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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shi)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权(quan)益保护(hu)，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近年来，检察机关作为(wei)法律监(jian)督机关和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hu)全过程的政法机关，通过用足用好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积(ji)极维护(hu)未成年人合法权(quan)益，守护(hu)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然而，在“全民触网”时代下，网络新业态发展的多跨性、风险性、趋利性，给检察机关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hu)公益诉讼带来了现实挑战。
一、未成年人网络保护(hu)公益诉讼面临的“五重”困境
一是公共利益标准不明。有观点认(ren)为(wei)，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或国家亲权(quan)理论，只要涉及多数未成年人权(quan)益的，都属于“公益”范畴。也有观点认(ren)为(wei)，对于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所保护(hu)的公共利益之范围(wei)边界(jie)，应秉持有特定(ding)主体的法律观，聚焦(jiao)不特定(ding)多数未成年人的利益。此外(wai)，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多以造成实际损害结果为(wei)前(qian)提，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hu)公益诉讼涉及个人信(xin)息保护(hu)、网络安全等新领域，为(wei)最大化保护(hu)未成年人利益，是否可以探索将网络侵害未成年人的潜在危险纳(na)入公益诉讼范畴，前(qian)移预防端口，值(zhi)得探讨。
二是因果关系认(ren)定(ding)较(jiao)难。一些网络运营平台对不良信(xin)息筛查管理措(cuo)施不力，部(bu)分网络产品和网络服务(wu)提供(gong)者故意规避法律相关规定(ding)，在未设置时间(jian)、权(quan)限、消费等管理功能的情况下，提供(gong)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的产品和服务(wu)等，此种生产端口和不良信(xin)息流入的无秩序状态容易造成未成年人网络权(quan)益遭受侵害，要在混同情形下溯(su)源(yuan)公共利益受损的直接原因难度较(jiao)大。
三是调查核实难度大。网络公益诉讼调查对象主要包括网络数据、即时信(xin)息、电子设备等，具有多样、即时、海量的特点，通常(chang)情况下跨平台、跨地域，甚至(zhi)跨国境。而当前(qian)检察机关办理网络公益诉讼案件的调查核实手段有限，除(chu)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hou)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可以申请证据保全外(wai)，缺乏查封(feng)、扣押等强制性措(cuo)施，容易造成证据变更、转移、损毁、灭失。
四(si)是监(jian)管职责边界(jie)模糊。互联网案件普遍具有跨地域性，企业注册地、主要营业地、服务(wu)覆盖地以及侵权(quan)行为(wei)地、侵害结果地各自分离，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常(chang)受行政监(jian)管属地原则限制，且(qie)涉及网信(xin)、公安、文旅、教育、出版、卫生健康、市场监(jian)督管理等多部(bu)门，范围(wei)广、领域多，各部(bu)门间(jian)的职责界(jie)限有待进一步厘清(qing)。
五是侵权(quan)损害惩戒不足。因网络公益诉讼涉及未成年人人数众多，同一侵权(quan)行为(wei)可能造成不同损害结果。比如，向未成年人提供(gong)含(han)有暴力、血腥、色情等不良信(xin)息的网络产品，可能造成未成年人心理偏(pian)差、行为(wei)模仿等，对心理受损严重的未成年人需要及时给予心理修(xiu)复(fu)和行为(wei)矫(jiao)治，目前(qian)针对上述问题尚(shang)缺乏统一认(ren)定(ding)标准，难以确(que)定(ding)具体损失情况。实践中，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请求主要集中在停止侵害、排除(chu)妨害、消除(chu)危险、恢复(fu)名誉、赔礼道歉(qian)等方面，这些对网络侵权(quan)责任主体的惩戒性明显不足。
二、提升未成年人网络保护(hu)公益诉讼案件办理质效的建议
一是采用“二分法”准确(que)界(jie)定(ding)未成年人网络公共利益受损范围(wei)。对于未成年人网络权(quan)益的保护(hu)，不仅要重视补救已经受到损害的权(quan)益，更要关注可能受到损害的风险，防患于未然。一方面，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仍然是民事诉讼，检察机关作为(wei)公共利益代表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虽享有原告(gao)权(quan)利，但(dan)并未打(da)破原被告(gao)的平等诉讼地位，仍应遵循(xun)民事裁判原则。另(ling)一方面，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促进行政机关全面依法履职，当行政机关怠于履职、消极履职使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存在损害风险，为(wei)避免公共利益遭受更大的实际损害，检察机关可积(ji)极履行预防性监(jian)督之责。因此，可采取“二分法”从损害实害性、危险性两个维度，根据公益诉讼案件不同类型分别予以界(jie)定(ding)，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以未成年人公共利益受到实际损害为(wei)标准，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以未成年人公共利益陷于损害危险为(wei)标准。
二是依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确(que)定(ding)责任归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是未成年人保护(hu)的基本遵循(xun)，破解公共利益损害责任认(ren)定(ding)难题，也应当从有利于更好维护(hu)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鉴于网络技(ji)术的专业性、复(fu)杂性，检察机关要证明未成年人公共利益受损与网络运营平台、网络产品提供(gong)者的行为(wei)之间(jian)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常(chang)常(chang)面临着“以现有技(ji)术发展水平难以实现”的抗辩，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采取举证责任倒置也于法无据，但(dan)可以探索民事公益诉讼“优势证据”标准，以此降低(di)检察机关证明难度，最大化实现保护(hu)公共利益的目的。就未成年人行政公益诉讼而言，针对网络监(jian)管职能交叉、多头管理的问题，可按照(zhao)“确(que)立+概括”原则，先从事项到部(bu)门、从领域到部(bu)门确(que)定(ding)具体行政职能部(bu)门；若无法明确(que)，再根据概括原则向上溯(su)源(yuan)，将未成年人保护(hu)职责作为(wei)判断标准，也就是说，只要法律明确(que)了行政机关具有未成年人保护(hu)职责，即便是未规定(ding)具体保护(hu)措(cuo)施，也可以将其作为(wei)公益诉讼监(jian)督对象。
三是从身份定(ding)位出发赋予检察机关一定(ding)的强制性调查核实权(quan)。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既不能完全等同于普通原告(gao)，也不能完全脱离原告(gao)身份行使法律监(jian)督权(quan)。为(wei)充分体现“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属性，确(que)保全面、客(ke)观收(shou)集公共利益受损的证据，从“法律监(jian)督者”的身份定(ding)位出发，建议在初查立案阶段赋予检察机关查封(feng)、扣押等强制性调查核实权(quan)。同时，应当建立调查核实惩戒机制，对责任主体应当配合调查而拒不配合的，应明确(que)要求其承担(dan)相应法律责任。如果违法主体故意隐瞒(man)、转移证据或证据损毁、灭失后(hou)，经恢复(fu)不影响(xiang)违法事实认(ren)定(ding)的，可视程度对其予以批评训(xun)诫、信(xin)用降级(ji)、行政处罚等；若证据无法恢复(fu)，但(dan)损害后(hou)果持续存在的，可以降低(di)证明标准，辅以其他证据直接认(ren)定(ding)违法主体的违法事实，确(que)保公共利益及时止损。
四(si)是借鉴域外(wai)经验(yan)引入网络侵权(quan)惩罚性损害赔偿(chang)。惩罚性损害赔偿(chang)具有补偿(chang)、惩罚、遏制等功能，该制度在域外(wai)被普遍采用。为(wei)解决当前(qian)未成年人网络权(quan)益保护(hu)中，责任追究(jiu)虚化、惩罚弱化的问题，可积(ji)极探索引入网络侵权(quan)惩罚性损害赔偿(chang)。一方面，规范惩罚性赔偿(chang)适用情形，明确(que)侵权(quan)赔偿(chang)的标准和计算方式，将惩罚性赔偿(chang)作为(wei)检察机关提起涉网未成年人民事公益诉讼的一项重要请求权(quan)，以此加大违法主体的行为(wei)成本。另(ling)一方面，建立完善惩罚性损害赔偿(chang)金监(jian)管机制，通过设立专门账户(hu)、确(que)定(ding)修(xiu)复(fu)方式、监(jian)管使用情况等，促进受损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恢复(fu)保护(hu)，从而实现惩罚与修(xiu)复(fu)的双重目的。
（来源(yuan)：检察日报，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