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生这(zhe)一思考的意义非常深远(yuan)。最近一二十年，学者就此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jiu)。如经济史对(dui)白(bai)银问题的系列(lie)研究(jiu)、张(zhang)显清对(dui)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的讨(tao)论、商传教授对(dui)晚明“人文主(zhu)义”的讨(tao)论等，又(you)有刘(liu)志(zhi)伟(wei)教授基于对(dui)基层社会的研究(jiu)，提出“明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表现，是(shi)基层社会的支(zhi)配权力由(you)地方豪强转变为士绅阶层”，王剑教授则从上层政治的维(wei)度，讨(tao)论密疏的非常制参与政治转型等，这(zhe)些学者的研究(jiu)回应了朱先生原有的设想。

接下来(lai)，李伯重先生就商业革命、商业信息与社会转型的关(guan)系展开讨(tao)论。李伯重先生认为，讨(tao)论社会转型问题需要参考一些成功的例子，从西欧的发展史看，商业革命这(zhe)个深刻的变化，是(shi)工业革命发生的前提和基础。商业革命对(dui)社会转型有什么作用(yong)呢？美国国父富兰克(ke)林曾说，“以为我们仅仅是(shi)为了我们本身，或我们各自的国家而生存，那是(shi)愚蠢的妄想。全智的造物主(zhu)已经命定在他的全部创(chuang)造中，都贯穿着互相依(yi)赖的关(guan)系”。人与人的相互依(yi)赖要通过各种手段实现，其中最为深刻的手段是(shi)市(shi)场，市(shi)场形成的依(yi)赖是(shi)使社会发生紧密联系最重要的途径。

商业革命主(zhu)要通过商人的求利(li)之心实现，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这(zhe)一点。在《史记·货殖列(lie)传》中，司马迁引用(yong)汉代早期的民间谚语，“天下熙熙，皆为利(li)来(lai)；天下攘攘，皆为利(li)往”；唐朝元稹的《估客乐》也说“估客无(wu)往著，有利(li)身则行……求珠驾沧海，采珠上荆(jing)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州布(bu)火浣，蜀(shu)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童眉眼明”。可见商人为了利(li)益，可以冒着一切风险，走(zou)遍世界(jie)，这(zhe)是(shi)其他行当做不到的。

商人走(zou)遍全世界(jie)最重要的依(yi)凭是(shi)商业信息。商业信息包括价格、时(shi)间、数量(liang)、需求总量(liang)等交易的信息，也包括物产、商品、获(huo)取方式等关(guan)于商品供求基本情况的信息。李伯重先生将明代以前的信息传播方式分为口头、书信、邮驿、邸报四种。首先是(shi)口头信息，古时(shi)叫葫芦(lu)语、锁子语、练语，宋朝叫市(shi)井隐语，又(you)叫江(jiang)湖行话。唐朝李义山(shan)曾说诸行市(shi)语“会不得”“难理会”，这(zhe)是(shi)民间为了不使商业情报外泄而发展出来(lai)的商业情报表述方式。口头信息交流的场所(suo)往往是(shi)茶馆（茶坊）。宋朝的茶馆中，有很多商人在此进行信息交换，如《东京梦华录》卷二“潘楼东街巷”条记载：“茶坊每五更点灯，博(bo)易买卖衣服图画(hua)花环领(ling)抹之类，至晓即散, 谓之‘鬼市(shi)子’”。

其二是(shi)书信。在古代，书信可以通过专人递送，但成本很高，《红楼梦》第120回说“贾政仍旧写家书，便(bian)把这(zhe)事写上，劝谕合家不必想念了。写完封好，即着家人回去(qu)”，可见到了清代，书信仍会通过专人递送，这(zhe)是(shi)顶级的富贵人家才能采用(yong)的方式，一般的商人无(wu)法负担。普(pu)通人递送书信，主(zhu)要通过路过的商客、僧人等代送，唐李朝威小说《柳毅传》、元尚仲贤杂剧《柳毅传书》中讲到的“柳毅传书”的故(gu)事便(bian)是(shi)如此。

不过，托路人送信可靠性不高，更为正式的信件(jian)会通过政府邮驿系统寄送。中国的邮驿系统早在春秋(qiu)战国时(shi)已经出现，汉代邮驿继承秦朝制度，统一名称为“驿”。到了唐代，全国设驿1639所(suo)，遇有紧急公文，通信使者朝夕可行三百(bai)余里。宋朝的邮驿系统从民夫充任驿卒改为士兵担任，增设“急递铺”，设金牌、银牌、铜牌三种，金牌一昼夜行五百(bai)里，银牌四百(bai)里，铜牌三百(bai)里。元代疆域扩大，仅在国内就有驿站1496处，并将邮驿改称为驿站。

杜牧《过华清宫绝句》写道“一骑红尘(chen)妃子笑，无(wu)人知是(shi)荔枝(zhi)来(lai)”，杨贵妃喜欢(huan)吃的荔枝(zhi)要从南方运来(lai)，严(yan)耕望推考了荔枝(zhi)由(you)涪州到长安(an)驿传的具(ju)体路线，将之命名为“天宝荔枝(zhi)道”。自四川到长安(an)路途遥远(yuan)，还要经过难行的水道，但仍能在送达时(shi)保持(chi)荔枝(zhi)的新鲜，可见唐朝时(shi)期邮驿系统之高效。虽然邮驿系统由(you)政府经营并为政府服务，但是(shi)官(guan)员的私人信件(jian)也可以通过官(guan)驿传递，在一些情况下，与官(guan)府或官(guan)员有关(guan)系的商人也能通过这(zhe)个系统传送商业信件(jian)。

比(bi)起需要使用(yong)马匹的邮驿系统，步行传递信息的方式更为简(jian)易。《旧五代史·僭伪列(lie)传一·杨行密传》记载唐末庐州人杨行密可以“日行三百(bai)里”，这(zhe)虽然有夸张(zhang)成分，但步行确实是(shi)唐人使用(yong)的传信手段之一。北宋民间出现了急行传递书信的人，称作“急脚”“急足”或“急脚子”，《水浒传》中就记载了“急足”：“原来(lai)这(zhe)戴院(yuan)长有一等惊人的道术，但出路时(shi)，赍(ji)书飞报紧急军情事，把两个甲(jia)马拴在两只腿上，作起神行法来(lai)，一日能行五百(bai)里。把四个甲(jia)马拴在腿上，便(bian)一日能行八百(bai)里。因此人都称做神行太保戴宗。”除此之外，信鸽也可以传递信息。据(ju)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初(chu)诗人张(zhang)九龄(ling)就曾豢养(yang)信鸽传信。

公开发表的邸报也是(shi)重要的信息传播媒介。邸报又(you)名邸抄（邸钞）、朝报、条报、杂报，作为政府公报，邸报的发布(bu)受朝廷的严(yan)密控(kong)制，其中有许多不得公开的消息。但对(dui)于商人而言(yan)，售卖邸报已经成为一种商机，故(gu)泄露邸报的行为屡禁(jin)不止，《西湖老(lao)人繁胜录》所(suo)载南京临安(an)的“诸行市(shi)” 中，就有“卖朝报”一行。为此，宋朝政府进行改革，在删(shan)去(qu)禁(jin)止内容后，由(you)商人发布(bu)邸报的“定本”。但这(zhe)样一来(lai)，“定本”邸报的内容多受限禁(jin)，审查制度又(you)造成出版时(shi)间上的稽延，使得邸报不能满足人们对(dui)新闻的需求。自北宋后期开始，就有人假冒“朝报”的形式，私自发行报纸。到了南宋，私营的“小报”十分流行。尽管(guan)政府三令五申，措施严(yan)厉(li)，却始终未(wei)能将小报禁(jin)绝。

到了明清时(shi)期，商业信息供求关(guan)系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随着市(shi)场的逐步扩张(zhang)，明清商业规模与商业运作方式比(bi)宋朝有很大的进步，对(dui)各地商品和商业信息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传媒业和作为传媒物质手段的印刷业皆有所(suo)发展，扩大了商业信息的供给。

明清时(shi)期，官(guan)营通讯(xun)系统与官(guan)营邸报信息的传播手段皆有扩展。明代海上交通日渐发达，在沿袭旧有邮驿系统之余，还开辟了海上邮驿。在此基础上，清朝的控(kong)制范围和实际控(kong)制深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清初(chu)有官(guan)办驿站1600余处，驿卒七万余名，驿马四万多匹，归兵部主(zhu)管(guan)。明清时(shi)期的邸报也与前代不同(tong)。明代改宋代的进奏院(yuan)为通政司，由(you)朝廷直接向全国各级官(guan)吏统一发布(bu)，取消了中间环节，送报由(you)驿站负责，每五日集中起来(lai)送一次，下至县(xian)官(guan)一级都能看到，地方得以及时(shi)知晓朝廷大事。

邸报登载的内容包括全国的重要人事任免(mian)命令、豁免(mian)灾(zai)区赋税的命令、皇帝的恩赐(ci)、皇帝的重要行动、对(dui)特殊(shu)功勋(xun)的奖赏(shang)、外番使节的觐见、各处的进贡礼物等，以及老(lao)年人瑞、违法失(shi)职的官(guan)吏处分，乃至奸淫案件(jian)等全国的特殊(shu)事故(gu)。在战争时(shi)期，军事上的胜利(li)、叛乱的镇压也登在邸抄上。《红楼梦》第99回写贾政在江(jiang)西粮道衙门，见到“桌上堆着许多邸报”，其中就有薛蟠行凶杀人的案情报道，下面还注(zhu)着“此稿未(wei)完”，因为怕(pa)“牵连着自己，好不放(fang)心，即将下一本开看，偏又(you)不是(shi)，只好翻(fan)来(lai)覆去(qu)，将报看完，终没有接这(zhe)一本的”。借(jie)助(zhu)邸报，各地官(guan)员能够掌握全国发生的重要事件(jian)，而对(dui)于商人来(lai)说，邸报登载的灾(zai)荒、兵乱、官(guan)员任免(mian)等重大事件(jian)皆蕴藏商机。

邸报

此外，明清时(shi)期，商业信息还有不少(shao)新的来(lai)源。中国的国家物价报告制度在明清时(shi)期达到了非常完备的程(cheng)度，清朝政府还颁布(bu)了很多具(ju)有工作手册性质的“则例”，其中也有关(guan)于商业的信息，如乾隆《物料价值则例》是(shi)中国历史上最大、最系统的全国物料价格和收入数据(ju)库，清代的商人们都可以看到。除此之外，民间还有“价格谱”等记载各地物价的资料，商人可以据(ju)此接触到丰富的商业信息。

价格谱

李伯重先生将明清商业传播方式的发展和创(chuang)新归纳为商帮内部信息交流、会馆与公所(suo)、民营报纸和民营邮政机构四点。商帮内部的信息交流方式主(zhu)要有二，一则如晋(jin)商的大型商号，实行联号制，总号设在山(shan)西原籍，并在外地重要城市(shi)广设分号，分号与总号之间进行频繁的信息交流；其二如徽商，主(zhu)要通过宗族纽带来(lai)收集商业情报。会馆也是(shi)商业信息交换与联络商人的重要场所(suo)。明清时(shi)期会馆增加十分迅速。到了清代中期，已遍及全国主(zhu)要城市(shi)甚至若干市(shi)镇。众多的独立经营的中小商人多借(jie)助(zhu)会馆进行商业信息交流。此外还有公所(suo)，公所(suo)与会馆原可通用(yong)。会馆主(zhu)要是(shi)以地区命名，公所(suo)则绝大多数是(shi)以行业命名，或以含行业的字义命名，较之会馆具(ju)有更强的行业性。

不过，最大的商业信息传播渠道还是(shi)报纸。宋代“小报”和明清“京报”都是(shi)非官(guan)方的民办的报纸，但宋代“小报”是(shi)民间私自印发的，没有专门从业人员，而明清时(shi)期的民间报纸已有专业的采编人员。“京报”是(shi)在京民间报纸的统称，“京报”报房出现于明代，兴盛于清代，是(shi)我国古代最早的专业新闻机构。报房的大量(liang)出现，使“京报”的印刷发行量(liang)大大增加。加之明清时(shi)期活字印刷术开始用(yong)于报纸印刷，使得信息传播更为便(bian)捷，报刊(kan)的印刷量(liang)也大幅增加。京报的总发行数字在手抄报纸的“白(bai)本报房”时(shi)期只有数百(bai)本，实行刻印以后销(xiao)数激增，最多的时(shi)候(hou)估计在一万份左右。此外，报纸大量(liang)刻印后，价格大大下降，到了清朝末年，民办报房京报的订户已经不限于诗礼簪缨之家。

此外，外省人士也可订购京报，通过送报人拿取报纸。送报人为了维(wei)持(chi)生活和长途跋涉的各项开销(xiao)，除送报外，一般还兼营代捎(shao)书信、代寄包裹、代购物件(jian)、代送银两等副业，由(you)此，明清时(shi)期私人送信的方式也进一步发展。上述在向外省发行报纸的同(tong)时(shi)捎(shao)带民间信件(jian)的形式，是(shi)北京地区民信局的雏形。除了报房外，北京还有一些票号、钱庄捎(shao)带信件(jian)，会馆、商行也可代收发信。如《尊行日记》记载“李宪荣士台，住福建建宁县(xian)北乡巧洋。如有信可寄至杭州生[漆行]，有建宁卖漆客，即可寄信；或往苏州到邵武会馆可寄信至[建]宁。李系壬(ren)申举人”。各个城市(shi)还有职业送信人，另有湖北麻城人经营的“麻乡约”商行专门替人传递信息。

专门为民间传递信件(jian)的民营邮政机构“民信局”大概从明朝中期开始出现，自东南沿海经济比(bi)较发达的地区逐渐延伸到内地，到19世纪逐渐成熟。例如北京的民信局有各自的业务活动区域，其中全盛泰专寄江(jiang)浙、两湖、四川、云贵等地信件(jian)，三义成递送天津、保定等周边(bian)地区信件(jian)，三盛信局则向东北投送邮件(jian)。一些民信局除了在北京设立总局，还在其他城市(shi)设置分号，各分号下面还可以有代理店，使民信局的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此外，随着东南沿海侨(qiao)居海外人口的日益增多，出现了专门办理华侨(qiao)同(tong)国内亲属通信与汇兑(dui)的侨(qiao)批局。

清代民信局红条封

明清时(shi)期，民间信息的传递效率比(bi)政府高很多，据(ju)姚廷遴《历年记》，明清易代之际，他是(shi)通过友人带来(lai)的“小报”得知北京的消息。到了清朝，民间系统传播信息更快，信件(jian)传递的速度关(guan)系着寄信的费用(yong)。一则道光廿(nian)四年5月26日北京与苏州票号之间的急信“委托天成局专送，限6月10日午时(shi)到，脚价纹银26两，早1天加2两，过午时(shi)罚2两，若逾至11日则罚4两”，北京与苏州相距1379公里，急信在半个月内即可送达，相应的费用(yong)也较高。

李伯重先生还借(jie)助(zhu)彭(peng)凯翔教授对(dui)清代粮食(shi)市(shi)场的研究(jiu)说明了当时(shi)信息的传播效率。清代最大规模的贸易是(shi)粮食(shi)贸易，商人需在最短时(shi)间内将粮食(shi)从产地运往销(xiao)售地，以争取更大的利(li)润空间。苏州与安(an)庆相距1300里，安(an)庆与武昌相距864里，但根据(ju)彭(peng)教授的研究(jiu)，三地在18世纪中后期的粮价波动趋(qu)势趋(qu)同(tong)，这(zhe)便(bian)是(shi)商人掌握商业信息后、迅速向各地运输粮食(shi)使然。

彭(peng)凯翔教授统计三地粮价

总而言(yan)之，明清时(shi)期的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zhe)既是(shi)全国市(shi)场发展的结果(guo)，也是(shi)全国市(shi)场发展的原因，李伯重先生将其称为“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

李伯重先生进一步指出， “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是(shi)造成明朝后期社会变化的重要原因。商业信息传播可以带来(lai)全国性的大集会，如崇祯年间至明末，复社举办了多次中国历史上少(shao)有的大规模集会。如崇祯六年的虎丘大会，据(ju)《复社纪略》，“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shan)左、江(jiang)右、晋(jin)、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xiong)宝殿不能容……观者甚众无(wu)不诧叹(tan)，以为三百(bai)年来(lai)，从未(wei)有此也”。到崇祯十四年张(zhang)溥(bu)去(qu)世时(shi)，集会规模更大，杜登春《社事始末》称“海内会葬者万人”，集会的信息能传播得如此之广，依(yi)托的正是(shi)商人群体的全国性活动。此外，复社成员交游地域广泛，《社事始末》称复社成员“壮(zhuang)游千里不赍(ji)粮”，可见广泛的交游活动背后是(shi)旅店、交通等商业设施的完善(shan)。

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对(dui)社会转型起到了怎样的作用(yong)？费尔普(pu)斯（Edmund Phelps）在《大繁荣》（Mass Flourishing）中提出：“一个人如果(guo)经常去(qu)了解他所(suo)在的社会或今天的全球经济中产生的新思想，他产生新创(chuang)意的能力也会大幅提高。”霍伊勒（Fred Hoyle）也曾指出：“当你生活在一个社团中时(shi)，社团的风俗习惯会严(yan)格地制约你，使你很难有破坏性的想法。只有外部的旁观者才能灌输危险的思想。”商业信息的传播，使得全国精英阶层得以经常交流、思想碰撞，从而产生了明朝末年中国历史上少(shao)有的思想繁荣时(shi)期。

朱维(wei)铮先生著有《利(li)玛窦(dou)与李卓吾》一文，指出李贽通过利(li)玛窦(dou)了解到很多中国以外世界(jie)的想法。李贽对(dui)利(li)玛窦(dou)评价很高：“承问及利(li)西泰。西泰，大西洋人也，到中国十万余里……是(shi)一极标致人，内甚玲(ling)珑，外甚朴(pu)实。吾所(suo)见未(wei)有其比(bi)。”李珺平进一步考证(zheng)了李贽与利(li)玛窦(dou)的交流，称利(li)玛窦(dou)带来(lai)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是(shi)上帝子民”等观点对(dui)李贽改订《易因》影响极大。思想的交流在很大程(cheng)度上也要依(yi)托商业信息的传播。经济发展、商业信息流通的加速，带来(lai)了思想交流，推动了社会转型。

既然如此，中国为什么没有从晚明开始“走(zou)出中世纪”？李伯重先生指出，社会转型不仅仅通过经济因素(su)来(lai)实现。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社会转型三大因素(su)”，即文化因素(su)、经济因素(su)、政治因素(su)。中国的“走(zou)出中世纪”在清代趋(qu)于停滞(zhi)，很大程(cheng)度上是(shi)政治对(dui)人的压制的结果(guo)。

在评议环节，主(zhu)持(chi)人高晞(xi)教授发言(yan)称，李伯重先生的演讲清晰易懂，引人入胜，对(dui)之触动最大的是(shi)讲座(zuo)末尾对(dui)“社会交往促进思想的诞生”的讨(tao)论。评议人王振忠(zhong)教授总结道，李伯重先生是(shi)学术大家，视野开阔，不仅对(dui)明清时(shi)期的经济、社会有多方面探(tan)讨(tao)，对(dui)于唐宋时(shi)代的历史问题也做过精深的研究(jiu)，并关(guan)注(zhu)同(tong)时(shi)代西方历史的发展，将中国和欧洲历史传播加以比(bi)较，能够上下千百(bai)年，结合政治、文化、经济史探(tan)讨(tao)，令人佩服。其所(suo)讲述的商业传播方式在明清时(shi)期的重大变化的确具(ju)有创(chuang)新意义。王振忠(zhong)教授曾研究(jiu)过一位清代前期的盐商，此人在家书中提到要将十几本《京报》寄给家人，近代以后，也有很多在上海的徽州盐商将读过的《申报》《新闻报》寄回家中，这(zhe)都涉及商业信息的传播。王振忠(zhong)教授提出了“明清时(shi)期社会转型的主(zhu)要标志(zhi)有哪些？”“其中与商业信息传播关(guan)系最为密切的是(shi)哪个？”两个问题，请李伯重先生指教。

李伯重先生回应称，晚明是(shi)社会转型的开端，商业信息传播起到最重要的作用(yong)是(shi)推动全国市(shi)场的形成，使得横(heng)跨三十多个经纬(wei)度的资源可以整体调度。从明朝开始，中国的白(bai)银和铜半数来(lai)自西南地区，到了清朝，人口不断增加，资源需求不断扩大，其中最重要的资源如木材、金石等，在中国东部非常缺乏，如果(guo)没有这(zhe)样的经济网络，清朝很难解决明朝后期遇到的困境。西南部的资源送到东部后，推动了东部经济的发展，东部又(you)通过进行对(dui)外贸易，流入了大量(liang)白(bai)银，使得国内有了可靠的货币流通，成为清代“长十八世纪”经济繁荣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