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德·斯洛特戴克

诊(zhen)断(duan)的初因

一种愤懑，或(huo)者说成是一种恐惧也未尝不可。斯洛特戴克的视(shi)域是极(ji)为开阔(kuo)的，《蔑视(shi)大众》中他对逐(zhu)渐(jian)主(zhu)体化的大众有(you)着清醒的认识，只不过要拉上(shang)极(ji)富盛名的卡内蒂来做实人群之黑的论断(duan)，因为“卡内蒂的强项在于(yu)他一以贯之的不讨(tao)好(hao)献媚”，这种强调为哲学家的观察设置了极(ji)为客观的前提(ti)，也是他进行大众心理学推(tui)演的基(ji)础，卡内蒂的《群众与权力》认为，20世纪大众心理学的基(ji)本问题是被恶(e)和(he)假所裹挟(jia)。群众在成为主(zhu)体之后变得(de)迟(chi)钝且(qie)不透明，这种聚集不仅形成了旋涡，还导(dao)致了“曾经(jing)有(you)着自(zi)我欲望认知的民主(zhu)主(zhu)体的理性浪漫(man)形象的完全坍缩(suo)”，“大众”的形成是一种退化，它不再顾及(ji)单一个体的自(zi)我肉身感受(shou)和(he)空间感受(shou)，个人意志在聚集成黑色团块中的释放成了一种释然，平等主(zhu)义可能会带(dai)来瞬间的幸福感，但(dan)其根(gen)源(yuan)并非所有(you)人的平权意愿，而是绝(jue)大多数人的自(zi)我放纵。在时代(dai)中越行越偏的人群最后汇合成没有(you)潜(qian)力的后现代(dai)大众，现代(dai)性的优质(zhi)特征就快要烟(yan)消云散，哲学家在用每个人都参与却不自(zi)知的真相敲打着没有(you)止步的脚踝。

大众的形成不仅影响(xiang)了社会，也改变了学者们的研究视(shi)角。在《思想的假死》中，斯洛特戴克的嘶吼更加清晰明了，本该得(de)到延续的古代(dai)欧洲理论文(wen)化，如(ru)今却成为一种基(ji)于(yu)罪行之上(shang)的认识论信仰。这种罪行的实施者看起来与常人无异，可他们却将延续形而上(shang)学传(chuan)统的理论家暗杀，斯洛特戴克甚至将其称为“天(tian)使谋杀案”。实践理论的生(sheng)活(huo)本该不涉(she)及(ji)外部状态或(huo)对象，而是发(fa)展实践者本身，使其作为能动(dong)主(zhu)体的塑造性练习，这种生(sheng)活(huo)既是沉思的，也应当(dang)是积极(ji)活(huo)跃的，然而当(dang)代(dai)作者却要引入区别，最终使实践生(sheng)活(huo)的维度变得(de)愈(yu)发(fa)不可见，也让学者和(he)知识分子们无法看清现代(dai)社会中的“人类状况”。本该延续清晰脉(mai)络的理论学术生(sheng)活(huo)却越来越浑浊，未来何为呢？

作为方法的谱系学

毋庸置疑(yi)，斯洛特戴克是一位杰出的师者，无论是在慕(mu)尼黑巴伐利亚艺术学院，还是在图宾(bin)根(gen)大学，他对时代(dai)症结的阐述(shu)都有(you)理有(you)据。就算尼采已经(jing)对智(zhi)识生(sheng)活(huo)的传(chuan)承产生(sheng)了极(ji)大的干预，他仍愿意沿(yan)用经(jing)典的谱系学方法，告诉观者本该作为思考者的哲学家最终是如(ru)何被杀死的，以至于(yu)混沌复现；而在蔑视(shi)的概念之下，思想和(he)道德又是如(ru)何从纵向控制转向了横向控制，让本来有(you)个性的个体走(zou)向了普遍性和(he)同(tong)质(zhi)性的大众集结，最后走(zou)入几乎再难以找到差异性的平庸。几乎无人敢否(fou)认哲学始于(yu)柏拉图时代(dai)，斯洛特戴克对胡塞尔(er)的惺惺相惜就如(ru)同(tong)胡塞尔(er)意欲抓住霍夫曼斯塔尔(er)的手臂一样，现象学中最为哲学家受(shou)用的“悬置”概念被摆放在显(xian)眼的位置。这时候(hou)哲学还没有(you)和(he)科(ke)学分离，或(huo)许这两者本就不该分离，被区分开就意味着要有(you)高低之分，但(dan)观察者应该是纯粹的，胡塞尔(er)一生(sheng)都在努力创造一种沉思的生(sheng)活(huo)方式，然而时代(dai)改变了，类似(si)苏格拉底(di)“神游症”般对理论的纯粹思考都卷入了生(sheng)活(huo)问题，胡塞尔(er)最终在晚年领悟到，理论必(bi)须(xu)克服抽象性，回到先验性。

现象学的悬置方法似(si)乎并没有(you)给(gei)思想的发(fa)展提(ti)供解(jie)决(jue)之道，反倒是留(liu)下了一个难题，让人们更怀念柏拉图借苏格拉底(di)之口(kou)，将灵魂和(he)身体进行分离的形而上(shang)化，继而让真正的观察者，也就是有(you)悬置能力的人在特定的练习地点出现。直至20世纪上(shang)半叶(ye)，西欧思想与古希腊最大的不同(tong)就是《道德谱系》，尼采以伦理学导(dao)师的姿态让道德的真实根(gen)源(yuan)回归于(yu)怨(yuan)恨，这不仅实现了对否(fou)定世界和(he)生(sheng)活(huo)的基(ji)本态度的划时代(dai)重组，也肯定了美德的倾向。

《思想的假死》一书虽然用心理政治学的方式，将柏拉图主(zhu)义的城邦生(sheng)活(huo)沿(yan)着谱系学的脉(mai)络纵向行进到当(dang)下，但(dan)斯洛特戴克最终不得(de)不承认，具有(you)悬置能力的人的产生(sheng)，并非有(you)什么贵族非贵族的差异，也没有(you)明确的节点来区分，观察者的产生(sheng)与其载体文(wen)化的命运纠缠在了一起，所有(you)努力追(zhui)求(qiu)知识的生(sheng)活(huo)方式都是值得(de)尊重的。

而《蔑视(shi)大众》中，斯洛特戴克回归到“集体”的流(liu)动(dong)方向，纵横交叉(cha)地深挖奉承作为颠倒的蔑视(shi)所产生(sheng)的遗(yi)传(chuan)性疾病史，看公共领域如(ru)何被斗争和(he)潮流(liu)所分裂。从霍布斯开始将大众臣民化，到斯宾(bin)诺莎(sha)发(fa)现了哲学意义上(shang)的大众，直至马克思的阶级论，大众的演变并非是某(mou)种进步，而只是蔑视(shi)的结构性变化，尼采更是把“人群对其超越地平线的设施的一切蔑视(shi)变成了物质(zhi)以及(ji)抵抗的大众，以获得(de)一种纠正的、增效的蔑视(shi)”。走(zou)向主(zhu)体性的大众似(si)乎真的丧(sang)失(shi)了个性，最终在海德格尔(er)狡(jiao)猾的“此在”中被持续观察着、蔑视(shi)着，哪(na)怕这是为了转入非可蔑视(shi)性、转入激(ji)进的并且(qie)是高贵的生(sheng)存做准(zhun)备。

拯救现代(dai)主(zhu)义？

或(huo)许未必(bi)可行。斯洛特戴克一直是犀利的时代(dai)诊(zhen)断(duan)者，而非药剂师。他在《思想的假死》中已经(jing)表(biao)明了理论的假死走(zou)过古希腊和(he)罗马时代(dai)，跳过基(ji)督教的中世纪后，已经(jing)走(zou)了样，费希特颠倒了活(huo)着的人和(he)假死之人中间的关系，主(zhu)体间性是一种游离状态，人成了一种拥有(you)知识的载体。在最后一章中，作者更是大声斥责谋杀假死状态的十名凶手——哪(na)怕经(jing)典的批判方式被这位凶悍的德国老人使用得(de)游刃有(you)余，诸多理论先驱在斯洛特戴克这里都难逃其罪。

而《蔑视(shi)大众》中仍然在积极(ji)走(zou)向现代(dai)化的大众已经(jing)步入了后现代(dai)，因为垂直与水平关系之间的冲(chong)突已然造成了失(shi)败的事实，哲学家们只是在以自(zi)己的方式奉承社会，而非挑衅社会症结。诊(zhen)断(duan)以走(zou)入死胡同(tong)为终结，哲学家的哲学批判似(si)乎根(gen)本不可能为社会带(dai)来行之有(you)效的解(jie)决(jue)办(ban)法，方式和(he)方法似(si)乎都带(dai)有(you)先天(tian)的缺(que)陷，就连呼(hu)吁应当(dang)积极(ji)寻求(qiu)真理的巴迪欧，都被斯洛特戴克嘲笑着其理论适用范围的狭(xia)隘。

那(na)么人类命运就再无出路了吗？德国哲学家的严(yan)谨(jin)不容小觑，尽管在《思想的假死》中，作者在讨(tao)论伊始就将现代(dai)艺术中实践生(sheng)活(huo)的复杂性，和(he)古典时代(dai)与中世纪的体育宗教禁欲苦(ku)修排(pai)除(chu)在外，然而行文(wen)中不时被引入的诗(shi)歌文(wen)学与艺术则被大肆颂扬着，卡夫卡预言了假死的必(bi)然回归，霍夫曼斯塔尔(er)对诗(shi)人的身份定位让胡塞尔(er)产生(sheng)了精神上(shang)的共鸣，从而坚定了自(zi)己的理论方法，保罗·瓦莱(lai)里通过笔下的人物建立了内在观察者，并以此拥有(you)了力量，而佩索阿——伟大的佩索阿用诗(shi)歌“成功地表(biao)达了在忧郁的人非自(zi)愿的悬置和(he)反传(chuan)统的观察者自(zi)愿的审慎(shen)中的存在”，现代(dai)艺术体系更是可以消除(chu)封建情感的余孽，对艺术优秀或(huo)卓(zhuo)越的鉴(jian)赏会在民主(zhu)的环境(jing)中以执行性和(he)客观性的方式进行，就算大众沦为了无意识无差异的政治工具，艺术仍可以在尴尬和(he)绝(jue)望中，成为仅存的避(bi)难所。

结语(yu)

即便(bian)是大学中的讲座，斯洛特戴克的哲学语(yu)言依(yi)旧显(xian)得(de)诘屈聱牙(ya)，他的论述(shu)绝(jue)非基(ji)础性的，而是将观者、读者的智(zhi)识与自(zi)己并列，这种讲述(shu)并非是自(zi)上(shang)而下的强势灌输，而更像(xiang)是精英之间的哲思分享。然而如(ru)球面一样完整光滑的论述(shu)并非毫无瑕疵，对古典主(zhu)义的回溯可以看成是一种礼赞，也可以理解(jie)成某(mou)种守旧，而在他果(guo)断(duan)说出“哲学家们都是宁可做出臆断(duan)也不愿意阅读细节的人”之后，也用自(zi)身的话语(yu)验证着这种结论。

理论的假死和(he)大众主(zhu)体性的发(fa)展仍然没有(you)跳脱开“全球化”这个虽有(you)些过时但(dan)仍然时髦的话题。斯洛特戴克的知识绝(jue)对是丰厚的，他在随(sui)笔中不时闪现的文(wen)学造诣(yi)验证了学生(sheng)时代(dai)接受(shou)到的教育成果(guo)，对现代(dai)艺术的态度甚至比对同(tong)行更为宽(kuan)容，然而他对思想演变的接受(shou)程度却令人不敢恭维，就算几乎所有(you)思想家都对走(zou)入后现代(dai)的现代(dai)性进行着无情的批判，但(dan)鲜少有(you)人敢公开否(fou)认女权主(zhu)义的存在——在这一点上(shang)斯洛特戴克的态度只能用“可爱”来形容，《思想的假死》一书最后，他直指朱迪斯·巴特勒的名字，甚至惊诧性别研究对无性别境(jing)界的摧毁。这位德国老人是落伍的，却也带(dai)有(you)一种先锋(feng)性：他对汉娜·阿伦特的频繁引用确实是一种对女性学者的尊重和(he)肯定，但(dan)这种认识却是建立在“天(tian)使无性别”的基(ji)础之上(shang)，或(huo)许作为连接人类与真理（上(shang)帝(di)）的天(tian)使，本就无性别可言。

哲学家们总(zong)被诟病跳脱于(yu)真实生(sheng)活(huo)之外，就像(xiang)斯洛特戴克说的，他们如(ru)今更多的被留(liu)在了报告厅、实验室、图书馆和(he)永(yong)远开不完的讨(tao)论会上(shang)，然而这位如(ru)今七旬的老人仍然在劝说着我们，只要有(you)不断(duan)攀登知识的决(jue)心，以学识、艺术与文(wen)学修养，还有(you)思想作为实践的方法论，或(huo)许能够(gou)打破后形而上(shang)的幻想，不仅清醒地重拾道德，也可以让自(zi)己在人的普遍性境(jing)况中，变得(de)更有(you)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