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德·斯洛特戴克

诊断的初因

一种愤懑(men)，或(huo)者说(shuo)成是一种恐(kong)惧也未尝不可。斯洛特戴克的视域(yu)是极为开阔(kuo)的，《蔑视大众(zhong)》中(zhong)他对逐渐主体化的大众(zhong)有着清醒的认识，只不过(guo)要拉上极富盛名的卡内蒂来做实人群之黑的论断，因为“卡内蒂的强项在于他一以贯之的不讨好献(xian)媚”，这种强调(diao)为哲学(xue)家的观察设(she)置了极为客观的前提，也是他进行大众(zhong)心理学(xue)推演(yan)的基础，卡内蒂的《群众(zhong)与权力》认为，20世纪大众(zhong)心理学(xue)的基本(ben)问题是被恶(e)和(he)假所(suo)裹挟。群众(zhong)在成为主体之后变得迟钝且不透(tou)明，这种聚集不仅形成了旋涡，还导致了“曾经有着自我欲望认知的民主主体的理性浪漫形象的完全坍缩”，“大众(zhong)”的形成是一种退化，它不再顾及单一个(ge)体的自我肉(rou)身感受和(he)空间感受，个(ge)人意志在聚集成黑色(se)团块中(zhong)的释放成了一种释然(ran)，平等主义(yi)可能会带来瞬间的幸福感，但(dan)其根源并非所(suo)有人的平权意愿，而是绝大多数人的自我放纵。在时代(dai)中(zhong)越(yue)行越(yue)偏的人群最后汇合成没有潜力的后现代(dai)大众(zhong)，现代(dai)性的优(you)质特征就(jiu)快要烟消云散，哲学(xue)家在用每个(ge)人都参与却不自知的真(zhen)相敲打着没有止步的脚踝。

大众(zhong)的形成不仅影(ying)响了社会，也改变了学(xue)者们的研究视角。在《思想的假死》中(zhong)，斯洛特戴克的嘶吼更加清晰明了，本(ben)该(gai)得到延续的古代(dai)欧洲理论文化，如今却成为一种基于罪行之上的认识论信仰。这种罪行的实施者看(kan)起来与常人无异，可他们却将延续形而上学(xue)传统的理论家暗杀，斯洛特戴克甚至将其称为“天使谋杀案”。实践理论的生活本(ben)该(gai)不涉及外部状态或(huo)对象，而是发展实践者本(ben)身，使其作(zuo)为能动主体的塑(su)造性练习，这种生活既是沉思的，也应当是积极活跃(yue)的，然(ran)而当代(dai)作(zuo)者却要引入区别(bie)，最终使实践生活的维度变得愈发不可见，也让学(xue)者和(he)知识分子们无法看(kan)清现代(dai)社会中(zhong)的“人类状况”。本(ben)该(gai)延续清晰脉络的理论学(xue)术生活却越(yue)来越(yue)浑浊，未来何为呢？

作(zuo)为方(fang)法的谱系(xi)学(xue)

毋庸置疑，斯洛特戴克是一位杰出的师者，无论是在慕(mu)尼黑巴伐利亚艺术学(xue)院，还是在图宾根大学(xue)，他对时代(dai)症结的阐述都有理有据。就(jiu)算尼采已经对智识生活的传承产生了极大的干预，他仍愿意沿用经典的谱系(xi)学(xue)方(fang)法，告诉观者本(ben)该(gai)作(zuo)为思考者的哲学(xue)家最终是如何被杀死的，以至于混沌复现；而在蔑视的概念之下，思想和(he)道(dao)德又是如何从纵向控制转向了横向控制，让本(ben)来有个(ge)性的个(ge)体走向了普遍(bian)性和(he)同(tong)质性的大众(zhong)集结，最后走入几乎再难以找到差异性的平庸。几乎无人敢否认哲学(xue)始于柏拉图时代(dai)，斯洛特戴克对胡(hu)塞尔的惺惺相惜(xi)就(jiu)如同(tong)胡(hu)塞尔意欲抓住霍夫曼斯塔尔的手臂一样，现象学(xue)中(zhong)最为哲学(xue)家受用的“悬置”概念被摆放在显眼的位置。这时候哲学(xue)还没有和(he)科学(xue)分离，或(huo)许这两者本(ben)就(jiu)不该(gai)分离，被区分开就(jiu)意味着要有高低之分，但(dan)观察者应该(gai)是纯(chun)粹的，胡(hu)塞尔一生都在努力创造一种沉思的生活方(fang)式，然(ran)而时代(dai)改变了，类似苏格拉底“神游症”般对理论的纯(chun)粹思考都卷入了生活问题，胡(hu)塞尔最终在晚年领悟到，理论必须克服抽象性，回到先验性。

现象学(xue)的悬置方(fang)法似乎并没有给思想的发展提供(gong)解决(jue)之道(dao)，反倒是留下了一个(ge)难题，让人们更怀念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kou)，将灵魂和(he)身体进行分离的形而上化，继而让真(zhen)正的观察者，也就(jiu)是有悬置能力的人在特定的练习地点出现。直(zhi)至20世纪上半叶，西(xi)欧思想与古希腊(la)最大的不同(tong)就(jiu)是《道(dao)德谱系(xi)》，尼采以伦理学(xue)导师的姿态让道(dao)德的真(zhen)实根源回归(gui)于怨恨，这不仅实现了对否定世界和(he)生活的基本(ben)态度的划时代(dai)重组，也肯定了美德的倾向。

《思想的假死》一书虽然(ran)用心理政治学(xue)的方(fang)式，将柏拉图主义(yi)的城邦(bang)生活沿着谱系(xi)学(xue)的脉络纵向行进到当下，但(dan)斯洛特戴克最终不得不承认，具有悬置能力的人的产生，并非有什么贵族非贵族的差异，也没有明确的节点来区分，观察者的产生与其载(zai)体文化的命(ming)运纠缠(chan)在了一起，所(suo)有努力追求知识的生活方(fang)式都是值得尊重的。

而《蔑视大众(zhong)》中(zhong)，斯洛特戴克回归(gui)到“集体”的流动方(fang)向，纵横交叉地深挖奉承作(zuo)为颠倒的蔑视所(suo)产生的遗传性疾病史，看(kan)公共领域(yu)如何被斗争和(he)潮流所(suo)分裂。从霍布斯开始将大众(zhong)臣(chen)民化，到斯宾诺莎发现了哲学(xue)意义(yi)上的大众(zhong)，直(zhi)至马克思的阶级(ji)论，大众(zhong)的演(yan)变并非是某种进步，而只是蔑视的结构性变化，尼采更是把“人群对其超越(yue)地平线的设(she)施的一切(qie)蔑视变成了物质以及抵抗的大众(zhong)，以获(huo)得一种纠正的、增效的蔑视”。走向主体性的大众(zhong)似乎真(zhen)的丧失了个(ge)性，最终在海德格尔狡猾的“此在”中(zhong)被持续观察着、蔑视着，哪怕这是为了转入非可蔑视性、转入激进的并且是高贵的生存做准(zhun)备。

拯(zheng)救现代(dai)主义(yi)？

或(huo)许未必可行。斯洛特戴克一直(zhi)是犀利的时代(dai)诊断者，而非药(yao)剂师。他在《思想的假死》中(zhong)已经表明了理论的假死走过(guo)古希腊(la)和(he)罗马时代(dai)，跳过(guo)基督(du)教的中(zhong)世纪后，已经走了样，费希特颠倒了活着的人和(he)假死之人中(zhong)间的关系(xi)，主体间性是一种游离状态，人成了一种拥(yong)有知识的载(zai)体。在最后一章中(zhong)，作(zuo)者更是大声斥责谋杀假死状态的十名凶手——哪怕经典的批(pi)判方(fang)式被这位凶悍的德国老人使用得游刃有余，诸多理论先驱在斯洛特戴克这里都难逃其罪。

而《蔑视大众(zhong)》中(zhong)仍然(ran)在积极走向现代(dai)化的大众(zhong)已经步入了后现代(dai)，因为垂直(zhi)与水平关系(xi)之间的冲突(tu)已然(ran)造成了失败的事(shi)实，哲学(xue)家们只是在以自己(ji)的方(fang)式奉承社会，而非挑衅社会症结。诊断以走入死胡(hu)同(tong)为终结，哲学(xue)家的哲学(xue)批(pi)判似乎根本(ben)不可能为社会带来行之有效的解决(jue)办法，方(fang)式和(he)方(fang)法似乎都带有先天的缺陷，就(jiu)连呼吁(yu)应当积极寻求真(zhen)理的巴迪欧，都被斯洛特戴克嘲笑着其理论适用范(fan)围的狭隘。

那么人类命(ming)运就(jiu)再无出路了吗？德国哲学(xue)家的严谨不容小觑，尽管(guan)在《思想的假死》中(zhong)，作(zuo)者在讨论伊(yi)始就(jiu)将现代(dai)艺术中(zhong)实践生活的复杂性，和(he)古典时代(dai)与中(zhong)世纪的体育宗教禁欲苦修排除在外，然(ran)而行文中(zhong)不时被引入的诗歌文学(xue)与艺术则被大肆颂扬着，卡夫卡预言了假死的必然(ran)回归(gui)，霍夫曼斯塔尔对诗人的身份定位让胡(hu)塞尔产生了精(jing)神上的共鸣，从而坚定了自己(ji)的理论方(fang)法，保罗·瓦莱里通过(guo)笔下的人物建立了内在观察者，并以此拥(yong)有了力量，而佩索阿——伟大的佩索阿用诗歌“成功地表达了在忧郁(yu)的人非自愿的悬置和(he)反传统的观察者自愿的审(shen)慎中(zhong)的存在”，现代(dai)艺术体系(xi)更是可以消除封(feng)建情感的余孽(nie)，对艺术优(you)秀或(huo)卓越(yue)的鉴赏(shang)会在民主的环境中(zhong)以执(zhi)行性和(he)客观性的方(fang)式进行，就(jiu)算大众(zhong)沦为了无意识无差异的政治工具，艺术仍可以在尴尬和(he)绝望中(zhong)，成为仅存的避难所(suo)。

结语

即便是大学(xue)中(zhong)的讲(jiang)座，斯洛特戴克的哲学(xue)语言依旧显得诘屈(qu)聱牙，他的论述绝非基础性的，而是将观者、读者的智识与自己(ji)并列，这种讲(jiang)述并非是自上而下的强势灌输，而更像(xiang)是精(jing)英之间的哲思分享。然(ran)而如球面一样完整光(guang)滑的论述并非毫无瑕疵，对古典主义(yi)的回溯可以看(kan)成是一种礼赞，也可以理解成某种守旧，而在他果断说(shuo)出“哲学(xue)家们都是宁可做出臆断也不愿意阅读细节的人”之后，也用自身的话语验证着这种结论。

理论的假死和(he)大众(zhong)主体性的发展仍然(ran)没有跳脱开“全球化”这个(ge)虽有些过(guo)时但(dan)仍然(ran)时髦的话题。斯洛特戴克的知识绝对是丰(feng)厚的，他在随笔中(zhong)不时闪现的文学(xue)造诣验证了学(xue)生时代(dai)接受到的教育成果，对现代(dai)艺术的态度甚至比对同(tong)行更为宽容，然(ran)而他对思想演(yan)变的接受程(cheng)度却令人不敢恭维，就(jiu)算几乎所(suo)有思想家都对走入后现代(dai)的现代(dai)性进行着无情的批(pi)判，但(dan)鲜少有人敢公开否认女权主义(yi)的存在——在这一点上斯洛特戴克的态度只能用“可爱”来形容，《思想的假死》一书最后，他直(zhi)指朱迪斯·巴特勒的名字(zi)，甚至惊诧性别(bie)研究对无性别(bie)境界的摧毁。这位德国老人是落(luo)伍(wu)的，却也带有一种先锋性：他对汉娜·阿伦特的频繁(fan)引用确实是一种对女性学(xue)者的尊重和(he)肯定，但(dan)这种认识却是建立在“天使无性别(bie)”的基础之上，或(huo)许作(zuo)为连接人类与真(zhen)理（上帝）的天使，本(ben)就(jiu)无性别(bie)可言。

哲学(xue)家们总被诟病跳脱于真(zhen)实生活之外，就(jiu)像(xiang)斯洛特戴克说(shuo)的，他们如今更多的被留在了报告厅(ting)、实验室、图书馆和(he)永远开不完的讨论会上，然(ran)而这位如今七旬的老人仍然(ran)在劝说(shuo)着我们，只要有不断攀登知识的决(jue)心，以学(xue)识、艺术与文学(xue)修养(yang)，还有思想作(zuo)为实践的方(fang)法论，或(huo)许能够打破(po)后形而上的幻想，不仅清醒地重拾道(dao)德，也可以让自己(ji)在人的普遍(bian)性境况中(zhong)，变得更有意义(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