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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界定(ding)”是人类社会身份认同的基本要素(su)之一,从社会体系到(dao)社群关系,再到(dao)人际相处(chu),性别都是一个人们早(zao)已习惯的界定(ding)标准。从出(chu)生到(dao)死亡,人的一生要填写大大小小、不计其(qi)数的资料表,“性别”总是排名靠前的一栏。
但这(zhe)种身份认同有(you)时也会呈现模糊的一面或制造刻(ke)板(ban)印象,比如(ru)地铁女性车厢和(he)女性停车位,就呈现着某种争议。一个驾驶技(ji)术出(chu)众的女司机或许会认为女性停车位意味(wei)着对女性的歧视,一个总是为了停车手忙脚乱的男(nan)司机可(ke)能会觉得女性停车位是对自己的不公平。同样道理,性骚扰的受害(hai)者固然绝大多数是女性,但当有(you)男(nan)性也深受困扰时,那(na)么(me)将“性骚扰受害(hai)者”默认为女性的刻(ke)板(ban)印象,就会让这(zhe)部分男(nan)性受害(hai)者无所适从。
在中(zhong)国社会,这(zhe)种刻(ke)板(ban)也无处(chu)不在。比如(ru)“男(nan)主内女主外(wai)”“男(nan)孩(hai)子必须有(you)阳刚之气”,都是刻(ke)板(ban)印象的呈现。
也就是说,性别是人类固有(you)认知的客观呈现,但如(ru)果将之视为一种不可(ke)撼动的规范(fan),反而会在某些情境下制造束缚。
对束缚生活的规矩提出(chu)质疑,才(cai)会让生活有(you)更多可(ke)能性
在《消解性别》一书中(zhong),朱迪斯·巴特勒借用福柯的理论,诠释性别束缚:“正像福柯说的那(na)样,一个人必须屈从于一种控制性机器,以使得自由的行使能够成为可(ke)能。一个人要屈从于标签和(he)名称,屈从于侵(qin)犯(fan)和(he)侵(qin)略;一个人要受限于常态(tai)的种种标准;一个人要通过对自己的测试。有(you)时候,这(zhe)就意味(wei)着一个人需要变得对这(zhe)些标准了如(ru)指掌,知道应该如(ru)何呈现自己,以使自己成为貌似合适的候选人。”
1956年出(chu)生于美国的朱迪斯·巴特勒是当代最(zui)著(zhu)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之一,专注于女性主义批评、性别研究、当代政治(zhi)哲学和(he)伦理学等(deng)领域,被视为酷儿运动的理论先(xian)驱。在《消解性别》中(zhong),巴特勒第一次(ci)将目光放在普通人和(he)他们的生活上,批判男(nan)女二元(yuan)的性别框架(jia),反驳各种形(xing)式的性别本质论。
在巴特勒看(kan)来,性别规范(fan)有(you)着两面性。一方面,如(ru)果没有(you)一定(ding)的规矩,人们就无法(fa)相互理解和(he)承认,但另一方面,让日子过不下去的正是这(zhe)些规矩,因此唯一可(ke)行的做(zuo)法(fa)是让性别这(zhe)个概(gai)念保持开放性和(he)不可(ke)知性。书中(zhong)写道:“为了要生活,要好好生活,为了能够知晓朝哪个方向前进才(cai)会改变我们的社会世界,我们需要规范(fan);但是,我们也会受困于规范(fan),有(you)时规范(fan)会对我们施加暴力,而为了社会公正,我们必须反对它们。”正如(ru)巴特勒所说:“批评的意义在于对束缚生活的规矩提出(chu)质疑,好让生活方式具有(you)更多的可(ke)能性。”
《消解性别》
在日常生活中(zhong),“男(nan)性特质”“女性特质”都是常见的话术,但它们并不是一种固定(ding)标准。你(ni)口(kou)中(zhong)的定(ding)义和(he)七大姑八大姨很可(ke)能不同,甚至完全相反,而在网(wang)络上,这(zhe)样的碰撞更是常见。也就是说,这(zhe)些话术总会随着社会和(he)文化的变化而变,即使是某些看(kan)似“约定(ding)俗成”的概(gai)念,也处(chu)于漫长的被制造过程中(zhong)。
在这(zhe)种情况下,“性别”的社会规范(fan)和(he)一个完整的正常人之间,难(nan)免存在矛盾和(he)束缚,甚至会衍(yan)生为政治(zhi)问题。同性婚姻就是如(ru)此,正如(ru)书中(zhong)所言:“政治(zhi)是由可(ke)理解的话语构成的,它要求我们采(cai)取某个立场,不论这(zhe)个立场是赞同还是反对同性恋婚姻;但是,作为人和(he)严肃的规范(fan)性政治(zhi)哲学及(ji)实践的一部分的批判性思考则要求我们探问,这(zhe)到(dao)底为什么(me)以及(ji)如(ru)何成为了一个问题——一个决定(ding)什么(me)会、什么(me)不会在这(zhe)里成为有(you)意义的政治(zhi)问题。在现有(you)条件下,为什么(me)‘成为政治(zhi)’的前景(jing)恰恰依赖于我们在话语性地构成的二元(yuan)结构中(zhong)操(cao)作(而不是探问)的能力,而且努力地不去知晓性领域就是被迫(po)受制于对这(zhe)些条件的接受呢?”
巴特勒继(ji)而将这(zhe)一观点扩大到(dao)广义层(ceng)面。她认为,如(ru)果将“理解”视为主流社会规范(fan)下的结果,那(na)么(me)“一定(ding)程度上的不被理解,并不是一件坏事”。
至于应对之道,书名的“消解性别”就是巴特勒认为的正解。她认为,“为了成全自己,我们就必须先(xian)消解自己:我们必须成为‘存在’的更大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以创造出(chu)我们自己。”当然,这(zhe)一点也存在悖论,“当性别规范(fan)开始在不同层(ceng)次(ci)麻痹性别的能动性时,这(zhe)个悖论就会加剧。”
“消解性别”被巴特勒视为女性主义的重要基础(chu)。她的“酷儿理论”来自于李银(yin)河的翻译,英文即Queer,原意为怪异的、怪癖的。在她看(kan)来,没有(you)任何性取向来自某种固定(ding)的身份,而是仿佛演(yan)员一般、不断变化的“协同表演(yan)”。基于这(zhe)一理论,巴特勒认为性少数群体在社会中(zhong)的孤立是“异性规范(fan)化”的后果,社会性别亦非天生生理身份的表现,而是人为规范(fan)化而成。
被规范(fan)的从来不仅仅是少数群体
虽然巴特勒在《消解性别》中(zhong)着重于性少数群体,但若以为她笔下的“规范(fan)”仅仅针对少数人,那(na)就低估了这(zhe)本书的意义。
人类社会的“规范(fan)”,固然制造了基本秩序和(he)伦理,但反过来也是对人类的限制。对于女性而言,规训更是无处(chu)不在。
在现代文明社会,多数正常人会接受与包容各种少数群体,并不将之视为“异类”。虽然狭隘的人与观念依然存在,但在人类历史上,这(zhe)已经是特立独行者所面对的最(zui)好时代。
人类走到(dao)这(zhe)一天着实不易,每一步都值得珍惜。仅仅在爱情层(ceng)面,当人们习惯自由恋爱时,不要忘记就在一百多年前的中(zhong)国,盲(mang)婚哑嫁仍是主流,抗议不但无效,还会被指斥为忤逆不孝,挣脱家庭枷锁的年轻人面对的是千(qian)夫(fu)所指。
相比男(nan)性,女性选择离经叛道,前路会更加崎岖。哪怕到(dao)了17世纪,西方女性地位仍然极低,生活完全依附(fu)于男(nan)性,生活品质取决于丈夫(fu)的地位。要想衣食无忧,只有(you)两条路径:或者生来是贵族,或者嫁给贵族。当有(you)女性选择离开家庭、工场和(he)教堂,离经叛道的她们面临的命运极为艰难(nan)。
娜塔(ta)莉·泽蒙·戴维斯在《边缘(yuan)女人:十七世纪的三则人生故事》中(zhong)就以三位女性为引线(xian),借助各种档案、回忆录、自传(chuan)、账本和(he)画作等(deng),剖析(xi)了那(na)个时代的女性生活。
书中(zhong)的三位女性各有(you)际遇(yu)。格莉克尔·莱(lai)布长于经商,写下七卷本自传(chuan),玛丽·居雅投身教育(yu)和(he)慈善,玛利亚(ya)·梅里安是艺(yi)术家和(he)博物学家。她们都是普通女子,但又并不普通。她们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谁(shui)的缪斯,她们从未(wei)淹没在母亲的身份中(zhong),也从未(wei)作为妻子而被抹(mo)杀(sha)。
《边缘(yuan)女人:十七世纪的三则人生故事》
玛利亚(ya)·梅里安精通水彩画和(he)油画,还细心观察毛(mao)虫、蝇、蜘蛛及(ji)其(qi)他类似生物的习性。1692年,她因其(qi)离经叛道之举引发关注,“她抛下丈夫(fu),前往魏沃特市的拉巴迪团体中(zhong)找寻(xun)平静。”这(zhe)只是人生转向的开始,“她将满载(zai)着标本从美洲航行归来,将出(chu)版她的伟大作品《苏里南昆(kun)虫变态(tai)》,将进一步充实她的《欧洲昆(kun)虫》,将成为阿(a)姆斯特丹(dan)的植物学家、科学家和(he)收藏家圈子里举足轻重的人物,直到(dao)1717年去世。”
格莉克尔·莱(lai)布的人生更难(nan)挣脱,她12岁订婚,14岁结婚,30年间生了14个孩(hai)子,之后成了寡妇。虽然孤儿寡母,但她却也因为这(zhe)意外(wai)挣脱牢笼,利用手中(zhong)家业(ye),做(zuo)生意、放贷,成为那(na)个时代的强悍女商人。更可(ke)贵的是,她在自传(chuan)中(zhong)讲述了许多故事,以此教育(yu)自己的孩(hai)子。在17世纪,她的教育(yu)已经极为超前,努力呼唤孩(hai)子的独立性,将之置于父(fu)母权威之上。
至于玛丽·居雅,她的内心折磨与宗教有(you)很大关系。从全书脉(mai)络来看(kan),宗教影响着三位女性的选择,但并非决定(ding)性选择。她们分别是犹太教徒、天主教徒和(he)新教徒,走上了同一条追求自我之路,并最(zui)终实现了自我价值,而且微微撼动了那(na)个男(nan)性世界。
正是这(zhe)三位在时人眼中(zhong)离经叛道的女性,用自己的努力告诉(su)世界:不管生在什么(me)时代,被如(ru)何打压,遭遇(yu)多少不堪(kan),“自我”仍然是作为“人”的最(zui)高追求。
但这(zhe)样的人终究是少数,在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chuan)说》中(zhong),莫妮卡·贝(bei)鲁奇以绝世风姿成就了影史上的经典形(xing)象。但也正是因为这(zhe)份动人心魄的美,才(cai)让影片尾声的摧毁美更加触目惊(jing)心。一个女性在战争期间的求生,在战后成了罪过,人们通过道德谴责弱(ruo)女子,掩饰(shi)自己曾(ceng)经的懦弱(ruo)与不堪(kan)。
类似的事情在一战同样曾(ceng)经发生。《女性史:20世纪卷》中(zhong)写道:“成为妓女还是母亲?对于女性而言,性选择向来都介于两个极端(duan)对立的选项之间……在欧洲,对性的双重标准却带上了爱国主义的色彩……不忠的妻子被贴上了不爱国的标签,尤(you)其(qi)是那(na)些与战俘发生关系的人。她们在德国媒体上受到(dao)嘲弄,并被处(chu)以罚款和(he)监禁(jin)。在法(fa)国,法(fa)庭对通奸的妇女实行严厉的判决,对杀(sha)害(hai)了不忠妻子的士兵却宽大处(chu)理。”
与此同时,女性养活自己并不容易。书中(zhong)写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dao)高昂的战时工资,而在报酬较低的岗位工作的女性为其(qi)他行业(ye)较高的工资付出(chu)了代价。传(chuan)统女性职业(ye)仍然收入微薄,尤(you)其(qi)是那(na)些在家做(zuo)工的女性。因为人们很难(nan)在这(zhe)种情况下执行最(zui)低工资法(fa)。”
从一战到(dao)二战,人们实际上都在面对同一个问题:“男(nan)人在外(wai)面丢(diu)的面子,回到(dao)家庭之后是要找回来的。面对战争也同样如(ru)此,在外(wai)受到(dao)创伤(shang)的男(nan)人,战后需要回到(dao)家庭重温其(qi)优越感。”
即使没有(you)战争,在整个人类社会,这(zhe)种现象至今仍然存在。不少在外(wai)面打拼的男(nan)性,面对领导时唯唯诺诺,面对办公室复杂人际关系时忍气吞声,家才(cai)是唯一的宣泄渠道。因此,一战结束后,复员军人的家庭暴力事件多到(dao)触目惊(jing)心。
所幸的是,这(zhe)并不是20世纪的全部。在人类历史上,20世纪是一个“女性”身份彻(che)底被重构和(he)确立的时代。女性从静默的他者和(he)被注视的客体,慢慢在大众媒体的影响下开始融合汇聚,并在20世纪中(zhong)后期到(dao)达了一个文化认同的高潮。在媒介传(chuan)播的影响下,女性不再是世界一隅的孤立个体,而成为一个有(you)着相似意识形(xing)态(tai)的集体。她们享有(you)共同的审美爱好和(he)世界观、价值观,具有(you)更为趋(qu)同的女性特质,女性事实上由复数逐渐向单数收缩。
在这(zhe)个过程中(zhong),女性反抗着父(fu)权制的枷锁,但在资本主义和(he)商业(ye)媒介的合谋之下,她们也越来越陷入了另一种单一身份的陷阱(jing)。
法(fa)国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乔治(zhi)·杜比,主编了巨著(zhu)《女性史》,“20世纪卷”是其(qi)第五卷。
《女性史》
书中(zhong)写道:“了解那(na)些人生经历跨越了20世纪的女性,你(ni)将被她们的不幸和(he)伟大所震撼。她们受到(dao)战争、革命和(he)独裁统治(zhi)的打击,也见证(zheng)了两性关系的巨变。我们现在是否已经到(dao)达了女性史的‘终点’,到(dao)达了多年来稳定(ding)的、不可(ke)避免的解放进程的顶(ding)点?并非如(ru)此。如(ru)果诞生自第一次(ci)世界大战和(he)俄国革命旋涡之中(zhong)的20世纪地缘(yuan)政治(zhi)现在已经告一段落了,东方集团瓦解后自由主义的胜(sheng)利所带来的‘历史的终结’的概(gai)念,也未(wei)能幸免于欧洲及(ji)其(qi)他地区一系列(lie)事件的冲击。‘历史的终结’对女性而言到(dao)底意味(wei)着什么(me)呢?是男(nan)性主导社会的末路和(he)新社会黎明的到(dao)来?是一个性别分化几近消失的新时代?还是一个男(nan)性和(he)女性既可(ke)以保持自己的独特身份又享有(you)平等(deng)权利和(he)机会的世界?”
这(zhe)些问题显然还没有(you)足够稳定(ding)的答(da)案,但变化显而易见。20世纪女性拥有(you)和(he)过往女性不一样的人生,取得的成就也是事实,包括投票权、生育(yu)风险(xian)的大幅降低、避孕措施和(he)职场上的新机会等(deng)。
可(ke)这(zhe)些“成就”同样是一种社会构建(jian),在构建(jian)的过程中(zhong),有(you)赞同和(he)推动者,也有(you)反对者,同时,没有(you)任何成就是一劳永逸的。对女性进步运动的刻(ke)板(ban)认知,很容易让人忽视仍然存在的不公。审美层(ceng)面的“规范(fan)”,也通过纤瘦的电影明星、模特和(he)选美表现出(chu)来。
这(zhe)导致“新女性”形(xing)象被固化:“她是一位专业(ye)的家庭主妇,既是家中(zhong)的女王,又是精明的消费(fei)者。广告在贩卖商品的同时也贩卖图像。新女性看(kan)上去可(ke)能比以往的女性更加光鲜亮(liang)丽,但她们本质上并没有(you)太大的改变,因为广告同时也将女性自己变成了性对象和(he)令(ling)人渴望的商品。”
被固化的女性,被“规范(fan)”的人生
对女性的固化,在婚姻层(ceng)面呈现最(zui)为明显。上野千(qian)鹤子的《父(fu)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zhong)就写道:“婚姻市场对女性的局限性极强,比如(ru)说女性不能有(you)过多的异性朋友,不能有(you)过于频繁的社交活动,不能主动去追求性。一个主动的女生意味(wei)着她是婚姻市场外(wai)的‘社会女性’,不配作为结婚考虑对象,是被玩弄宣泄的对象。而一个男(nan)性在步入婚姻前与这(zhe)样的‘社会女性’游戏,而到(dao)谈论婚姻时要求婚配的女性是白纸一张。这(zhe)种风气往越小越偏远(yuan)的地区越严重。”
上野千(qian)鹤子还曾(ceng)写道:“对子宫的统治(zhi)本来就是围绕(rao)出(chu)生婴儿的归属(shu)之争,这(zhe)正是父(fu)权制的核心问题。”
如(ru)果探究问题的根本,那(na)么(me)上野千(qian)鹤子的另一个发问或许更为关键:“原本革命应当是不分性别的自由公民的解放,为何结果只是男(nan)性的解放,女性解放则被搁置了?”直至今日,它仍然没有(you)答(da)案。
在上野千(qian)鹤子看(kan)来,性别是太过明显的阶级对立,以至于容易被忽略。在日常生活中(zhong),这(zhe)种被忽略甚至被“自然化”的对立无处(chu)不在。比如(ru)对性的看(kan)法(fa)就是如(ru)此,维多利亚(ya)时代的性伦理要求女性不能看(kan)也不能触碰自己的性器官,在这(zhe)一要求之下,明明是自己的身体,对女性而言却是最(zui)为疏远(yuan)的陌生之物。这(zhe)样的伦理要求,直到(dao)今天仍有(you)巨大市场,许多女性仍误以为对性的无知是“可(ke)爱”的表现,甚至谈“性”色变。
其(qi)实这(zhe)一切(qie)的本质是经济问题,《父(fu)权制与资本主义》如(ru)同一把(ba)手术刀,所剖开的是近现代社会的性别经济结构。
成书时的1990年,正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开启“失去的三十年”之时,普通家庭无法(fa)承受高昂的市场化外(wai)包服(fu)务,因此出(chu)现了越来越多的全职妈妈。
全职妈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她们在家操(cao)持家务,却没有(you)相应收入,许多男(nan)性回到(dao)家,往往还会来一句“你(ni)呆在家里什么(me)也没干”。
这(zhe)恰恰反映了父(fu)权制的经济基础(chu),也就是男(nan)性对女性劳动力的统治(zhi)。这(zhe)种统治(zhi)的根本问题在于生产费(fei)用的不平等(deng),比如(ru)男(nan)性在外(wai)工作养家,当然很辛苦,但如(ru)果将女性在家操(cao)持家务所耗费(fei)的时间与精力,对应为市场化费(fei)用(可(ke)以想想市场上月嫂和(he)保姆的收入标准,还有(you)教师的收入标准),很多男(nan)性的收入甚至无法(fa)承担这(zhe)笔费(fei)用。与此同时,女性的牺牲也非常大,她们或者告别职场,很难(nan)重返,或者要牺牲事业(ye),升职比男(nan)性更困难(nan)。
很多人或许会认为,这(zhe)种比较并不合理,因为古代女性根本不出(chu)去工作,“男(nan)主外(wai)女主内”是传(chuan)统,如(ru)今的全职妈妈,或者职场女性的家庭付出(chu),不过是对传(chuan)统的继(ji)承,并不是一种新的剥夺。这(zhe)个说法(fa)当然是荒谬的,因为近代资本主义崛(jue)起的依托,就是机器化生产、市民社会和(he)教育(yu)普及(ji),它必然使女性能够接受教育(yu)、参与社会事务并参与社会生产,也必然会打破“男(nan)主外(wai)女主内”的所谓传(chuan)统。但与此同时,父(fu)权制的存在,使得男(nan)性多少成为获益者,往往可(ke)以享受女性“内外(wai)兼顾”所产生的剩余价值。
现代社会继(ji)承了传(chuan)统社会的一种观念,即刻(ke)意强调女性的爱与母性。这(zhe)种将女性推上神坛的价值观,几乎已经成为教科书一般的真理。但正如(ru)上野千(qian)鹤子所说,这(zhe)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xing)态(tai)机制”。既然爱是“无条件付出(chu)”,母性是“隐忍和(he)牺牲”,那(na)么(me)就可(ke)以等(deng)同于无价值劳动。它们看(kan)似对女性的赞美,实际上遮蔽了女性被剥削、被压迫(po)的地位。
即使无数人曾(ceng)提出(chu)女性的“自主权”,但正如(ru)《消解性别》中(zhong)所言:“任何一个自主权的概(gai)念都有(you)着局限。自主权实际上是在社会条件制约下生活在这(zhe)个世界上的方式。那(na)些社会工具可(ke)以赋权,但也具有(you)约束力,而在很多情况下,这(zhe)两种功能同时发挥着作用。”
不管是否认同巴特勒在《消解性别》中(zhong)提及(ji)的“规范(fan)”,都不能回避这(zhe)样的事实:“规范(fan)就是那(na)种决定(ding)了‘可(ke)理解的’生活、‘真正的’男(nan)人和(he)‘真正的’女人的东西。如(ru)果我们违背这(zhe)些规范(fan),就很难(nan)说我们是否还能生活下去、是否还应该生活下去,我们的生活乃至生命是否还有(you)价值、是否能变得有(you)价值,我们的性别是否是真实的、是否能被看(kan)作是真实的。”
上野千(qian)鹤子所批判的父(fu)权、所揭露的女性被剥削的隐藏事实,都以这(zhe)样的“规范(fan)”而呈现。具体在社会层(ceng)面,它被渲染为“女人一定(ding)要结婚”“不生孩(hai)子的人生就不完整”等(deng)常见话语。无数人选择“适应”,但这(zhe)并不意味(wei)着《消解性别》中(zhong)提到(dao)的解决方案并不可(ke)行。事实上,开放的心态(tai)和(he)认知,永远(yuan)是人类进步的倚仗,在性别问题上同样如(ru)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