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利2016年英文专著《帝国眼中的中国法：主权、正义与跨文化政治(zhi)》

由于是文集，本书不存在如专著那般严格的问(wen)题意识、论证结构和(he)最终结论。但在我看来，很明显有一种突出的视野或“风格”贯穿全书几乎所有文章，亦即后殖民(min)主义（post-colonialism）的研究风格。学术流派意义上的后殖民(min)主义，是一种批判性理论框架或思维方式，它既(ji)关注殖民(min)统治(zhi)时期殖民(min)者与被殖民(min)者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围绕这种权力关系产(chan)生(sheng)出的身份建构、文化霸(ba)权等现象，又(you)揭示和(he)清算正式殖民(min)统治(zhi)结束后的种种殖民(min)遗产(chan)。对中国读者来说，最为著名的后殖民(min)主义学者莫(mo)过于爱德华(hua)·萨(sa)义德（Edward Said），其《东(dong)方主义》（Orientalism，又(you)译《东(dong)方学》）一书借助深刻的话(hua)语分析(xi)方法，揭示出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界乃至(zhi)文化界是如何刻画出一个方方面面都(dou)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彻底“他(ta)者”般的东(dong)方形象，以及这种刻板造型(xing)是如何服务于西方在不同时期不同政治(zhi)目(mu)的的（参见[美]萨(sa)义德：《东(dong)方学》，王宇根(gen)译，生(sheng)活(huo)·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在中国法学界，一度声名大噪的络德睦（Teemu Ruskola）的《法律东(dong)方主义》一书，也对顽固存在于近现代西方法律界有关“中国无法律/法治(zhi)”的话(hua)语展开批判性的分析(xi)，因此可算是后殖民(min)主义法律史学的重要作品（参见[美]络德睦：《法律东(dong)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魏磊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在后殖民(min)主义批判性思维的指引下，《帝国时代的法律、知识与权力》第一编处理了近代中西互(hu)动背景下的诸多法律史和(he)国际法议题。在第一章中，作者引领我们重温了1784年发生(sheng)于广州港的“休(xiu)斯夫人号”（Lady Hughes）案件。该案中一名英国水手(shou)随意鸣放礼炮导致两名中国人死亡，在中方坚持下，嫌犯最终被中方审判并处决。本案长期以来被西方视为“中国法律野蛮、落后”的证据，而这一野蛮性话(hua)语也构成后来列强在华(hua)领事裁(cai)判权制度的一个正当性依据。借助对中西方档案等资料的详细梳理，本章颠覆(fu)了“中方将(jiang)意外(wai)事件作为杀人案来处理”“中方固执于一命抵一命，中国法律不区分故意和(he)过失”“同时期英国法律比中国法更(geng)‘现代’”等一系列陈旧说法，并指出西方坚持确立在华(hua)领事裁(cai)判权的原因，并非真的在于“中国法律野蛮”，而毋宁(ning)是出于帝国的傲慢以及更(geng)“安全”地（或者说更(geng)无所顾忌地）在中国攫取诸种利益(yi)的目(mu)的。第二章质疑(yi)了西方近代国际法理论上的平等主权神话(hua)，并指出国际法学自其诞生(sheng)以来，就始(shi)终坚持西方基督教(jiao)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和(he)人民(min)享有种种特权，包括将(jiang)自己主权拓展到非西方地区的权利。第三章讨论了近代情感帝国主义及其对中国的适用：当某些侵略(lue)行为实在无法在严格的、技术性的国际法层(ceng)面获得辩论时，政客和(he)商人们就诉诸西方人的情感受到中方某些行为（如没收(shou)鸦片这一“英国人的财产(chan)”）的伤害这一理由，希望以此煽动议会(hui)和(he)公众的愤怒乃至(zhi)仇恨情绪。第四(si)章揭示了近代列强为确保自身安全和(he)利益(yi)而在中国实施“绝对责任”政策：一旦(dan)在中国某地发生(sheng)伤害缔约国官民(min)的行为（如教(jiao)案），那么涉事地区的民(min)众就要承担集体连带责任，而地方官乃至(zhi)督抚也必须受到清廷的处分乃至(zhi)刑罚。第五章讨论了近代以来乃至(zhi)当代国际“伤害索赔(pei)”中的“有趣”现象：强者声称自己受到弱者伤害，并立刻以战争的形式实施报复(fu)，同时长期掩盖弱者受到的来自强者的更(geng)大伤害。

从表面上，本书第二编是对清朝“内(nei)部”法律史的探讨，并没有明显呈现出近代中西互(hu)动或后殖民(min)的视野。但本编在某种程度上仍是后殖民(min)主义研究思路的延续，或至(zhi)少是对后殖民(min)史学的重要补充：在对西方近代以来建构的“中国法律野蛮”话(hua)语本身展开充分解构之后，一名真诚的历史学家有必要去回答，前(qian)近代中国法律究竟为何。对帝制中国法（尤其是作为晚期帝制法的清代法）本身展开扎实的经验(yan)研究，揭示其丰富、多维的意涵及其与近现代社会(hui)的对接潜力，同样(yang)能够有力回击种种有关中国法野蛮、落后的殖民(min)话(hua)语。陈利在此处的研究重心是清代法律职(zhi)业群体，尤其是“司法幕友”这一群体（陈利创造“司法幕友”一词，而不是使用刑名幕友这一常见称谓，是因为钱谷幕友在实践中也深度参与州县司法活(huo)动）。本编对清代司法幕友的形成与成熟、幕友律学著作（幕学）、法律职(zhi)业群体结构和(he)规模、皇权对幕友的管控及其局限等议题均有探讨。在清代法律职(zhi)业群体的规模上，陈利指出，清代讼师规模长期维持在至(zhi)少“1700至(zhi)2000名”，刑部有品级司官人数约为一百至(zhi)三百人（时间越靠后人数越多），司法幕友则长期维持在三千余人（330页(ye)，337-338页(ye)，352页(ye)）。如果是计(ji)算清朝数百年间所产(chan)生(sheng)的法律职(zhi)业人员的总量，那么可以认为“在1700年至(zhi)1900年的两个世纪里，清朝大约有六(liu)千至(zhi)九千名受过培训的司法官员、一万七千至(zhi)两万名有一定法律知识的讼师，以及至(zhi)少三万到六(liu)万名受过系统法律培训的司法幕友”（355页(ye)）。本编最后一章讨论的是晚清法律以来中国法律人的“自我东(dong)方主义”现象，亦即主动将(jiang)中国法视为一种“传统法”，并将(jiang)其置于作为“现代法”之西方法的对立面的做法（更(geng)详细的讨论参见下文）。

在本书第三编中，陈利结合自己的求学和(he)教(jiao)研经历，向读者分享了其在法律史教(jiao)学和(he)研究方面的一些认识。此编讨论了如何以跨学科的方法辨别和(he)解读史料、瞿同祖著作的价(jia)值和(he)可能局限、对包括法律史学在内(nei)的历史学课程应如何展开教(jiao)学等问(wen)题。相信这些内(nei)容也一定能对相关读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和(he)博士(shi)研究生(sheng)）产(chan)生(sheng)重要启发。此编中让我尤其感到“欣慰”和(he)共鸣的是，作者表示北美大学生(sheng)的书面表达能力普遍衰退，“这里也包括英语是母(mu)语的学生(sheng)”（482页(ye)）。我本人在国内(nei)的教(jiao)学经历也让我在这方面深有感触。因此这可能是互(hu)联网(wang)和(he)信息化时代的全球“通病”，值得严肃思考(kao)与对待。

几个突出的亮点：平等主权神话(hua)、认知暴(bao)力与经典反思

本书几乎各章内(nei)容都(dou)是亮点，其视野之敏锐(rui)、洞见之深刻、史料之扎实，均值得称道。上文已提及的第一编中对“休(xiu)斯夫人号”案件及相关话(hua)语的颠覆(fu)性研究，以及近代列强对华(hua)的情感帝国主义实践，相信均能对读者造成足够冲(chong)击，并激(ji)发学术讨论。限于篇幅，在此仅就我在本次阅读中感受到对我个人而言具有极强刺激(ji)和(he)共鸣的某些内(nei)容和(he)观点，予以介(jie)绍和(he)讨论。

本书第二章质疑(yi)的是近代国际法的平等主权神话(hua)，在讨论中涉及1793年马戛尔(er)尼(ni)使团(tuan)访华(hua)时的主权之争。学术界对该事件常规解释框架早已为我们所熟悉：自居于天朝上国、固步自封的清朝拒绝与西方国家展开平等交往和(he)贸易。尽管学界已有更(geng)具反思性的作品，使我们对清廷在对外(wai)交往方面的考(kao)量，以及清廷在对外(wai)关系中采取的礼仪制度，有着更(geng)深入、更(geng)同情式的理解（参见[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er)尼(ni)使华(hua)的中英礼仪冲(chong)突》，邓常春译，社会(hui)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但陈利作品所揭示的英方在此过程中的狂妄态度仍旧让我震撼。英王乔治(zhi)三世国书官方译本（即使它已被添入一些外(wai)交上的委(wei)婉(wan)表达）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呈现出了英方在军事上自吹自擂(lei)乃至(zhi)近乎威胁态度：

本国早有心要差人来，皆因本境周围地方俱不平安，耽搁多时。如今把四(si)面的仇敌都(dou)平服了，本境平安。造了多少大船，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处。并不是要想添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国土也够了；也不是为贪图买卖便宜；但为着要见识普天下各地方有多少处，各处事情物件，可以彼此通融……故此越发想念着来向化输诚。此时，不但大西洋都(dou)平安，就是小西洋红毛邻(lin)国的人他(ta)没有理同本国打仗，也都(dou)平复(fu)了。如今，本国于各处全平安了……（转引自本书111-112页(ye)）

我实在是看不出来这些文字如何体现出近代国际法的“平等主权”和(he)“相互(hu)尊重”精神。相反，乾隆帝对英王的回复(fu)倒是更(geng)体现出捍卫国际法上领土主权的意味(wei)：“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sen)然，即海岛、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shu)”（转引自本书115页(ye)）。这一来一回实在让人疑(yi)惑(huo)，究竟谁才是骄傲自大，谁才是尊重主权平等？

本书第十章“中国法的传统化：晚清法律改革背后的国际话(hua)语政治(zhi)和(he)认知暴(bao)力”展现的是近代中西法律交流史上的一种“象征性认知暴(bao)力”现象：晚清知识分子和(he)法律人是如何在西方话(hua)语的刺激(ji)下，逐步将(jiang)本国法律理解成一种与现代法律与社会(hui)格格不入的“传统法”的。这种本国法的传统化在清末礼法之争中达到高峰。一方面，这种“自我东(dong)方主义”话(hua)语既(ji)被代表“进步”力量的法理派所利用，以服务于其尽速仿行西法改良(liang)法制、撤废(fei)领事裁(cai)判权和(he)促进社会(hui)变革的目(mu)的。另一方面，作为“保守”一方的礼教(jiao)派实际上也受到法律东(dong)方主义话(hua)语的影响，从而将(jiang)中国法理解成拥有固定本质的、与西方法格格不入的事物。换言之，法理派和(he)保守派实际上共享着法律东(dong)方主义的认识论，亦即都(dou)认为中国法是西方近代法的绝对他(ta)者，他(ta)们的差异仅在于对这种遭到他(ta)者化的中国法的价(jia)值评(ping)判（一方认为应该抛弃不适合现代性的中国法，一方则视之为应予保留的国粹）。而且正如陈利所言，虽然曾(ceng)经作为法理派干(gan)将(jiang)的汪荣宝、董康(kang)等人在民(min)国时期曾(ceng)质疑(yi)过自己在礼法之争中的观点，但是这些反思“仍然透露出文化帝国主义在认知方面的象征暴(bao)力和(he)后果，因为他(ta)们仍在使用自我东(dong)方化的话(hua)语，将(jiang)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和(he)法律传统及社会(hui)历史的复(fu)杂(za)现实，高度浓缩为那似乎一成不变的纲常礼教(jiao)、家族主义和(he)社会(hui)秩序”（424页(ye)）。这种所谓的反思与批判看似是对西方的抵抗，但由于其深层(ceng)的认识论仍是东(dong)方主义和(he)本质主义的认识论，所以其实际结果很可能是巩(gong)固了西方的认知霸(ba)权，并且“经常抹杀了人类社会(hui)和(he)文化发展的历史复(fu)杂(za)性以及可能具有的共性或可比性”（426页(ye)）。

使用东(dong)方主义画笔描绘的中国法形象，导致大量本应继承、值得继承的中国本土法律元(yuan)素在法律近代化运动中被瞬间抛弃，更(geng)导致（延续至(zhi)今的）百余年学术史和(he)文化史上中国法的那种公式化、本质化的理解，进而阻碍学者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全面和(he)深入理解。中华(hua)法律文化不是只(zhi)有皇权专制、卡迪司法/情理法交融或个案中的衡平（这几种说法在根(gen)本意义上其实是一回事，无非是价(jia)值评(ping)判上存在差别）、礼教(jiao)纲常或家族主义。中国法还有家产(chan)官僚制下司法体系（尤其是中央司法制度）的职(zhi)业主义倾向，还有大一统理想与实践作用下愈加(jia)明显的社会(hui)身份齐平化趋势，还有宋代以来的土地私有化运动及随之产(chan)生(sheng)的高度复(fu)杂(za)的财产(chan)习惯，还有晚期帝制集权式简约治(zhi)理下对民(min)间社会(hui)经济生(sheng)活(huo)原则上的放任态度以及对私有产(chan)权的明确保护趋势……建基于西方霸(ba)权的有关中国法的象征性认知暴(bao)力在近代对中国法的伤害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既(ji)成事实，因为我们无法穿越回历史中去改变本土法律的近代命运。然而，至(zhi)少我们当代学者可以做到也有义务做到对这种认知暴(bao)力保持时刻警惕，尽可能去反思那种确曾(ceng)盛行一时的有关中西法文化的本质主义的、过度僵硬的类型(xing)学认识（这里绝对没有否定类型(xing)学之价(jia)值的意思），尽可能避免东(dong)方主义遗产(chan)对中国法律文化的二次伤害。

本书第十二章是对中国法律史学奠基人之一瞿同祖先生(sheng)两部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hui)》《清代地方政府》——的反思。此处让我更(geng)感兴趣的是对前(qian)一部作品及其中“法律儒家化”命题的讨论（我本人的相关看法，参见赖骏楠、景风华(hua)：《法律儒家化未曾(ceng)发生(sheng)？——以家庭法制为中心》，《学术月刊》2023年第2期）。在充分尊重瞿老学术贡献的基础上，陈利指出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hui)》在理论框架上可能存在的一个局限：一种“整体主义”视角导致瞿老认为帝制中国社会(hui)结构在近两千年时间中未发生(sheng)本质变化，因而与此种社会(hui)需求相配套的法律也未曾(ceng)发生(sheng)重大变化。这实际上是十八、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界“中国停滞论”的二十世纪社会(hui)科学表达。这种停滞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二战后全球学术所扬弃，但陈利书中的反思性文字在我看来仍值得引用：

但是，这种将(jiang)复(fu)杂(za)和(he)动态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和(he)社会(hui)实践活(huo)动，极度简化成一个似乎可以超越时空变化的定性概括，往往从一开始(shi)就注定了会(hui)面临各种无法解决的问(wen)题。因为，这种文化本质主义所产(chan)生(sheng)的宏大叙事或论断所依据的理论框架本身，不仅倾向于回避现存史料的人为构建性（constructedness）和(he)残缺性（partiality），还经常企图超越或无视人类历史所具有的偶发性（contingency）、流动性（fluidity）和(he)内(nei)部矛盾或不稳定性（intemal conflictuality/instability）。（457页(ye)）

更(geng)有意思的是，陈利也在本章中介(jie)绍了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hui)》英文版（1961）问(wen)世后西方学术界以书评(ping)等形式对该作品的反馈。实际上包括杜希德（Denis Twitchett）、范德沃(wo)克（van der Valk）、斐利民(min)（Maurice Freedom）和(he)包恒（David Buxbaum）等学者在内(nei)的海外(wai)汉学界都(dou)曾(ceng)对瞿著中的“中国停滞论”倾向表达过批评(ping)意见（457-461页(ye)）。很可惜这些声音长期以来并未能在国内(nei)学界引起反响。对各人文社会(hui)科学的近现代学术史展开全面、系统的梳理，剖(pou)析(xi)其中经典作品因时代因素导致的认识局限，提炼(lian)出这些作品中仍值得发扬光大的认识和(he)洞见，并以当代社会(hui)科学的方法和(he)概念进一步发展这些有益(yi)洞见，或许是当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事业中的一个关键任务。

进一步的思考(kao)

本书若(ruo)干(gan)面向也刺激(ji)我产(chan)生(sheng)若(ruo)干(gan)进一步的思考(kao)，这或许意味(wei)着某些有意义的研究思路。例如，第一章提到，在“休(xiu)斯夫人号”案件后，西方长期主张中国对命案的处理态度是简单粗暴(bao)的“一命抵一命”方式，并以此作为确立在华(hua)领事裁(cai)判权的借口。这种话(hua)语无疑(yi)是对自唐代以来就拥有复(fu)杂(za)精致之“七杀”罪名体系的中国法的污蔑。但本书也显示，甚至(zhi)连乾隆帝本人的上谕中就出现了“抵拟”这样(yang)的字眼（59页(ye)）。我本人阅读晚清律学家薛允升《读例存疑(yi)》时，也在其对部分涉及命案的律、例的讨论中，体会(hui)到一种较为明显的“命抵”逻辑。原本只(zhi)是用来处理械斗案这种极端情形的命抵原则，何以被拓展到其他(ta)命案中，是否可能发生(sheng)该原则的滥(lan)用，该原则的适用对传统“七杀”体系构成何种冲(chong)击等问(wen)题，或许对清代法律史研究本身而言是一个有意义的话(hua)题。当然，这里绝对没有为殖民(min)话(hua)语“开脱”的意图，毕竟在涉外(wai)命案中，中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既(ji)没有意愿、又(you)没有能力实施命抵原则。

又(you)如，对于领事裁(cai)判权对中国造成了何种具体伤害问(wen)题，作者似乎倾向于解释为列强通过该制度包庇和(he)纵容本国人的在华(hua)暴(bao)力犯罪行为。但考(kao)虑到这些列强都(dou)是资本主义国家，其势力拓展到中国也主要是为了攫取经济利益(yi)，那么领事裁(cai)判权对其在华(hua)工(gong)商业利益(yi)的额外(wai)照顾也就值得当代学者展开细致研究。我们尤其需要关注领事裁(cai)判权日常实践中的大量民(min)商事案件（杀人放火案件的数量自然远远少于商业纠纷），观察其中对法源的选择、对法律的适用方式和(he)最终判决对中方当事人经济利益(yi)造成的损害。或许这种细水长流、一点一滴的吸血型(xing)司法，才是领事裁(cai)判权所能带来的对列强最货真价(jia)实的利益(yi)，以及对中国最为无声又(you)窒息的损害。列强甚至(zhi)可能以其在外(wai)人杀华(hua)人这类重案中“秉公执法”的表象，来掩盖其在华(hua)洋商事纠纷中对中方利益(yi)的制度性、例行性掠(lue)夺。当然，这项工(gong)作需要跨学科的知识（如经济史知识），需要对大量中外(wai)文档案资料展开扎实的整理工(gong)作，甚至(zhi)需要定量工(gong)具的协助，因此确实要耗费(fei)极大的人力资本。但我相信这一定是个极富意义的选题。

再如，本书已经深入探讨了清代法律职(zhi)业群体这一议题，但在我看来该议题还值得以比较方式予以更(geng)全面、清晰(xi)的呈现。仅仅是证明清代中国“有”法律职(zhi)业群体，可能还是不足以让受东(dong)方主义影响的人士(shi)们“服气(qi)”，毕竟他(ta)们会(hui)坚称清代即使“有”这类群体，但也是“不如”同时期西方的同类群体。因此，历史学家或许就有义务以中西比较的方式，对前(qian)近代和(he)近代早期中国和(he)西方（可以选取几个代表性国家，比如英、法、德）法律职(zhi)业人员的整体规模、社会(hui)地位、职(zhi)业能力、培养(yang)制度、选拔(ba)和(he)晋(jin)升方式、对法律与社会(hui)发展的作用做出全面梳理。对法律东(dong)方主义在学术层(ceng)面展开斗争，是一个艰巨而又(you)长期的过程，比较法律史学也一定能在此过程中发挥价(jia)值。

结语

后殖民(min)主义不是意识形态，相反它批判和(he)解构一切意识形态。后殖民(min)史学不只(zhi)是可以用来“骂洋人”，更(geng)不是无关痛(tong)痒的方法论炫技或史学异端。后殖民(min)史学的意义不仅在于批判历史上的帝国主义、殖民(min)主义和(he)东(dong)方主义，而且有助于检讨被殖民(min)地区学术与思想界长久以来顽固存在的自我殖民(min)和(he)自我东(dong)方主义现象。在当代中国学术界，我们仍然可以从后殖民(min)史学中受益(yi)良(liang)多。正如本书所展示的，后殖民(min)史学能够帮助我们更(geng)全面地清算帝国时代的法律遗产(chan)，更(geng)敏锐(rui)地检讨象征性认知暴(bao)力导致的持续至(zhi)今的、充满偏见的知识体系。只(zhi)有在完成这些清算和(he)检讨后，中国学术才能以更(geng)从容的角度快步向前(qian)，并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提供对全人类都(dou)有益(yi)的知识和(he)理论贡献。我相信，《帝国时代的法律、知识与权力》一书，一定是这一知识事业中的重要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