累但(dan)爵不过大良造，专宠宫(gong)闱的嫪(lao)毐却被封最高等的彻(che)侯，可见(jian)秦奉行的军功爵和绩效论是限(xian)用于普通民众的军事动员的障眼法。于是，法家对人性中“幽暗(an)传统”（张灏语）的早熟体认，非但(dan)没有导出一套制衡最高权(quan)力的策略，反而酿出利用人性恶来破(po)坏共同体内部(bu)的信任网络，以保证皇(huang)权(quan)的不可被撼动和唯一性的“治理术(shu)”。

坚(jian)持小共同体本位的儒家同样分化出了现实(shi)主义者，也(ye)就是用“性恶论”“法后王”“隆君不隆父”为韩非、李斯等后学张本的荀子，以及为汉家制礼作乐的“识时务(wu)者”叔孙通，作者看来他们都是“儒表法里(li)”“周表秦里(li)”的典型(xing)。在他们的推动下，用法取(qu)代礼、“以法入礼”在三个层面得到实(shi)施，（1）强调单(dan)向服从的军法，（2）制礼来强化皇(huang)权(quan)，以及（3）浓厚秦制色彩的《周官(guan)》用国家层面政治权(quan)力的规范，取(qu)代了小共同体内部(bu)行用的礼。而周官(guan)中蕴(yun)含的经济资源垄断管制的国家立场，经过汉初名义上休(xiu)养生息、实(shi)则用犬儒主义逢(feng)迎国家机器和严刑(xing)苛(ke)法的黄老之学后，于汉武帝时得到“波(bo)浪式强化”，最终极(ji)端化为新莽的暴政。

作者用小共同体本位的视角，将封建西周的“礼不下庶人”原则解读为天子应当礼遇诸(zhu)侯、诸(zhu)侯礼遇大夫，而庶人应被小共同体的尊长礼遇，而“刑(xing)不上大夫”则是礼遇的一种。不过作者未分析为何(he)要启用儒学理论，对此赵鼎新有一个的扼要说明，就是“对于前现代社会(hui)秩(zhi)序，急功近利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都难以成为一种合法化的力量，基于工具(ju)主义的社会(hui)秩(zhi)序长远也(ye)经不起价值层面的挑战”（《儒法国家》，215页）。换言之，法家的理论体系不负(fu)责解决统治合法性的问题。

第四章中，作者借盐铁论战申述了西汉的强国家主义的知识立场和意识形态。大夫与文学的辩论，看似是国家干预或自由放任的对峙(zhi)，其实(shi)是秦制的实(shi)现程度问题。桑弘羊秉承法家一贯态度，主张不提供社会(hui)福利，以及国家垄断经济活动的“重商主义”；贤良文学则要求国家垄断资源的经营权(quan)，要完全(quan)下放给地方精(jing)英和权(quan)贵诸(zhu)侯们，用井田旧制取(qu)代土地私有，将社会(hui)福利的提供权(quan)返还给小共同体。然而日薄西山的小共同体本位时来运(yun)转(zhuan)，两汉之际的地方豪族(zu)日益做大，重拾了某些“道(dao)德共同体”的特征（谷(gu)川道(dao)雄语）。对此作者描述为“尺蠖效应”：朝廷无为会(hui)导致土地兼并和地方割据，但(dan)是摇摆到过度有为就会(hui)横征暴敛。比如王安石要求朝廷自行兼并，设法将老百(bai)姓(xing)的钱(qian)转(zhuan)移到朝廷口袋(dai)，但(dan)高举“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司马光却对权(quan)贵聚敛不赞一词，而北宋国家机器在新旧党争下如同尺蠖一般过度屈伸，最终失去弹(dan)性。

共同体复兴与儒学成为汉帝国的意识形态密不可分，赵鼎新形容为“帝制儒学不仅强调君主对官(guan)员和其他被统治者的支配权(quan)，同样强调精(jing)英对其下级(ji)与平民百(bai)姓(xing)也(ye)拥有类似的支配权(quan)”（《儒法国家》，318页），也(ye)就是说儒学伦(lun)理为地域社会(hui)的共同体运(yun)作和对国家权(quan)力的部(bu)分抵制和转(zhuan)嫁(jia)提供了合法性。

第五章，秦晖讨论了强国家主义环环相扣(kou)的制度设计，包括（1）乡里(li)制严密基层政权(quan)，同时部(bu)分保留小共同体的伦(lun)理秩(zhi)序。（2）在各地设置传递文书行政的交通线路和邮厅。（3）强大到可以收缴人头(tou)税(shui)（算赋）的财政能力。（4）用酷吏来确保秦制的运(yun)行。酷吏们是善于“深文周纳”、灵活运(yun)用法律(lu)条文的专业官(guan)僚，用暴力屠戮来打压地方豪强和小共同体，即便面对冤假错案也(ye)要残酷到底的高度“绩效主义”。但(dan)作为汉代皇(huang)权(quan)工具(ju)的郅都、张汤等酷吏典型(xing)，却处在一个随时会(hui)被抛弃或取(qu)代的危险境地。随着东汉循吏的崛起，剑拔(ba)弩张的国家-社会(hui)关(guan)系有所松动，但(dan)这(zhe)仍不妨碍秦制在历朝历代批(pi)量生产出“唯上不唯实(shi)”的酷吏。

秦制的路径依赖(lai)造成了新的循环怪圈，其一是内朝和外朝的循环，对此和田清有类似的观察，内朝转(zhuan)化为宰相后，秦汉时期的皇(huang)帝身边又出现新的、和宰相分庭抗礼的内朝官(guan)。其二是钦差大臣变为“诸(zhu)侯”，临时派遣(qian)官(guan)员变为地方行政机构，等到地方行政层级(ji)太多叠床架屋又再行裁撤，呈现出一种周振鹤指(zhi)出的“二三级(ji)循环”。其三，是地方行政机构的集权(quan)或者分权(quan)，以宋为分野，汉唐之间地方行政机构大致保有完整的军事、民政权(quan)力，但(dan)是宋代以后财政、民事、军事被分割给不同官(guan)员。作者评(ping)论道(dao)，秦制的胜利，不能以成王败寇的方式评(ping)价之。

《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作者：赵鼎新，译者：徐峰　巨桐，版本：浙江(jiang)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

东汉魏晋的小共同体问题

第六章作者处理了东汉以降的宗(zong)法复兴，对“魏晋封建论”给出了一个旧瓶(ping)装(zhuang)新酒的解释。作为豪族(zu)代言人的刘(liu)秀建立的东汉在国家能力上相对低下，再加(jia)上“法律(lu)儒家化”（瞿同祖语），用春秋决狱的历史理性主义，将小共同体本位的价值观引入到作为国家统治工具(ju)的法律(lu)中。较之法家法律(lu)的政治挂帅和伪个人主义，强调“十恶八议”的儒家法律(lu)至少建立起了从法后王到法先王，以及不可轻易改(gai)动“祖宗(zong)之法”的原则，在皇(huang)权(quan)面前争取(qu)到了一定的转(zhuan)圜余地。

另一方面，是以儒学伦(lun)理为归依的察举制度的全(quan)面推行，作者认为这(zhe)意味着“官(guan)员选拔(ba)标准(zhun)的道(dao)德化”（341页），以及乡里(li)议论的道(dao)德评(ping)判重新上扬(yang)和绩效主义的相对退潮，结果就是小共同体的治理原则逐步扩大到大共同体的广域国家。但(dan)此推广下的“政治逻辑的泛道(dao)德化”，一方面未能保留官(guan)僚治理的优势，一方面也(ye)使得选拔(ba)标准(zhun)趋向于虚伪造假，为朝廷地方连结的权(quan)力关(guan)系网络的经营和利益集团的滋生大开方便之门。

另一方面，小共同体复兴的经济前提是朝廷财政弱化，跨地域市场的货(huo)币经济向自然经济转(zhuan)变，小共同体庄园经济生产的自给自足，以及依附(fu)者的卑微化和低贱化。小共同体在战乱中聚集自保为坞堡，其领袖并非朝廷命(ming)官(guan)，而是地方有实(shi)力和道(dao)德名望之人，有显著的整体性和小共同体本位的特征。魏晋以降的国家屡屡索阅括户，与寺院和庄园抢夺纳税(shui)人口，也(ye)每每激起反抗。作者认为，国家对用刑(xing)罚加(jia)以区别的贱民的迫害更加(jia)无所不用其极(ji)，故(gu)国家立场的括户（乃至编户齐民制度）并不具(ju)备正当性，而无论是可能以坞壁为原型(xing)的桃(tao)花源，还是白居易笔下的两姓(xing)村，都是面对秦制进行着些微抗争但(dan)前仆后继的勇者。

第七章作者分析的是秦汉时期的古典商品/市场经济，也(ye)就是古典时期一种受到价值规律(lu)、市场法则支配和调节的经济形式。得益于耕种技术(shu)和作物(wu)区域的成熟，复种革命(ming)，水利工程灌溉等，以及小共同体解体带来的跨区域商业活动，耕种粮食有了转(zhuan)化为商品的余裕，至劳动力也(ye)可以作为一种商品被买卖交易。在古典商品经济的高潮中，赋税(shui)货(huo)币化程度极(ji)高，货(huo)币政策多变又为商人提供投(tou)机获利的机会(hui)，而统治者和民间富豪的穷奢极(ji)欲又构成了“奢侈经济学”。甚至秦汉时期已经出现经营利润和借贷收息的平均化倾向，商品经济的成熟可见(jian)一斑。此氛(fen)围更催生了“千古奇文”《货(huo)殖列(lie)传》，司马迁明确指(zhi)出了供需规律(lu)的存在，以及统治者需要正视人类追逐利益的本能和天性。

汉代商品经济的水准(zhun)甚至到了唐代难以企(qi)及的高度，作者比较汉唐两代情形，发现汉代的货(huo)币在物(wu)价、地租、劳务(wu)报(bao)酬和借贷关(guan)系中的大量使用，甚至还有提高粮价发展农业这(zhe)种市场性策略。与罗(luo)马帝国的借贷情况进行比较能看出，汉代的借贷（1）大量使用货(huo)币，（2）出现了平均利润率(lu)，（3）开始向经营资本转(zhuan)化，（4）宗(zong)法时代的奴役型(xing)借贷被契约借贷关(guan)系取(qu)代且(qie)纯经济因素有所提升，（5）对借贷关(guan)系的评(ping)价提高。但(dan)罗(luo)马租佃发展水平更加(jia)远离奴役型(xing)借贷。

作者也(ye)补充了强国家主义的抑制商业倾向，其中所谓“名田”“授田”关(guan)键不在于所有制和土地是谁的私人财产，而是一种用登记土地的手段将土地资源和编户齐民紧紧绑定，然后强制要求获得土地的农民承担赋税(shui)徭役的财政手段和经济权(quan)力。经济权(quan)力边缘化，使得商人们面对东汉到魏晋的地域社会(hui)小共同体的复归，只能束手无策，秦汉的古典商品经济高潮也(ye)就随之落幕。而且(qie)作者似乎暗(an)示与汉帝国相比，罗(luo)马帝国的经济权(quan)力的地位和重要性颇有不同，但(dan)是特性的来龙(long)去脉和对后来的影响可惜语焉不详(xiang)。

东汉市楼画像砖（四川广汉出土）。图/IC photo

来自《儒法国家》的批(pi)评(ping)，或者反批(pi)评(ping)

如果参照(zhao)赵鼎新的《儒法国家》，不难看出《讲义》在以下几点上需要更多概念工具(ju)的“校准(zhun)”。

第一，作者对推动西周封建-儒学伦(lun)理到秦汉的郡县制-国家主义意识形态转(zhuan)变的结构机制性动因语焉不详(xiang)，也(ye)就是要解释为何(he)各国相互攻伐、秦要消灭六国，为何(he)春秋时代的礼仪战争逐步变成战国时期的消灭战争，战争与秦制、汉制的建立有何(he)关(guan)联。秦晖的答案是，法家和秦制是牺牲(sheng)民众福利来提升军队战力的军国传统。赵鼎新的回答有完整的前因后果，宏观理论上“竞争与竞争结果的制度化的辩证互动是历史变迁的动力”，具(ju)体是“军事竞争推动了公域导向的工具(ju)理性”（《儒法国家》，12页），这(zhe)种工具(ju)理性结晶就是官(guan)僚机器。与秦晖不同的是，赵虽用“儒法国家”中的“法”来描述官(guan)僚制的政治权(quan)力，但(dan)并未将法家思想与官(guan)僚行政画上等号，也(ye)未进行道(dao)德批(pi)判，而是陈述了工具(ju)理性和军事绩效追求在东周时期的兴起，基于此，各国不断追求扩军和争夺领土，最终政治制度和军事动员协(xie)同关(guan)系最优的秦国消灭了其他国家，也(ye)因为其国家社会(hui)关(guan)系的僵(jiang)硬、规范性共识的匮乏而速朽。

引申而言，大共同体取(qu)代小共同体的周秦汉之变，是需要考虑变迁机制和历史语境的关(guan)联，只有在军事权(quan)力导向工具(ju)理性的情况下才能够完成。但(dan)是关(guan)注军事政治的另一面是，赵书对思想知识结构与社会(hui)政治结构的关(guan)联性，以及对诸(zhu)子百(bai)家的思想价值的诠释，还停留在实(shi)用主义和流动知识人群(qun)的层面，也(ye)无从给出类似于《讲义》中“儒学伦(lun)理的小共同体本位”这(zhe)种精(jing)彩的知识社会(hui)学式论断。

第二，《讲义》未说明抵抗猃狁、犬戎、匈奴、鲜卑、西羌等生生不息的敌人对周制秦制可能存在的影响，虽然可以用强国家主义更能抵御(yu)外敌的申论一笔带过，但(dan)考虑到作者汲引斯科特（James Scott）的逃避(bi)统治和弱者武器的理论，以表达对不愿(yuan)被秦制剥削的小共同体的同情与理解，或许更应当观照(zhao)到，因推行秦制-儒法国家而高度领土化/郡县化的平原和交通线路以外的游牧流动空间。游牧者的共同体可大可小，伦(lun)理却与儒学规范大不相同，或许因不便将他们融入到“小共同体”的解释框(kuang)架中，作者对这(zhe)些同样反抗秦制统治的群(qun)体避(bi)而不谈，更无从分析游牧者建构的统治方式和国家形态。当然，偏重国家理论的赵书关(guan)注的同样是“统治的逻辑”而非“逃避(bi)统治的艺术(shu)”，这(zhe)使得《儒法国家》仅提及游牧者和定居者政权(quan)之间“相互学习与适应”的规律(lu)（《儒法国家》，373页），而低估了来自游牧者的异质性权(quan)力结构。

第三，作者用货(huo)币使用来推测古典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存在一个“将国家财政使用的等价物(wu)视作在市场上流动的货(huo)币”的破(po)绽，也(ye)就是说，运(yun)输成本更低、有国家信用作担保的铜(tong)钱(qian)，在其铸造质量、贵重金属(shu)含量能够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可以被大量用于赋税(shui)缴纳，采购军需和朝廷物(wu)资，发放朝廷俸禄，或者作为财富收藏家中，但(dan)这(zhe)恐怕只能说明跨区域、跨阶(jie)层的市场是高度依赖(lai)国家财政体系的正常运(yun)作，而非市场经济就需要数量庞大的货(huo)币。《货(huo)殖列(lie)传》提到的富商们更像是经营盐、铁、马、朱砂等大规模战略性物(wu)资而与政府建立稳(wen)定合作关(guan)系的官(guan)商，这(zhe)恐怕证明的是赵鼎新所强调的“经济权(quan)力长期边缘化”。而汉魏以降货(huo)币不再通行，更多是因为一方面战争频仍、南(nan)北分割，长距离贸易受阻，另一方面是市场上缺乏优质铸币、长期通货(huo)紧缩，以及国家层面的滥发粗糙货(huo)币带来的通货(huo)膨胀的两面夹击，汉代的强大国家财政和货(huo)币储备都不可复制。

第四，面对帝制时代强国家主义和大共同体“以法杀人”，民众固然有“苛(ke)政猛于虎”的喟(huai)叹，但(dan)是自命(ming)为道(dao)德化身的小共同体及其首领，未必不精(jing)通于更加(jia)密不透风的规训手段。所谓“上士杀人用笔端”，提倡“一字之贬(bian)重于斧(fu)钺”的春秋经世之道(dao)中潜藏着不亚于法家严刑(xing)峻法的血(xue)腥(xing)气。正如赵鼎新反复说明的，成为官(guan)方学说的儒学终究是用来提供合法性和“强制性普及”的“意识形态权(quan)力”。作者未能一视同仁地批(pi)判小共同体的伦(lun)理，或许是一种针(zhen)砭时弊的“为尊者讳”。

《讲义》不是对中国古代史具(ju)体史事的爬梳考订，具(ju)体论证当然也(ye)值得商榷，但(dan)这(zhe)不妨碍读者们拨开专业研究的脚注和引用资料后看到的，为求索解答而被念兹在兹的问题意识。

撰(zhuan)文/邱雨

编辑/罗(luo)东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