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1日，南京市(shi)即成立液体燃料管理处，规(gui)定只(zhi)有持有购油牌(pai)照者才(cai)可购买。同年10月，武汉(han)也成立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同样规(gui)定无购油照者不能购油。10月14日，竺可桢到南京朝天宫教育部临时办公室与教育部长王世杰会晤，讨(tao)论浙(zhe)大的迁(qian)移问题。下午(wu)二(er)点半(ban)竺可桢才(cai)回到中央研究院，因所乘车之汽油已尽。他发现“南京购汽油非得(de)特许证不可，即此亦只(zhi)能以二(er)三Gallon为限”。竺可桢当天所坐乃从浙(zhe)大开来(lai)的小汽车，自然没有南京的购油证。

在当时，中国尚(shang)没有成型(xing)的石油工业，汽油几乎完全依赖进口。1912年，中国的汽油进口不过40万加(jia)仑，到了1931年，已经增加(jia)至近3000万加(jia)仑。1932-1936年，平均每年进口汽油在3600万加(jia)仑（大约10万吨左右）以上，所以政府采取这样的政策并不令人意外。不过相(xiang)比而(er)言，德(de)国在1935年的汽油消费(fei)已经达到158万吨，中国由(you)于汽车普(pu)及程度(du)尚(shang)低，汽油消费(fei)也处于较低水平。

从四种主要石油精炼品的进口情况来(lai)看，1933年进口值最高的是煤油，其后分别是汽油、柴油和润滑(hua)油，总计价值过亿元。此外，中国也每年从海外进口酒精。不过自1931年以来(lai)，由(you)于中国各地酒精厂的陆续建成，酒精进口量逐(zhu)年减少。尤其是1935年，当时东亚规(gui)模最大的中国酒精厂在上海建成投产，规(gui)划(hua)产能达每天8000加(jia)仑，基本可以达到自给自足。

抗日战争全面爆(bao)发之后，随着日军(jun)逐(zhu)渐侵蚀中国的进口路线，汽油进口也日趋困难。1939年6月22日，人在贵阳的竺可桢至兵工署办事(shi)处商谈车辆运(yun)输，为浙(zhe)大迁(qian)黔作准备，对方表示“现国内有汽车7000辆，加(jia)所购一万辆，以用半(ban)数，计7500，每日用20gallon即十五万gallon，即300吨也。现进口由(you)安南到同登(deng)只(zhi)能装一百吨一天，滇(dian)越装三百吨，合不过400吨，全数运(yun)油尚(shang)不够，故三五月以后，油将成大问题云云”。（《竺可桢全集》7，111）

1939年10月，日本为了达到切断桂越的交通和运(yun)输，并以南宁为基地，轰炸(zha)滇(dian)越交通线的目的，制定了入侵桂南的计划(hua)。日军(jun)于11月5日登(deng)陆钦防，旋即在24日攻占南宁。中国政府遂调集军(jun)队20余万进行反攻，于12月18日实施“桂南会战”，夺取昆仑关，取得(de)初步胜利。然而(er)日军(jun)很快增兵至6万，并在1940年1月28日发动“宾(bin)阳会战”，阻断国军(jun)，并重新占领昆仑关。此后，双方进入相(xiang)持阶段。至1940年10月下旬，日军(jun)撤入越南，中国军(jun)队遂逐(zhu)渐收复广西(xi)失地。

在这段时间(jian)，广西(xi)战事(shi)数度(du)危(wei)急。南宁离浙(zhe)江大学所驻的广西(xi)宜山不到300千米(mi)，宾(bin)阳北距宜山则不到200千米(mi)的距离，且浙(zhe)大所驻之地常发空袭警(jing)报。据竺可桢的记录，1939年11月2日，当地发出三次警(jing)报；11月3日又发三次警(jing)报，下午(wu)3点10分始解除；11月4日有两次警(jing)报。之后的一段时间(jian)里，学校每隔一日便有一到两次警(jing)报，师(shi)生们自然人心惶惶。

11月15日，竺可桢获知日军(jun)从北海登(deng)陆。20日，他又从报上知道钦州(zhou)也已失守。竺在21日的日记中痛心地表示：日军(jun)要在“北海、钦廉登(deng)陆之说(shuo)传之已达一年余，而(er)我军(jun)事(shi)方面人员毫(hao)不介意，扬言事(shi)事(shi)有准备，而(er)实际则徒以坚壁清野为抵制之策，遂使日人得(de)扬长而(er)入，岂不痛哉(zai)!……而(er)于此吃紧时，军(jun)长夏威以丁忧坚不视事(shi)，师(shi)长冯璜(huang)又调往重庆受训，加(jia)以白健生（即白崇禧）出席六中全会，黄旭初（时任广西(xi)省政府主席）疾疟不能起床，李品仙（即李宗仁）赴皖就主席，结果竟无一人能指挥，可称荒(huang)唐之至!至临时手忙脚乱调兵遣将，不亦晚乎。”（《竺可桢全集》7，205）

尽管如此，竺可桢仍坚持学校要如常上课(ke)。26日，竺可桢召开行政会议，决定如果敌人进占宾(bin)阳，便停课(ke)，“书(shu)籍、仪器等不得(de)已时即留存小龙(long)乡（即浙(zhe)大临时校舍所在地），女生由(you)校车送至相(xiang)当地点，男(nan)生步行”。

第二(er)天早上，竺可桢到校后得(de)知学生自治会已经在开会讨(tao)论迁(qian)移。竺在早上的纪念周会议上先作了报告，表示学校当照常上课(ke)，“俟敌过宾(bin)阳后即出发赴黔。并述南宁与宜山相(xiang)距等于沪宁，宜山与宾(bin)阳相(xiang)距等〔于〕沪杭。南宁之易于失落(luo)由(you)于我军(jun)之疏忽，因师(shi)长、军(jun)长均不〔在〕场，而(er)目前则夏威在宾(bin)阳、蔡廷锴在武鸣，指挥有人。且已调大军(jun)前往阻塞，决不致于短期内有危(wei)及宜山之事(shi)。”

就当时的广西(xi)交通而(er)言，要从南宁到宜山再进入贵州(zhou)，只(zhi)有一条(tiao)主路线，分别由(you)三条(tiao)公路组(zu)成。其中从南宁到大塘（今(jin)来(lai)宾(bin)市(shi)大塘镇）的邕大公路是广西(xi)腹地的主要干线，在1927年8月全线通车。从大塘至河池（今(jin)河池市(shi)金城江区(qu)）部分属于广西(xi)省政府所规(gui)划(hua)的五大干线之一，即北横(heng)干线，其规(gui)划(hua)是从田南道（相(xiang)当于今(jin)百色地区(qu)）经西(xi)林、凤山等地至河池、宜山、马平（今(jin)柳州(zhou)）再一直向东到荔浦、钟山、信都、怀集，然后进入广东。不过直到1937年，这条(tiao)干线只(zhi)开通了从大塘到河池部分。

而(er)从河池至贵州(zhou)的路线则属于黔桂公路，以贵阳为起点，向东经南里、贵定，甘粑哨，再向南经都匀、独山至黔桂交界(jie)的六寨，接(jie)着经芒(mang)场、南丹、车河，终点即为河池。全长390千米(mi)（黔境280千米(mi)，桂境110千米(mi)），于1934年建成通车。

因此，日军(jun)必(bi)须先占领宾(bin)阳，再侵入120千米(mi)外的大塘，才(cai)能进逼宜山。最重要的是，黔桂公路的广西(xi)段上并无具有军(jun)事(shi)和经济意义的重镇，并非日军(jun)眼中的关键地区(qu)。比如黔桂交界(jie)的六寨（今(jin)属河池市(shi)南丹县，在南丹之北部），原本是不足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公路开通后虽然日趋繁荣，却也只(zhi)是小镇规(gui)模。竺可桢所述形势从事(shi)后来(lai)看相(xiang)当准确，展现了他临危(wei)不乱，擅(shan)长谋定而(er)动的气质。

然而(er)一部分学生并不以此满足，马上请学生自治会主席虞承藻召集自治会重开会议，且不许到会教职员工离开。虞承藻提出了学生自治会议上通过的五条(tiao)决案(an)，其中一条(tiao)为立即停课(ke)，另一条(tiao)为筹备迁(qian)移，并要竺可桢立即答复。竺强硬地表示，“立即筹备迁(qian)移并无冲突，因过宾(bin)阳即须出发，不能不立即筹备，惟上课(ke)则须照常进行。关于迁(qian)移何地点与时间(jian)问题，可由(you)校务会议决定之”。

当天情况颇为混乱，学生态度(du)激烈且情绪化，竺可桢对此相(xiang)当不满，“今(jin)日开会秩序不好，且有学生沈自敏等不令教员出外，余面斥(chi)之。”（《竺可桢全集》7，210）据事(shi)后农学院蔡邦华教授对竺可桢所述，学生之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化工系教授程耀椿前一天在学生自修室扬言宾(bin)阳已失（这并非事(shi)实，宾(bin)阳要到40年2月才(cai)告失守，且日军(jun)很快便撤出），谓汝等何必(bi)如此用功(gong)，遂使学生大乱。竺可桢失望地表示，“此君真无脑袋(dai)之人，余悔将其召回”。

事(shi)已至此，第二(er)天（28日），竺可桢召开临时校务会议，决定立即筹备迁(qian)校。29日晚，竺可桢再召开迁(qian)校委员会会议，“决定派晓峰（张(zhang)其昀）、振吾(wu)二(er)人至贵州(zhou)独山、都匀、瓮安等等地方，觅得(de)150间(jian)房屋可为暂(zan)避之所，二(er)人有全权决定。派刚(gang)复至长安、三江、合江等地，探运(yun)行李之路线。”也就是说(shuo)，浙(zhe)大到此时才(cai)正(zheng)式派出人员赴贵州(zhou)寻觅迁(qian)移之地，可说(shuo)仓促。

之后一段时间(jian)，竺可桢开始安排迁(qian)校具体事(shi)宜。要顺利迁(qian)校，必(bi)然要用到学校自己的汽车，那就需要足够的汽油。12月2日，竺可桢召开学校行政会议，决定“汽油尽量购买，现价为十元至十一元一加(jia)仑，悔不于从前五六元一加(jia)仑时多(duo)买二(er)三千加(jia)仑也。现校中只(zhi)有五百加(jia)仑而(er)已”。

宜山到贵阳大约有400余千米(mi)的路程，以每加(jia)仑汽油开10余千米(mi)计算，单(dan)程一趟便要30加(jia)仑左右，而(er)浙(zhe)大仅(jin)需搬运(yun)的仪器和材料便达2000箱之数。根(gen)据竺可桢在40年1月9日的记录，重要的仪器“尚(shang)需运(yun)甲、乙两种405箱，总务、教务214箱。此皆急须运(yun)出者，须二(er)十八车子。丙、丁两种尚(shang)有五百箱云云”。简单(dan)计算可知，一辆车一趟平均只(zhi)能运(yun)送20余箱，显然浙(zhe)大所存的这点油是远远不够的，只(zhi)能借助汽车公司或水路运(yun)输。

1939年12月5日，竺可桢步行至九龙(long)洞黔桂铁路局（这大概是因为当时校车正(zheng)好坏了），与铁路局工程局局长侯家源（字触民）面议。侯家源毕(bi)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后赴康乃尔大学读书(shu)，与竺可桢也可算校友。侯表示，“局中有船(chuan)四十艘，大者可载十吨，中者可载五吨，至柳城下水，16.20元，三天可到。回空之船(chuan)赴柳城者浙(zhe)大可以利用”。

12月7日，黔桂铁路局即送来(lai)运(yun)输方案(an)。“水运(yun)自宜山经柳城、长安、三江、榕江(古州(zhou))，三合登(deng)陆至都匀，据现估计每吨需二(er)百五十元，如由(you)车运(yun)则须八百元，相(xiang)差三四倍之谱也”。这条(tiao)水路路线也就是先沿龙(long)江（柳江之支流）向东至柳江，再往北沿融江至都柳江（融江之上游段），一路逆水向而(er)行，到三合（今(jin)贵州(zhou)三都水族自治县三合街(jie)道）上岸(an)。

12月13日，第一批(pi)船(chuan)载仪器赴柳城转长安、三江，第一批(pi)书(shu)籍也装上汽车外运(yun)。12月19日又有三车仪器载往都匀，每车价1500元，竺可桢觉得(de)“可称贵极”。

当天，先行赴贵州(zhou)考察浙(zhe)大落(luo)脚之处的李熙谋发来(lai)电报，表示遵义有240间(jian)屋可以商议。竺可桢所顾虑的是，从都匀到遵义还有200余千米(mi)的路程，而(er)学校经费(fei)已经告竭。

故而(er)，竺可桢只(zhi)得(de)积极地向教育部申请迁(qian)校费(fei)。可是当时教育部和广西(xi)省政府对浙(zhe)大的迁(qian)校计划(hua)实际上持保(bao)留态度(du)，这是因为他们觉得(de)日军(jun)长趋直入宜山的可能性(xing)并不大。

1939年12月16日，浙(zhe)大训导长姜琦（字伯韩）向竺可桢告知教育部不太赞同浙(zhe)大的迁(qian)校，竺便写一长信与高教司司长吴俊升，再请姜琦回信给教育部长陈(chen)立夫加(jia)以解释。其时迁(qian)校工作已经如火如荼，势难停止。

1940年1月2日，吴俊升发函给竺可桢，竺得(de)知“部中对于浙(zhe)大迁(qian)移非得(de)广西(xi)省主席黄旭初等之谅(liang)解不可，因此余之桂林之行乃不可缓矣”。

第二(er)天，竺可桢等即坐校车赴桂林。晚上9点，竺可桢与黄旭初主席谈一小时，讲(jiang)述迁(qian)校之原因及经过。黄始表示对浙(zhe)大之迁(qian)校并无意见，并允发电报将竺的说(shuo)法转呈给教育部。

到了1月9日，回到宜山的竺可桢又接(jie)到先行赴贵阳的姜琦等发来(lai)的电报，得(de)知陈(chen)立夫已抵黔，并答允迁(qian)校之事(shi)。浙(zhe)江大学的西(xi)迁(qian)计划(hua)如此才(cai)得(de)以名正(zheng)言顺。当天下午(wu)，浙(zhe)大便在宜山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竺可桢与胡刚(gang)复两人赴贵阳及遵义亲自考察地址。

西(xi)迁(qian)贵州(zhou)

1月12日早上，竺便乘校车先至独山（今(jin)贵州(zhou)独山县），再于第二(er)天抵达贵阳。当天陈(chen)立夫正(zheng)在贵州(zhou)省党部宴请教育界(jie)同人，竺于晚上7点到党部赴宴，席间(jian)又与陈(chen)部长讨(tao)论迁(qian)校事(shi)宜，所涉的主要是迁(qian)校费(fei)用问题。陈(chen)立夫对此次西(xi)迁(qian)需花费(fei)31万元表示惊讶，竺可桢则提出，如果教育部能解决车辆问题，费(fei)用可节省一半(ban)。到了2月19日，竺可桢接(jie)到吴俊升的来(lai)函，得(de)知教育部最终确定的搬迁(qian)经费(fei)为14万。

浙(zhe)大师(shi)生在西(xi)迁(qian)途中的渡船(chuan)上

为了解决后续的运(yun)输问题，将停留于宜山和都匀各地的师(shi)生接(jie)至贵阳，竺可桢亦颇费(fei)了心思，他分别联络了西(xi)南运(yun)输处、后方勤务部汽车管理处、财政部盐(yan)务局运(yun)输处等部门，寻找各种可能的途径。

1月26日，竺可桢在贵阳交通银行宴请当地交通界(jie)要人，席间(jian)贵州(zhou)公路局局长姚思濂答应开通青岩与都匀方向的专车，中国运(yun)输公司的运(yun)输主任郑熙（字汝纯，为浙(zhe)大毕(bi)业生）则表示可将宜山尚(shang)留之仪器运(yun)至贵州(zhou)。

1940年1月，中国运(yun)输公司刚(gang)于重庆成立（后迁(qian)至贵阳），主要负责西(xi)南公路的民用物资运(yun)输。据竺可桢所记，“该公司即合川桂公路局及复兴公司而(er)成。复兴最初乃贸易委员会主持，现则合并于运(yun)输公司，为交部与商人合办，有车二(er)千辆，每月需油四十万吨”（竺可桢的这一记录似有问题，因数目不可能如此之大，4000吨是较为合理的估计，或出版时有录入错误）。（《竺可桢全集》7，277）

浙(zhe)大西(xi)迁(qian)贵州(zhou)相(xiang)当仓促，师(shi)生们已经陆续在路上，却还未定下最终目的地。师(shi)生们搬迁(qian)的方式亦是水、陆并进，人员与物资分头而(er)行，其中汽车运(yun)输占了较大的比例。由(you)三合至都匀再至青岩（一年级学生开课(ke)之地）和遵义、湄潭，都需要公路运(yun)输。由(you)于找不到足够的运(yun)输载具，多(duo)数师(shi)生都是各自组(zu)团出发，陆续抵达贵州(zhou)。

对教职员工来(lai)说(shuo)，此次搬迁(qian)的费(fei)用亦是可观。1940年2月2日，物理系教师(shi)束星北至竺可桢处，表示此次搬迁(qian)费(fei)用达千元，求学校再设法补助。学校虽然按人头向师(shi)生们支付了搬迁(qian)费(fei)，但实在是远远不够。

2月16日，竺可桢又至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处，得(de)知该会从越南所进之油尽为军(jun)事(shi)委员会西(xi)南运(yun)输处所取，“经向重庆设法，始给浙(zhe)大以独山之汽油200gal,又酒精200gal云”。接(jie)着，竺再至贵州(zhou)公路局与局长姚思濂会晤，所谈大概还是关于借用汽车之事(shi)。

这里所说(shuo)的西(xi)南运(yun)输处是1937年10月成立于广州(zhou)的机构，全称为“国民政府军(jun)事(shi)委员会西(xi)南进出口物资运(yun)输总经理处”，对外称西(xi)南运(yun)输公司，负责人为曾养甫（后为宋子良）。1938年之后，贵州(zhou)与川、滇(dian)、湘、桂四省连接(jie)的干线公路，都在西(xi)南运(yun)输处的控制之下。

竺可桢（前排左三）与浙(zhe)大校友，1939年6月22日。

1939年10月南宁告急，西(xi)南运(yun)输处的主要工作便是将南宁所存之资源进行紧急转移，同时也将柳州(zhou)的军(jun)用品运(yun)往独山。南宁沦陷之后，运(yun)输处又组(zu)织力量，从龙(long)州(zhou)将所存的军(jun)用品经中越边境岳圩，一路向北，沿靖西(xi)、田州(zhou)（两地均属今(jin)百色市(shi)）、东兰（今(jin)河池东兰县）运(yun)至贵州(zhou)。由(you)于所筑公路都是战时赶修，标准不高，且法国方面又对出境车辆进行限制，运(yun)输难度(du)很大。可以想象，当时黔桂地区(qu)的运(yun)输力量已经所剩无几。

1940年5月30日，竺可桢从遵义至贵阳，与贵州(zhou)省教育厅谈贵阳区(qu)各院校的统一招生问题。第二(er)天下午(wu)，他又到贵州(zhou)公路局姚思濂处，“托运(yun)三合仪器182箱，都匀仪器4箱，并托修理1935号汽车”。直到此时，仍有少量仪器未运(yun)抵学校。根(gen)据竺可桢所作的记录，在出发去贵阳前一天（29日），他还花20元购买了4瓶(ping)成义茅台酒，似乎也没有派上用场。

1941年4月30日，竺可桢又至贵州(zhou)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负责人彭(peng)湖（即彭(peng)石年）会晤，“谈运(yun)三合所留仪器一百八十箱事(shi)”。也就是说(shuo)，这180箱仪器在三合滞(zhi)留了近一年半(ban)。

这里所提到的贵州(zhou)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下面简称贵州(zhou)企业公司），是时任贵州(zhou)省主席吴鼎昌（字达铨(quan)）所主办的官商合股公司，股资总额(e)600万，分别由(you)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贵州(zhou)省政府，以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和地方绅商认购，是贵州(zhou)近代史上规(gui)模最大的股份制企业。

1940年7月，贵州(zhou)企业公司成立运(yun)输部，第二(er)年7月又改组(zu)为中国煤气车营运(yun)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物资运(yun)输工作。竺可桢与彭(peng)湖商谈，就是想借助运(yun)输部将仪器送至浙(zhe)大驻地。不过在当时，运(yun)输部只(zhi)有20辆通用公司的汽车，而(er)且都改装成了木炭车，运(yun)输能力相(xiang)当有限。

尽管曲折不断，浙(zhe)大全体师(shi)生还是大体顺利地抵达贵州(zhou)。这一路上除了人身安全，最令人操心的还是车与油的问题。

1940年1月14日，竺可桢偕胡刚(gang)复至西(xi)南公路局与副(fu)局长莫衡（字葵卿）会晤，据莫衡所言，“南宁之役西(xi)南公路〔局〕损失汽油一百余万gallon加(jia)仑，车三辆。现每月需油廿万gallon，全恃(shi)昆明一路。靖西(xi)公路虽通，每年只(zhi)能用三四个月云”。

由(you)于车与油实在难得(de)，以及遵义到湄潭间(jian)的公路尚(shang)未开通，竺可桢在1940年2月甚至向同样刚(gang)搬迁(qian)到遵义的陆军(jun)大学借了几匹马代步。2月13日早上，竺“偕振吾(wu)、刚(gang)复与陆大两马夫乘陆大之马五匹赴老蒲场（即老卜场，位于遵义城东）。初取小路，行八九里。因有坡，且路滑(hua)马行不甚便利，至遵松公路后始能驰骋。”（《竺可桢全集》7，296）

竺可桢安顿完浙(zhe)大的迁(qian)校事(shi)宜后，即赴重庆出差，期间(jian)仍在考虑购油事(shi)宜。3月4日早上，竺可桢赶到国民政府经济部所落(luo)脚的川盐(yan)银行，与经济部政务次长兼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主任秦汾(fen)（字景阳）谈购油问题，竺要求液委会提供(gong)500加(jia)仑汽油，在六寨或独山交货。当时液委会已经在綦江、桐梓、独山、河池等公路站设立了六处油囤，计划(hua)每月运(yun)油1万加(jia)仑，竺显然是有备而(er)往。

回到贵州(zhou)之后，竺可桢又通过在交通部门任职的谢文龙(long)（后曾任西(xi)南公路运(yun)输局局长）介绍，托人购私油500加(jia)仑，据对方表示价格在16-18元之间(jian)。

第二(er)天，竺到贵阳的液体燃料委员会商讨(tao)购油事(shi)宜，对方表示现在的官方油价是16.80元每加(jia)仑，“而(er)一般私油尚(shang)未售与该会者，因目前无许可证，因之纷纷出卖。渠允如浙(zhe)大购买此等私油，可以设法补给证书(shu)，惟价目如在16.80以上，则难以报账云云。”比起重庆时所询价格来(lai)，时间(jian)相(xiang)隔不过三个月，油价又涨了2元多(duo)，同时尚(shang)有黑市(shi)以更高价格售油，可见紧俏程度(du)。

隔了一年，1941年8月2日，竺可桢又至液体燃料委员会处，得(de)知油价已涨至38元一加(jia)仑，同时贵阳每天只(zhi)有6000加(jia)仑的配额(e)，“此数不足用”。

不过实际上，在1938-1941年间(jian)，中国的液体燃料进口量并没有降低太多(duo)，仍然维持在每年3000万加(jia)仑以上。太平洋战争爆(bao)发以后，中国的进口渠道被日方切断，燃油进口量减少了90%以上，几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此后一段时间(jian)才(cai)是大后方燃油资源真正(zheng)告急的时候。

当时的一个好消息是，甘肃(su)玉(yu)门油田（当时中国最大的油田）已经出油了。1942年3月17日，竺可桢在重庆参加(jia)中国科学社(she)理事(shi)会，遇到了西(xi)南联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lun)（字叔伟）。曾认为：“全国汽油储量只(zhi)三个月，兵工方面亦不能支持至明年。按战前汽油进口每年三千万gal.，战后增至五千万gal.，即每日十五万gal.或500吨。现玉(yu)门油矿用土法只(zhi)能出五万gal.一天，故只(zhi)能管西(xi)北一部云。”

曾昭抡(lun)在这里的表述很不准确。1942年，玉(yu)门油矿共(gong)生产了近190万加(jia)仑汽油，平均每天生产5000加(jia)仑而(er)不是5万。到1944年，玉(yu)门油矿的年产汽油量也不过400万加(jia)仑，并不能解决当时的燃料紧缺(que)问题。

1943年11月27日，竺可桢至液体燃料委员会处再次商量购油，发现官方油价已升到每加(jia)仑380元：“购外国油20加(jia)仑，价@$380。又玉(yu)门汽油100 gal.,@328。校中四万五千元款早汇到，但无人负责购油，遂致价目大涨。”当时玉(yu)门所产汽油全由(you)燃委会负责销售，其售价也与进口汽油不一样。

油价的飞升自然也带(dai)动了运(yun)输价格。关于抗战时期的运(yun)价变化情况，竺可桢在1943年8月7日的日记中作了简练的总结：“近〈人〉〔日〕公车运(yun)费(fei)大增，计客车每人每公里自一元八角增至二(er)元五角，货价每吨每公里自廿七元增至卅五元。按泰(tai)和迁(qian)宜山运(yun)费(fei)公路车每吨只(zhi)六角一公里，自宜山迁(qian)遵义已涨至〈八〉〔一〕元二(er)三角，在抗战前不过二(er)三角而(er)已。客车每公里承平时二(er)分而(er)已，均涨一百倍以上也。”即便与当时的一般物价变化程度(du)相(xiang)比，100倍以上的运(yun)价涨幅也是惊人的。

汽油稀缺(que)对浙(zhe)大师(shi)生在贵州(zhou)的生活常产生障(zhang)碍(ai)，有时还相(xiang)当危(wei)险。1942年11月6日，有一位浙(zhe)大女生周桐因患(huan)腹膜炎已出血，情况危(wei)急，竺可桢令浙(zhe)大司机开小车往贵阳入中央医院，“估计来(lai)回需汽油30加(jia)仑，黑市(shi)价600元一加(jia)仑，带(dai)18,000元。近以官价85元一加(jia)仑，购到53加(jia)仑，但以后即不易得(de)矣”。

以酒精代汽油

中国的汽油如此依赖于进口，早就引起了国民政府相(xiang)关人士的担忧。1936年3月，直属于军(jun)事(shi)委员会的资源委员会拟订(ding)了《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hua)》，计划(hua)建成三个厂矿，力求实现5000万加(jia)仑的汽油年产量，以达到完全国内自主的目标。同年6月，资源委员会又向国民政府呈报了更为详尽的《中国工业发展三年计划(hua)》，其中的重要一条(tiao)便是建设煤炼油厂，同时开发延长及巴县油矿，计划(hua)年产2500万加(jia)仑。

在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除了对燃油实施进口和使用管制，也极力开发和推广替代性(xing)产品。主要替代办法有3种，一是以酒精代汽油，二(er)是木炭（或其他固体燃料）代汽油，三则是用植物油代燃油。这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酒精。

1937年9月，资源委员会召开会议，讨(tao)论汽油代用品的生产，并决定早日建厂，生产动力酒精。同时，行政院也公布了《酒精汽油混合燃料办法》，要求在汽油内混合一定比例的动力酒精。欧洲各国在之前数年都已经制定类似政策，如德(de)国在1932年10月规(gui)定汽油中至少含20%-30%的酒精，匈(xiong)牙利则自1929年起便规(gui)定汽油中必(bi)须掺入20%的酒精。

根(gen)据中央工业试验所在1935年所做的试验，这种混和燃料在动力性(xing)能与燃料经济性(xing)上，都与纯汽油相(xiang)差无几，可以作为长期日常行驶之用。不过此类措施只(zhi)能减少汽油的消耗量，并不能完全代替汽油。

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主要替代汽油功(gong)能的是纯酒精再加(jia)入挥发性(xing)有机物质（苯、乙醚、乙酮等）而(er)成的动力酒精，当时也称代汽油或人造汽油。

早在1920年代，菲律宾(bin)已经应用了这种酒精燃料，其中一种的成分为98%的酒精加(jia)上2%的汽油，其燃料消耗量较汽油多(duo)耗25%；另一种的成分则是95%的酒精加(jia)上5%的乙醚。

1939年1月7日，竺可桢至国立编译馆（当时驻于巴县中学）午(wu)餐，席间(jian)他从国立编译馆馆长陈(chen)可忠处得(de)知，魏喦寿（时任资源委员会酒精工业总工程师(shi)）现在内江办酒精厂，“日可出一千gal，但西(xi)南公路处代汽油日需一万gal。所谓代汽油，其成分为70%酒精、30%以太〔乙醚〕代汽油（这一记录似乎有误，乙醚成分当不至于如此之高），于汽车机件损坏较汽油为速。此则急应研究者，余谓需要乃发明之母”。

这里的酒精厂指的是由(you)资源委员会和四川省政府合办的四川酒精厂，于1938年9月建成投产，其所生产酒精很快便供(gong)不应求。1939年，陕西(xi)酒精厂也迁(qian)至四川资中（今(jin)内江市(shi)资中县），并改名为资中酒精厂。内江盛产蔗糖，而(er)榨糖后的废液（即糖蜜）则是制造酒精的原料，且价格低廉，自然成为抗战时期所建酒精厂的重要基地。

根(gen)据1939年资源委员会所拟定的《西(xi)南各省三年国防计划(hua)》，规(gui)划(hua)设立四川第二(er)酒精厂、云南酒精厂、贵州(zhou)酒精厂、甘肃(su)酒精厂、四川第三酒精厂等， 计划(hua)将酒精年产量由(you)1939年的29万加(jia)仑提高到1941年的203万加(jia)仑。到1941年底，后方各省同意设立的酒精厂有68家，生产能力达每年792万加(jia)仑。如加(jia)上其他已呈请尚(shang)未准许设立及还未呈请登(deng)记的厂家，工厂总数已达100余家。至1944年底，后方共(gong)有300余家酒精厂，年产能力达2400万加(jia)仑以上，当年的实际产量在1000万加(jia)仑左右，其中大部分分配给了刚(gang)进入中国战场的美军(jun)。

在这份计划(hua)中，最早启动的便是1940年6月设立，并于1941年5月建成的遵义酒精厂，它也是遵义第一家大型(xing)现代化酒精厂，其负责人先为邝森(sen)扬，后为曾任中研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931-1936）的汤元吉。

浙(zhe)江大学西(xi)迁(qian)贵州(zhou)之后，学校与遵义酒精厂之间(jian)常有往来(lai)。同年9月1日，农学院蔡邦华教授到竺可桢处商谈，表示遵义酒精厂想与浙(zhe)江大学合作创设农场以便推广甘蔗。竺可桢则觉得(de)，“目前农业上以推广食粮为目的，而(er)酒精则以运(yun)输便利、制造容易为目的。故以粮食论，以种马铃薯为最佳，包谷、甘薯次之，而(er)甘蔗又次之。但以酒精厂立场论，则以甘蔗最为相(xiang)宜，而(er)不愿用马铃薯。故余以为种甘蔗只(zhi)能作一种试验而(er)已，不能尽量推广也”。

竺可桢的论述指出了当时酒精产业的一个核心问题。在抗战时期，生产足够的粮食以满足国民和军(jun)队需求是第一位的，运(yun)输业当然也非常重要，但在优先程度(du)上不可同日而(er)语。抗战期间(jian)，贵州(zhou)省数次实施禁酒政策，尽管并没有直接(jie)波及酒精厂，但原料来(lai)源仍然是困扰动力酒精生产的主要问题。

1944年4月9日，竺可桢从浙(zhe)大毕(bi)业后赴酒精厂工作的赵元卜处得(de)知，玉(yu)米(mi)价格高涨，酒精价格却因受统制而(er)不能及时调整，酒精厂自然不愿亏(kui)本生产酒精。一个替代方法是从民间(jian)买来(lai)土酒再加(jia)工成无水酒精，但由(you)于政府禁酒，此路也告断绝(jue)。竺可桢担忧地表示：“酒精价现每加(jia)仑为380元，价目由(you)贵阳公议规(gui)定，不能增加(jia)。厂中职员之米(mi)贴近月亦未能加(jia)。可知国内通货膨胀，管制物价未得(de)其法，不但非生产机关受影响，即生产机关亦大受影响。不景气之状态已毕(bi)露，此则最可忧虑者也。”

同年10月，竺可桢又从厂长汤元吉处了解到，“酒精厂所制酒精售价已1250〔元〕一gallon，而(er)以土酒制其度(du)数只(zhi)40°左右。现价每十二(er)斤制一gallon，每gal.之价亦千余矣”。以此估算，酒精厂仍然无利可图。

为了平抑日趋上涨的酒精价格，国民政府考虑了许多(duo)措施。其中一条(tiao)便是将新开发的玉(yu)门油田所炼之汽油发往重庆，由(you)液体燃料委员会加(jia)以分配。不过由(you)于当时运(yun)力的不足，每月实际只(zhi)能运(yun)出120吨汽油（不到5万加(jia)仑），并不足以平抑价格。

动力酒精既为替代品，其缺(que)点也是相(xiang)当明显的。除了更易损耗发动机以外，酒精在动力和效率方面比之汽油也有很大差距。1945年2月11日，竺可桢计划(hua)乘坐校车赴重庆，“目前难题在小车费(fei)油甚多(duo)，湄潭来(lai)回需二(er)十五加(jia)仑酒精，赴渝需五十加(jia)仑之多(duo)，而(er)车中带(dai)去甚不易也”。以此计算，每加(jia)仑动力酒精只(zhi)能行驶5千米(mi)左右，其效率还不到汽油的一半(ban)。

交谊汤元吉

竺可桢与遵义酒精厂厂长汤元吉早就相(xiang)识(shi)。1938年11月，当时还在广西(xi)宜山的竺可桢与汤元吉便有过一次会面，竺从闲(xian)谈中得(de)知江西(xi)神冈(gang)山钨铁厂的机器已经搬到了香港。

资源委员会与中德(de)两国政府共(gong)同成立的合步楼公司合作建设江西(xi)钨铁厂，于1937年2月动工，所有机器设备均从德(de)国进口，负责人为杜殿英，汤元吉则担任钨铁厂筹备委员会的总工程师(shi)。兴建这座工厂同样是资源委员会制定的三年工业计划(hua)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在中国中南地区(qu)创建工业和原材料基地，抵御日本入侵，并为中国的未来(lai)工业发展奠(dian)定基础(chu)。列入三年工业计划(hua)的这些项(xiang)目均由(you)德(de)国公司提供(gong)全套工厂设备和技术援助，中国则通过提供(gong)钨、锑的原材料和产品进行偿付。在当时，中国的钨、锑产量已经遥居世界(jie)榜首，其中锑的出口量在1937年之前便占世界(jie)锑业交易量的75%，成为中国的重要出口物质。

到1938年6月，钨铁厂的主要建筑已经基本完成，但从德(de)国引进的设备却比原计划(hua)晚了不少时间(jian)。就在原计划(hua)的开工时间(jian)1938年8月，日军(jun)逼进江西(xi)，厂方不得(de)不将装好的机械再拆卸转移，整个建厂方案(an)可谓功(gong)亏(kui)一篑。

浙(zhe)大在遵义的河滨工厂及工学院实验室

来(lai)到遵义之后，竺可桢与汤元吉的关系一直不错，还曾请他到浙(zhe)江大学作纪念周演讲(jiang)。1942年9月22日，贵州(zhou)废除实施了一年多(duo)的禁酒令，27日中午(wu)，作为酒精厂领导的汤元吉便宴请各方。餐后，竺可桢又参观了酒精厂，据介绍该厂每天可出货300 加(jia)仑汽油，价格为每加(jia)仑140元。“每日需包谷五千公斤，煤十吨，将来(lai)可谓出产三倍云”。由(you)于原料供(gong)应的不足，遵义酒精厂的实际产能并未得(de)到完全发挥。

同年10月12日下午(wu)，汤元吉来(lai)到遵义竺可桢处相(xiang)谈，然后两人一起赴专员公署，参加(jia)遵义各界(jie)欢迎贵州(zhou)省主席吴鼎昌夫妇光临的晚宴，到九十余人。

11月29日，汤元吉夫妇又应邀而(er)至浙(zhe)大。竺可桢记录道，“汤允按月供(gong)给50加(jia)仑之酒精，不取资，目前价为175元，即每月八千余之价值也。余允明日即作公函。”相(xiang)隔两月，市(shi)面上的酒精价格又上升了20%有余。到1944年6月，官方核定的酒精价则到了每加(jia)仑772元。

对浙(zhe)江大学来(lai)说(shuo)，酒精除了汽车运(yun)输之外，也是进行化工实验所必(bi)须的物资，且所需之量不少。1941年6月25日，竺可桢计算道，“化工实验需酒精，每学期二(er)百五十加(jia)仑，每加(jia)仑二(er)十元，即五千元”。就此而(er)论，酒精厂的支持对浙(zhe)大的教育与学术工作也助益(yi)颇大。

遵义酒精厂对浙(zhe)大的另一项(xiang)帮助则是，厂家定期有汽车来(lai)往于遵义和湄潭之间(jian)，浙(zhe)大师(shi)生有时可搭上便车。在竺可桢的日记中，对此项(xiang)亦常有记录。

汤元吉虽为德(de)国毕(bi)业的化学博士，却酷爱文学。早在20年代，他便翻译了歌德(de)的《史推拉》（即《丝苔拉》）和《克拉维歌》（即《克拉维戈》），卫(wei)德(de)耿（即德(de)国剧作家韦德(de)金德(de)）的《春醒》，以及他与俞敦培合译的黑贝尔作品《悔罪女》（即《玛丽亚·玛格达莱娜(na)》）。这四本译作均于商务印书(shu)馆出版。

汤元吉在领导酒精厂之余，也热心交往文化人士。他与当时在浙(zhe)大任教的费(fei)巩似也私交不浅(qian)，1945年3月5日费(fei)巩在重庆失踪前一晚，曾去汤元吉处拜访，不过汤并不在家。

汤元吉常邀请学术文化界(jie)名人至酒精厂演讲(jiang)。1944年9月27日，竺可桢应邀至酒精厂办事(shi)处晚膳，“到浙(zhe)大同事(shi)二(er)十一二(er)人，驾吾(wu)、香曾、衡叔、洽周、元复、馥初、劲夫、卓如、征铠、坤珊、幼伟等均到”。晚宴时，汤元吉即约竺可桢10月6日到酒精厂作演讲(jiang)。

10月6日下午(wu)，竺可桢按时到达酒精厂，晚餐后至厂内的俱(ju)乐部演讲(jiang)，“到职员五十余人，有叶(ye)克勤及浙(zhe)大毕(bi)业生赵元卜、余建彬、沈婉贞等十人。余讲(jiang)题为‘怎样做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述中国民主基础(chu)之雄〔厚(hou)〕,对于宗教、种族、贫富(fu)不分珍域，英美亦弗及。俄之民主无言论自由(you)，以国家在民族之上。中国向来(lai)以民为贵，社(she)稷(ji)次之。但中国要做民主国，必(bi)须革(ge)除二(er)弊，即(一)士大夫阶级之观念。过去历史，士大夫襄(xiang)皇(huang)帝(di)治理天下，立法而(er)不守法。(二(er))革(ge)除黄老观念，见义勇为，不要取袖手旁观、明哲保(bao)身态度(du)。讲(jiang)一小时后讨(tao)论至九点散。”（《竺可桢全集》9，196）

相(xiang)隔不过几天，汤元吉还邀请了吴宓到访酒精厂，其过程也颇为有趣(qu)。

1944年秋，吴宓赴成都讲(jiang)学，途中往遵义浙(zhe)江大学处住了半(ban)月。9月20日，吴宓接(jie)到费(fei)巩当月8日发来(lai)之函，“拟介绍资委会酒精厂长汤元吉自用汽车，为宓赴渝。” 不过据吴宓后来(lai)所记，他是坐花纱布车行之车赴重庆的，并没有用上酒精厂的车。

9月23日早上，吴宓从昆明出发，“候至8:30车行，共(gong)三军(jun)车，均酒精车，一往独山，二(er)往重庆。”在贵阳停留几天之后，吴宓在浙(zhe)大张(zhang)君川副(fu)教授的陪同下，于30日来(lai)到遵义，住在石家堡新五号郭斌龢家。

10月2日上午(wu)，竺可桢到郭家拜访吴宓。竺觉得(de)与吴“已五六年不相(xiang)见，亦颓(tui)然一老翁矣”。（《竺可桢全集》9，193）

10月3日晚上，《思想与时代》编辑部出面邀请吴宓在乐露春饭(fan)店晚宴，竺可桢也到场一聚，“到张(zhang)君川、谢文通、田德(de)望、费(fei)香曾、洽周、絜非、迪生、幼伟”等人。10月5日中午(wu)，王驾吾(wu)、费(fei)巩又邀请吴宓家宴，汤元吉也在场陪同餐叙，并约吴宓至酒精厂演讲(jiang)。

竺可桢在遵义，摄于校长办公室前。

10月8日下午(wu)，吴宓由(you)王驾吾(wu)、杨耀德(de)等人陪同，坐车至酒精厂。汤元吉招待晚宴，并饮茅台酒。餐后，吴宓便在酒精厂之俱(ju)乐部讲(jiang)《红(hong)楼梦》，第二(er)天早上才(cai)回遵义。在汤元吉的带(dai)动下，酒精厂的文化学术活动亦有声有色。

抗战胜利之后不久，竺可桢赴重庆参加(jia)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及教育部审查(cha)委员会会议。1945年9月26日早上，竺可桢与内江酒精厂厂长施有光餐叙，得(de)知资委会下属的18家酒精厂已停掉7家，因为已经没有相(xiang)关需求，最终将只(zhi)保(bao)留3家。

10月1日，竺可桢又至重庆五四路五四坊访汤元吉，汤正(zheng)好出门不在家。竺可桢从汤的夫人口中获知汤元吉已经离开酒精厂，当月5日即将赴台湾，参加(jia)接(jie)收工业部门的工作。

日本刚(gang)投降，国民政府便开始拟订(ding)接(jie)收台湾的工作。1945年9月，国民政府成立台湾区(qu)特派员办公处，由(you)资源委员会工业处处长包可永担任特派员。办公处下设糖业、机电、冶化、轻工业、矿业5组(zu)，汤元吉担任冶化组(zu)长。

1946年，资委会与台湾省政府签订(ding)合作大纲，共(gong)同经营七家企业，其中汤元吉出任台湾肥料公司董(dong)事(shi)长兼总经理。汤元吉之后长期留在台湾工作，直到过世，不过在1949年前曾回到杭州(zhou)几次，与竺可桢也有相(xiang)聚。

其他替代性(xing)燃料

1940年10月6日，竺可桢“遇邦华太太，杨守珍、华寿年乘木炭〔车〕赴遵义，每开需木炭百斤，约价十二(er)元(前月只(zhi)六元)，而(er)汽油八加(jia)仑之价(@28)二(er)百二(er)十四元，相(xiang)差十七八倍也。”

这里所说(shuo)的木炭车，也叫(jiao)木柴车或煤气车，也就是在车辆上装一个煤气发生炉，将木炭等固体燃料烧成煤气，注(zhu)入气缸进行燃烧。

根(gen)据翁文灏的记录，1938年6月和7月，广西(xi)对33辆煤气车进行了试验，结论是可以节省大约90%的汽油，经济上也可以节省60%左右。国民政府在战时相(xiang)当提倡这种节约燃油的做法，1941年贵州(zhou)企业公司成立“中国煤气车营运(yun)公司”从事(shi)运(yun)输业务，也是响应这一号召。

1941年7月7日，竺可桢一行从遵义赴湄潭，坐的便是贵州(zhou)企业公司的木炭车。他记叙道，“八点一刻车自站开出，木柴车发动时稍慢，但亦不过〔数〕分钟而(er)已，此车系General Motors Co.通用汽车公司两吨半(ban)车，每公里用炭三斤，约三角钱，较之汽油车仅(jin)十之一而(er)已。”

木炭车费(fei)用虽省，但行驶速度(du)较缓，遵义到湄潭不过五六十千米(mi)的里程，竺这一路却坐了近5个小时。1942年7月20日晚，竺可桢之女竺梅(mei)从重庆回到遵义，“知前日动身乘木炭车，第一日宿(xiu)綦江，第二(er)日松坎，迄今(jin)日七点始抵此云。”这段不到300千米(mi)的路程费(fei)了三天时间(jian)，其动力可想而(er)知。纯就性(xing)能而(er)言，木炭车显然远远不如酒精车。

尽管存在各种缺(que)陷，但基于政府的强力支持，在抗战时期的公共(gong)运(yun)输方面，木炭车仍占有相(xiang)当突出的地位。尤其是1942年3月战时运(yun)输局通令，只(zhi)准使用木炭燃料，对汽油、酒精或代汽油一律彻底管制。

据统计，在湖南省公路局系统营造的汽车中， 1936-1939年木炭煤气汽车所占比例由(you) 20.3%上升到30%。1938年，西(xi)北公路局也成功(gong)改装第一辆木炭车。到了1940年，行驶在西(xi)北公路上的木炭车有60余辆，平均速率为每小时10公里。至抗战后期，西(xi)南西(xi)北地区(qu)的木炭车已经占到全部行驶车辆的35%。

木炭车之外，中国的研究机构与运(yun)输部门也一直在考虑以植物油代替柴油的方案(an)。1935年12月，经济委员会公路处、江南汽车公司、中央大学工学院等机构共(gong)同进行了棉籽油柴油混合燃料的试车实验，用30%棉籽油和70%柴油相(xiang)混合，基本实现替代柴油的功(gong)能。

中央工业试验所的另一个研究方向是对植物油（包括桐油）进行分解，从而(er)提炼汽油，或制造煤油。而(er)在抗战时期，一个颇引人瞩(zhu)目的发明则是直接(jie)以桐油作为燃料。

1936年，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于南京成立，计划(hua)与德(de)国本茨（奔驰）公司合作，在湖南株洲设立总厂，并由(you)曾养甫任董(dong)事(shi)长兼总经理。1937年秋，株洲厂生产装配出了第一批(pi)柴油卡车，之后设备转移到广西(xi)桂林，并在重庆设立华西(xi)分厂。

1940年２月，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桂林厂成功(gong)制造出第一辆桐油汽车。同年5月，汽车厂总工程师(shi)张(zhang)世纲驾驶桐油燃料车从桂林厂出发，到重庆参加(jia)表演。据言，该车“载货两吨有半(ban)，行程1200公里，完全使用桐油，机器方面沿途概未发生丝毫(hao)障(zhang)碍(ai)，速度(du)每小时最高达50公里，平均速度(du)为35公里，由(you)贵阳至海棠溪（全程近400千米(mi)），仅(jin)须15小时，爬山越岭，比较汽车似觉稍缓，但能力颇好，各个山坡均得(de)畅行无阻”。

1941年10月，中国工程师(shi)学会在贵州(zhou)举办联合年会。会议结束后，年会参会全体成员又于28日至遵义浙(zhe)江大学处共(gong)进午(wu)餐，并参观了遵义酒精厂与大兴面粉厂（贵州(zhou)企业公司投资的面粉厂）。

10月30日，浙(zhe)大机械系教授王仁东至竺可桢处，谈及此次机械工程学会论文中，以桐油代汽油的贡献最大，“盖酒精代汽油嫌力不足，温(wen)度(du)低，木炭车费(fei)用四倍于桐油，且原料不够。惟桐油随处皆有之，且价只(zhi)汽油十之一而(er)已。惟桐油不能接(jie)触空气，因其易于氧(yang)化而(er)凝结，故必(bi)须置(zhi)于air tight气密之筒中，且因其挥发点高而(er)滞(zhi)重，故须加(jia)热始能用云”。

由(you)于未见此次学会的论文集，无法确定王仁东所指的究竟是哪篇论文，不过很可能便是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于1941所写的关于桐油汽车优点的摘要报告，其中估计道，中国的桐油年产量大约为3000万加(jia)仑，可抵5000万加(jia)仑的汽油，超过当时中国的全年汽油消费(fei)量。难怪王仁东对此兴奋不已。

但从实际情况来(lai)看，直到抗战结束，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也并没有能够批(pi)量生产桐油车，其对缓解中国抗战时期燃料不足的贡献也仅(jin)限于理论。

（参考文献及注(zhu)释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