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生这(zhe)一思考的意义非常深远。最近一二(er)十年，学者就此(ci)展开了(le)多角(jiao)度的研究。如经济史对白银问题的系列研究、张显清对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的讨论、商(shang)传教授对晚明“人文主义”的讨论等，又有刘志伟教授基于对基层社会的研究，提(ti)出“明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yao)表(biao)现，是基层社会的支配权力由地(di)方豪强转变(bian)为士绅阶层”，王(wang)剑教授则从上层政(zheng)治(zhi)的维度，讨论密疏的非常制参与政(zheng)治(zhi)转型等，这(zhe)些学者的研究回应了(le)朱先生原有的设想。

接下来，李伯重先生就商(shang)业革命(ming)、商(shang)业信息(xi)与社会转型的关系展开讨论。李伯重先生认为，讨论社会转型问题需要(yao)参考一些成功的例子，从西欧的发展史看，商(shang)业革命(ming)这(zhe)个深刻的变(bian)化(hua)，是工业革命(ming)发生的前提(ti)和基础。商(shang)业革命(ming)对社会转型有什么(me)作用呢(ne)？美国(guo)国(guo)父富兰克林(lin)曾说(shuo)，“以为我们仅仅是为了(le)我们本(ben)身，或我们各自的国(guo)家而生存，那(na)是愚蠢的妄想。全智的造物主已经命(ming)定在他的全部创造中，都贯穿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人与人的相互依赖要(yao)通过各种手段实现，其中最为深刻的手段是市场，市场形成的依赖是使社会发生紧(jin)密联系最重要(yao)的途径(jing)。

商(shang)业革命(ming)主要(yao)通过商(shang)人的求(qiu)利之(zhi)心实现，中国(guo)人很早就认识到(dao)了(le)这(zhe)一点。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引用汉代早期的民间谚语，“天下熙(xi)熙(xi)，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唐朝元稹的《估客(ke)乐》也(ye)说(shuo)“估客(ke)无往著，有利身则行(xing)……求(qiu)珠驾沧海，采珠上荆衡。北买党(dang)项马，西擒吐蕃(bo)鹦。炎州(zhou)布火浣，蜀地(di)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童眉眼明”。可见商(shang)人为了(le)利益，可以冒(mao)着一切风险(xian)，走遍世界，这(zhe)是其他行(xing)当做不到(dao)的。

商(shang)人走遍全世界最重要(yao)的依凭是商(shang)业信息(xi)。商(shang)业信息(xi)包括价格、时间、数量、需求(qiu)总量等交(jiao)易的信息(xi)，也(ye)包括物产、商(shang)品、获取方式等关于商(shang)品供求(qiu)基本(ben)情况的信息(xi)。李伯重先生将明代以前的信息(xi)传播方式分为口头、书(shu)信、邮驿、邸(di)报四种。首先是口头信息(xi)，古时叫葫芦语、锁子语、练语，宋朝叫市井隐语，又叫江湖行(xing)话。唐朝李义山曾说(shuo)诸行(xing)市语“会不得”“难理(li)会”，这(zhe)是民间为了(le)不使商(shang)业情报外(wai)泄而发展出来的商(shang)业情报表(biao)述方式。口头信息(xi)交(jiao)流的场所往往是茶馆（茶坊）。宋朝的茶馆中，有很多商(shang)人在此(ci)进行(xing)信息(xi)交(jiao)换，如《东京梦华(hua)录》卷二(er)“潘楼东街巷”条记载：“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hua)环领抹之(zhi)类，至晓即散, 谓之(zhi)‘鬼市子’”。

其二(er)是书(shu)信。在古代，书(shu)信可以通过专人递送，但(dan)成本(ben)很高，《红(hong)楼梦》第120回说(shuo)“贾政(zheng)仍旧写家书(shu)，便把这(zhe)事写上，劝谕(tou)合(he)家不必(bi)想念了(le)。写完封好，即着家人回去”，可见到(dao)了(le)清代，书(shu)信仍会通过专人递送，这(zhe)是顶级(ji)的富贵人家才能采用的方式，一般的商(shang)人无法(fa)负担。普通人递送书(shu)信，主要(yao)通过路过的商(shang)客(ke)、僧人等代送，唐李朝威小说(shuo)《柳毅传》、元尚仲贤杂剧(ju)《柳毅传书(shu)》中讲到(dao)的“柳毅传书(shu)”的故(gu)事便是如此(ci)。

不过，托路人送信可靠性不高，更为正式的信件会通过政(zheng)府邮驿系统寄送。中国(guo)的邮驿系统早在春秋战国(guo)时已经出现，汉代邮驿继承秦朝制度，统一名(ming)称为“驿”。到(dao)了(le)唐代，全国(guo)设驿1639所，遇有紧(jin)急公文，通信使者朝夕可行(xing)三百余里(li)。宋朝的邮驿系统从民夫(fu)充任驿卒(zu)改(gai)为士兵担任，增设“急递铺(pu)”，设金牌、银牌、铜牌三种，金牌一昼(zhou)夜行(xing)五百里(li)，银牌四百里(li)，铜牌三百里(li)。元代疆域扩大，仅在国(guo)内(nei)就有驿站1496处，并将邮驿改(gai)称为驿站。

杜(du)牧《过华(hua)清宫绝句》写道“一骑红(hong)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zhi)来”，杨贵妃喜欢吃的荔枝(zhi)要(yao)从南方运来，严(yan)耕望推考了(le)荔枝(zhi)由涪州(zhou)到(dao)长安驿传的具体路线，将之(zhi)命(ming)名(ming)为“天宝荔枝(zhi)道”。自四川(chuan)到(dao)长安路途遥远，还要(yao)经过难行(xing)的水道，但(dan)仍能在送达时保持荔枝(zhi)的新(xin)鲜，可见唐朝时期邮驿系统之(zhi)高效。虽然邮驿系统由政(zheng)府经营并为政(zheng)府服务，但(dan)是官员的私人信件也(ye)可以通过官驿传递，在一些情况下，与官府或官员有关系的商(shang)人也(ye)能通过这(zhe)个系统传送商(shang)业信件。

比起需要(yao)使用马匹的邮驿系统，步行(xing)传递信息(xi)的方式更为简易。《旧五代史·僭伪列传一·杨行(xing)密传》记载唐末庐州(zhou)人杨行(xing)密可以“日行(xing)三百里(li)”，这(zhe)虽然有夸张成分，但(dan)步行(xing)确实是唐人使用的传信手段之(zhi)一。北宋民间出现了(le)急行(xing)传递书(shu)信的人，称作“急脚”“急足”或“急脚子”，《水浒传》中就记载了(le)“急足”：“原来这(zhe)戴院长有一等惊人的道术，但(dan)出路时，赍书(shu)飞报紧(jin)急军情事，把两个甲马拴在两只(zhi)腿上，作起神行(xing)法(fa)来，一日能行(xing)五百里(li)。把四个甲马拴在腿上，便一日能行(xing)八百里(li)。因此(ci)人都称做神行(xing)太保戴宗(zong)。”除(chu)此(ci)之(zhi)外(wai)，信鸽也(ye)可以传递信息(xi)。据五代王(wang)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初诗人张九龄就曾豢养信鸽传信。

公开发表(biao)的邸(di)报也(ye)是重要(yao)的信息(xi)传播媒介(jie)。邸(di)报又名(ming)邸(di)抄（邸(di)钞(chao)）、朝报、条报、杂报，作为政(zheng)府公报，邸(di)报的发布受(shou)朝廷的严(yan)密控制，其中有许多不得公开的消息(xi)。但(dan)对于商(shang)人而言(yan)，售卖邸(di)报已经成为一种商(shang)机，故(gu)泄露邸(di)报的行(xing)为屡禁不止，《西湖老人繁胜录》所载南京临安的“诸行(xing)市” 中，就有“卖朝报”一行(xing)。为此(ci)，宋朝政(zheng)府进行(xing)改(gai)革，在删去禁止内(nei)容后，由商(shang)人发布邸(di)报的“定本(ben)”。但(dan)这(zhe)样(yang)一来，“定本(ben)”邸(di)报的内(nei)容多受(shou)限禁，审查(cha)制度又造成出版时间上的稽延(yan)，使得邸(di)报不能满足人们对新(xin)闻的需求(qiu)。自北宋后期开始，就有人假(jia)冒(mao)“朝报”的形式，私自发行(xing)报纸。到(dao)了(le)南宋，私营的“小报”十分流行(xing)。尽管(guan)政(zheng)府三令五申，措施严(yan)厉，却始终未能将小报禁绝。

到(dao)了(le)明清时期，商(shang)业信息(xi)供求(qiu)关系发生了(le)变(bian)化(hua)，一方面，随着市场的逐步扩张，明清商(shang)业规模(mo)与商(shang)业运作方式比宋朝有很大的进步，对各地(di)商(shang)品和商(shang)业信息(xi)的需求(qiu)增加；另(ling)一方面，传媒业和作为传媒物质手段的印(yin)刷业皆有所发展，扩大了(le)商(shang)业信息(xi)的供给(gei)。

明清时期，官营通讯系统与官营邸(di)报信息(xi)的传播手段皆有扩展。明代海上交(jiao)通日渐发达，在沿(yan)袭(xi)旧有邮驿系统之(zhi)余，还开辟了(le)海上邮驿。在此(ci)基础上，清朝的控制范围和实际(ji)控制深度超过了(le)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清初有官办驿站1600余处，驿卒(zu)七万余名(ming)，驿马四万多匹，归兵部主管(guan)。明清时期的邸(di)报也(ye)与前代不同。明代改(gai)宋代的进奏院为通政(zheng)司，由朝廷直接向全国(guo)各级(ji)官吏统一发布，取消了(le)中间环节，送报由驿站负责，每五日集中起来送一次(ci)，下至县官一级(ji)都能看到(dao)，地(di)方得以及时知晓朝廷大事。

邸(di)报登(deng)载的内(nei)容包括全国(guo)的重要(yao)人事任免命(ming)令、豁免灾区赋税的命(ming)令、皇帝的恩赐、皇帝的重要(yao)行(xing)动(dong)、对特殊功勋的奖赏、外(wai)番使节的觐见、各处的进贡礼物等，以及老年人瑞(rui)、违法(fa)失(shi)职的官吏处分，乃(nai)至奸淫(yin)案件等全国(guo)的特殊事故(gu)。在战争(zheng)时期，军事上的胜利、叛乱的镇压也(ye)登(deng)在邸(di)抄上。《红(hong)楼梦》第99回写贾政(zheng)在江西粮道衙门，见到(dao)“桌上堆着许多邸(di)报”，其中就有薛蟠行(xing)凶(xiong)杀(sha)人的案情报道，下面还注着“此(ci)稿未完”，因为怕“牵连着自己，好不放心，即将下一本(ben)开看，偏又不是，只(zhi)好翻来覆去，将报看完，终没有接这(zhe)一本(ben)的”。借助邸(di)报，各地(di)官员能够掌握全国(guo)发生的重要(yao)事件，而对于商(shang)人来说(shuo)，邸(di)报登(deng)载的灾荒(huang)、兵乱、官员任免等重大事件皆蕴藏商(shang)机。

邸(di)报

此(ci)外(wai)，明清时期，商(shang)业信息(xi)还有不少新(xin)的来源。中国(guo)的国(guo)家物价报告(gao)制度在明清时期达到(dao)了(le)非常完备的程度，清朝政(zheng)府还颁布了(le)很多具有工作手册性质的“则例”，其中也(ye)有关于商(shang)业的信息(xi)，如乾隆《物料价值则例》是中国(guo)历史上最大、最系统的全国(guo)物料价格和收入数据库，清代的商(shang)人们都可以看到(dao)。除(chu)此(ci)之(zhi)外(wai)，民间还有“价格谱”等记载各地(di)物价的资料，商(shang)人可以据此(ci)接触到(dao)丰富的商(shang)业信息(xi)。

价格谱

李伯重先生将明清商(shang)业传播方式的发展和创新(xin)归纳为商(shang)帮内(nei)部信息(xi)交(jiao)流、会馆与公所、民营报纸和民营邮政(zheng)机构(gou)四点。商(shang)帮内(nei)部的信息(xi)交(jiao)流方式主要(yao)有二(er)，一则如晋商(shang)的大型商(shang)号(hao)，实行(xing)联号(hao)制，总号(hao)设在山西原籍，并在外(wai)地(di)重要(yao)城市广设分号(hao)，分号(hao)与总号(hao)之(zhi)间进行(xing)频繁的信息(xi)交(jiao)流；其二(er)如徽商(shang)，主要(yao)通过宗(zong)族纽带来收集商(shang)业情报。会馆也(ye)是商(shang)业信息(xi)交(jiao)换与联络(luo)商(shang)人的重要(yao)场所。明清时期会馆增加十分迅速。到(dao)了(le)清代中期，已遍及全国(guo)主要(yao)城市甚至若干市镇。众多的独立经营的中小商(shang)人多借助会馆进行(xing)商(shang)业信息(xi)交(jiao)流。此(ci)外(wai)还有公所，公所与会馆原可通用。会馆主要(yao)是以地(di)区命(ming)名(ming)，公所则绝大多数是以行(xing)业命(ming)名(ming)，或以含(han)行(xing)业的字义命(ming)名(ming)，较之(zhi)会馆具有更强的行(xing)业性。

不过，最大的商(shang)业信息(xi)传播渠道还是报纸。宋代“小报”和明清“京报”都是非官方的民办的报纸，但(dan)宋代“小报”是民间私自印(yin)发的，没有专门从业人员，而明清时期的民间报纸已有专业的采编(bian)人员。“京报”是在京民间报纸的统称，“京报”报房出现于明代，兴盛于清代，是我国(guo)古代最早的专业新(xin)闻机构(gou)。报房的大量出现，使“京报”的印(yin)刷发行(xing)量大大增加。加之(zhi)明清时期活字印(yin)刷术开始用于报纸印(yin)刷，使得信息(xi)传播更为便捷，报刊的印(yin)刷量也(ye)大幅增加。京报的总发行(xing)数字在手抄报纸的“白本(ben)报房”时期只(zhi)有数百本(ben)，实行(xing)刻印(yin)以后销数激增，最多的时候估计在一万份左右。此(ci)外(wai)，报纸大量刻印(yin)后，价格大大下降，到(dao)了(le)清朝末年，民办报房京报的订户已经不限于诗礼簪(zan)缨之(zhi)家。

此(ci)外(wai)，外(wai)省(sheng)人士也(ye)可订购京报，通过送报人拿取报纸。送报人为了(le)维持生活和长途跋(ba)涉的各项开销，除(chu)送报外(wai)，一般还兼营代捎书(shu)信、代寄包裹、代购物件、代送银两等副业，由此(ci)，明清时期私人送信的方式也(ye)进一步发展。上述在向外(wai)省(sheng)发行(xing)报纸的同时捎带民间信件的形式，是北京地(di)区民信局的雏形。除(chu)了(le)报房外(wai)，北京还有一些票(piao)号(hao)、钱庄捎带信件，会馆、商(shang)行(xing)也(ye)可代收发信。如《尊行(xing)日记》记载“李宪荣士台，住福建建宁县北乡巧洋。如有信可寄至杭州(zhou)生[漆行(xing)]，有建宁卖漆客(ke)，即可寄信；或往苏州(zhou)到(dao)邵武会馆可寄信至[建]宁。李系壬申举人”。各个城市还有职业送信人，另(ling)有湖北麻城人经营的“麻乡约”商(shang)行(xing)专门替人传递信息(xi)。

专门为民间传递信件的民营邮政(zheng)机构(gou)“民信局”大概从明朝中期开始出现，自东南沿(yan)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di)区逐渐延(yan)伸(shen)到(dao)内(nei)地(di)，到(dao)19世纪逐渐成熟。例如北京的民信局有各自的业务活动(dong)区域，其中全盛泰专寄江浙、两湖、四川(chuan)、云贵等地(di)信件，三义成递送天津、保定等周边地(di)区信件，三盛信局则向东北投送邮件。一些民信局除(chu)了(le)在北京设立总局，还在其他城市设置分号(hao)，各分号(hao)下面还可以有代理(li)店，使民信局的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此(ci)外(wai)，随着东南沿(yan)海侨居海外(wai)人口的日益增多，出现了(le)专门办理(li)华(hua)侨同国(guo)内(nei)亲(qin)属(shu)通信与汇兑的侨批(pi)局。

清代民信局红(hong)条封

明清时期，民间信息(xi)的传递效率(lu)比政(zheng)府高很多，据姚廷遴《历年记》，明清易代之(zhi)际(ji)，他是通过友人带来的“小报”得知北京的消息(xi)。到(dao)了(le)清朝，民间系统传播信息(xi)更快，信件传递的速度关系着寄信的费用。一则道光廿四年5月(yue)26日北京与苏州(zhou)票(piao)号(hao)之(zhi)间的急信“委(wei)托天成局专送，限6月(yue)10日午时到(dao)，脚价纹银26两，早1天加2两，过午时罚2两，若逾至11日则罚4两”，北京与苏州(zhou)相距(ju)1379公里(li)，急信在半个月(yue)内(nei)即可送达，相应的费用也(ye)较高。

李伯重先生还借助彭凯翔教授对清代粮食市场的研究说(shuo)明了(le)当时信息(xi)的传播效率(lu)。清代最大规模(mo)的贸易是粮食贸易，商(shang)人需在最短时间内(nei)将粮食从产地(di)运往销售地(di)，以争(zheng)取更大的利润空间。苏州(zhou)与安庆相距(ju)1300里(li)，安庆与武昌相距(ju)864里(li)，但(dan)根据彭教授的研究，三地(di)在18世纪中后期的粮价波动(dong)趋势趋同，这(zhe)便是商(shang)人掌握商(shang)业信息(xi)后、迅速向各地(di)运输粮食使然。

彭凯翔教授统计三地(di)粮价

总而言(yan)之(zhi)，明清时期的信息(xi)传播方式发生了(le)重大变(bian)化(hua)，这(zhe)既是全国(guo)市场发展的结果，也(ye)是全国(guo)市场发展的原因，李伯重先生将其称为“信息(xi)传播方式的革命(ming)”。

李伯重先生进一步指出， “信息(xi)传播方式的革命(ming)”是造成明朝后期社会变(bian)化(hua)的重要(yao)原因。商(shang)业信息(xi)传播可以带来全国(guo)性的大集会，如崇祯(zhen)年间至明末，复社举办了(le)多次(ci)中国(guo)历史上少有的大规模(mo)集会。如崇祯(zhen)六年的虎丘大会，据《复社纪略》，“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有此(ci)也(ye)”。到(dao)崇祯(zhen)十四年张溥去世时，集会规模(mo)更大，杜(du)登(deng)春《社事始末》称“海内(nei)会葬者万人”，集会的信息(xi)能传播得如此(ci)之(zhi)广，依托的正是商(shang)人群体的全国(guo)性活动(dong)。此(ci)外(wai)，复社成员交(jiao)游地(di)域广泛，《社事始末》称复社成员“壮(zhuang)游千里(li)不赍粮”，可见广泛的交(jiao)游活动(dong)背后是旅店、交(jiao)通等商(shang)业设施的完善。

信息(xi)的传播与交(jiao)流对社会转型起到(dao)了(le)怎样(yang)的作用？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在《大繁荣》（Mass Flourishing）中提(ti)出：“一个人如果经常去了(le)解他所在的社会或今天的全球经济中产生的新(xin)思想，他产生新(xin)创意的能力也(ye)会大幅提(ti)高。”霍伊勒（Fred Hoyle）也(ye)曾指出：“当你生活在一个社团中时，社团的风俗习惯(guan)会严(yan)格地(di)制约你，使你很难有破坏性的想法(fa)。只(zhi)有外(wai)部的旁(pang)观者才能灌输危险(xian)的思想。”商(shang)业信息(xi)的传播，使得全国(guo)精(jing)英阶层得以经常交(jiao)流、思想碰撞，从而产生了(le)明朝末年中国(guo)历史上少有的思想繁荣时期。

朱维铮先生著有《利玛窦(dou)与李卓吾》一文，指出李贽通过利玛窦(dou)了(le)解到(dao)很多中国(guo)以外(wai)世界的想法(fa)。李贽对利玛窦(dou)评价很高：“承问及利西泰。西泰，大西洋人也(ye)，到(dao)中国(guo)十万余里(li)……是一极(ji)标致(zhi)人，内(nei)甚玲珑，外(wai)甚朴实。吾所见未有其比。”李珺平进一步考证了(le)李贽与利玛窦(dou)的交(jiao)流，称利玛窦(dou)带来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是上帝子民”等观点对李贽改(gai)订《易因》影响极(ji)大。思想的交(jiao)流在很大程度上也(ye)要(yao)依托商(shang)业信息(xi)的传播。经济发展、商(shang)业信息(xi)流通的加速，带来了(le)思想交(jiao)流，推动(dong)了(le)社会转型。

既然如此(ci)，中国(guo)为什么(me)没有从晚明开始“走出中世纪”？李伯重先生指出，社会转型不仅仅通过经济因素来实现。吉(ji)登(deng)斯（Anthony Giddens）提(ti)出“社会转型三大因素”，即文化(hua)因素、经济因素、政(zheng)治(zhi)因素。中国(guo)的“走出中世纪”在清代趋于停滞，很大程度上是政(zheng)治(zhi)对人的压制的结果。

在评议环节，主持人高晞教授发言(yan)称，李伯重先生的演讲清晰(xi)易懂，引人入胜，对之(zhi)触动(dong)最大的是讲座末尾对“社会交(jiao)往促进思想的诞生”的讨论。评议人王(wang)振忠教授总结道，李伯重先生是学术大家，视野开阔，不仅对明清时期的经济、社会有多方面探讨，对于唐宋时代的历史问题也(ye)做过精(jing)深的研究，并关注同时代西方历史的发展，将中国(guo)和欧洲历史传播加以比较，能够上下千百年，结合(he)政(zheng)治(zhi)、文化(hua)、经济史探讨，令人佩服。其所讲述的商(shang)业传播方式在明清时期的重大变(bian)化(hua)的确具有创新(xin)意义。王(wang)振忠教授曾研究过一位清代前期的盐商(shang)，此(ci)人在家书(shu)中提(ti)到(dao)要(yao)将十几本(ben)《京报》寄给(gei)家人，近代以后，也(ye)有很多在上海的徽州(zhou)盐商(shang)将读过的《申报》《新(xin)闻报》寄回家中，这(zhe)都涉及商(shang)业信息(xi)的传播。王(wang)振忠教授提(ti)出了(le)“明清时期社会转型的主要(yao)标志有哪些？”“其中与商(shang)业信息(xi)传播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哪个？”两个问题，请李伯重先生指教。

李伯重先生回应称，晚明是社会转型的开端(duan)，商(shang)业信息(xi)传播起到(dao)最重要(yao)的作用是推动(dong)全国(guo)市场的形成，使得横跨三十多个经纬度的资源可以整(zheng)体调度。从明朝开始，中国(guo)的白银和铜半数来自西南地(di)区，到(dao)了(le)清朝，人口不断增加，资源需求(qiu)不断扩大，其中最重要(yao)的资源如木材、金石等，在中国(guo)东部非常缺(que)乏，如果没有这(zhe)样(yang)的经济网络(luo)，清朝很难解决明朝后期遇到(dao)的困境。西南部的资源送到(dao)东部后，推动(dong)了(le)东部经济的发展，东部又通过进行(xing)对外(wai)贸易，流入了(le)大量白银，使得国(guo)内(nei)有了(le)可靠的货币流通，成为清代“长十八世纪”经济繁荣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