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she)举(ju)办了一(yi)场中长篇小说作家座谈会。那次会议(yi)上，茅盾先生鼓励中青年作家在写出了优秀的短篇小说和(he)中篇小说后，要(yao)尝(chang)试长篇小说的创作。当(dang)时我只发表过短篇小说，开(kai)始写中篇小说，还没打算(suan)写长篇。会上茅盾先生来了一(yi)句——现在这(zhe)个(ge)声(sheng)音还在我耳(er)边回响——“刘心(xin)武来了吗？”我立刻站起来，和(he)茅盾先生四目相对。我们对视的时间只有几秒，但他的眼神给我的滋养非(fei)常丰富，既有关心(xin)，也有鼓励，还有期(qi)望，我感动极了。自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xin)要(yao)写长篇。

写长篇小说面临两个(ge)最重要(yao)的问题，第一(yi)是写什么？第二是怎么写？首先解决写什么。当(dang)时我从北京出版社(she)调(diao)到北京市(shi)文联，成为一(yi)名专业作家。思来想去，我要(yao)写北京市(shi)民生活。因为我熟(shu)悉。我1950年8岁时跟随父(fu)母从重庆来到北京，从此(ci)就一(yi)直定居北京。

当(dang)时要(yao)求深入生活，需要(yao)蹲点。我去了东四人民市(shi)场。那里原本是一(yi)座寺庙(miao)，名为隆福寺，前门在隆福寺街，后门位于钱粮胡同。我少年时代就住在钱粮胡同，上小学和(he)中学都要(yao)穿过隆福寺，目睹它从一(yi)个(ge)寺庙(miao)变成了一(yi)家百货商场。

商场开(kai)门之前，我就和(he)售货员一(yi)起去仓库里搬货、补货，然后上柜台售货，商场关门了之后继续盘点、清货，参与了商场营(ying)业的全过程，也接触到营(ying)业期(qi)间在售货员、顾客之间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shi)。跟售货员熟(shu)悉之后，我还得(de)寸进(jin)尺地提(ti)出去人家家里看看。售货员就带我去他们居住的四合院里，这(zhe)样我就对胡同、杂院有了更(geng)多的接触。我深入生活的触角越来越多，生活积累越来越丰厚。

题材就这(zhe)样确定了——北京市(shi)民生活。但这(zhe)只是我要(yao)写的内(nei)容(rong)，并不能算(suan)“写什么”这(zhe)个(ge)问题的全部回答。我究竟要(yao)通过这(zhe)部作品探索和(he)表达什么呢？后来，我找到了一(yi)个(ge)象征性的符码——钟鼓楼。

钟鼓楼位于北京城中轴线最北端，是两座明代修建的古老建筑(zhu)，用于报(bao)时，具有充分(fen)的符码性。我写北京市(shi)民生活，而且我要(yao)把历史(shi)与当(dang)下结合起来写，探讨时间的意义：时间流淌过城市(shi)，就形成了历史(shi)；时间淌流过个(ge)体，就构(gou)成了命运。《钟鼓楼》前面有题词：“谨(jin)将此(ci)作呈(cheng)献在流逝的时间中，已经(jing)和(he)即将产生历史(shi)感的人们”，我要(yao)在作品中表达一(yi)种“历史(shi)感”。

“写什么”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怎么写”。关于“怎么写”，我有一(yi)些体会。我认为写小小说要(yao)注重情趣，以情趣取胜；短篇小说开(kai)始容(rong)纳思想，需要(yao)有一(yi)个(ge)好的主题；中篇小说前两点都得(de)有，还要(yao)把握整个(ge)文本的情调(diao)。我揣摩(mo)鲁迅(xun)的小说，就特别重视他每篇小说所形成的不同的叙述调(diao)式，例如《狂(kuang)人日记》是亢奋、激昂的调(diao)式：“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救救孩子！”例如《伤逝》：“如果我能够，我要(yao)写下我的悔恨和(he)悲哀，为子君，为自己(ji)”“初春的夜，还是那么长”，则是惆(chou)怅、哀怨和(he)忏悔的调(diao)式。

长篇小说最要(yao)紧(jin)的是结构(gou)问题。中外有很多优秀作品的结构(gou)都可以参照。如“串珠式”，把“我”的人生中一(yi)些重要(yao)的生命片段像珍珠一(yi)样串联起来，例如英国作家狄更(geng)斯的《大卫·科波(bo)菲尔(er)》。还有一(yi)种我将其称(cheng)为“登(deng)楼式”，法(fa)国作家罗(luo)曼·罗(luo)兰的《约(yue)翰·克利斯朵夫》就是这(zhe)样写的：主角在少年时代初尝(chang)情感的甜美(mei)，这(zhe)是一(yi)个(ge)台阶，后来他进(jin)入音乐界，与父(fu)亲一(yi)起去宫廷(ting)演奏，一(yi)级一(yi)级往上升，最后到了巴(ba)黎，进(jin)入西方最重要(yao)的文化场所，谱出伟大的乐章。此(ci)外还有“横剖式”等。阅读了大量作品后，我最想学习的是李劼人《死(si)水(shui)微(wei)澜》的结构(gou)，我将其称(cheng)为“编辫式”，三个(ge)主要(yao)人物的命运纠缠、扭结在一(yi)起，就好像把三缕头发编成一(yi)条(tiao)美(mei)丽的辫子。

但到头来我不想模仿前人的既有结构(gou)，我应该在结构(gou)上创新。我最后独创了一(yi)个(ge)结构(gou)，我将其称(cheng)为“橘瓣式”。

在人物设置上，我参照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中有很多人物，你找不出哪个(ge)人物是主角，但你能找到每个(ge)片段里的主角。例如船(chuan)过虹桥那段，船(chuan)上的船(chuan)夫就是主角。我将《钟鼓楼》的故事(shi)设置在1982年12月12日早上5点到下午5点，空间是钟鼓楼下的普通四合院。这(zhe)个(ge)四合院里有十来户(hu)人家，每一(yi)户(hu)人家就好比一(yi)个(ge)橘子瓣，具有相对的封闭性，面临着自己(ji)的问题。但是他们住在一(yi)个(ge)院子里，就像橘子瓣合拢之后构(gou)成了一(yi)个(ge)总体。

橘子瓣还需要(yao)有橘子皮包裹。橘子皮是什么？就是一(yi)场婚礼。这(zhe)场婚礼把整个(ge)四合院的人家都牵连进(jin)去，还把院外的人也吸进(jin)来了。2021年，美(mei)国亚马逊(xun)穿越出版社(she)出版了我的《钟鼓楼》英译本，译名为《The Wedding Party》，即《婚礼派对》。我同意这(zhe)样的译法(fa)。

《钟鼓楼》是我的第一(yi)部长篇小说，获得(de)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我在茅盾先生的鼓励下，一(yi)直坚持长篇小说的写作，后来又写了《四牌楼》《栖凤(feng)楼》，与《钟鼓楼》构(gou)成“三楼系列”，还写了《风过耳(er)》，本世纪又推(tui)出了《飘窗》《邮轮碎片》。我坚持与时代同步，以小说形式为社(she)会进(jin)程留痕，在人性探索、人生意义的追问以及结构(gou)创新、文本韵味方面都努力下功夫。

多年来，我在文学大观(guan)园里始终没有消失(shi)，在默默劳(lao)作。我在写作上追求美(mei)，同时也包容(rong)自己(ji)，不追求完美(mei)。我是小小的、米粒大的苔花，但是我也开(kai)放，我要(yao)努力把自己(ji)绽圆了。

《 人民日报(bao) 》（ 2025年02月19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