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一百多年(nian)前美国那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一系列改革者的面庞浮现眼前，弗雷德里克·C.豪便是其中之一。豪是时任克利夫兰市市长汤姆·L.约翰逊(xun)的幕僚，他们共同成就了这座城(cheng)市，使之被(bei)誉为改革年(nian)代的明星城(cheng)市。1925年(nian)，豪出版了一本著作《一个改革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Reformer），详细描述了内战后几十年(nian)里他作为改革者所经历的一切。从一座美国小镇写起(qi)。在那里，压制正统观念——无(wu)论是宗教、政治(zhi)还(hai)是经济(ji)的——都是常态。再写到巴尔的摩、克利夫兰和(he)纽约，他在这些城(cheng)市参(can)与进步时代那些波澜壮阔的改革事业(ye)。最后是第一次世(shi)界大战和(he)战后的红色恐慌期(qi)间政府的镇压行动带给他的幻灭感。在政治(zhi)抱负(fu)和(he)非政治(zhi)的公民团(tuan)结理想之间挣扎(zha)，豪摸索都市政治(zhi)的道路带着困惑和(he)矛盾，这正是十九世(shi)纪末二十世(shi)纪初美国中产(chan)阶级公民改革的典型特征。而《一个改革者的自白》反映(ying)了豪对老派(pai)、清(qing)教、中产(chan)阶级的美国及其人民未能引领建立一个更加开放、慷慨和(he)人道的社会的失望。但他判断，改革将不断重新开启。

在《一个改革者的自白》出版三十年(nian)之后，美国历史学家(jia)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发表了《改革年(nian)代：从布赖恩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以下简(jian)称《改革年(nian)代》）。该(gai)书自出版以来备受赞誉和(he)批评。称赞者认为霍夫施塔特关于镀金时代和(he)进步时代至关重要问题上的看法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正确的。批评者则关注霍夫施塔特对民粹主(zhu)义、反犹(you)太主(zhu)义和(he)阴谋论的指控，也(ye)不同意他的地位革命论。无(wu)论怎样，《改革年(nian)代》向人们展示了一段复杂的美国历史时期(qi)，而这些复杂性“是我们对过去的传统印象所未能捕捉到的”，霍夫施塔特对改革的研究或是一支序曲，或提供一剂刺(ci)激。

关于改革的时代，霍夫施塔特表现出温和(he)的现时主(zhu)义。他在《改革年(nian)代》的开端便指出，从内战到1890年(nian)代这段美国历史，可以看成一个主(zhu)要以工业(ye)化、大陆扩张和(he)政治(zhi)保(bao)守主(zhu)义为主(zhu)题的时期(qi)，以此类推，刚刚过去的这个时代，即大致从1890年(nian)代起(qi)，至第二次世(shi)界大战结束的这段历史，则可视为一个改革的时代。“刚刚过去的这个时代”的说法表明霍夫施塔特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与改革年(nian)代十分接近(jin)，甚(shen)至改革在长时段上可能从未中断。改革的洪潮，尽管在1890年(nian)发生过大规模的回涌，在1920年(nian)代也(ye)曾短暂地消退(tui)，却(que)为二十世(shi)纪大部(bu)分时间里的美国政治(zhi)奠定了基(ji)调(diao)。霍夫斯塔特将过去六十五年(nian)里的改革运动分为三个阶段，其中两个阶段几乎是前后接续的：首先是农民反抗运动，其最强烈的表现是1890年(nian)代的平(ping)民主(zhu)义运动和(he)1896年(nian)布赖恩的总统竞选；接着是进步主(zhu)义运动，覆盖时间约为1900到1914年(nian)；最后是“新政”，其最具活力的阶段集中在1930年(nian)代的几年(nian)中。霍夫施塔特接着明确表明，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把(ba)1890年(nian)以来美国主(zhu)要改革运动那些熟(shu)悉(xi)的故事重新讲一遍(bian)，而是希望从他自己时代的角度进行新的分析。霍夫施塔特也(ye)非常清(qing)楚，过于关注当下“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危险就在于因过度聚(ju)焦于当下，而丧失了对历史真实(shi)性的确切认知”。毫无(wu)疑问，《改革年(nian)代》充斥着作者对现时政治(zhi)的担忧。他在1960年(nian)的一次采访(fang)中曾说：“我之所以成为一名历史学家(jia)，是因为我参(can)与了当代问题的研究。”或许正是因为他坚定地贯(guan)彻现时主(zhu)义，使他认定1890年(nian)代以来的改革没有中断。人们对于对称性和(he)历史延(yan)续性的渴望，会使得改革的要求不断被(bei)提出。这一点与豪的想法不谋而合。

豪与进步时代的许多改革者一样，在战前认为思想和(he)信(xin)息比利益更强大，运用智识传统可以结束不公平(ping)，促进社会福祉。霍夫施塔特显然也(ye)更重视思想、情感对改革的意义。关于“进步主(zhu)义”，霍夫施塔特指的是1900年(nian)以后那种随处可见的、倾向于针(zhen)砭时弊和(he)厉行变(bian)革的更为广泛的心理冲动；到了这一时期(qi)，农民抗议这条小溪流已变(bian)成波澜壮阔的大河，而强烈要求社会、经济(ji)改革的中产(chan)阶级人民，则凭着他们日益高涨的热情增加了这条大河的水量，并且改变(bian)了它的流向。作为一种改革思想，进步主(zhu)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共识的学说；相反，这是对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由大企业(ye)和(he)大城(cheng)市主(zhu)导的工业(ye)国家(jia)这一认识的一系列多样化回应。进步主(zhu)义包括(kuo)要求诚实(shi)、高效(xiao)和(he)更广泛的市政权(quan)力的运动，削弱垄断公司对州立法机构的控制。加强公用事业(ye)的公共控制或公有制，推动政治(zhi)进程(cheng)民主(zhu)化，削弱政党组(zu)织，要求妇女选举权(quan)，扩大政府监管企业(ye)的权(quan)力，以及通过社会福利立法等。这场运动的主(zhu)旋(xuan)律(lu)是重建一种经济(ji)个人主(zhu)义和(he)政治(zhi)民主(zhu)，人们普遍(bian)相信(xin)这些东西在美国曾一度存在，只是已经为大公司和(he)腐败的政治(zhi)机器所毁灭；在重建这些理念的同时，也(ye)要寻回某(mou)种道德感和(he)公民纯洁性，这些东西被(bei)认为也(ye)已丢(diu)失了。改革的冲动来自人们的怀(huai)旧情绪，改革的目标(biao)是找回业(ye)已存在美国过去社会中的那些美德和(he)纯真，可见智识传统要大于利益追求。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霍夫施塔特进而揭示，是关于社会地位的认知而不是利益使先前那些广义上可以称为“独立派(pai)”类型的人群变(bian)成进步派(pai)。他认为，主(zhu)要并不是因为经济(ji)剥削，而是因为他们是地位变(bian)动的受害者，这一变(bian)动就发生在十九世(shi)纪的最后十年(nian)和(he)二十世(shi)纪初。简(jian)言之，在相当大的程(cheng)度上领导了进步主(zhu)义运动的这批人，他们承受的时代苦(ku)难并非源自财富的缩减，而是由于社会威望和(he)权(quan)力的分配(pei)模式发生了变(bian)化。回到1870年(nian)前后，那时财富、地位和(he)权(quan)力在美国的分布还(hai)相当分散，中等收入的人也(ye)足以享有相当高的威望和(he)影响力，在很多小地方(fang)这一现象尤为普遍(bian)。在那个地方(fang)性名望还(hai)颇具分量的年(nian)代，小店主(zhu)、制造业(ye)主(zhu)、杰出的律(lu)师、编辑和(he)牧师，都算是地方(fang)上名声响亮的人物。霍夫施塔特最后得出结论说，每当现代社会发生重大变(bian)革之时，大部(bu)分知识分子、专门职业(ye)者和(he)民意塑造阶层，总能看清(qing)事态走向，于是全情投入他们认为代表着进步和(he)改革的那一方(fang)。罕有哪一次历史运动，这些阶层在其中起(qi)到的作用比在进步主(zhu)义运动中还(hai)要大。无(wu)疑，这些知识分子和(he)专门职业(ye)者之所以支持进步主(zhu)义事业(ye)，一部(bu)分原因和(he)中产(chan)阶级里的其他成员(yuan)是一样的，然而他们所在职业(ye)本身发生的显著变(bian)化，社会的日益复杂化，以及地位革命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带来的改变(bian)，也(ye)在影响着他们对事物的看法。

然而，改革的事实(shi)往往证明：利益比思想或信(xin)息更强大。克利夫兰、芝加哥、纽约等城(cheng)市的进步主(zhu)义改革实(shi)践表明，虽然许多商(shang)业(ye)和(he)专业(ye)人士准备投入时间、精力和(he)金钱来改善他们的城(cheng)市，但如果他们的基(ji)本利益受到威胁，他们会退(tui)缩并变(bian)得敌对。霍夫施塔特在评论反托拉斯运动时也(ye)指出，毫无(wu)疑问，相比其宣传造势的强度，反托拉斯运动取得的直接实(shi)质性成就是不大的；可是历史上这样的情形比比皆是——历经了艰苦(ku)、激烈的斗争，却(que)只收获了微末的成果。

应该(gai)说十九世(shi)纪末二十世(shi)纪初的改革本身就充满矛盾，原先属于平(ping)民主(zhu)义的改革主(zhu)张后来成为进步派(pai)的改革主(zhu)张，甚(shen)至被(bei)两党拿过去、写进党的纲(gang)领。或许是改革时代本身呈现出的这种特点使得霍夫施塔特被(bei)诟病(bing)为“模棱两可之王”，从他在《改革年(nian)代》的文字里可见到他的矛盾心理。批评者不满于他对直接民主(zhu)改革的摒弃，但与其说是摒弃，毋宁说是模棱两可、未予置评。譬(pi)如对于直接初选制、创制权(quan)、复决权(quan)、否(fou)决权(quan)等早期(qi)改革成就，霍夫施塔特认为这些目标(biao)的实(shi)现是“重建他们想象的存在于以往纯真年(nian)代的那种大众政府”。“想象的”“纯真年(nian)代”这类词汇似乎暗示霍夫施塔特并不看好这些政治(zhi)改革目标(biao)。在评价西奥多·罗斯福时，霍夫施塔特认为，罗斯福代表了这样一种类型的进步主(zhu)义领导者，他们真实(shi)的内心冲突(tu)是高度保(bao)守主(zhu)义的，如果不是因为有必要在建立社会秩(zhi)序的过程(cheng)中抵制那些具有威胁性的激进路线(xian)，他们可能根(gen)本不会成为进步派(pai)。这里指明进步派(pai)本身的矛盾性。但霍夫施塔特又清(qing)楚地意识到，老罗斯福时代的典型进步派(pai)思想家(jia)或改革者，一直同社会主(zhu)义者们进行着一种宽容的、互有裨益的对话，而且由于他们的半无(wu)产(chan)阶级性质，他们比较同情劳工。他们经受了“社会情绪的检验方(fang)式之一……无(wu)论社会中生活安逸的人们在心理上是更认同那些成功(gong)人士的权(quan)威和(he)成就，还(hai)是更加牵挂那些不幸者的需(xu)求和(he)苦(ku)难。相当大的程(cheng)度上，正是进步派(pai)的宣传鼓动，使得人们的同情心在社会层面上是向下的，而非向上的”。这与民主(zhu)改革的目标(biao)也(ye)是一致的，对霍夫施塔特反民主(zhu)的指责似乎站不住脚。

矛盾性也(ye)体现在改革者身上。霍夫施塔特分析了所有的专门职业(ye)和(he)行业(ye)中的律(lu)师行业(ye)，他认为很多律(lu)师身上都有一种矛盾属性，一方(fang)面他们为商(shang)业(ye)团(tuan)体服务并从中获益，另一方(fang)面，在人身关系上，他们又与之保(bao)持疏离；这种矛盾性对于进步主(zhu)义思想的塑造，以及进步主(zhu)义领导群体的构成，都产(chan)生了深远影响。很多律(lu)师参(can)与进步主(zhu)义政治(zhi)，是因为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律(lu)顾问，他们必须处处为委托人着想，但也(ye)有不少律(lu)师是由于从自己所在行业(ye)的变(bian)迁中，感受到了那种广泛存在的改革诉求的冲击力。所以，进步主(zhu)义是一场温和(he)而谨慎的运动，其目标(biao)不是社会结构的剧烈变(bian)革，而毋宁是形成一个负(fu)责任的精英(ying)群体，这批精英(ying)将把(ba)民间的冲动导向变(bian)革，并且是导向一系列适度的，用他们的话说，“建设性的”渠(qu)道。如同布兰代斯恰如其分的表述，这个领导集体“将在富人和(he)平(ping)民之间保(bao)持一种独立地位，随时准备着对任何(he)一方(fang)的过度行为加以制衡。”

实(shi)际上，对于平(ping)民主(zhu)义和(he)进步主(zhu)义的改革议题、中产(chan)阶级的分化，及至新政时期(qi)进步派(pai)和(he)保(bao)守派(pai)的改革主(zhu)张呈现的矛盾性、复杂性，霍夫施塔特在《改革年(nian)代》的前言中阐明了原因。他认为，移民的需(xu)求和(he)本地人的情绪，两相冲撞之下，产(chan)生了两种有着根(gen)本差异的政治(zhi)伦(lun)理体系。霍夫施塔特分析了它们的性质及相互影响。第一种建立在扬基(ji)-新教的本土政治(zhi)传统，以及中产(chan)阶级生活的基(ji)础之上，主(zhu)张并要求公民持续地、无(wu)私地参(can)与公共事务；这套伦(lun)理认为，跟从前相比，政治(zhi)生活在满足个人需(xu)求之余，更应该(gai)超越(yue)个人需(xu)求，在更高的程(cheng)度上符合普遍(bian)原则与抽象规律(lu)；这套伦(lun)理也(ye)表达了一种普遍(bian)的感受，即认为政府天(tian)然地应当努力敦促个人生活的道德化，而经济(ji)生活也(ye)应当致力于个人品格的磨砺与发展。另一套体系则以移民的欧洲背景为基(ji)础，移民们对于独立的政治(zhi)行动不甚(shen)熟(shu)悉(xi)，对于等级和(he)权(quan)威却(que)相对熟(shu)悉(xi)，由于背井离乡的身份，他们也(ye)常常面临(lin)各种紧急需(xu)求；这套伦(lun)理认为个人的政治(zhi)生活理所当然地是产(chan)生于家(jia)庭的需(xu)求，基(ji)本上将政治(zhi)和(he)公共关系解(jie)释(shi)为一组(zu)私人义务，认为比起(qi)忠实(shi)于抽象的法律(lu)或道德规则，稳固的私人效(xiao)忠关系更为重要。移民、大佬和(he)城(cheng)市机器的政治(zhi)生活，便主(zhu)要建立在这套价值(zhi)关系之上。对立的双方(fang)中，一方(fang)是道德高尚的新教社会改革领导者，另一方(fang)则包括(kuo)大佬、职业(ye)政客和(he)移民大众。因之，对霍夫施塔特而言，改革只能是社会各阶层和(he)谐一致的产(chan)物，即便其中充满矛盾甚(shen)至相悖的改革议题。

霍夫施塔特有强硬的道德政治(zhi)立场，但他对进步派(pai)的一些传统价值(zhi)观念却(que)有着隐秘的偏爱。他说改革派(pai)的整套传统反映(ying)的是这样一种心态，该(gai)心态的基(ji)础在于一个本质上是健康的社会；该(gai)心态所主(zhu)要关注的内容，并不在于如何(he)能让一个经济(ji)体成功(gong)应对经济(ji)崩溃带来的诸多问题，而是在一个合理的运行秩(zhi)序中，促进该(gai)经济(ji)体的民主(zhu)化。设法令一个经济(ji)体恢复繁荣，归根(gen)结底是一个组(zu)织问题。在“新的机会主(zhu)义”中，霍夫施塔特揭示改革派(pai)的优(you)势：在于他们可以唤(huan)醒道德情绪，谴责不公，将整个社会的义愤汇集起(qi)来，去抗拒那些不能容忍(ren)的恶行。而保(bao)守派(pai)更倾向于将其合法性建立在制度的连续性、铁的事实(shi)、可能性的限度等基(ji)础上。从进步主(zhu)义到新政，中产(chan)阶级的改革冲动依然留存。技术官僚新政派(pai)与道德进步派(pai)之间形成鲜明对比，霍夫施塔特在此写道：自由派(pai)捍卫大公司和(he)产(chan)业(ye)集中这一奇(qi)特景象说明，曾如此长久地居于进步主(zhu)义思维(wei)核心的反垄断情绪，如今已不再是进步主(zhu)义的核心主(zhu)题。布兰代斯和(he)威尔逊(xun)代表的那一代人，将经济(ji)生活理解(jie)为一个展现各自品格的领域；现代自由派(pai)似乎完全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期(qi)待(dai)某(mou)些结果的领域。最值(zhi)得注意的似乎是这种道德立场的转变(bian)。虽然霍夫施塔特认为瑟曼·阿(a)诺德是二战前最具创造力的政治(zhi)知识分子，但他认为从阿(a)诺德使用的术语(yu)来看，阿(a)诺德的价值(zhi)体系与美国进步主(zhu)义的经典价值(zhi)之间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霍夫施塔特认为，进步主(zhu)义的关键词是爱国主(zhu)义、公民、民主(zhu)、法律(lu)、品格、良知、灵魂、道德、服务、责任、耻辱、羞耻、罪恶和(he)自私……搜索阿(a)诺德书中的关键词，则是需(xu)求、组(zu)织、人道主(zhu)义、结果、技术、制度、现实(shi)主(zhu)义、规训、士气、技能、专家(jia)、习惯、实(shi)用和(he)领导力等。前者令人联想到进步主(zhu)义运动的道德与知识根(gen)源，这些根(gen)源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xun)新教传统。后者揭示的价值(zhi)乃是从经济(ji)危机和(he)官僚制的必要需(xu)求当中创生出来的。

霍夫施塔特在他所著的《进步主(zhu)义历史学家(jia)》一书中有一句话：“现时意识虽然造成了主(zhu)要错误，但通过智识发现，其往往也(ye)是获得新见解(jie)的主(zhu)要途径——错误和(he)曲解(jie)并非出自一意孤行，而毋宁是拉帮结派(pai)的结果。解(jie)释(shi)性历史学家(jia)最好的状态是，带着对未来热情的关切回到过去。”（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p.465）霍夫施塔特以其对道德政治(zhi)的关切描绘了承受着地位焦虑的那一代人的群像，就历史故事而言，十九世(shi)纪九十年(nian)代和(he)二十世(shi)纪三十年(nian)代及六十年(nian)代显然有不同的剧本，也(ye)不会如霍夫施塔特说出“刚刚过去的这个时代”那般轻松(song)。但进步时代、新政、二十世(shi)纪六十年(nian)代都始于一股乐观主(zhu)义情绪，一种共同的信(xin)念——过时的思想和(he)政策将被(bei)新思维(wei)取代的时刻已经来临(lin)；特权(quan)和(he)不公正的堡垒将让位于对创新和(he)更大平(ping)等的要求。无(wu)论如何(he)，在若干(gan)年(nian)里，改革的要求都会在立法和(he)制度上得到体现。如果历史学家(jia)无(wu)法停止将过去和(he)现在混为一谈，那就一定会相信(xin)改革将持续进行，或者相信(xin)人们会主(zhu)动出击，将改革进行下去。即使我们望着那个渐行渐远的改革年(nian)代，黯然神伤、唏嘘(xu)慨叹(tan)。化用霍夫施塔特的话来说，对于相信(xin)世(shi)界历史上某(mou)个阶段曾是黄金时代的人们，我们怀(huai)有一份真实(shi)的同情，尽管他们的生活境遇要比我们好得多。然而，真正地回去那个世(shi)界里生活，真切地去体会那个世(shi)界的人们所珍(zhen)惜的那份希望，去欣赏他们那份想象出来的纯真，今天(tian)的我们已经办不到了。

（注：文中未标(biao)明出处的引文皆出自中文译本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年(nian)代》，王禹译，商(shang)务印书馆2023年(nian)版；英(ying)文版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