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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学(xue)记》,黄仕忠著,人民文学(xue)出版社2024年10月版
黄仕忠师《进学(xue)记》(人民文学(xue)出版社,2024年10月版),分为问学(xue)之路(lu)、从(cong)师岁月、师友往(wang)事(shi)、东瀛书影、学(xue)人书序、我的大学(xue)六个单元,似(si)有年过耳顺(shun),而回顾过往(wang)的学(xue)人、轶事(shi)之感(gan)——实则不全然如此。因为黄师常用的语句(ju)之一:那么到了这个阶段,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仿佛于他而言,而立也好,不惑也罢(ba),亦或是知天(tian)命、耳顺(shun)云云,不过是到了某个阶段,接下(xia)来又当如何的开端,正如他的这本新著——《进学(xue)记》,进学(xue)在致知。
其实在此书正式出版前,得益于弟子的身份,已断断续续读过数篇文章。彼(bi)时更热衷于探秘做学(xue)生时的老师有哪些“逸事(shi)”,如今再读集结(jie)成册的新著,感(gan)受又有不同。其中令我感(gan)触最多的,是关于海(hai)外访曲的故事(shi)。
八(ba)王子站
2013年夏,我入中山大学(xue)读博士,参与(yu)黄师主编的《清(qing)车王府藏戏曲全编》。在点校曲本时,黄师便(bian)时常提及他在编辑《日本所藏中国稀见戏曲文献丛刊》第一辑过程中的许多趣事(shi)。我未曾去过日本,自然不知日本的交通(tong)如何,又有哪些站名……但此后,有一个叫“八(ba)王子”的车站令我心生好奇,总(zong)觉得将来需去看(kan)看(kan)。原因无他,只是因为这是老师在日本访书时,难耐困倦,一不小心错过的一站(见《进学(xue)记》第217页)。
老师虽是浙(zhe)江诸暨人,但南人北相,身量魁梧,原是校篮球队的中锋,如擎天(tian)一柱,攻防自如。弟子们时常感(gan)叹(tan),若想学(xue)问做得好,恐怕得有老师那样的精(jing)力才行。老师在日本,每天(tian)像打仗一般,往(wang)返于东京各(ge)大图书馆,“扫荡”各(ge)古籍馆收藏的中国戏曲古籍,可以说不是在访书,便(bian)是在访书的路(lu)上。早上六七点钟出门,晚上十点多回到住(zhu)处。不过,纵是“老虎”也有打瞌睡的时候,于是,在电车上恍惚一盹,过了两次高幡不动站,八(ba)王子站就这样错过了。
我在巴黎留学(xue)时,常到欧洲(zhou)其他国家访书。每到一座陌生的城(cheng)市,总(zong)会睁(zheng)圆了眼睛,盯着地铁(tie)或是公交内的路(lu)线标(biao)识,以防不慎错过站。记得第一次到柏林访书,因为租住(zhu)的民宿距离(li)柏林国家图书馆较远,需得早早搭(da)乘地铁(tie),中间再更换一次线路(lu)。虽然柏林的常住(zhu)人口(kou)不到400万人,但早高峰时段的地铁(tie)也并不轻松。当我挤进地铁(tie)后,才发现柏林的地铁(tie)车厢十分宽大,横挂的扶杆高悬于车顶,与(yu)德国人魁岸的身材相得益彰。但对身高一米(mi)六的我来说,想要够上扶手(shou),即便(bian)踮起脚尖,也极为吃力。不仅如此,站点的语音播(bo)报是德语,线路(lu)图则是贴在车顶的,佩戴近视加散光镜的我,扯(che)着脖子也看(kan)不清(qing)图上的站名。可能是我怪异(yi)的动作引(yin)起了身边(bian)乘客的注意,一位先生看(kan)着我,笑了笑,用英文询(xun)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接着用手(shou)机(ji)拍下(xia)了车顶上的线路(lu)图,并提醒(xing)我还有几站下(xia)车换乘……就这样,我幸运地抵达了我的“八(ba)王子站”。
啤酒(jiu)
广州的夏季尤其漫长,一年里300个夏天(tian)总(zong)是有的。读博时,师门聚餐,一群人坐定,黄师惯用的开场白是:怎么样,先来一杯冰(bing)镇饮料!请注意,在此时的语境中,冰(bing)镇饮料专指冰(bing)镇啤酒(jiu)。黄师曰:啤酒(jiu)不算酒(jiu)。喝过珠(zhu)江纯生的人都知道,味道清(qing)淡是这个品牌的特点。我想这应是与(yu)广州常年湿热的气候有关,凉茶降火祛(qu)湿是广州人的生活艺术。
黄师在写给师母定方老师的信里说:“今天(tian)终于看(kan)到有啤酒(jiu)了”。这是2001年7月18日,他在结(jie)束了一天(tian)访书,又整理完资料,到了晚饭(fan)点,拉着旅行包,独自穿行于东京大学(xue)九曲街巷中,在学(xue)生商店买到两罐啤酒(jiu)后的感(gan)叹(tan)。当紧凑繁忙的工作暂时结(jie)束后,对于黄师而言,两罐啤酒(jiu)便(bian)是对自己辛劳的一种奖励,也是简单的放松方式。于是,东大中央食堂的“和定”配着啤酒(jiu),美美一餐后,醺醺然躺在树荫下(xia)的长凳上,“呼呼而睡,不知身在何方”。睡醒(xing),还有那“贼(zei)亮”的灯(deng)!
读到这里,我似(si)乎想通(tong)了为什么在师门聚餐时,老师会先给大家点一杯“冰(bing)镇饮料”解(jie)解(jie)渴。无论是整理车王府藏曲本,还是点校《全明戏曲》,都需要全身心地投入,辛苦自然是有的,这啤酒(jiu)原是一种放松的犒赏,亦是师生间开启畅谈模式的一把钥匙。冰(bing)冰(bing)凉,浸透着啤酒(jiu)花的冰(bing)镇饮料下(xia)肚(du),哪里还会想那些鬼画符般难认(ren)的梨园(yuan)抄本,填充在心间的,是整理完一部曲本后的满足,以及戏本子里的异(yi)趣人生。或许正是这种独特的仪式感(gan)使然,让我每每访查完一座图书馆,也总(zong)要给自己点一大杯啤酒(jiu),作为这段工作的结(jie)束语。
争分夺秒
《东京短章》里收录的第二封家书,是黄师于2008年12月13日写给定方师母的。那时,还没有微信,只能传(chuan)书鸿雁。细(xi)读此信,不禁发笑。因为大约3000字的家书里,竟像是一份工作汇报,细(xi)述了近十天(tian)在日本的所有工作。诸如每日早、中、晚都去了哪家图书馆,看(kan)了什么书,是何种版本,价值如何;见了哪些人,谈论了什么学(xue)术问题,等等。即便(bian)是到了结(jie)尾,也是讲写信当日的安排,用了一句(ju)“所以先打住(zhu)吧”作结(jie)束语。毕竟“日程安排的太满”,想看(kan)的书与(yu)访问的图书馆还有很多。
人们常说,陪伴(ban)是最长情的告白。大约到了黄师这里,汇报访学(xue)行程,等同于告白与(yu)思念。师母是懂(dong)老师的,就像在她正值事(shi)业转折的关口(kou),黄师申请到北京大学(xue)随吴(wu)组缃先生访学(xue)一年(1993—1994),她不仅不诧异(yi),还全力支持。直至黄师访学(xue)结(jie)束返回广州,才发现妻子已经在广州图书批发市场租下(xia)一个档口(kou),打算经营书店。(见陈定方《〈进学(xue)记〉序》)
外出访书,几乎是所有同门都有过的经历。只要条件允许,一定是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访查到最多的书,当早上最早、晚上最晚的一批读者。最令人抓狂的,是两种情况(kuang):一是每日提书有上限,甚至少至三本;二是中午闭馆一到两小时。第二种情况(kuang)倒好解(jie)决,既然闭馆,那便(bian)就近用午饭(fan),再来杯咖啡,为下(xia)午打好精(jing)神(shen)。倘若幸运地遇到午间不闭馆的,要么带(dai)上面包、饼干,应付一下(xia)五脏庙;要么早餐实在一些,午饭(fan)并到晚饭(fan)同用。然而,第一种情况(kuang)就棘手(shou)得多了。
2015年夏,我从(cong)巴黎到维(wei)也纳访查奥地利国家图书馆中文古籍。周一上午抵达维(wei)也纳,简单安顿后便(bian)去了图书馆。几经周折,终于到了图书馆汉学(xue)藏书室(shi),注册好读者证(zheng),已经是两点了。就在我以为可以放开手(shou)脚,大干一场的时候,才看(kan)到墙上贴着阅览室(shi)的开放时间:每周一、三、五,朝九晚四;每周二、四,中午十一点半到晚上七点。又和馆员再三确认(ren),得到的是肯定的答案。顿时觉得脑袋里像装了一口(kou)沉沉暮(mu)钟,不禁懊悔自己早前写邮件时,为什么只咨询(xun)了访书需要出示的证(zheng)件,没多问一句(ju)图书室(shi)的开放时间。
刚刚自我安慰,既来之,则安之吧,岂料又被告之按照规定,每天(tian)借阅古籍的限额是三本。这无疑是用钟杵再一次敲击我脑袋里的那口(kou)暮(mu)钟,耳边(bian)只有嗡嗡声,整颗心沉了下(xia)去。怎么办?不做任何争取终究心有不甘(gan)。静思半刻,我找(zhao)到了手(shou)稿(gao)部的负责人,道明来意,让对方清(qing)楚地了解(jie)自己远道而来的工作内容,请求馆方能够给予适当的帮助和便(bian)利。手(shou)稿(gao)部的负责人是位年长的奥地利人,身形(xing)挺(ting)拔,举止绅士,一头苍发,蓝(lan)绿色的眸(mou)子,目光炯炯。当他听完我简要的研究计(ji)划后,一对白色的眉毛向上挑了挑,嘴唇45度角扬起,爽朗地告诉我,在接下(xia)来的时间里我将不受借阅古籍数目的限制,他和他的同事(shi)会尽(jin)可能地让我看(kan)到所有希望看(kan)到的书。事(shi)实上,在之后的几天(tian),我的确享受到了这份珍贵的“特权(quan)”。
那次访书结(jie)束后,我颇为骄傲地将此经历告诉老师,他笑了笑说:“是啊(a),这不就很好吗!我们只要是按照学(xue)术的标(biao)准(zhun)做事(shi)情,适当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是会得到意外的帮助和收获的。”
好事(shi)多磨
《西厢记》里有一句(ju)台词,云:“真所谓佳(jia)期难得,好事(shi)多磨。”但现实生活中,又有几人不想一帆风顺(shun),却愿“好事(shi)多磨”呢?细(xi)思起来,好事(shi)多磨往(wang)往(wang)是从(cong)结(jie)果论的角度回看(kan)过程中的曲折,亦是在愿望尚未成真之前的自我鼓励,祈盼能有一个好的结(jie)果。久而久之,倘若一件事(shi)从(cong)一开始便(bian)顺(shun)风顺(shun)水,心里反而变得不踏实,不免嘀(di)咕起这出奇的顺(shun)利背后是否暗藏隐患(huan)。
黄师出版《日本所藏中国稀见戏曲文献丛刊》第一辑时,便(bian)历经了这样的心路(lu)历程。京都大学(xue)和东京大学(xue)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的三十余种稀见戏曲,因为金文京、桥本秀美两位学(xue)者的合(he)作,诚是畅通(tong)无阻(zu),连仙(xian)台的东北大学(xue)也因水谷诚教授和花登正宏教授的协(xie)助,获得了三种曲本的出版许可。所有的迹象仿佛都预示着项目的推(tui)进将十分顺(shun)遂。岂料接下(xia)来,古屋昭(zhao)弘(hong)教授传(chuan)来的关于成篑堂和东洋文库的消息(xi),却如一桶桶冷水,接踵而来,顺(shun)利的进度条戛然而止。黄师在回复(fu)古屋教授的信中说“不获同意,也是意中之事(shi)”,只好将希望寄(ji)托于金文京教授,祈待柳暗花明的契机(ji)。结(jie)果2005年的元旦(dan)刚过,便(bian)收到金文京教授的喜讯,自然喜不自胜。
《日本所藏中国稀见戏曲文献丛刊》第一辑第一册
至于制成的胶(jiao)卷,又辗转请托金文京教授的学(xue)弟住(zhu)吉先生,并得台湾大学(xue)张宝三教授引(yin)见,终于在台大附(fu)近的一家小餐馆里完成了交接。最后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丛刊》第一辑(2006),加之后来的二辑(2017)、三辑(2024),出版了煌煌五十八(ba)册的巨作,前后费时二十余年。
再回看(kan)吴(wu)晓铃先生在《古本戏曲丛刊》五集的序言里谈到的:“我们业经刊行的各(ge)集存在一个先天(tian)不足的阙失,就是由于闭关自守,未能放眼世界;所收剧作不惟台湾和香港未得入录,而仅限见存于内地者,且东瀛、西竺、南亚、北美及欧洲(zhou)大陆藏品,虽知不惟善本所在皆是,且多禹域未见传(chuan)世之作,然格于主客条件,无术致之。”所以,发愿把《丛刊》五集编成一个国际性的结(jie)集。这是上个世纪八(ba)十年代(dai)时,戏曲研究者们的心声。是以,黄师对于自己的“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系列,时常感(gan)怀他幸运地遇到了好的时代(dai)。
事(shi)实上,除了出版许可申请的波折以外,出版社也从(cong)最初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更换为广西师范大学(xue)出版社。只是相较于前者而言,黄师觉得更换出版社,“不过是一片(pian)微澜(lan)而已”。正是受此影响,我在欧洲(zhou)各(ge)地访查汉籍,当碰到“不顺(shun)”时,也会在心中暗暗自勉“不获同意,也是意中之事(shi)”,静待柳暗花明之时。
他国同乡
“东瀛书影”的后两篇:《尘世匆匆,相逢不易——偶遇徐志摩》《众里寻他千百度——王国维(wei)旧藏善本词曲书籍的去向》,是关于徐志摩和王国维(wei)的。说来也巧,徐、王两位先生同是浙(zhe)江海(hai)宁人,与(yu)黄师亦算同乡。不过,海(hai)宁属于浙(zhe)西,与(yu)地处浙(zhe)东的诸暨,分别代(dai)表了浙(zhe)江省内越、吴(wu)两种文化。
徐志摩是新月派诗人的代(dai)表性作家。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那首饱含深情、无限眷恋的《再别康(kang)桥》,以及他与(yu)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的感(gan)情纠(jiu)葛。黄师与(yu)徐志摩的那场偶遇,发生在2008年的初春,地点是京都大学(xue)图书馆总(zong)馆的书架上。京大总(zong)馆的中国戏曲收藏可以说是平平无奇,反倒是一函1926年商务(wu)印书馆出版的《寐叟(sou)题跋(ba)》引(yin)得黄师注意,不意书的扉页上竟有徐志摩于1929年6月11日早三时写给好友张彭春的题记,见证(zheng)了徐、张二人的一段真挚情谊。
徐志摩于1929年6月11日早三时写给好友张彭春的题记
这部《寐叟(sou)题跋(ba)》,原是徐志摩送予张彭春之物,希望彼(bi)此努力,长毋相忘。张彭春去世后,此书散出,辗转归于日本学(xue)者铃鹿(lu)三七;1959年,铃鹿(lu)氏将其捐赠给京都大学(xue)图书馆;又在近半个世纪以后,由一位浙(zhe)江籍的戏曲学(xue)者黄仕忠检得。冥冥之中,完成了一场跨(kua)越时空的邂(xie)逅。
如果说,徐志摩是黄师东瀛访书时的不期而遇,那么王国维(wei)便(bian)是他长久以来的心之所念。黄师开设的戏曲文献课,第一堂课必定是讲王国维(wei)的戏曲研究,后来的课程里,王国维(wei)也一定是出镜率最高的学(xue)者。只要是和王国维(wei)有关的话题,老师的雷达当即就能接收到信号,开启高能运作模式,眼里的光比东大校园(yuan)里那盏“贼(zei)亮”的路(lu)灯(deng)还要亮!弟子们笑谈:如果不把王国维(wei)先生的戏曲著作翻上三五遍,恐怕是入不了师门的。
王氏旧藏善本词曲书籍的去向,同样是老师一直关注的对象。也许这便(bian)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王国维(wei)散存于日本和国内多家图书馆里的旧藏,终是被他寻访到了,并借此解(jie)开了王国维(wei)与(yu)上虞罗(luo)氏兄弟之间的一桩“公案”。
学(xue)术的赓续有赖于一代(dai)复(fu)一代(dai)的学(xue)人,前赴后继,持之以恒。而后辈学(xue)人突破时空的阻(zu)隔,达成与(yu)故往(wang)学(xue)者的“对话”,必要颂其诗,读其书,睹其物,兼能“同情之理解(jie),理解(jie)之同情”。就像黄师在书中叙述的那样:尝在异(yi)国摩挲王国维(wei)的手(shou)迹,见其以谨严(yan)的楷书抄写的剧本、曲目,二色三色的批校,以及因续有所得而增至再三的题识,遥想百年前静安先生独自致力于戏曲研究的情状,体会“凡诸材料,皆余所蒐集”所包蕴的言外之意,仰望“欲学(xue)术之发达,必视学(xue)术为目的,而不可视为手(shou)段而后可”的高远境界,感(gan)慨系之。(《进学(xue)记》第248页)
我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访查中文古籍时,常伴(ban)于身侧(ce)的是郑振(zhen)铎先生的那篇《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yu)戏曲》。这篇文章写于1927年8月,是郑氏游学(xue)巴黎时,就“将近两月来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所阅读的结(jie)果”汇辑而成。郑先生说:“小说戏曲,更是国内诸图书馆不注意的东西,所以要靠几个国内图书馆来研究中国的小说戏曲,结(jie)果只有失望。”所以立志要趁此次欧行的机(ji)会,阅读欧洲(zhou)各(ge)国大图书馆中所有的中国古书,尤其是小说与(yu)戏曲。他最先到的法国果然没有辜负他,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小说戏曲,使其流连数月。最后他将自己认(ren)为罕见的或可注意的、可资研究的小说及戏曲,逐一列举介绍。而这篇文章也成为了中国学(xue)者研究法藏中国小说戏曲古籍的奠基(ji)之作。
法国国图的中文古籍,多被去掉了函套(tao),改制成洋装,数册合(he)订为一本,方便(bian)竖立存放。一开始拿到这些“整容”后的古籍,着实有些不适应。脑海(hai)里不由得联想到几十年前,当郑先生得阅此书时,想的又会是什么?他在惊叹(tan)寻见海(hai)外珍本之余,是否也会惋惜明珠(zhu)遗落他国?他在读到故事(shi)精(jing)彩时,是否也会忍不住(zhu)啧啧称道?诸如此类的疑问,答案难解(jie),但却并不影响我内心的喜悦。因为我知道,如今捧在自己手(shou)心上的书,也曾抚于郑振(zhen)铎等诸位先生指尖。在时光的不同位点,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看(kan)过同一本书;为了学(xue)术的推(tui)进,各(ge)自努力。
似(si)水如石
人们的一般印象里,江浙(zhe)人多是柔胜于刚,谨慎心细(xi),不似(si)北方人的豪放、彪(biao)悍。但黄师说他是诸暨人,“石板地上掼乌龟——硬碰硬”,这才是诸暨人做事(shi)的风格。黄师还说他和他的导师徐朔方先生(浙(zhe)江省东阳人),是典型的越人,既似(si)流水般柔和,也如岩石般坚(jian)韧。更何况(kuang),他还是从(cong)小就励志要胜任“钱(qian)家山下(xia)”生产队小队长的。
此路(lu)不通(tong),就另辟新径;此时不行,就再待时机(ji)。横竖事(shi)情总(zong)是要做的,只是早晚的问题。这是黄师常与(yu)弟子们念叨的话,在他看(kan)来,做学(xue)问,是件简单的事(shi),也是件复(fu)杂的事(shi),端的在于从(cong)哪个角度看(kan)问题。只要以学(xue)术作为唯(wei)一的准(zhun)则,踏踏实实地做事(shi),结(jie)果自然不会差,同道自有公论。
都说做文献的,“板凳要坐十年冷”。其实,冷不冷不是板凳说了算,而是坐板凳的人觉不觉得冷,不过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罢(ba)了。但随黄师学(xue)习,定然不会觉得冷,相反常常脑门冒汗,却无关广州的天(tian)气。因为师生间见面的第一句(ju)开场白,必然是“最近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吗?”然后便(bian)是“那么,你怎么看(kan)?”“真的是这样吗?还有呢?”……请注意,以上情景并不限定为教学(xue)场所,他常会在“闲谈”时“不经意”地冒出连环炮似(si)的问题,追问你对某个学(xue)术问题或是社会现象的看(kan)法,一阵头脑风暴就这么猝不及防地刮了起来。试问CPU发起烧来,哪里还会冷!换而言之,黄师的课堂不限于课上,还在于生活。就像他常说的那样,研究戏曲史,不能只看(kan)作家、作品,还要综合(he)考量每个历史阶段,经济、文化、民俗等一系列相关因素(su),从(cong)经济学(xue)、社会学(xue)、传(chuan)播(bo)学(xue)等不同维(wei)度去看(kan)戏曲是如何发展的。那么问题来了,倘若连现实的生活都无法理解(jie),又遑论去探究戏本子里“虚拟(ni)”的世界呢?
黄师自己以二十余年心力,访查、目验(yan)、整理、研究日藏中国戏曲,因文献之庋藏,重新认(ren)识王国维(wei)与(yu)东瀛的学(xue)缘,发现明治学(xue)者森槐南等人在戏曲领域的开创功绩,沿着西学(xue)东渐的轨(gui)迹,探寻近代(dai)日本对中国学(xue)术的影响,由一条看(kan)似(si)简单的访曲之路(lu),延伸到从(cong)东西交流到中日学(xue)术的交互(hu)影响,因而左右逢源,不断拓展新的学(xue)术空间。也让我们看(kan)到学(xue)者的广阔(kuo)视野,究竟从(cong)何而来。
不仅如此,黄师在指导学(xue)生时,也十分自然地将这种国际化的学(xue)术视野引(yin)入其中。多年以来,门下(xia)弟子已相继赴日本、法国、英国、美国各(ge)地访学(xue)交流。众人拾薪,调查域外所藏中国戏曲、小说、说唱类文献,已然形(xing)成团队,大有寻穷天(tian)下(xia)之态。也许有人觉得这是另一种愚公移山,但若不移他山之石,又何以攻玉呢?学(xue)问须要日积月累(lei),循序渐进,是以“进学(xue)在致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