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生这一思考的意义非常深远。最近一二(er)十年，学者就此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如经济史对白银问题(ti)的系列研究、张显清(qing)对明代后期社(she)会转型(xing)的讨论(lun)、商传教授对晚明“人文主义”的讨论(lun)等，又有刘志伟教授基于对基层社(she)会的研究，提出“明代社(she)会转型(xing)的一个重(zhong)要表现，是基层社(she)会的支配权力由地(di)方豪强转变为士绅阶层”，王剑教授则从上层政治的维度，讨论(lun)密疏(shu)的非常制参与政治转型(xing)等，这些学者的研究回应了朱先生原有的设想(xiang)。

接下来，李(li)伯重(zhong)先生就商业革命、商业信息与社(she)会转型(xing)的关系展开讨论(lun)。李(li)伯重(zhong)先生认为，讨论(lun)社(she)会转型(xing)问题(ti)需要参考一些成功的例子(zi)，从西(xi)欧的发展史看，商业革命这个深刻的变化，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前提和基础。商业革命对社(she)会转型(xing)有什么作用呢(ne)？美国国父富(fu)兰(lan)克林曾说，“以为我们仅仅是为了我们本身(shen)，或我们各自(zi)的国家而生存，那是愚蠢(chun)的妄想(xiang)。全智的造物主已经命定在他的全部创造中，都贯穿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人与人的相互依赖要通过各种手(shou)段实现，其中最为深刻的手(shou)段是市场，市场形成的依赖是使社(she)会发生紧密联系最重(zhong)要的途径。

商业革命主要通过商人的求利之心实现，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ma)迁引用汉代早期的民间谚语，“天(tian)下熙(xi)熙(xi)，皆(jie)为利来；天(tian)下攘(rang)攘(rang)，皆(jie)为利往”；唐朝元稹(bian)的《估客乐》也说“估客无往著，有利身(shen)则行……求珠驾(jia)沧(cang)海(hai)，采珠上荆衡(heng)。北买党项马(ma)，西(xi)擒吐蕃(bo)鹦。炎州布火(huo)浣(huan)，蜀地(di)锦织成。越婢脂肉(rou)滑，奚(xi)童(tong)眉眼明”。可见(jian)商人为了利益，可以冒着一切风险，走遍世界，这是其他行当做不(bu)到的。

商人走遍全世界最重(zhong)要的依凭(ping)是商业信息。商业信息包括价格、时间、数量、需求总(zong)量等交易的信息，也包括物产(chan)、商品、获取方式等关于商品供求基本情(qing)况的信息。李(li)伯重(zhong)先生将明代以前的信息传播方式分为口头、书信、邮驿、邸报四种。首先是口头信息，古时叫葫芦语、锁子(zi)语、练语，宋朝叫市井隐语，又叫江湖行话。唐朝李(li)义山曾说诸(zhu)行市语“会不(bu)得”“难理(li)会”，这是民间为了不(bu)使商业情(qing)报外泄而发展出来的商业情(qing)报表述(shu)方式。口头信息交流的场所(suo)往往是茶(cha)馆（茶(cha)坊）。宋朝的茶(cha)馆中，有很多商人在此进行信息交换，如《东京梦(meng)华录(lu)》卷二(er)“潘楼东街(jie)巷”条记载：“茶(cha)坊每五(wu)更点灯，博易买卖(mai)衣服图画花环(huan)领抹之类，至晓即散, 谓之‘鬼市子(zi)’”。

其二(er)是书信。在古代，书信可以通过专人递送，但(dan)成本很高，《红楼梦(meng)》第120回说“贾政仍旧写家书，便把这事写上，劝(quan)谕合家不(bu)必(bi)想(xiang)念了。写完封好，即着家人回去”，可见(jian)到了清(qing)代，书信仍会通过专人递送，这是顶级的富(fu)贵人家才能采用的方式，一般的商人无法负担。普通人递送书信，主要通过路过的商客、僧人等代送，唐李(li)朝威小说《柳毅传》、元尚仲贤杂剧《柳毅传书》中讲到的“柳毅传书”的故事便是如此。

不(bu)过，托(tuo)路人送信可靠性不(bu)高，更为正式的信件会通过政府邮驿系统寄送。中国的邮驿系统早在春(chun)秋战国时已经出现，汉代邮驿继承秦朝制度，统一名(ming)称为“驿”。到了唐代，全国设驿1639所(suo)，遇(yu)有紧急公文，通信使者朝夕可行三(san)百(bai)余里。宋朝的邮驿系统从民夫充任驿卒改为士兵担任，增设“急递铺”，设金牌、银牌、铜牌三(san)种，金牌一昼夜行五(wu)百(bai)里，银牌四百(bai)里，铜牌三(san)百(bai)里。元代疆域扩大，仅在国内就有驿站1496处，并将邮驿改称为驿站。

杜牧《过华清(qing)宫绝(jue)句》写道“一骑红尘妃子(zi)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杨(yang)贵妃喜欢吃的荔枝要从南方运来，严耕望推(tui)考了荔枝由涪州到长(chang)安驿传的具体路线，将之命名(ming)为“天(tian)宝荔枝道”。自(zi)四川到长(chang)安路途遥远，还要经过难行的水道，但(dan)仍能在送达时保持荔枝的新鲜，可见(jian)唐朝时期邮驿系统之高效。虽然邮驿系统由政府经营(ying)并为政府服务，但(dan)是官员(yuan)的私人信件也可以通过官驿传递，在一些情(qing)况下，与官府或官员(yuan)有关系的商人也能通过这个系统传送商业信件。

比起(qi)需要使用马(ma)匹的邮驿系统，步行传递信息的方式更为简易。《旧五(wu)代史·僭伪列传一·杨(yang)行密传》记载唐末庐(lu)州人杨(yang)行密可以“日行三(san)百(bai)里”，这虽然有夸张成分，但(dan)步行确实是唐人使用的传信手(shou)段之一。北宋民间出现了急行传递书信的人，称作“急脚(jiao)”“急足”或“急脚(jiao)子(zi)”，《水浒传》中就记载了“急足”：“原来这戴院长(chang)有一等惊人的道术，但(dan)出路时，赍(ji)书飞报紧急军(jun)情(qing)事，把两个甲(jia)马(ma)拴在两只(zhi)腿(tui)上，作起(qi)神行法来，一日能行五(wu)百(bai)里。把四个甲(jia)马(ma)拴在腿(tui)上，便一日能行八百(bai)里。因此人都称做神行太(tai)保戴宗。”除此之外，信鸽(ge)也可以传递信息。据五(wu)代王仁裕《开元天(tian)宝遗事》记载，唐初诗人张九龄就曾豢养信鸽(ge)传信。

公开发表的邸报也是重(zhong)要的信息传播媒介。邸报又名(ming)邸抄（邸钞）、朝报、条报、杂报，作为政府公报，邸报的发布受朝廷的严密控制，其中有许多不(bu)得公开的消息。但(dan)对于商人而言，售卖(mai)邸报已经成为一种商机，故泄露邸报的行为屡禁不(bu)止，《西(xi)湖老(lao)人繁胜录(lu)》所(suo)载南京临安的“诸(zhu)行市” 中，就有“卖(mai)朝报”一行。为此，宋朝政府进行改革，在删去禁止内容后，由商人发布邸报的“定本”。但(dan)这样一来，“定本”邸报的内容多受限禁，审查(cha)制度又造成出版时间上的稽延，使得邸报不(bu)能满(man)足人们对新闻的需求。自(zi)北宋后期开始，就有人假冒“朝报”的形式，私自(zi)发行报纸。到了南宋，私营(ying)的“小报”十分流行。尽管政府三(san)令五(wu)申，措施严厉(li)，却始终(zhong)未能将小报禁绝(jue)。

到了明清(qing)时期，商业信息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随着市场的逐步扩张，明清(qing)商业规模与商业运作方式比宋朝有很大的进步，对各地(di)商品和商业信息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传媒业和作为传媒物质手(shou)段的印刷业皆(jie)有所(suo)发展，扩大了商业信息的供给。

明清(qing)时期，官营(ying)通讯(xun)系统与官营(ying)邸报信息的传播手(shou)段皆(jie)有扩展。明代海(hai)上交通日渐发达，在沿袭旧有邮驿系统之余，还开辟了海(hai)上邮驿。在此基础上，清(qing)朝的控制范围和实际控制深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清(qing)初有官办驿站1600余处，驿卒七万余名(ming)，驿马(ma)四万多匹，归兵部主管。明清(qing)时期的邸报也与前代不(bu)同。明代改宋代的进奏院为通政司，由朝廷直接向全国各级官吏(li)统一发布，取消了中间环(huan)节，送报由驿站负责，每五(wu)日集中起(qi)来送一次，下至县官一级都能看到，地(di)方得以及时知晓朝廷大事。

邸报登载的内容包括全国的重(zhong)要人事任免命令、豁免灾区赋税的命令、皇帝的恩赐、皇帝的重(zhong)要行动、对特殊功勋的奖赏(shang)、外番使节的觐见(jian)、各处的进贡礼物等，以及老(lao)年人瑞、违法失职的官吏(li)处分，乃至奸淫案件等全国的特殊事故。在战争(zheng)时期，军(jun)事上的胜利、叛乱的镇压也登在邸抄上。《红楼梦(meng)》第99回写贾政在江西(xi)粮道衙门，见(jian)到“桌(zhuo)上堆着许多邸报”，其中就有薛(xue)蟠行凶杀人的案情(qing)报道，下面还注着“此稿未完”，因为怕“牵连着自(zi)己(ji)，好不(bu)放(fang)心，即将下一本开看，偏又不(bu)是，只(zhi)好翻(fan)来覆去，将报看完，终(zhong)没有接这一本的”。借助邸报，各地(di)官员(yuan)能够掌握全国发生的重(zhong)要事件，而对于商人来说，邸报登载的灾荒、兵乱、官员(yuan)任免等重(zhong)大事件皆(jie)蕴(yun)藏商机。

邸报

此外，明清(qing)时期，商业信息还有不(bu)少新的来源。中国的国家物价报告制度在明清(qing)时期达到了非常完备(bei)的程度，清(qing)朝政府还颁(ban)布了很多具有工作手(shou)册(ce)性质的“则例”，其中也有关于商业的信息，如乾隆《物料价值则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系统的全国物料价格和收入数据库，清(qing)代的商人们都可以看到。除此之外，民间还有“价格谱(pu)”等记载各地(di)物价的资料，商人可以据此接触到丰富(fu)的商业信息。

价格谱(pu)

李(li)伯重(zhong)先生将明清(qing)商业传播方式的发展和创新归纳为商帮内部信息交流、会馆与公所(suo)、民营(ying)报纸和民营(ying)邮政机构四点。商帮内部的信息交流方式主要有二(er)，一则如晋商的大型(xing)商号，实行联号制，总(zong)号设在山西(xi)原籍，并在外地(di)重(zhong)要城市广设分号，分号与总(zong)号之间进行频(pin)繁的信息交流；其二(er)如徽商，主要通过宗族纽带来收集商业情(qing)报。会馆也是商业信息交换与联络商人的重(zhong)要场所(suo)。明清(qing)时期会馆增加十分迅速(su)。到了清(qing)代中期，已遍及全国主要城市甚至若干市镇。众多的独立(li)经营(ying)的中小商人多借助会馆进行商业信息交流。此外还有公所(suo)，公所(suo)与会馆原可通用。会馆主要是以地(di)区命名(ming)，公所(suo)则绝(jue)大多数是以行业命名(ming)，或以含(han)行业的字义命名(ming)，较之会馆具有更强的行业性。

不(bu)过，最大的商业信息传播渠(qu)道还是报纸。宋代“小报”和明清(qing)“京报”都是非官方的民办的报纸，但(dan)宋代“小报”是民间私自(zi)印发的，没有专门从业人员(yuan)，而明清(qing)时期的民间报纸已有专业的采编人员(yuan)。“京报”是在京民间报纸的统称，“京报”报房出现于明代，兴(xing)盛于清(qing)代，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专业新闻机构。报房的大量出现，使“京报”的印刷发行量大大增加。加之明清(qing)时期活字印刷术开始用于报纸印刷，使得信息传播更为便捷，报刊的印刷量也大幅增加。京报的总(zong)发行数字在手(shou)抄报纸的“白本报房”时期只(zhi)有数百(bai)本，实行刻印以后销数激增，最多的时候估计在一万份左右。此外，报纸大量刻印后，价格大大下降，到了清(qing)朝末年，民办报房京报的订户已经不(bu)限于诗礼簪缨之家。

此外，外省人士也可订购京报，通过送报人拿取报纸。送报人为了维持生活和长(chang)途跋(ba)涉的各项开销，除送报外，一般还兼营(ying)代捎书信、代寄包裹、代购物件、代送银两等副(fu)业，由此，明清(qing)时期私人送信的方式也进一步发展。上述(shu)在向外省发行报纸的同时捎带民间信件的形式，是北京地(di)区民信局的雏形。除了报房外，北京还有一些票号、钱庄捎带信件，会馆、商行也可代收发信。如《尊行日记》记载“李(li)宪荣(rong)士台，住福建建宁县北乡巧洋。如有信可寄至杭州生[漆行]，有建宁卖(mai)漆客，即可寄信；或往苏(su)州到邵武(wu)会馆可寄信至[建]宁。李(li)系壬申举(ju)人”。各个城市还有职业送信人，另有湖北麻城人经营(ying)的“麻乡约(yue)”商行专门替人传递信息。

专门为民间传递信件的民营(ying)邮政机构“民信局”大概从明朝中期开始出现，自(zi)东南沿海(hai)经济比较发达的地(di)区逐渐延伸到内地(di)，到19世纪逐渐成熟。例如北京的民信局有各自(zi)的业务活动区域，其中全盛泰专寄江浙(zhe)、两湖、四川、云贵等地(di)信件，三(san)义成递送天(tian)津、保定等周边(bian)地(di)区信件，三(san)盛信局则向东北投送邮件。一些民信局除了在北京设立(li)总(zong)局，还在其他城市设置分号，各分号下面还可以有代理(li)店(dian)，使民信局的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此外，随着东南沿海(hai)侨居海(hai)外人口的日益增多，出现了专门办理(li)华侨同国内亲属通信与汇兑的侨批局。

清(qing)代民信局红条封

明清(qing)时期，民间信息的传递效率比政府高很多，据姚廷遴《历年记》，明清(qing)易代之际，他是通过友人带来的“小报”得知北京的消息。到了清(qing)朝，民间系统传播信息更快，信件传递的速(su)度关系着寄信的费用。一则道光廿四年5月26日北京与苏(su)州票号之间的急信“委托(tuo)天(tian)成局专送，限6月10日午时到，脚(jiao)价纹银26两，早1天(tian)加2两，过午时罚2两，若逾至11日则罚4两”，北京与苏(su)州相距1379公里，急信在半个月内即可送达，相应的费用也较高。

李(li)伯重(zhong)先生还借助彭凯翔教授对清(qing)代粮食市场的研究说明了当时信息的传播效率。清(qing)代最大规模的贸易是粮食贸易，商人需在最短时间内将粮食从产(chan)地(di)运往销售地(di)，以争(zheng)取更大的利润空间。苏(su)州与安庆相距1300里，安庆与武(wu)昌相距864里，但(dan)根(gen)据彭教授的研究，三(san)地(di)在18世纪中后期的粮价波(bo)动趋势趋同，这便是商人掌握商业信息后、迅速(su)向各地(di)运输粮食使然。

彭凯翔教授统计三(san)地(di)粮价

总(zong)而言之，明清(qing)时期的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重(zhong)大变化，这既是全国市场发展的结果，也是全国市场发展的原因，李(li)伯重(zhong)先生将其称为“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

李(li)伯重(zhong)先生进一步指出， “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是造成明朝后期社(she)会变化的重(zhong)要原因。商业信息传播可以带来全国性的大集会，如崇祯(zhen)年间至明末，复(fu)社(she)举(ju)办了多次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规模集会。如崇祯(zhen)六年的虎丘(qiu)大会，据《复(fu)社(she)纪略》，“先期传单(dan)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zhe)，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dian)不(bu)能容……观者甚众无不(bu)诧(cha)叹，以为三(san)百(bai)年来，从未有此也”。到崇祯(zhen)十四年张溥去世时，集会规模更大，杜登春(chun)《社(she)事始末》称“海(hai)内会葬者万人”，集会的信息能传播得如此之广，依托(tuo)的正是商人群体的全国性活动。此外，复(fu)社(she)成员(yuan)交游地(di)域广泛，《社(she)事始末》称复(fu)社(she)成员(yuan)“壮游千里不(bu)赍(ji)粮”，可见(jian)广泛的交游活动背(bei)后是旅店(dian)、交通等商业设施的完善。

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对社(she)会转型(xing)起(qi)到了怎样的作用？费尔普斯(si)（Edmund Phelps）在《大繁荣(rong)》（Mass Flourishing）中提出：“一个人如果经常去了解他所(suo)在的社(she)会或今天(tian)的全球经济中产(chan)生的新思想(xiang)，他产(chan)生新创意的能力也会大幅提高。”霍伊勒（Fred Hoyle）也曾指出：“当你生活在一个社(she)团中时，社(she)团的风俗习惯会严格地(di)制约(yue)你，使你很难有破坏性的想(xiang)法。只(zhi)有外部的旁观者才能灌输危险的思想(xiang)。”商业信息的传播，使得全国精英阶层得以经常交流、思想(xiang)碰撞，从而产(chan)生了明朝末年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xiang)繁荣(rong)时期。

朱维铮(zheng)先生著有《利玛窦与李(li)卓吾》一文，指出李(li)贽通过利玛窦了解到很多中国以外世界的想(xiang)法。李(li)贽对利玛窦评价很高：“承问及利西(xi)泰。西(xi)泰，大西(xi)洋人也，到中国十万余里……是一极标致人，内甚玲珑，外甚朴实。吾所(suo)见(jian)未有其比。”李(li)珺(jun)平(ping)进一步考证了李(li)贽与利玛窦的交流，称利玛窦带来的“上帝面前人人平(ping)等”、“人人都是上帝子(zi)民”等观点对李(li)贽改订《易因》影响(xiang)极大。思想(xiang)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托(tuo)商业信息的传播。经济发展、商业信息流通的加速(su)，带来了思想(xiang)交流，推(tui)动了社(she)会转型(xing)。

既然如此，中国为什么没有从晚明开始“走出中世纪”？李(li)伯重(zhong)先生指出，社(she)会转型(xing)不(bu)仅仅通过经济因素来实现。吉登斯(si)（Anthony Giddens）提出“社(she)会转型(xing)三(san)大因素”，即文化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中国的“走出中世纪”在清(qing)代趋于停滞，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对人的压制的结果。

在评议环(huan)节，主持人高晞教授发言称，李(li)伯重(zhong)先生的演讲清(qing)晰(xi)易懂，引人入胜，对之触动最大的是讲座末尾对“社(she)会交往促进思想(xiang)的诞生”的讨论(lun)。评议人王振(zhen)忠教授总(zong)结道，李(li)伯重(zhong)先生是学术大家，视野开阔，不(bu)仅对明清(qing)时期的经济、社(she)会有多方面探(tan)讨，对于唐宋时代的历史问题(ti)也做过精深的研究，并关注同时代西(xi)方历史的发展，将中国和欧洲(zhou)历史传播加以比较，能够上下千百(bai)年，结合政治、文化、经济史探(tan)讨，令人佩服。其所(suo)讲述(shu)的商业传播方式在明清(qing)时期的重(zhong)大变化的确具有创新意义。王振(zhen)忠教授曾研究过一位清(qing)代前期的盐商，此人在家书中提到要将十几本《京报》寄给家人，近代以后，也有很多在上海(hai)的徽州盐商将读过的《申报》《新闻报》寄回家中，这都涉及商业信息的传播。王振(zhen)忠教授提出了“明清(qing)时期社(she)会转型(xing)的主要标志有哪些？”“其中与商业信息传播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哪个？”两个问题(ti)，请李(li)伯重(zhong)先生指教。

李(li)伯重(zhong)先生回应称，晚明是社(she)会转型(xing)的开端(duan)，商业信息传播起(qi)到最重(zhong)要的作用是推(tui)动全国市场的形成，使得横(heng)跨三(san)十多个经纬度的资源可以整体调度。从明朝开始，中国的白银和铜半数来自(zi)西(xi)南地(di)区，到了清(qing)朝，人口不(bu)断增加，资源需求不(bu)断扩大，其中最重(zhong)要的资源如木材、金石(shi)等，在中国东部非常缺乏，如果没有这样的经济网络，清(qing)朝很难解决明朝后期遇(yu)到的困境。西(xi)南部的资源送到东部后，推(tui)动了东部经济的发展，东部又通过进行对外贸易，流入了大量白银，使得国内有了可靠的货币流通，成为清(qing)代“长(chang)十八世纪”经济繁荣(rong)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