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秩序与环流：甲(jia)午战争早(zao)期史叙的知识史考察》，孙青著，社会(hui)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12月版，356页，89.00元

全书的核心概念“史叙”指什么，与现在比较流行的“历史书写”这一(yi)概念有什么不同？

孙青：本书交替使用“历史叙述”“史叙”，用来指涉各种对战争的记述，这种记述基于经验见闻（而(er)非逻辑推断或虚构(gou)想象）所作，强调历时(shi)性视角并追求某种“内(nei)在一(yi)致性”。其具体形式可(ke)以包括(kuo)文本、图像(xiang)及(ji)其他衍生文类。它们中的大部分在不同语言文化语境中，常会(hui)以“史”“纪”“本末”“颠末”“history”等确定的文类标识作自我界定，有些则不以固定的物理文本形式呈现，而(er)是停留在流动中的片段叙述状态。

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太大错(cuo)谬的话，“历史书写”概念是近年来全球历史学、文学批评、文化研究等领(ling)域的重要概念，通常指对历史叙述的建构(gou)、呈现和阐释方式的反思。它不仅关注历史事实是什么，更关注历史是如何在特定叙述模式、社会(hui)权力、意识形态等外在限制下被呈现、阐释与传播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书写”与本书的核心问(wen)题意识有很(hen)大关联，但又存在差异。

简(jian)而(er)言之，目(mu)前学界落实到经验研究层面的“历史书写”讨论，大多较为重视从比对“历史事实”与“历史书写”之间的差异入手，讨论隐匿其后的叙述者的主观动因。而(er)本书则更关注造成这类差异的客观因素(su)，尤其是各类叙述机制诸如文类形式、书写格式、表达结构(gou)程(cheng)式以及(ji)档案归集(ji)与馆阁书史制度等等本身的限制——书中称之为知识的“秩序”。也就是说，较侧重考察叙史制度与机制等隐性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变动对史叙文本的影(ying)响。

此外，历史叙述作为叙史活动对历史经验的各类非虚构(gou)表达，除了文字以外，也包括(kuo)图像(xiang)、照(zhao)片甚至即时(shi)性的媒体报道。这些形式与基于逻辑推断或虚构(gou)想象的历史主题写作有所差别，也与强调盖(gai)棺定论时(shi)间隔断的事后追述性历史书写不完全一(yi)致。

从本书所处理的有关甲(jia)午战争的史叙来看，似乎这些具体的文献形式或明(ming)或暗采用“史”的标识，其着眼点有时(shi)更在于它的文类特征——如能(neng)提供某种全局性或整体化的阐释线索，将(jiang)历史事实串(chuan)联成具有某种内(nei)在一(yi)致性结构(gou)的经验过(guo)程(cheng)等。比如1895年，日(ri)本人井上辻(shi)吉(ji)在东京出版的The Japan China War就是一(yi)个合订本。是在战争结束后，将(jiang)他之前逐(zhu)一(yi)分别单行的三种英文战史The Naval Battle of Haiyang、The Japan China War on the Regent’s Sword: Kingchow, Port Arthur, and Talienwan 、The Fall of Wei-hai-wei修订合并而(er)成，汇诸役（battles）情形为一(yi)大战（war）之始末。也就是说，这些单行战史最初出版时(shi)，并不明(ming)确预(yu)知战役的发展方向与终点。初时(shi)，这些单行战史由(you)别发洋(yang)行（Kelly & Walsh, Limited）在横滨(bin)、香港、上海和新加坡的网点同时(shi)发行，声称主要依据(ju)了官方档案和一(yi)些别的材料，并采用了大量(liang)珂罗版照(zhao)片，其用意是在强调自身非虚构(gou)的文类特征，而(er)到了1895年合并修订本The Japan China War出版时(shi)，某种整体性的解释线索又被添加进去。

另外，目(mu)前学界有关历史书写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叙事性”是书写形式对经验对象进行结构(gou)化呈现及(ji)作出阐释的一(yi)个重要方向。而(er)这种“叙事性”基本上是故事化的，主要工作是为历史过(guo)程(cheng)建立事件发生的因果链环，并依据(ju)与事件因果发展的相关程(cheng)度设置主从角色，以及(ji)陈述其行动与事件的关系等等，这种特征可(ke)以称为“事件化”。因此有一(yi)个相关联的分析概念就是“历史叙事”。不过(guo)，本书通过(guo)对十九世纪至二(er)十世纪初有关甲(jia)午战争的汉字、和文等官、私史叙形成过(guo)程(cheng)进行经验观察，发现史叙的结构(gou)化方向还存在“事件化”以外的线索。我暂时(shi)尝试以“事务化”来勾勒(le)追溯之。这种“事务化”的叙述方向，是以历史过(guo)程(cheng)所牵涉的行政流程(cheng)为主要线索和时(shi)空经纬来编织的。这一(yi)取向可(ke)能(neng)与汉字圈深远的文书行政技术(shu)、馆阁书史制度及(ji)从中央到地方的衙署(shu)文档归集(ji)机制密(mi)切相关。强大的官修书史传统与文书行政技术(shu)是东亚汉字圈较为突出的一(yi)个知识史的机制性特征，而(er)十九世纪末恰是这个机制发生急(ji)剧变动的阶(jie)段。东亚汉字圈的精英原先依托汉字书面语、汉文史书传统、汉字典籍共(gong)同文本，以及(ji)源自典籍的公共(gong)议题等共(gong)识基础所缔结的知识空间正发生变动与崩解。而(er)在这个变动中，史叙对历史经验过(guo)程(cheng)的“事件化”与“事务化”这两个结构(gou)化取向将(jiang)如何变化，是本书关注的重心之一(yi)。因此我采用“史叙”而(er)不是学界较为习见的“历史书写”与“历史叙事”来加以锚定，背后的基本考虑大致如此。

按照(zhao)您书中第一(yi)章的看法，传统的官方战争史叙与日(ri)常行政纠结在一(yi)起，这造成了什么特点与后果，而(er)后来战史的撰写是如何从日(ri)常行政中“脱范”（或“脱嵌”）的？

孙青：严格来说，官方战争史叙大致包含了明(ming)清中央馆阁书史机制和各地官府(fu)主导下的方志书写等不同层级的官修史面向。官修史不仅仅在北京有，地方志实际上也是在官府(fu)主导下撰修的，体例往往也与中央机关撰修的志书保持一(yi)致。不过(guo)，书中所讲的官方战争史叙，没有完全覆盖(gai)所有的官史类型。因为本书讨论的对象是甲(jia)午战争的即时(shi)史叙，馆阁书史是其中最主要的官修史形式，方志尚未参与其中，因此我的讨论集(ji)中于这个层面。我后来在针对具体案例时(shi)，也较多采用“馆阁书史机制”的表述，以作限定。其实各地方志中也有不少阵(zhen)亡将(jiang)领(ling)碑传等内(nei)容，但它们与行政流程(cheng)的纠葛较为间接。例如左宝贵的碑传，虽然在地方志中也有记载，但它是根据(ju)官方记述转述并加以补充的。这一(yi)部分的情况，应(ying)留待之后再做进一(yi)步讨论。

本书处理的几类清代主要馆阁书史类型，包括(kuo)国史馆的“忠义传”、实录、起居注等等，其中最重要、最特殊(shu)的是军机处下设方略馆修的军事方略。这种专门讨论战争的、官修的军事活动专史，在中国历朝(chao)只有清代才有。为什么清代特别强调方略？这一(yi)问(wen)题恐怕还有待进行深入思考。有一(yi)个可(ke)能(neng)是跟雍正时(shi)期的西北用兵有关。方略所记战役，从清入关之前的“开(kai)国”诸战就开(kai)始了，它反映了清朝(chao)不断强调帝国武功(gong)的特点。我觉得这大概与清代的王朝(chao)合法性有关。因为清的合法性并没有过(guo)多借(jie)用明(ming)代的正统叙事，单一(yi)强调“奉(feng)天承运”型的权力来源，而(er)是毫不讳言地持续强调王朝(chao)武功(gong)。

传统的官方战争史叙与日(ri)常行政纠结在一(yi)起，历史叙述服务于行政目(mu)的，造成的结果就是战史书写本身的事件因果链不很(hen)明(ming)确，呈现出明(ming)显的事务化特征。

在方略里，卷首的御制诗、御制文及(ji)告天表文完成的是对主题军事行动的事件化叙事。不过(guo)一(yi)旦到了正文部分，就是高度事务化了，主要是按照(zhao)时(shi)序以摘录章奏、谕旨等公文原文来清理与呈现用兵本末，基本上就是档案的汇编。早(zao)期方略还会(hui)有“臣等谨案”领(ling)出一(yi)段编纂史官概括(kuo)事件或歌颂帝王功(gong)德的文字，清中叶以后史官的主动措辞逐(zhu)渐减(jian)少，直至完全消失(shi)。

那么史官在哪些地方还能(neng)有所作为呢？我在写方略一(yi)节时(shi)做过(guo)梳理，比如可(ke)以改变档案之间的流程(cheng)顺序加以辑录。我在关注《平定教匪纪略》时(shi)，发现了一(yi)种颇为珍贵的史料，就是方略馆在编这份(fen)纪略时(shi)留下的调阅(yue)辑录文献的全纪录《平定教匪纪略总档》，建立于嘉庆(qing)十九年正月初八日(ri)，终结于嘉庆(qing)二(er)十一(yi)年五月。方略馆为编纂《平定教匪纪略》必须调取、挑选章奏谕旨，并逐(zhu)日(ri)按文书责任人编目(mu)，侧重以事务化取向经纬史事。通过(guo)比对定稿发现，他们选了一(yi)部分总档的内(nei)容编进去，并且(qie)有些是改变了顺序抄录的。这是史官能(neng)做的事件化历史书写以外的事情。

国史馆修史的情况也相似。“忠义传包”中有很(hen)多草稿，都属于史官的日(ri)常功(gong)课。这些功(gong)课包括(kuo)依据(ju)涉及(ji)恤忠立传行政流程(cheng)的所有往来公文（通常为前线章奏、谕旨、兵部开(kai)具的传主履(lu)历单等）起草、增削、改定传稿。通过(guo)比对，我们发现“忠义传”撰修的一(yi)般原则是对谕旨“可(ke)节不可(ke)删”，即不改动谕旨确认过(guo)的表达。而(er)对章奏所述阵(zhen)亡事迹可(ke)以概括(kuo)、归并，但也很(hen)少会(hui)增加溢出行政公文表述文字以外的史官主观叙述。所以，史书本身并不像(xiang)我们今天认为的那样，仅仅承载着为王朝(chao)修史的政治(zhi)功(gong)能(neng)，它实际上更是行政流程(cheng)中事务性的东西。

国史馆的时(shi)候是这样，但到了帝制终结后的清史馆时(shi)代就不一(yi)样了，清史馆需要盖(gai)棺定论。他们自己对于编纂原则也说得很(hen)清楚，认为国史馆是“宁滥(lan)勿遗”，而(er)自身则要考虑“千秋功(gong)罪”。当然，两者的传稿文本是一(yi)以贯之的，即清史馆继承了国史馆所有的传稿传包，甚至修纂人员也有不少父子(zi)相继的情况，只是编纂原则彻底(di)变了。到了这个时(shi)候，历史修纂可(ke)以说已经“脱嵌”了。

私人撰史的传统在古(gu)代中国一(yi)直存在，甲(jia)午战争的私人修史有什么不同？无论是官修还是私修，基本都围绕同一(yi)史源吗？相对于事务性的官史书写，我们更容易(yi)接触的是私人修史事件性、史论性的书写，它是否塑造了国人对甲(jia)午战争的常识性认识？

孙青：私人撰史的传统在中国古(gu)代确实一(yi)直存在。但私修史的变化从明(ming)末就已出现了。明(ming)清有一(yi)个很(hen)特殊(shu)的情况。为什么明(ming)末私修史突然多了起来？因为《明(ming)实录》曾被烧毁(hui)过(guo)。之前《明(ming)实录》不允(yun)许大家抄，官方史料是不开(kai)放的。后来因为烧毁(hui)后开(kai)放了，所以就有不少士绅去抄官修史。这时(shi)就有大量(liang)私修史涌现，但这个私修史是基于官方史料的。清末也是这样，清末关于战争的很(hen)多私人修史，实际上有大量(liang)的官方史源，而(er)且(qie)这个私人不是普通人，而(er)是士绅。

我看到有学者的研究称之为“幕府(fu)修史”，我觉得这种说法还不太精确。因为很(hen)多人其实只是底(di)层官员，并不隶属于任何人的幕府(fu)。也不是幕府(fu)非要修史。我整理了这些私人修史者的身份(fen)，包括(kuo)他们接触到的材料来源。比如魏源编《圣武纪》，他当时(shi)担(dan)任什么职务能(neng)看到这些材料？有很(hen)多中低级司员，包括(kuo)一(yi)些在兵部、通政司及(ji)各口洋(yang)关税司任职的人员，他们因为当时(shi)在从事相关工作，所以能(neng)接触到这些史料，然后自己回去就尝试叙史。也就是说，从十九世纪中后期开(kai)始，有关战争的许多私人撰史，有非常清晰的官方档案来源，撰写者往往服务于涉及(ji)战时(shi)文书流转的官署(shu)部衙，至少与之关系密(mi)切。虽然私修史的形式仍多使用前代就有的笔记体裁，尤其是“书事文”，但“私史官源”的特点很(hen)显著，并不能(neng)简(jian)单以“野史”目(mu)之。不能(neng)说，前代的私人撰史就一(yi)定没有类似的情况，但至少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私撰军事史中，是能(neng)够清晰地看到机制依据(ju)的。

实际上，类似的情况并不是仅仅发生在中国。比如朝(chao)鲜半(ban)岛的汉文战史，有一(yi)位作者李晚(wan)焘，他是春秋馆的史官。关于1894年6月21日(ri)发生的高丽王宫(gong)被围事件，他在春秋馆的日(ri)记中是一(yi)种写法，在私人的《响山日(ri)记》里又是另一(yi)种写法。后者细节更为丰(feng)富，更为血(xue)腥和混乱，包括(kuo)高宗生父大院君出面谈(tan)判、终结乱局这些内(nei)容。而(er)原来的《承政院日(ri)记》这种文本实际上没有为事件化史叙留下空间，因而(er)无法去描述这些细节。当然他主观上的考虑暂时(shi)无法深究。很(hen)明(ming)显，就对“历史事件”的故事化曲折呈现而(er)言，他更能(neng)在自己的私人日(ri)记里展开(kai)。不过(guo)，这类私修史同样也是“私史官源”的。

当然，由(you)于清王朝(chao)官修史的开(kai)放程(cheng)度有限，相关信(xin)息(xi)基本是在一(yi)些大大小小的政治(zhi)（知识）共(gong)同体内(nei)流传。因此人们对历史的一(yi)般常识性认知很(hen)难直接从此获取，往往需要经过(guo)多次转手。本来内(nei)外军事活动就是明(ming)清私修史极为热(re)衷的主题，到了甲(jia)午战争时(shi)期，汉字圈各口岸城市的近代传播媒体又因战争报道而(er)高度活跃。文字记载、图片、口说、游艺、教育考试等传播形式，都参与了战时(shi)及(ji)战后短(duan)期内(nei)的即时(shi)“叙史”，这一(yi)方面为私人修史提供了有别于此前的史源，另一(yi)方面也当然会(hui)影(ying)响人们对战争历史的常识认知。

您在书中对于史叙和史源有很(hen)多的讨论，而(er)历史书写和史源学是现在历史学界比较热(re)门的概念，您怎么看这种史学趋向？

孙青：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太大的偏差，目(mu)前学界关注“历史书写”背后的史源问(wen)题，其实就隐含了某种知识秩序的判断。也就是说需要去推断哪种书写更“真实”，离(li)历史经验最近。不过(guo)我的问(wen)题意识，重点并不在于依据(ju)史料阶(jie)序加以取舍，来线性证明(ming)某种更真的“真相”，而(er)是对史叙的固有阶(jie)序加以对象化观察，并尝试突破单一(yi)阶(jie)序，将(jiang)史叙还原到最初书写时(shi)所处的基础结构(gou)中去理解。虽然一(yi)定会(hui)用到史源学的方法，但问(wen)题意识却并不相同。简(jian)而(er)言之，本书是知识史而(er)不是史学史或讨论历史书写的著作，在追溯史源时(shi)，我更关心的是一(yi)个社会(hui)性的知识共(gong)同群(qun)体有没有一(yi)些最基础的共(gong)同文本（跨语言、跨区域被共(gong)同阅(yue)读(du)、讨论和引述）的问(wen)题。基于我特殊(shu)的设问(wen)，很(hen)显然，仅靠判断谁更“源”、谁更“正”则无法解答，而(er)需要别立视角。这一(yi)学术(shu)关怀在各章都有所体现，特别是第六章。

第六章讲《平定教匪纪略》，就是天理教这个事情（1813-1814年天理教教众在直、鲁、豫的军事活动）。我在讨论完全官修的《平定教匪纪略》时(shi)，通过(guo)将(jiang)逐(zhu)日(ri)原始章奏流水如《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编纂专档《平定教匪纪略总档》和最终刻(ke)板的《平定教匪纪略》加以比对；并对照(zhao)同一(yi)事件的几种私修史叙，包括(kuo)蒋湘南《七经楼文钞》中的书事文《书滑县平贼事》，盛大士撰《靖逆记》，魏源《圣武记》第十卷《嘉庆(qing)畿辅靖贼记》，昭槤《啸(xiao)亭杂录》第六卷《滑县之捷》等，发现它们之间都有关联。也就是说当时(shi)即使是所谓私修史，其实主要信(xin)息(xi)甚至叙史的事件化经纬结构(gou)仍然是来自“官源”。

盛大士的《靖逆记》在序言中简(jian)短(duan)叙述了其书的编纂经过(guo)，提到他得以“恭读(du)《钦定平定教匪纪略》”，证实了私史与官源存在勾连脉(mai)络。从日(ri)期来看，当时(shi)《平定教匪纪略》刚刚钦定、颁赐，仅有七十九位王公亲贵与部院督抚大臣可(ke)以看到，盛大士作为一(yi)个下层士人是怎么看到的呢？我有一(yi)些猜测，可(ke)能(neng)与书法家董(dong)诰(gao)（文华殿、入直军机，在颁赏(shang)名单之内(nei)）有关，董(dong)和盛在书画方面有交流。但无论如何，两个文本存在共(gong)同史源。

判断同一(yi)史源可(ke)以从几个方面入手，例如直接引用皇帝的谕旨内(nei)容，行政文本，使用朝(chao)廷(ting)掌握且(qie)没有颁布的口供，以及(ji)一(yi)些保留了官方史源高度事件化痕迹的记载，等等。

那么官方史源是怎样流向私修史的呢？我接下来的研究要致力于把沟通官方行政文书与民间私修史叙的史源桥(qiao)梁研究清楚。还有一(yi)个问(wen)题是，这些史源所流通的人群(qun)，是否构(gou)成了某种特定的信(xin)息(xi)共(gong)同体？我猜测是有一(yi)个个小团体的，如十九世纪中叶的魏源、阮元、蒋湘南、盛大士等人，对天理教叛乱的叙史构(gou)成了他们的一(yi)个“公共(gong)议题”。这些圈子(zi)多以各部衙中下层官员为主，在日(ri)常工作中能(neng)看到官方档案。他们互(hu)相交流看到的文档信(xin)息(xi)，因此叙史的故事结构(gou)都很(hen)像(xiang)。通过(guo)分析他们的身份(fen)、文本，可(ke)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之间的联系。

所以我的问(wen)题意识一(yi)开(kai)始是很(hen)朴素(su)的：消息(xi)是怎么流传下来的？私人修史者是怎么看到的？为什么叙事结构(gou)都差不多？最后它们凝结成这本书背后最重要的一(yi)个关怀，就是哈贝马斯的“共(gong)同议题”。所谓共(gong)同议题，是指在某一(yi)特定时(shi)空中某些群(qun)体共(gong)同关心的议题，围绕这些议题的参与，可(ke)以在人与人之间生成知识空间或社会(hui)性空间，因此这是人和人之间交往的一(yi)种特殊(shu)形态。这个议题一(yi)开(kai)始可(ke)能(neng)是诗画，后来战争爆(bao)发了变成战争，但是借(jie)着这个议题，讨论很(hen)可(ke)能(neng)已经溢出了这个战争的范畴。

比如翰林院编修丁立钧复命进呈《东藩事略》，以便及(ji)时(shi)满足光绪皇帝了解清朝(chao)和朝(chao)鲜关系的知识需求；同时(shi)附上《东事条陈》五条军政意见，讲对朝(chao)鲜应(ying)该如何用兵的意见。接下来他又给(gei)他的老师翁同龢写信(xin)，说自己写条陈的时(shi)候“大率人云，无甚深切之言”，只能(neng)写一(yi)些俗(su)套的话，真正想要讲的话却“率非代奏可(ke)详尽”。他和翁同龢就说了他真正想讲的话，就是他对北洋(yang)派系把持政局的种种不满和意见。这表示关于朝(chao)鲜、中朝(chao)关系和这场战争是一(yi)个共(gong)同体的公共(gong)议题。他们都要从这件事说起。如果丁立钧不是因为编纂《东藩事略》，他在皇帝面前是不容易(yi)有发言权的；他和翁同龢之间的交流，也要从这场战争说起。

我认为，对于甲(jia)午战争的认识和历史叙述，已经是一(yi)个公共(gong)议题了。而(er)且(qie)这个公共(gong)议题不仅是中国的，它是在整个东亚汉字圈的，甚至是跨越语言的公共(gong)议题。

这个公共(gong)议题有很(hen)多分支，比如文明(ming)决定论也是这个时(shi)候建立的。日(ri)本人认为文明(ming)决定论对大家都是一(yi)个很(hen)好的解决方案。从光绪皇帝或李鸿章的角度来说，文明(ming)决定论把一(yi)场战争的胜负关键与维新、西学联系起来，既然面对的是明(ming)治(zhi)维新后的日(ri)本，战争失(shi)败就是必然的命运，不是他们的责任。光绪皇帝还把宣扬“文明(ming)教化论”的《中东战纪本末》刻(ke)好后送给(gei)朝(chao)鲜宫(gong)内(nei)厅的人带回去给(gei)朝(chao)鲜国王，可(ke)见他内(nei)心的态度。这套理论恰恰是日(ri)本也期待朝(chao)鲜接受的。但同时(shi)也存在另外一(yi)种意见，《东方兵事纪略》的作者姚锡光就提出，甲(jia)午战败的责任在于“封疆之吏(li)”和“将(jiang)帅无能(neng)”，没有必然导致战败的“世变”，一(yi)切都是“奇变”，是可(ke)以通过(guo)“明(ming)耻教战”来改变的。原来我们以为甲(jia)午战争中的文明(ming)决定论是举世都接受的，其实不然，其中还有隐藏(cang)线索，只是被后来的历史叙事湮没了。还有一(yi)点，文明(ming)决定论在那个时(shi)候的解释框架中可(ke)以平行移动，“文明(ming)”阶(jie)序不只存在于中西之间，也可(ke)以被平移到先完成“西化”的日(ri)本和清朝(chao)中国之间。

甲(jia)午战争期间，无论是清廷(ting)、日(ri)本军方还是民间社会(hui)，都出现了大量(liang)关于战况的谣言，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怎么看待这些战争谣言？它是知识生产必然带来的副作用吗？可(ke)不可(ke)以这样理解，对于清代的谣言，尤其是关于那些参战人员的谣言，原来就有一(yi)个体制上的容许空间，只不过(guo)在甲(jia)午战争时(shi)期我们看到它被更显著地呈现出来？

孙青：厘清“战争谣言”，虽然并不是本书主要关注的问(wen)题，但确实涉及(ji)了战时(shi)叙史的一(yi)些机制性（即前面提到的叙史“基础设施”）特征，值得展开(kai)说一(yi)下。

战争谣言产生有很(hen)多可(ke)能(neng)性，首先，是因为通信(xin)技术(shu)本身的问(wen)题。战争前线的真实情况没有人知道。就像(xiang)甲(jia)午海战，两艘军舰都沉没了，丁汝昌最后说了什么话，是怎么传回来的？后来是通过(guo)获救的落水水兵询问(wen)口供才得知的。再比如作为战时(shi)掌控情报枢纽的盛宣怀，连自己的弟(di)弟(di)盛星怀在战争中的生死下落都不明(ming)确，他曾写过(guo)一(yi)封信(xin)让家里派姨娘来照(zhao)顾受伤的弟(di)弟(di)，过(guo)两天又写信(xin)说弟(di)弟(di)已经死了，没有确切的消息(xi)。这是客观因素(su)。其次，因为作战时(shi)朝(chao)廷(ting)随时(shi)进行恤功(gong)罚罪前线调查以激励战事，主观性的“讳败为胜”就常会(hui)发生。另外，战功(gong)奏报有自己的汇报要素(su)，如杀敌人数(shu)可(ke)以作为阵(zhen)亡将(jiang)领(ling)所获祭葬及(ji)荫恤规(gui)格的依据(ju)。还有，为什么一(yi)定要写“洞胸一(yi)枪”，事实上记录者未必能(neng)看到这一(yi)枪，也未必有人真的去验尸，因为“洞胸”意味着正面迎击，“背后一(yi)枪”则可(ke)能(neng)是逃兵，一(yi)个是要奖的，一(yi)个是要杀的，后果大不一(yi)样。这些与历史过(guo)程(cheng)脱节的叙述产生于行政奏报的流程(cheng)中，本身是军政机制的一(yi)部分，但因为它们成了“忠义传”、实录等官修史最基础的叙述源头，往往被保留到最后，因此就成了叙史“谣言”。还有一(yi)个与谣言有关的机制在清代非常特殊(shu)，就是清代御史参奏“以风闻入奏”，甚至不需要情报的真实性，参奏事实上已经变成一(yi)种政治(zhi)机制，一(yi)种统治(zhi)权术(shu)。

总之，谣言呈现出非常多元的特点。牵涉政治(zhi)机制、御史制度的变化等等，也有通讯技术(shu)的原因。现有研究从文化史角度解读(du)历史上的谣与谶较为普遍，但实际上，却是政治(zhi)管理实践的机制流程(cheng)给(gei)谣言留下了可(ke)能(neng)性。

甲(jia)午战争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人类历史上较早(zao)有第三方国家媒体随军观战及(ji)参与报道的国际战争。西方很(hen)多国家的“战报”“战史”以及(ji)关于这场战争的“知识”，有什么样的特点？对于重新缔造东亚的知识空间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孙青：我在书里讲到情报译写的问(wen)题。当时(shi)东亚参战三国主要的情报源很(hen)多是来自报纸(zhi)。那个时(shi)候连总理衙门都是翻译《大阪(ban)每日(ri)新闻》《清日(ri)新闻》，《泰晤(wu)士报》是京师同文馆的学生受命翻译情报最主要的来源。我们的情报线索基本以天津为枢纽，分为两条：一(yi)是各驻(zhu)外公使，二(er)是海关税务司（包括(kuo)朝(chao)鲜仁川税务司）收集(ji)情报。海关税务司的情报来源主要是报纸(zhi)，各地的驻(zhu)外公使每日(ri)译报，或者把报纸(zhi)递给(gei)总理衙门翻译。这就涉及(ji)情报来源的问(wen)题。那些西方报纸(zhi)的记者都是拿着日(ri)本许可(ke)证的战地记者。情报来源主要有三类：一(yi)是随军记者的写作，二(er)是他们的报纸(zhi)，三是相互(hu)之间的翻译。其实《泰晤(wu)士报》也会(hui)翻译我们的中文资料，这不是单向的，而(er)是一(yi)个“环流”。其实连画报图片都是环流的。我们的宣战谕旨第二(er)天就在《泰晤(wu)士报》刊登了，《申报》比《泰晤(wu)士报》还晚(wan)，这种报刊上的报道，在今天看来只是民间的信(xin)息(xi)流通，但在当时(shi)却是军事信(xin)息(xi)的重要来源。

甲(jia)午战争期间及(ji)战后短(duan)期内(nei)的媒体报道，也影(ying)响了近代东亚的知识空间。

过(guo)去我们说的“汉字文化圈”，是西嶋定生提出的，我们总是在说日(ri)本人是如何学习我们的汉字。金文京有一(yi)本书《汉文与东亚世界》，他想要表达的是，当汉字成为这个区域精英共(gong)同书面语工具之后（我们常说日(ri)本、朝(chao)鲜、越南用汉字，其实是那些国家的精英阶(jie)层在共(gong)同政治(zhi)文化生活中使用汉字书面语，而(er)不是全民现象。也就是说，汉字文化圈其实是个精英文化圈，它是有阶(jie)层性的书面语传统），它就开(kai)始自我繁殖了，就像(xiang)人工智能(neng)一(yi)样，开(kai)始逐(zhu)渐形成自己的“汉文世界”。陈力卫老师的研究就提到，日(ri)本的汉字书面语在江(jiang)户时(shi)代以后，开(kai)始吸取明(ming)清小说的文本来更新汉语书面语修辞，逐(zhu)渐注重有活力的汉语口说传统，而(er)不仅仅局限于依据(ju)精英经典文本。这时(shi)汉语书面语已经从极少数(shu)精英往下走了一(yi)点，向参与共(gong)同政治(zhi)生活及(ji)文化传播的一(yi)般经史读(du)写群(qun)体延伸。而(er)到了甲(jia)午战争这个时(shi)段，日(ri)本恰恰因为对战争的新闻报道，而(er)使得汉字书面语的修辞、体裁、内(nei)容及(ji)目(mu)标读(du)写群(qun)体的变动变得更加剧烈。

原来日(ri)本的报纸(zhi)是非常精英化的，大报全是汉字，连假(jia)名注音都没有，而(er)且(qie)都是论述式的，精英坐在家里就能(neng)评论战争。甲(jia)午战争时(shi)期，开(kai)始出现商业化报道，有不少新闻记者奔赴前线。老百姓想要看实时(shi)报道，但这种报道一(yi)开(kai)始对他们很(hen)有难度，因为汉字太多。一(yi)开(kai)始，对于老百姓来说，要通过(guo)每天分散的实时(shi)报道来理解事情的全部颇为困难，他们没有那种通过(guo)主动思维来逐(zhu)步整合事件全貌的阅(yue)读(du)习惯(guan)。大报以前多采用精英灌输模式，直接以汉字书面语给(gei)出一(yi)个完整的故事和评价。而(er)底(di)层小报虽不采用这种形式，但人们接受故事，多需要配(pei)图才能(neng)理解，就像(xiang)连环画一(yi)样。这个时(shi)候出现了一(yi)个分化，就是如何通过(guo)图片和片段式新闻报道的形式让老百姓了解战争。另外，在甲(jia)午战争过(guo)程(cheng)中，因为许多士兵来自贫苦人家，他们要写信(xin)报平安，连寄信(xin)回去的条件都没有，一(yi)些地方性的小报就免费刊登家书作为稿源，非常受欢迎。从那时(shi)开(kai)始，一(yi)些主要大报的汉字也开(kai)始增加注音，也就是说，这时(shi)以汉字为主的精英读(du)写圈开(kai)始发生了沉降。简(jian)而(er)言之，这个下沉首先是脱离(li)经典，其次是注音化，再次是加上配(pei)图。大报则还要改变报道形式，在俯视性的精英评论之外，增加平视性的前线实时(shi)报道。日(ri)本处在这样一(yi)个急(ji)剧的变动之中，中国也一(yi)样，《申报》《点石斋画报》的报道都是非常直观亲民的。从这个意义而(er)言，甲(jia)午战争作为第一(yi)场东亚近代大战，它搅动了汉字圈的日(ri)常，又逐(zhu)渐变成了另一(yi)种新的日(ri)常。我们可(ke)以观察到一(yi)个精英共(gong)同知识空间往下沉的过(guo)程(cheng)。我在书中还讨论过(guo)，从太平天国运动到甲(jia)午战争期间，对死去的人的祭祀权也在下降、沉降。这个趋势在东亚非常明(ming)显。

战争搅动了社会(hui)，从知识史的角度来讲，知识空间重组了，在重新缔结。原来的秩序，包括(kuo)人和人之间的秩序，文本的秩序——比如经史子(zi)集(ji)之间的关系、正文与脚注的关系、汉字与和文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

近代东亚知识空间再缔结的一(yi)些因素(su)，能(neng)更具体地谈(tan)谈(tan)吗？

孙青：知识空间是有社会(hui)性的，是一(yi)个共(gong)同体。我们现在痛感于信(xin)息(xi)茧房，就是面对同样一(yi)个文本，大家的知识准备不一(yi)样，就会(hui)鸡同鸭讲。语言不通多少可(ke)以通过(guo)翻译解决，但是没有共(gong)同的知识结构(gou)就无法交流。

近代东亚的知识空间重新缔结，是跨越语言、跨越阶(jie)层的，是有抓手的。它有一(yi)个具体的聚合方式，围绕哪个议题展开(kai)、变成一(yi)个怎样的群(qun)体，都是明(ming)确的。比如说我们围绕甲(jia)午战争，围绕着文明(ming)决定论，围绕某一(yi)个文本，就变成了一(yi)个共(gong)同群(qun)体。近代东亚的汉籍，使用得越广泛就越有讨论价值，因为它形成了一(yi)个共(gong)同文本。懂汉字的朝(chao)鲜人、越南人和中国人都在使用，而(er)且(qie)大家都围绕这个文本进行讨论、批注，这时(shi)这个文本就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因为它形成了一(yi)个公共(gong)议题。比如，书中提到的围绕《中东战纪本末》的日(ri)译本形成的一(yi)个小团体，他们在一(yi)个讨论圈里，就像(xiang)是在一(yi)个微信(xin)群(qun)里，能(neng)够讨论很(hen)多问(wen)题。这就是我尝试描述的知识空间，它有物理性的空间，也有社会(hui)性空间。我想重点讨论的是社会(hui)性空间，这个空间如何缔结，这是这本书想要表达的。

技术(shu)变革和城市化导致的文化版图变化，以及(ji)传播技术(shu)的发展，包括(kuo)西方记者的报道，实际上都在扩展这个知识空间。而(er)且(qie)它还有很(hen)重要的传播功(gong)能(neng)。一(yi)种是横向传播，一(yi)种是纵向传播。横向传播是空间的、区域的。纵向传播有两个维度，一(yi)个是历时(shi)性的，如何流传，还有一(yi)个是人群(qun)的，就是跨越阶(jie)层的纵向传播。甲(jia)午战争时(shi)期就发生了很(hen)多跨越阶(jie)层的传播。跨越阶(jie)层的传播很(hen)难，有几个条件。比如我以前也讨论过(guo)白话读(du)写的问(wen)题，读(du)写普及(ji)不光要提高识字率，更要解释读(du)写的规(gui)则，比如要知道书是从右(you)读(du)到左，如何标注，还要明(ming)白写作者与读(du)者间的修辞默(mo)契（如使用“敝帚自珍”等谦(qian)辞并不是真的在讨论扫帚）、为什么书需要有序言，要明(ming)白这些东西，光识字是不够的，是无法跨越阶(jie)层传播的。

甲(jia)午战争加速了这个过(guo)程(cheng)。客观上因为当时(shi)存在一(yi)些机制，例如前面提到的日(ri)本的报刊媒体的机制变化，另外主观上，文明(ming)决定论带来的文明(ming)改造，是战后东亚很(hen)多地区的一(yi)个解决问(wen)题的方向，就是启民智、扩大政治(zhi)参与等等。还有很(hen)重要的一(yi)点，战争要求的动员力度比日(ri)常动员大得多，日(ri)本必须把全民动员起来，中国也进入了军事动员时(shi)代，所以当然是加速的。

再说文化版图的变化。过(guo)去文化中心和行政中心是重合的，基本上省道府(fu)县，只要涉及(ji)科考，往往是区域文化中心。但是甲(jia)午战争前后发生了变化。一(yi)方面是口岸城市，比如上海，制度性媒体开(kai)始出现了。另外是废科举兴学堂使读(du)书人逐(zhu)渐向大型城市聚集(ji)，造成了文化中心与基层考场的剥离(li)。战争确实会(hui)加速文化版图的变化，但文化版图的变迁并不仅仅是因为战争。它关涉很(hen)多其他因素(su)，如文教改制和交通因素(su)等等。

这种再缔结还源于标准化战争技术(shu)的全球传播。近代战争同时(shi)也是一(yi)种技术(shu)和知识环流。江(jiang)南制造局有很(hen)多外国专家，甲(jia)午战争实际上往往是外国人跟外国人打——中方有很(hen)多洋(yang)员在船上，外交谈(tan)判也有很(hen)多洋(yang)人参与。从某种程(cheng)度上而(er)言，生产厂商也参与其中。军备供应(ying)将(jiang)坚船利炮引入战场，成为近代战争的重要方式。为了应(ying)战，就要迅速造炮台、买船舰，再从引入供应(ying)方技术(shu)人员到培(pei)养本土人才等等。同时(shi)，近代国际战争的规(gui)则，诸如如何宣战、如何界定战争结束，这些在前近代是不确定的，要到甲(jia)午战争时(shi)代才相对明(ming)确。

在引入近代军事技术(shu)、规(gui)则和训练军事人才时(shi)，便涉及(ji)了如何书写战争专史。这套机制是德国人在建立现代军事院校时(shi)就确定的，与我们史学传统中原有的体例并不相同。德国的战史课程(cheng)在十九世纪初传到荷兰(lan)皇家海军学院等军事院校，又传到日(ri)本，再为中国精英所知晓。德国的军事训练里必须要有战史，他们是通过(guo)战史来学习战例的。当传到日(ri)本时(shi)，由(you)于当时(shi)保守(shou)的陆军部不允(yun)许对师级以上军事决策做评价，就不能(neng)很(hen)好地发挥战史的这一(yi)功(gong)能(neng)。而(er)中国人在接触到这一(yi)套系统时(shi)，则开(kai)始探讨如何提升兵学在中国的地位。传统的兵学只有城防战术(shu)，没有具体的历史案例。即使讲到淝(fei)水之战这样以少胜多的战例，也只是泛泛而(er)谈(tan)，没有深入具体过(guo)程(cheng)。因为传统上并不认为打仗(zhang)需要从具体战史中学习，纸(zhi)上谈(tan)兵是可(ke)笑的。另一(yi)方面兵学是个技术(shu)层面的问(wen)题，史学无需承担(dan)解决这类问(wen)题的任务。但是这种“知识秩序”到了晚(wan)清开(kai)始出现变化，魏源就提出，应(ying)该从历史战例中吸取经验。有意思的是，魏源的《圣武纪》先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翻译到日(ri)本去的，有十几个版本，六十年代结合了兰(lan)学的内(nei)容，某些观点和语词又再以“兵学”的形式回传中国——这就是“环流”的一(yi)个例子(zi)。

标准化的知识还有很(hen)多，比如电报等通讯技术(shu)、现代标准化时(shi)间、空间测量(liang)等等。整个二(er)十世纪实际上是战争推动发展的时(shi)代。

说到知识的流动，您为什么用“环流”而(er)不是一(yi)般常用的“流动”或“互(hu)动”，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孙青：互(hu)动是点对点，环流是多向多点流动。“环流”是张伯伟教授提出来的概念分析工具，它未必是从一(yi)地到另一(yi)地的单向流动，而(er)可(ke)能(neng)是在两地或者多地之间多向、多次发生的流动。“环流”是没有单一(yi)线性秩序的，有时(shi)恰恰打破了固有的秩序。其展开(kai)模式是一(yi)种更为复杂的方式——这也可(ke)以认为是战争搅动“日(ri)常”的一(yi)个后果。

比如姚锡光在日(ri)记中记载了每日(ri)和自强学堂的学生王松(song)臣一(yi)起译“英国人所著甲(jia)午战史《中东战记》，至二(er)更回家”的情况，记录非常多。《中东战纪本末》不是汉文写的吗，那他是在“译”什么呢？后来有学者张黎源考证，当时(shi)有一(yi)份(fen)在天津出版的英文报纸(zhi)《京津泰晤(wu)士报》（Peking & Tientsin Times）刊登过(guo)北洋(yang)水师德国炮术(shu)教习瑞(rui)乃尔（Theodore H. Schnell）为德国政府(fu)撰写的两份(fen)报告的英译。其中一(yi)份(fen)德文报告底(di)本是一(yi)篇(pian)按时(shi)间顺序描述军事事件的《威(wei)海卫之战》（Der Kampf um Wei-hai-wei），先发表于《科隆公报》（Cologne Gazette），后被英译刊载。而(er)姚锡光曾称读(du)到王松(song)臣从英人译入的“洋(yang)员瑞(rui)乃尔辩(bian)词……言失(shi)刘公岛事”，感到“怒(nu)眦欲裂”。则当时(shi)他们为编纂《东方兵事记略》，每日(ri)在“译”的应(ying)该就是这个文本。《中东战纪本末》中文本他有，是托了叶瀚到上海买来寄给(gei)他的。这就是环流。姚锡光作为一(yi)个当事人曾参与甲(jia)午战争，但他的信(xin)息(xi)还要靠英文报纸(zhi)来补充记忆，因为当事人只能(neng)看到局部。他让人搜集(ji)《中东战记本末》，并翻译英文版，还要找人做口述，然后才开(kai)始写作。他对《中东战纪本末》的事务化记录方式不满意，因为这样会(hui)使得战争责任者不明(ming)确。

书中第七章还涉及(ji)几个有趣的例子(zi)。比如日(ri)本军官成泽(ze)茂马战后向日(ri)本原驻(zhu)法公使曾祢荒助学习法语，曾祢泽(ze)将(jiang)法国步兵大尉索瓦（Maxime Joseph Marie Sauvage）于1897年在巴黎出版的自著甲(jia)午战史La guerre Sino-Japonaise 1894-1895 （《中日(ri)战争，1894-1895》）推荐给(gei)成泽(ze)作为阅(yue)读(du)材料，成泽(ze)随后又把这本书翻译成了日(ri)语。实际上，在索瓦战史所列的参考书中，又有之前有贺长(chang)雄以法语出版的《甲(jia)午战争国际法》。又比如，日(ri)本当时(shi)有名的新闻记者藤野房次郎用日(ri)语翻译了林乐知、蔡尔康的《中东战纪本末》。此书是战后广学会(hui)分赠给(gei)大山岩和山县有朋的，一(yi)位武官获知后推荐给(gei)了藤野。而(er)藤野又在通达汉语公文的宫(gong)岛大八（曾师从保定莲(lian)池书院院长(chang)张裕钊）、三岛广（三岛毅之子(zi)）等人的帮助下将(jiang)其翻译为日(ri)语。很(hen)明(ming)显，对战事的叙述、翻译与讨论，是发生在一(yi)些特定人群(qun)之间的。这些人群(qun)通过(guo)这类活动形成了一(yi)个知识共(gong)同体，拥有一(yi)些共(gong)同文本，如有贺长(chang)雄《甲(jia)午战争国际法》、林乐知、蔡尔康《中东战纪本末》等；还形成了一(yi)些共(gong)同知识，如汉字书面语、法文、汉字公文书的读(du)解和翻译，以及(ji)对与此相关的一(yi)系列术(shu)语、制度与人事的共(gong)识性理解等等。

这便是本书所要观察和描述的社会(hui)性知识空间，本书实际上就是想要去追问(wen)，近代国际战争、全球化等十九世纪中后期发生的全局性变动，如何搅动了旧有的知识秩序和知识空间，又缔结了何种新的图景？实际上，成泽(ze)茂马和藤野房次郎的日(ri)译本，又变成了甲(jia)午战后某种新的“共(gong)同文本”，只是它们的读(du)写圈可(ke)能(neng)扩大了或者发生变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