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dang)·斯密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东(dong)部海岸(an)的柯科迪。他父亲(qin)也叫亚当(dang)，是一位律师，在斯密出生前六个月就去世了。他的母亲(qin)（玛格丽特）没有再婚，在她的漫漫人生中，亚当(dang)是她挚爱的儿子(zi)，她卒于1788年，只比亚当(dang)早两年。斯密第一本传记的作者杜格尔德·斯图尔特认识斯密，掌握的信息比其他人多。这位作者说亚当(dang)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zi)，得到(dao)了母亲(qin)的悉心照料，而(er)亚当(dang)也穷其一生尽心尽责地回报了他母亲(qin)。

他约8岁时进入当(dang)地学校读书，并(bing)从一位新来的严(yan)苛而(er)热忱的男老师那里受益良多。斯密1737年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年仅14岁，但在那时候这个年龄上大学并(bing)非异乎寻常。他在中学期间已熟知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以至于他实际上可以免修那些(xie)初阶的拉丁语、希腊语课程。在格拉斯哥，斯密师从当(dang)时的一些(xie)知名学者。他最重(zhong)要的老师是伦理学教(jiao)授弗朗西斯·哈奇森。在他临终前的一封(feng)信中，斯密盛赞了哈奇森作为一名教(jiao)师和(he)哲学家的品质，尽管(guan)斯密在《道德情操论(lun)》一书中公开反对哈奇森关于慈善和(he)道德感的观点。

1740年，斯密获得斯内(nei)尔奖学金（该奖学金至今仍在），到(dao)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学习，直(zhi)至1746年。他并(bing)不是因(yin)为被这个教(jiao)育机会吸引而(er)去学习的，实际上他在《国富论(lun)》中抨击了该学院的教(jiao)学质量和(he)教(jiao)师水平。他似乎在那儿都是自学。自学的内(nei)容大致包括继续(xu)研究科学、培养语言技巧，继而(er)如杜格尔德·斯图尔特所猜测的，发展到(dao)“研究与人性相(xiang)关的所有领域(yu)，尤其是人类政治史”（《生平》第271页）。可以基本肯定，他那时读过大卫·休谟的《人性论(lun)》，休谟后来成为他最好的朋友。

他于1746年回到(dao)苏格兰，和(he)母亲(qin)一起住在柯科迪，1748年搬去了爱丁堡。在爱丁堡，受恩于亨利·霍姆(mu)的帮助，他被聘请去教(jiao)修辞学，后来可能还教(jiao)法律、哲学等课程。亨利·霍姆(mu)后来任法官时被封(feng)为卡姆(mu)斯勋爵。斯密所教(jiao)的这些(xie)课程内(nei)容现在没有记录留存下(xia)来。当(dang)时这些(xie)课深受欢迎，他受邀反复教(jiao)授这些(xie)课。或许是因(yin)为授课的成功，但更关键的是伊莱伯爵阿奇博尔德·坎贝尔（后为阿盖尔公爵）的支持，斯密于1751年回到(dao)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逻辑学教(jiao)授。

《亚当(dang)·斯密》内(nei)页。

阿盖尔可以对许多学术职位插上一手，他运用其任免权来激励(li)那些(xie)倾向于使苏格兰社会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人。逻辑学教(jiao)授还有另一位候选人。尽管(guan)选择斯密毫无争议，但他的竞争者（乔治·缪尔黑德）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后来成为东(dong)方语言学教(jiao)授，去了格拉斯哥的人类学系。1752年斯密被聘为道德哲学教(jiao)授，没有竞争对手，他在这个职位上又工(gong)作了十二年，直(zhi)到(dao)他结束大学学术生涯。

斯密教(jiao)过很多科目(mu)。除了哲学和(he)法学外，他也教(jiao)授历(li)史、文学和(he)语言。他的学生们所记的修辞学和(he)语言学系列(lie)课堂(tang)笔记已经被发掘出来并(bing)出版了，还有两套内(nei)容广博的法学课笔记也出版了。斯密做的是口头演讲，因(yin)此这些(xie)笔记不仅相(xiang)互大量重(zhong)复，而(er)且成为他主(zhu)旨观点的可靠(kao)书面记录。由于他“在文学领域(yu)公认的声望，尤其是他这些(xie)年来在该校教(jiao)授法学深受欢迎”，1762年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shi)。

斯密出版了两部巨著，他在格拉斯哥执教(jiao)时就已播下(xia)了这两本书的种子(zi)。《道德情操论(lun)》最初现世于1759年，他一生中做了六次修订。最后一版，包括增(zeng)补内(nei)容，完成于他去世的那一年（1790）。这些(xie)修改变化表明(ming)，斯密在发表他第二部巨著《国富论(lun)》（1776年出版）之时和(he)之外，仍持之以恒(heng)地致力于道德哲学研究。尽管(guan)彼时斯密已经离(li)开格拉斯哥，从他学生的笔记中可以很明(ming)显地看到(dao)，在格拉斯哥的课堂(tang)里他已经在构(gou)思书中的一些(xie)重(zhong)要主(zhu)题，比如劳动分工(gong)。他的学生、后来是他同事的约翰·米勒证实了这一点。据约翰·米勒回忆，斯密讲过“那些(xie)赖以谋生的行业，以及促进财富积累的行业，使法律和(he)政府发生了相(xiang)应的进步或改变”（见《生平》第275页）。

斯密1764年离(li)开格拉斯哥大学，但他并(bing)非从此与该校断(duan)了联系，1787年他被选为该校的荣(rong)誉校长。在致谢信中，他声称记忆中的执教(jiao)生涯是“人生中迄今最有益，也是最快乐、最荣(rong)耀的时期”（《书信集》第309页）。斯密离(li)开格拉斯哥是因(yin)为他应聘去了薪资(zi)更高的职位，给18岁的巴克卢公爵当(dang)家庭教(jiao)师兼(jian)同伴。他是通过公爵的继父查尔斯·汤森德获得这一职位的。

他的第一个任务(wu)是将年轻的公爵带到(dao)法国，他们住在图卢兹，但他们在那度过的时光鲜为人知。可知的是，他们还在日内(nei)瓦住过一阵子(zi)。斯密在那儿遇见了最有名的法国作家弗朗索瓦·马里·阿鲁埃（伏尔泰），他住在附近(jin)的弗尼，斯密对他评价很高。斯密还到(dao)访过巴黎，经引荐，与许多法国启蒙运动的文化人士(shi)交际往(wang)来，其中有些(xie)是女士(shi)。在这些(xie)人中，他遇到(dao)了经济学家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和(he)弗朗索瓦·魁奈。后来他曾感谢魁奈帮助他获得有关法国税务(wu)的信息（《书信集》第286页）。魁奈是一个思想家团体（重(zhong)农学派(pai)）的领袖，其主(zhu)要观点是农业是经济稳(wen)定的基石。斯密十分熟悉重(zhong)农学派(pai)的观点。魁奈送给斯密一本他所著的《重(zhong)农主(zhu)义》（1767）的影印(yin)本，斯密在《国富论(lun)》里评价他是一位“别(bie)出心裁而(er)又深刻的作者”（《国富论(lun)》第672页）。但是，斯密深为反对他们的理论(lun)体系。要说这些(xie)会面、信件对构(gou)建斯密自己(ji)的研究分析具有决定性作用，是夸大其词了。

由于和(he)他们一起住在法国的他学生的兄弟于1766年不幸去世，斯密的家庭教(jiao)师工(gong)作因(yin)此中断(duan)。尽管(guan)家教(jiao)生涯短暂，但斯密得到(dao)了一笔可观的补偿（300英镑），这使他不必再忧心于生计。他回到(dao)苏格兰，重(zhong)新回到(dao)他母亲(qin)在柯科迪的家中，在那里，斯密1780年回忆时说道，他利用那段安静(jing)祥和(he)的时光写成了《国富论(lun)》。1777年，他搬到(dao)爱丁堡（带着他母亲(qin)一起），再次在巴克卢的帮助下(xia)成为一名海关专员。这一职位薪水颇丰，斯密得以在一所牢固的房子(zi)里安家落户，尽管(guan)这房子(zi)不在时髦(mao)的新城区(qu)（休谟已经搬到(dao)了这里），而(er)是在老城区(qu)的修士(shi)门地区(qu)。这份工(gong)作不是一份闲差，斯密过于认真(zhen)负责地履行职责，以至于他认为这份工(gong)作妨碍了他创作“文学作品”，尽管(guan)说这话可能有点违心（《书信集》第253页）。

这些(xie)作品包括《国富论(lun)》和(he)《道德情操论(lun)》的修订版。此时，他还试图完成另外两部手稿(gao)。其中一部内(nei)容是“关于不同类别(bie)文学、哲学、诗歌和(he)修辞法的哲学史”，另一部是“关于法律和(he)政府的理论(lun)和(he)历(li)史”（《书信集》第287页）。最终他放弃了。这些(xie)手稿(gao)的内(nei)容已不为人知。斯密要求他的遗嘱执行人毁掉他的纸稿(gao)。然而(er)，他也的确允许过出版其中的一小部分，即1795年他去世后出版的《哲学论(lun)文集》。

虽然丢失了一些(xie)素材，但他已出版的著作至今仍广为流传，足(zu)以用来对斯密这位作者进行评价。但评价斯密这个人就不敢这么(me)放言了。他不是个勤于写信的人，评价他的人品主(zhu)要得靠(kao)他人的说辞。杜格尔德·斯图尔特所著的《生平》里写得最多。斯图尔特观察认为，可以打包票说斯密的“个人价值观”是“信任、尊敬和(he)爱戴，他与一生中所有亲(qin)朋好友相(xiang)处时均如此”。他有“许多怪癖”，言外之意，可能是有些(xie)不讨喜，只有他的“知心朋友”才能欣赏到(dao)“他言语中无以言表的魅力”，以及“他毫不做作的质朴内(nei)心”（《生平》第329页）。

随着斯图尔特的进一步描述，一幅画像徐(xu)徐(xu)展开：这是一个性格内(nei)向、沉默寡言的男人，在公共场合往(wang)往(wang)心不在焉、缄口无言。至于他的外表，斯图尔特只能说“没什么(me)不寻常”，但专门加上了一句，说詹姆(mu)斯·塔西制作的侧像圆牌“传神地表现出他的外形”（《生平》第329页）。斯密从未(wei)坐着让人画像（这本身在他的朋友中就不常见），除去塔西的作品外，现存只有一幅约翰·凯所作的程式化的纪念版画。格拉斯哥大学的雕塑是19世纪“凭想象制作的”，现在爱丁堡的这座（2008）亦如此。

斯密时代的苏格兰

斯密身处什么(me)样的社会？所有的时代都可以说是变革的时代，尽管(guan)这是句陈(chen)词滥调(diao)，但它的确符合18世纪苏格兰的情况。

斯密出生前发生了一系列(lie)十分重(zhong)大的政治事件，这些(xie)事件影响深远，他一直(zhi)生活(huo)在这些(xie)事件的影响之下(xia)。事件起因(yin)于17世纪晚期。那时，苏格兰有自己(ji)的议会，但一直(zhi)运转不佳，在“达里恩计划”（议会试图将苏格兰发展为殖民强国）毁灭性破产(chan)以及与英格兰贸(mao)易争端等背景下(xia)，英格兰与苏格兰于1707年成立联合议会。此次联合是在英国人诱骗下(xia)苏格兰一些(xie)领袖人物(wu)的背叛之举，还是出于“摆脱”眼前窘迫困境之需，至今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学术（和(he)政治）问题。

《联合条约》赋予苏格兰人小部分直(zhi)接政治权力（仅有上议院16个席位和(he)下(xia)议院约8%的补充席位）。但该条约允许苏格兰保留自己(ji)的法律体系、宗教(jiao)管(guan)理方式（苏格兰教(jiao)会）和(he)教(jiao)义。这些(xie)例外规定非常重(zhong)要，因(yin)为这意味着对大多数人而(er)言，最直(zhi)接的事务(wu)仍然掌握在苏格兰人手里。没有了议会，律师成了关键人物(wu)。律师们代表他们的主(zhu)顾，特别(bie)是像阿盖尔公爵这样的人物(wu)，实际上控制了苏格兰的运转。

安妮女王于1714年去世，英格兰和(he)苏格兰的王位传给了汉诺威的乔治。这次王位继承(cheng)是《联合条约》里预订的，因(yin)为该条约第二款规定，如果安妮正常死亡，那么(me)君主(zhu)之位应传给汉诺威的索菲亚及她的“新教(jiao)徒”继承(cheng)人。该条款重(zhong)申了1689年协定的内(nei)容。这份文件由威廉和(he)玛丽增(zeng)订而(er)成，此后又被斯图亚特国王詹姆(mu)士(shi)二世/七世废黜/放弃，该文件规定天主(zhu)教(jiao)徒不可接任王位。乔治符合条件，因(yin)为他与第一任斯图亚特国王（詹姆(mu)士(shi)一世和(he)六世）的孙女结了婚，他是关系最密切的新教(jiao)徒。汉诺威继承(cheng)王位对苏格兰有极其重(zhong)要的政治影响。

《真(zhen)正的亚当(dang)·斯密》（2016）海报。

一些(xie)受过良好教(jiao)育、具有专业技能的苏格兰人写了许多著作，涉及的领域(yu)十分广泛，形成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正如现在所知），他们都是汉诺威人。这不仅仅意味着支持现行体制，因(yin)为这种支持彰显出他们对詹姆(mu)士(shi)党的反对。詹姆(mu)士(shi)党人是斯图亚特王朝的支持者，18世纪上半叶经常爆发反对新王朝的活(huo)动。反抗活(huo)动频繁爆发，表明(ming)汉诺威的继承(cheng)权并(bing)非高枕(zhen)无忧。

1715年和(he)1745年发生了两次最严(yan)重(zhong)的叛乱。1715年的叛乱利用了公众积累的对成立联合王国后无所获益的不满，获得了广泛支持。1745年的叛乱最初对英国造成了较(jiao)大的威胁，小王位觊觎者“英俊王子(zi)”查理的军队向南最远打到(dao)英格兰的德比，距离(li)伦敦120英里。詹姆(mu)士(shi)党人一开始的军事胜利没有得到(dao)苏格兰人民的普(pu)遍支持，很快形势就反转了。在克劳顿(dun)战役（1746）击溃叛军之后，当(dang)局有意采取(qu)措施破坏苏格兰高地的政治独(du)立。

斯密身处英格兰，远离(li)这片(pian)纷乱，在克劳顿(dun)战役后才回到(dao)柯科迪。毫无疑问，他是忠(zhong)于汉诺威政权的。在《国富论(lun)》中，他主(zhu)要以苏格兰高地为例，说明(ming)不发达经济体和(he)老套法律体系的情况。他明(ming)确地提到(dao)洛希尔的卡梅伦，说他没有法律授权却可以“对他的人民进行刑事管(guan)辖(xia)”（《国富论(lun)》第416页）。这不是说他这个人恶毒或喜怒无常，而(er)是说由于经济和(he)基础设施未(wei)得到(dao)改良，因(yin)而(er)没有统一和(he)有效的法律体系。

联合背后的动因(yin)之一是，苏格兰需要获准自由进入英格兰市场。意识到(dao)他们的经济比英格兰落后，苏格兰的主(zhu)要机构(gou)及其成员开始寻求现代化，或者说推进“改良”。最终，到(dao)18世纪中叶的时候，联合带来了经济效益，苏格兰迅速发生变化。这些(xie)变化中最引人注目(mu)的是格拉斯哥的发展。在斯密的学生时代，格拉斯哥的人口约1.7万，到(dao)斯密去世时增(zeng)长到(dao)8万人。除农业外，纺织品尤其是亚麻布生产(chan)是苏格兰的主(zhu)要工(gong)业。烟草贸(mao)易大幅增(zeng)长，对格拉斯哥的发展起了至关重(zhong)要的作用，这使之取(qu)代布里斯托(tuo)尔成为主(zhu)要港口。斯密认识一批格拉斯哥的“烟草大王”。他是格拉斯哥文学协会的会员，该协会主(zhu)席安德鲁·科克伦就是一位“烟草大王”。至今，格拉斯哥的街道名称中还能找到(dao)他们的遗迹(ji)，比如格拉斯福德、英格拉姆(mu)，还有科克伦。

直(zhi)到(dao)那个世纪的后二十五年，煤炭采掘和(he)炼铁等“重(zhong)”工(gong)业才开始飞速发展。《国富论(lun)》中所提出的经济原理不是对应这些(xie)产(chan)业的。斯密围(wei)绕制钉等小型手工(gong)作坊阐释其原理。城镇化和(he)纺织品生产(chan)的确需要实体基础设施和(he)金融基础设施的支撑。交通依靠(kao)马（斯密就是骑马去牛津的）和(he)船。尽管(guan)在爱丁堡和(he)伦敦之间有服务(wu)相(xiang)当(dang)高效的长途马车(che)，但横贯全国的旅程仍是十分艰辛的。从柯科迪到(dao)爱丁堡最便捷的途径是乘船穿(chuan)越福斯湾，而(er)不是经由陆路和(he)摆渡。

大规模(mo)运输必须通过船运，从格拉斯哥到(dao)爱丁堡（相(xiang)距约45英里）意味着要经历(li)一段漫长而(er)危险的海上航程。为此实施了一项“改进”计划，修建一条连(lian)接东(dong)部福斯河各河口和(he)西部克莱德湾的运河航道。该计划开始于1768年，至1790年完成。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gong)程成就。迄今仍在使用的格拉斯哥附近(jin)开尔文河上的高架桥(qiao)，被誉为“世界上该类工(gong)程中最了不起的杰(jie)作之一”。当(dang)然，这些(xie)工(gong)程建设需要大量资(zi)金。许多银行伴随着这项投资(zi)需求而(er)生。1772年艾尔银行倒闭，使福斯—克莱德运河的股东(dong)面临信心丧失的问题。斯密对这些(xie)事件有清晰的认识，在《国富论(lun)》中可以看到(dao)他对投机商（“项目(mu)计划人”）、银行业和(he)金融监管(guan)的看法。

《猜火车(che)2》（2017）剧(ju)照。

官方认可的苏格兰教(jiao)会政权形式是长老会，属于严(yan)格的加尔文教(jiao)派(pai)，英联邦原封(feng)不动地保留了这个形式。强制信奉(feng)正教(jiao)的历(li)史由来已久。例如，1696年有一名19岁的学生托(tuo)马斯·艾肯黑德被判亵渎(dou)上帝。然而(er)，改变已无处不在（至少在精英阶层是如此）。苏格兰不设独(du)立议会强化了苏格兰长老会的作用，长老会的大会近(jin)似于国家级的辩论(lun)论(lun)坛(tan)。这一作用使其成为政治焦(jiao)点，并(bing)最终促使苏格兰教(jiao)会和(he)苏格兰启蒙运动达成了某种互谅。威廉·罗伯逊本人就是生动的体现。他任爱丁堡大学校长逾三十年，也是教(jiao)会派(pai)系现代化改革的领袖人物(wu)，被称为“温(wen)和(he)派(pai)”。通过斗智斗勇，这群志趣相(xiang)投的“现代化者”致力于“改良”，设法成了大会里的多数“派(pai)”。这令温(wen)和(he)派(pai)能够控制教(jiao)会选任的牧师们赞同改良和(he)“启蒙”。斯密与改良派(pai)的领袖们交好，这个圈子(zi)里有各色人物(wu)，其中包括被认为是“异教(jiao)徒”的大卫·休谟。

除了休谟这个特例以及凯姆(mu)斯等上议院法官，其他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都像斯密一样是大学教(jiao)授。以苏格兰的国土(tu)和(he)人口规模(mo)而(er)论(lun)，这里出现了五所大学—圣安德鲁斯学院、阿伯丁的国王学院和(he)马修学院、爱丁堡大学以及格拉斯哥大学—确实令人震(zhen)撼。这些(xie)大学的传统使命是培养牧师，这个使命延(yan)续(xu)了一整个世纪，但到(dao)彼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教(jiao)学体系被重(zhong)新设计，授课不再用拉丁文（哈奇森是先(xian)驱者）。法律教(jiao)授职位得以设立，爱丁堡大学（1740）和(he)格拉斯哥大学（1760）正式成立了医学院（尽管(guan)形式上是一门课程，但医学教(jiao)育那时已岌岌可危）。这种“强调(diao)职业教(jiao)育的主(zhu)张”，是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表现。法律、医学学科发展的同时，化学和(he)植物(wu)学等对促进农业发展（如化肥）和(he)“工(gong)业”发展（如亚麻染料）有明(ming)显作用的学科也在扩张。但这些(xie)大学对智识教(jiao)育也持开放态度。课程体系变了，尤其引人注目(mu)的是接受并(bing)宣扬艾萨克·牛顿(dun)学说的速度。

苏格兰是个小社会，其主(zhu)要的法律、教(jiao)会和(he)学术机构(gou)组成了一张网。这些(xie)机构(gou)的理事会里全是知识精英。有了主(zhu)要机构(gou)里这种精英的参与，苏格兰启蒙运动成为“建构(gou)”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参与进一步表现为俱乐部和(he)辩论(lun)会的规模(mo)激增(zeng)，它们为大学、法律界、教(jiao)会、“进步”贵族和(he)商人（特别(bie)是在格拉斯哥）搭建了思想汇集平台。例如，“精英”协会（更正式、含义更清晰的名称是“爱丁堡艺(yi)术、科学、制造业和(he)农业促进协会”）的成员包括斯密、休谟、凯姆(mu)斯和(he)罗伯逊。尽管(guan)有天性腼腆的名声在外，但斯密是几个协会里的活(huo)跃分子(zi)，其中有兼(jian)收“市民和(he)大学师生”的格拉斯哥文学俱乐部，还有兼(jian)具欢乐与智慧的爱丁堡牡蛎俱乐部。他是爱丁堡皇(huang)家学会（1783）的创始会员之一。

一些(xie)俱乐部会关注“礼貌”。这反映了新兴的城市文化，因(yin)此“文雅”（以及相(xiang)关的“文明(ming)”）成为性格和(he)行为被正面评价的特征。这些(xie)是《道德情操论(lun)》的主(zhu)要论(lun)题。

启蒙运动：苏格兰及其他地区(qu)

毫无疑问，斯密是被彼得·盖伊称为“启蒙运动之家”里的一员。启蒙运动是一场自我意识觉醒的运动。参与者自然是受过良好教(jiao)育的社会阶层成员，在苏格兰就是那些(xie)文人学者。在苏格兰，他们是专业人士(shi)，特别(bie)是律师、医生、大学教(jiao)授，在欧洲其他地方亦如此，只有法国是个例外。

启蒙运动没有局限(xian)在某个区(qu)域(yu)，其成员遍布欧洲和(he)北美洲。文人学者们真(zhen)心实意地参与这场国际对话，认为自己(ji)参加的是同一场辩论(lun)。这种对话有一种方式是直(zhi)接交锋。例如，斯密1755年为短命的《爱丁堡评论(lun)》写了关于《论(lun)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he)基础》的评论(lun)，与让—雅克·卢梭进行了对话。对话的第二种形式是广泛传播相(xiang)关著作和(he)译作。《国富论(lun)》和(he)《道德情操论(lun)》两本书被快速译成多国文字，加速了其传播。例如，意大利人通常通过法语版了解到(dao)《国富论(lun)》。斯密代表其大学购买了丹尼斯·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前七卷（始于1755年），很好地诠释了当(dang)时那种知识共享(xiang)传播的氛(fen)围(wei)。所有苏格兰人都受到(dao)夏尔·塞孔达·孟德斯鸠男爵思想的影响，尽管(guan)斯密（通常）在其公布的参考书目(mu)里鲜有提及孟德斯鸠，但从他的授课笔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dao)他很熟悉孟德斯鸠的著作。

《诺丁山(shan)》（1999）剧(ju)照。

他们自己(ji)所作的“光”的比喻，形象地说明(ming)了这些(xie)自我意识强烈的知识分子(zi)关注的核心是什么(me)。光意味着之前的时代是相(xiang)对愚昧的。用不那么(me)隐晦的语言来解释，这种光明(ming)与黑暗的对照，就是知识和(he)理性的一面与无知、偏见、迷(mi)信的另一面的对照。奴役、折磨、巫术、宗教(jiao)迫害等类似的东(dong)西，如同黑夜的产(chan)物(wu)和(he)遗骸(hai)，是应当(dang)被反对的。

斯密的著作表明(ming)他同意这个观点。尽管(guan)作为作家他不喜欢表达愤怒，但他清楚奴隶制是罪(zui)恶的，毫不含糊地谴责杀婴行为，并(bing)猛烈地抨击司法不公。对于最后一种情形，他有切身经历(li)。在图卢兹时，一名加尔文教(jiao)徒吉恩·卡拉斯被错控谋杀了自己(ji)的儿子(zi)并(bing)被处以死刑（斯密在《道德情操论(lun)》的最后一版中补充了有关这一事件的内(nei)容）。

科学闪耀的光芒是驱散黑暗的关键。艾萨克·牛顿(dun)是那片(pian)苍穹中最耀眼的星(xing)。牛顿(dun)是启蒙运动的英雄(xiong)人物(wu)。简要概述他的成就，就是从行星(xing)运行轨迹(ji)到(dao)苹果自树上落下(xia)等一系列(lie)自然现象中归结出的几条简单原理（运动定律和(he)万有引力定律）。关键是，这些(xie)定律被证明(ming)是正确的。牛顿(dun)的计算认为地球更像一个芜菁（两极部分更为扁平）而(er)不是柠檬(meng)（两极更长），这与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勒内(nei)·笛卡尔的理论(lun)体系正相(xiang)反，而(er)去拉普(pu)兰和(he)赤道地区(qu)的科考团证实了牛顿(dun)的这个观点。彰显牛顿(dun)身份地位的一个标志是，称某人的工(gong)作堪比牛顿(dun)是对该项工(gong)作的最高评价。例如，约翰·米勒在《历(li)史评论(lun)》（1787）中称斯密是“政治经济学领域(yu)的牛顿(dun)”，因(yin)为他揭(jie)示了商业原理。斯密同样具有启蒙运动式的热忱，他广博的天文学知识即是力证。

苏格兰人信仰进步。这种信仰要求对经年累月的社会变革作记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大部分作品践(jian)行了这一使命。斯密的大学演讲报告具有这样鲜明(ming)的特征，而(er)这也是《国富论(lun)》的一个重(zhong)要主(zhu)题。苏格兰人对进步的定义相(xiang)对谨慎。他们认为光芒已经普(pu)照，而(er)在此进程中知识增(zeng)长确为关键因(yin)素。然而(er)，他们不像法国或英格兰的同时代人那样有信心，认为进步总是自然和(he)必然的，且在所有方面都是一种改进。苏格兰人如此谨慎的一个重(zhong)要原因(yin)是，他们看重(zhong)社会习俗的作用，习俗对明(ming)显或快速的革新是抵制的。本着这个看法，斯密强调(diao)社会应徐(xu)徐(xu)图变，认为变化本身往(wang)往(wang)是非故意的结果。这些(xie)重(zhong)要观点贯穿(chuan)于他全部著作之中。

本文选自《亚当(dang)·斯密》，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原文作者/ [英国]克里斯托(tuo)弗·J.贝里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