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德(de)·斯洛(luo)特戴克

诊(zhen)断的初因

一种愤懑，或者说成是一种恐惧也未尝(chang)不(bu)可。斯洛(luo)特戴克的视域是极为(wei)开阔的，《蔑视大众》中他对逐渐主体化的大众有着(zhe)清醒的认识，只不(bu)过要拉上极富盛名的卡内蒂来做(zuo)实人群(qun)之黑(hei)的论断，因为(wei)“卡内蒂的强项(xiang)在于他一以贯之的不(bu)讨(tao)好(hao)献媚”，这种强调为(wei)哲学家的观察设置了(le)极为(wei)客观的前提，也是他进(jin)行大众心理(li)学推演的基础(chu)，卡内蒂的《群(qun)众与权力》认为(wei)，20世纪大众心理(li)学的基本问题是被恶和假所裹挟。群(qun)众在成为(wei)主体之后变得(de)迟钝且不(bu)透明，这种聚(ju)集不(bu)仅形成了(le)旋涡，还导致了(le)“曾经有着(zhe)自我欲望(wang)认知的民主主体的理(li)性浪漫(man)形象的完全坍缩(suo)”，“大众”的形成是一种退化，它不(bu)再顾及单(dan)一个体的自我肉身感受和空间感受，个人意(yi)志(zhi)在聚(ju)集成黑(hei)色团块中的释放成了(le)一种释然，平等主义可能(neng)会带(dai)来瞬间的幸(xing)福(fu)感，但其根(gen)源并非所有人的平权意(yi)愿，而是绝大多数人的自我放纵。在时代中越行越偏的人群(qun)最后汇合成没有潜力的后现(xian)代大众，现(xian)代性的优质(zhi)特征就快要烟(yan)消云散(san)，哲学家在用每(mei)个人都参与却不(bu)自知的真相敲打着(zhe)没有止步的脚(jiao)踝。

大众的形成不(bu)仅影响了(le)社(she)会，也改变了(le)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在《思想的假死》中，斯洛(luo)特戴克的嘶吼更加清晰明了(le)，本该得(de)到延(yan)续的古代欧洲理(li)论文化，如(ru)今却成为(wei)一种基于罪行之上的认识论信仰。这种罪行的实施者看起来与常人无异，可他们却将延(yan)续形而上学传统的理(li)论家暗(an)杀，斯洛(luo)特戴克甚至将其称为(wei)“天使谋杀案”。实践(jian)理(li)论的生(sheng)活本该不(bu)涉及外(wai)部状态或对象，而是发展实践(jian)者本身，使其作(zuo)为(wei)能(neng)动主体的塑造性练习，这种生(sheng)活既是沉思的，也应当(dang)是积极活跃(yue)的，然而当(dang)代作(zuo)者却要引入区别，最终使实践(jian)生(sheng)活的维度变得(de)愈发不(bu)可见(jian)，也让学者和知识分子们无法看清现(xian)代社(she)会中的“人类状况”。本该延(yan)续清晰脉络的理(li)论学术生(sheng)活却越来越浑浊，未来何为(wei)呢？

作(zuo)为(wei)方法的谱(pu)系(xi)学

毋庸置疑，斯洛(luo)特戴克是一位杰(jie)出(chu)的师者，无论是在慕尼黑(hei)巴伐利(li)亚艺术学院(yuan)，还是在图宾根(gen)大学，他对时代症(zheng)结的阐述都有理(li)有据。就算(suan)尼采已经对智识生(sheng)活的传承产生(sheng)了(le)极大的干预，他仍愿意(yi)沿用经典的谱(pu)系(xi)学方法，告诉观者本该作(zuo)为(wei)思考者的哲学家最终是如(ru)何被杀死的，以至于混沌复现(xian)；而在蔑视的概念之下，思想和道德(de)又是如(ru)何从(cong)纵向控制转向了(le)横向控制，让本来有个性的个体走向了(le)普遍性和同质(zhi)性的大众集结，最后走入几乎再难以找到差异性的平庸。几乎无人敢否认哲学始于柏拉图时代，斯洛(luo)特戴克对胡(hu)塞尔的惺惺相惜(xi)就如(ru)同胡(hu)塞尔意(yi)欲抓住霍夫曼斯塔尔的手臂一样，现(xian)象学中最为(wei)哲学家受用的“悬置”概念被摆(bai)放在显眼的位置。这时候哲学还没有和科(ke)学分离，或许这两者本就不(bu)该分离，被区分开就意(yi)味着(zhe)要有高低之分，但观察者应该是纯粹的，胡(hu)塞尔一生(sheng)都在努力创造一种沉思的生(sheng)活方式，然而时代改变了(le)，类似苏格拉底(di)“神游症(zheng)”般对理(li)论的纯粹思考都卷(juan)入了(le)生(sheng)活问题，胡(hu)塞尔最终在晚年领悟到，理(li)论必须克服抽象性，回到先验性。

现(xian)象学的悬置方法似乎并没有给思想的发展提供解决之道，反倒是留下了(le)一个难题，让人们更怀念柏拉图借苏格拉底(di)之口，将灵魂和身体进(jin)行分离的形而上化，继而让真正的观察者，也就是有悬置能(neng)力的人在特定的练习地点出(chu)现(xian)。直至20世纪上半叶，西欧思想与古希腊最大的不(bu)同就是《道德(de)谱(pu)系(xi)》，尼采以伦理(li)学导师的姿(zi)态让道德(de)的真实根(gen)源回归于怨恨，这不(bu)仅实现(xian)了(le)对否定世界和生(sheng)活的基本态度的划(hua)时代重组，也肯定了(le)美德(de)的倾向。

《思想的假死》一书虽然用心理(li)政(zheng)治(zhi)学的方式，将柏拉图主义的城邦(bang)生(sheng)活沿着(zhe)谱(pu)系(xi)学的脉络纵向行进(jin)到当(dang)下，但斯洛(luo)特戴克最终不(bu)得(de)不(bu)承认，具有悬置能(neng)力的人的产生(sheng)，并非有什么贵族非贵族的差异，也没有明确的节点来区分，观察者的产生(sheng)与其载体文化的命运纠缠在了(le)一起，所有努力追求(qiu)知识的生(sheng)活方式都是值得(de)尊重的。

而《蔑视大众》中，斯洛(luo)特戴克回归到“集体”的流动方向，纵横交叉地深挖奉承作(zuo)为(wei)颠倒的蔑视所产生(sheng)的遗传性疾病史，看公共领域如(ru)何被斗争和潮流所分裂。从(cong)霍布斯开始将大众臣民化，到斯宾诺莎发现(xian)了(le)哲学意(yi)义上的大众，直至马克思的阶级论，大众的演变并非是某种进(jin)步，而只是蔑视的结构性变化，尼采更是把“人群(qun)对其超(chao)越地平线的设施的一切蔑视变成了(le)物质(zhi)以及抵抗的大众，以获得(de)一种纠正的、增效的蔑视”。走向主体性的大众似乎真的丧失了(le)个性，最终在海德(de)格尔狡猾(hua)的“此在”中被持续观察着(zhe)、蔑视着(zhe)，哪怕这是为(wei)了(le)转入非可蔑视性、转入激进(jin)的并且是高贵的生(sheng)存做(zuo)准备。

拯救现(xian)代主义？

或许未必可行。斯洛(luo)特戴克一直是犀利(li)的时代诊(zhen)断者，而非药剂师。他在《思想的假死》中已经表(biao)明了(le)理(li)论的假死走过古希腊和罗(luo)马时代，跳过基督教的中世纪后，已经走了(le)样，费希特颠倒了(le)活着(zhe)的人和假死之人中间的关系(xi)，主体间性是一种游离状态，人成了(le)一种拥有知识的载体。在最后一章中，作(zuo)者更是大声斥(chi)责(ze)谋杀假死状态的十(shi)名凶手——哪怕经典的批判(pan)方式被这位凶悍的德(de)国老(lao)人使用得(de)游刃有余(yu)，诸多理(li)论先驱在斯洛(luo)特戴克这里都难逃其罪。

而《蔑视大众》中仍然在积极走向现(xian)代化的大众已经步入了(le)后现(xian)代，因为(wei)垂直与水平关系(xi)之间的冲突已然造成了(le)失败的事实，哲学家们只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奉承社(she)会，而非挑衅社(she)会症(zheng)结。诊(zhen)断以走入死胡(hu)同为(wei)终结，哲学家的哲学批判(pan)似乎根(gen)本不(bu)可能(neng)为(wei)社(she)会带(dai)来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方式和方法似乎都带(dai)有先天的缺(que)陷，就连呼吁应当(dang)积极寻求(qiu)真理(li)的巴迪欧，都被斯洛(luo)特戴克嘲笑着(zhe)其理(li)论适用范围的狭隘。

那(na)么人类命运就再无出(chu)路了(le)吗(ma)？德(de)国哲学家的严谨不(bu)容小觑(qu)，尽管在《思想的假死》中，作(zuo)者在讨(tao)论伊始就将现(xian)代艺术中实践(jian)生(sheng)活的复杂性，和古典时代与中世纪的体育宗教禁欲苦修排(pai)除(chu)在外(wai)，然而行文中不(bu)时被引入的诗歌(ge)文学与艺术则被大肆颂扬着(zhe)，卡夫卡预言(yan)了(le)假死的必然回归，霍夫曼斯塔尔对诗人的身份(fen)定位让胡(hu)塞尔产生(sheng)了(le)精神上的共鸣，从(cong)而坚定了(le)自己的理(li)论方法，保罗(luo)·瓦莱里通过笔下的人物建立了(le)内在观察者，并以此拥有了(le)力量(liang)，而佩索阿——伟大的佩索阿用诗歌(ge)“成功地表(biao)达了(le)在忧郁的人非自愿的悬置和反传统的观察者自愿的审慎中的存在”，现(xian)代艺术体系(xi)更是可以消除(chu)封建情感的余(yu)孽(nie)，对艺术优秀或卓越的鉴赏(shang)会在民主的环境中以执行性和客观性的方式进(jin)行，就算(suan)大众沦为(wei)了(le)无意(yi)识无差异的政(zheng)治(zhi)工(gong)具，艺术仍可以在尴尬和绝望(wang)中，成为(wei)仅存的避难所。

结语

即便是大学中的讲座(zuo)，斯洛(luo)特戴克的哲学语言(yan)依旧显得(de)诘屈聱牙，他的论述绝非基础(chu)性的，而是将观者、读者的智识与自己并列，这种讲述并非是自上而下的强势(shi)灌输，而更像(xiang)是精英之间的哲思分享。然而如(ru)球面一样完整光滑的论述并非毫无瑕疵，对古典主义的回溯可以看成是一种礼赞，也可以理(li)解成某种守旧，而在他果断说出(chu)“哲学家们都是宁可做(zuo)出(chu)臆断也不(bu)愿意(yi)阅读细节的人”之后，也用自身的话语验证着(zhe)这种结论。

理(li)论的假死和大众主体性的发展仍然没有跳脱开“全球化”这个虽有些过时但仍然时髦的话题。斯洛(luo)特戴克的知识绝对是丰厚的，他在随笔中不(bu)时闪现(xian)的文学造诣验证了(le)学生(sheng)时代接(jie)受到的教育成果，对现(xian)代艺术的态度甚至比对同行更为(wei)宽容，然而他对思想演变的接(jie)受程度却令人不(bu)敢恭维，就算(suan)几乎所有思想家都对走入后现(xian)代的现(xian)代性进(jin)行着(zhe)无情的批判(pan)，但鲜少有人敢公开否认女权主义的存在——在这一点上斯洛(luo)特戴克的态度只能(neng)用“可爱(ai)”来形容，《思想的假死》一书最后，他直指朱迪斯·巴特勒的名字，甚至惊诧性别研究对无性别境界的摧毁(hui)。这位德(de)国老(lao)人是落伍的，却也带(dai)有一种先锋性：他对汉娜(na)·阿伦特的频(pin)繁引用确实是一种对女性学者的尊重和肯定，但这种认识却是建立在“天使无性别”的基础(chu)之上，或许作(zuo)为(wei)连接(jie)人类与真理(li)（上帝）的天使，本就无性别可言(yan)。

哲学家们总被诟病跳脱于真实生(sheng)活之外(wai)，就像(xiang)斯洛(luo)特戴克说的，他们如(ru)今更多的被留在了(le)报(bao)告厅、实验室、图书馆(guan)和永远开不(bu)完的讨(tao)论会上，然而这位如(ru)今七旬的老(lao)人仍然在劝说着(zhe)我们，只要有不(bu)断攀登知识的决心，以学识、艺术与文学修养，还有思想作(zuo)为(wei)实践(jian)的方法论，或许能(neng)够打破后形而上的幻(huan)想，不(bu)仅清醒地重拾道德(de)，也可以让自己在人的普遍性境况中，变得(de)更有意(yi)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