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出(chu)生于美国的朱迪斯·巴特(te)勒(le)是当代最(zui)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si)想家之一，专注于女性主义批评、性别研究、当代政治哲(zhe)学和伦理学等领域(yu)，被视为酷儿运动的理论先驱。在《消解性别》中，巴特(te)勒(le)第一次将目光放在普通人和他们的生活上，批判男女二元的性别框架(jia)，反(fan)驳各种形式的性别本质论。

在巴特(te)勒(le)看来，性别规范有着两面性。一方面，如果没有一定的规矩，人们就无法相互理解和承认，但另一方面，让日子过不下(xia)去的正是这些规矩，因(yin)此唯一可行的做法是让性别这个(ge)概(gai)念保(bao)持开放性和不可知性。书中写道(dao)：“为了要生活，要好(hao)好(hao)生活，为了能够知晓朝哪个(ge)方向前进才会(hui)改变我(wo)们的社会(hui)世界，我(wo)们需要规范；但是，我(wo)们也会(hui)受困于规范，有时规范会(hui)对(dui)我(wo)们施加暴力，而为了社会(hui)公(gong)正，我(wo)们必须反(fan)对(dui)它(ta)们。”正如巴特(te)勒(le)所说：“批评的意义在于对(dui)束缚生活的规矩提(ti)出(chu)质疑，好(hao)让生活方式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消解性别》

在日常生活中，“男性特(te)质”“女性特(te)质”都是常见的话术，但它(ta)们并不是一种固(gu)定标准。你口中的定义和七大姑八(ba)大姨很可能不同，甚至(zhi)完全相反(fan)，而在网(wang)络上，这样的碰撞更是常见。也就是说，这些话术总会(hui)随着社会(hui)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即(ji)使是某些看似“约定俗成”的概(gai)念，也处于漫长(chang)的被制造(zao)过程(cheng)中。

在这种情况下(xia)，“性别”的社会(hui)规范和一个(ge)完整的正常人之间，难免存在矛盾和束缚，甚至(zhi)会(hui)衍生为政治问题。同性婚姻就是如此，正如书中所言(yan)：“政治是由可理解的话语构成的，它(ta)要求我(wo)们采(cai)取某个(ge)立场(chang)，不论这个(ge)立场(chang)是赞(zan)同还(hai)是反(fan)对(dui)同性恋婚姻；但是，作(zuo)为人和严肃的规范性政治哲(zhe)学及(ji)实践的一部分的批判性思(si)考则要求我(wo)们探问，这到底为什么以及(ji)如何成为了一个(ge)问题——一个(ge)决定什么会(hui)、什么不会(hui)在这里(li)成为有意义的政治问题。在现有条件下(xia)，为什么‘成为政治’的前景恰恰依赖于我(wo)们在话语性地构成的二元结构中操作(zuo)（而不是探问）的能力，而且努力地不去知晓性领域(yu)就是被迫受制于对(dui)这些条件的接受呢？”

巴特(te)勒(le)继而将这一观点扩大到广义层面。她认为，如果将“理解”视为主流(liu)社会(hui)规范下(xia)的结果，那么“一定程(cheng)度上的不被理解，并不是一件坏事”。

至(zhi)于应(ying)对(dui)之道(dao)，书名的“消解性别”就是巴特(te)勒(le)认为的正解。她认为，“为了成全自己(ji)，我(wo)们就必须先消解自己(ji)：我(wo)们必须成为‘存在’的更大的社会(hui)结构的一部分，以创造(zao)出(chu)我(wo)们自己(ji)。”当然，这一点也存在悖论，“当性别规范开始在不同层次麻痹性别的能动性时，这个(ge)悖论就会(hui)加剧(ju)。”

“消解性别”被巴特(te)勒(le)视为女性主义的重要基础。她的“酷儿理论”来自于李银河的翻译，英(ying)文即(ji)Queer，原意为怪异的、怪癖的。在她看来，没有任(ren)何性取向来自某种固(gu)定的身份，而是仿佛演员(yuan)一般、不断变化的“协同表演”。基于这一理论，巴特(te)勒(le)认为性少数群体在社会(hui)中的孤立是“异性规范化”的后果，社会(hui)性别亦(yi)非天生生理身份的表现，而是人为规范化而成。

被规范的从来不仅仅是少数群体

虽然巴特(te)勒(le)在《消解性别》中着重于性少数群体，但若以为她笔下(xia)的“规范”仅仅针对(dui)少数人，那就低估了这本书的意义。

人类社会(hui)的“规范”，固(gu)然制造(zao)了基本秩序和伦理，但反(fan)过来也是对(dui)人类的限制。对(dui)于女性而言(yan)，规训更是无处不在。

在现代文明社会(hui)，多数正常人会(hui)接受与包容(rong)各种少数群体，并不将之视为“异类”。虽然狭隘的人与观念依然存在，但在人类历史上，这已经是特(te)立独行者所面对(dui)的最(zui)好(hao)时代。

人类走到这一天着实不易，每一步都值得(de)珍(zhen)惜。仅仅在爱情层面，当人们习(xi)惯(guan)自由恋爱时，不要忘记就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盲婚哑嫁仍是主流(liu)，抗(kang)议不但无效，还(hai)会(hui)被指斥为忤逆不孝，挣(zheng)脱家庭枷锁的年轻人面对(dui)的是千夫所指。

相比男性，女性选择离经叛道(dao)，前路会(hui)更加崎岖。哪怕到了17世纪，西方女性地位(wei)仍然极低，生活完全依附于男性，生活品质取决于丈夫的地位(wei)。要想衣食无忧，只有两条路径：或者生来是贵族，或者嫁给贵族。当有女性选择离开家庭、工场(chang)和教堂，离经叛道(dao)的她们面临的命运极为艰难。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在《边缘女人：十(shi)七世纪的三则人生故事》中就以三位(wei)女性为引线，借助各种档案、回忆录、自传、账本和画(hua)作(zuo)等，剖析了那个(ge)时代的女性生活。

书中的三位(wei)女性各有际遇。格(ge)莉克尔·莱布长(chang)于经商(shang)，写下(xia)七卷本自传，玛丽·居(ju)雅投(tou)身教育和慈善，玛利亚·梅里(li)安是艺(yi)术家和博物学家。她们都是普通女子，但又并不普通。她们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谁的缪斯，她们从未淹没在母(mu)亲的身份中，也从未作(zuo)为妻子而被抹杀。

《边缘女人：十(shi)七世纪的三则人生故事》

玛利亚·梅里(li)安精通水(shui)彩画(hua)和油画(hua)，还(hai)细(xi)心观察毛虫、蝇、蜘蛛及(ji)其(qi)他类似生物的习(xi)性。1692年，她因(yin)其(qi)离经叛道(dao)之举(ju)引发(fa)关注，“她抛下(xia)丈夫，前往魏沃特(te)市的拉巴迪团体中找寻平(ping)静。”这只是人生转向的开始，“她将满载着标本从美洲航行归来，将出(chu)版她的伟大作(zuo)品《苏(su)里(li)南昆虫变态》，将进一步充实她的《欧洲昆虫》，将成为阿姆斯特(te)丹(dan)的植物学家、科(ke)学家和收藏家圈子里(li)举(ju)足轻重的人物，直(zhi)到1717年去世。”

格(ge)莉克尔·莱布的人生更难挣(zheng)脱，她12岁订婚，14岁结婚，30年间生了14个(ge)孩子，之后成了寡妇。虽然孤儿寡母(mu)，但她却也因(yin)为这意外挣(zheng)脱牢笼，利用(yong)手中家业，做生意、放贷，成为那个(ge)时代的强悍女商(shang)人。更可贵的是，她在自传中讲述了许多故事，以此教育自己(ji)的孩子。在17世纪，她的教育已经极为超前，努力呼唤孩子的独立性，将之置于父母(mu)权威之上。

至(zhi)于玛丽·居(ju)雅，她的内心折磨(mo)与宗教有很大关系。从全书脉络来看，宗教影响着三位(wei)女性的选择，但并非决定性选择。她们分别是犹太教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走上了同一条追求自我(wo)之路，并最(zui)终实现了自我(wo)价(jia)值，而且微微撼动了那个(ge)男性世界。

正是这三位(wei)在时人眼中离经叛道(dao)的女性，用(yong)自己(ji)的努力告诉世界：不管生在什么时代，被如何打压，遭遇多少不堪，“自我(wo)”仍然是作(zuo)为“人”的最(zui)高追求。

但这样的人终究是少数，在电影《西西里(li)的美丽传说》中，莫妮卡(ka)·贝鲁奇以绝世风(feng)姿成就了影史上的经典形象。但也正是因(yin)为这份动人心魄的美，才让影片尾声的摧毁美更加触目惊心。一个(ge)女性在战争期间的求生，在战后成了罪(zui)过，人们通过道(dao)德谴责弱女子，掩(yan)饰(shi)自己(ji)曾经的懦弱与不堪。

类似的事情在一战同样曾经发(fa)生。《女性史：20世纪卷》中写道(dao)：“成为妓女还(hai)是母(mu)亲？对(dui)于女性而言(yan)，性选择向来都介于两个(ge)极端对(dui)立的选项之间……在欧洲，对(dui)性的双重标准却带上了爱国主义的色彩……不忠的妻子被贴上了不爱国的标签，尤其(qi)是那些与战俘发(fa)生关系的人。她们在德国媒体上受到嘲(chao)弄，并被处以罚款和监禁(jin)。在法国，法庭对(dui)通奸的妇女实行严厉的判决，对(dui)杀害了不忠妻子的士兵却宽大处理。”

与此同时，女性养活自己(ji)并不容(rong)易。书中写道(dao)：“并不是每个(ge)人都能得(de)到高昂的战时工资，而在报酬较低的岗位(wei)工作(zuo)的女性为其(qi)他行业较高的工资付出(chu)了代价(jia)。传统女性职业仍然收入微薄，尤其(qi)是那些在家做工的女性。因(yin)为人们很难在这种情况下(xia)执行最(zui)低工资法。”

从一战到二战，人们实际上都在面对(dui)同一个(ge)问题：“男人在外面丢的面子，回到家庭之后是要找回来的。面对(dui)战争也同样如此，在外受到创伤(shang)的男人，战后需要回到家庭重温(wen)其(qi)优越感。”

即(ji)使没有战争，在整个(ge)人类社会(hui)，这种现象至(zhi)今仍然存在。不少在外面打拼的男性，面对(dui)领导时唯唯诺诺，面对(dui)办公(gong)室复(fu)杂人际关系时忍气吞声，家才是唯一的宣泄渠道(dao)。因(yin)此，一战结束后，复(fu)员(yuan)军人的家庭暴力事件多到触目惊心。

所幸的是，这并不是20世纪的全部。在人类历史上，20世纪是一个(ge)“女性”身份彻底被重构和确立的时代。女性从静默的他者和被注视的客体，慢(man)慢(man)在大众媒体的影响下(xia)开始融合汇(hui)聚，并在20世纪中后期到达了一个(ge)文化认同的高潮。在媒介传播的影响下(xia)，女性不再是世界一隅的孤立个(ge)体，而成为一个(ge)有着相似意识形态的集体。她们享有共同的审(shen)美爱好(hao)和世界观、价(jia)值观，具有更为趋同的女性特(te)质，女性事实上由复(fu)数逐渐向单数收缩(suo)。

在这个(ge)过程(cheng)中，女性反(fan)抗(kang)着父权制的枷锁，但在资本主义和商(shang)业媒介的合谋之下(xia)，她们也越来越陷入了另一种单一身份的陷阱。

法国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乔治·杜比，主编了巨著《女性史》，“20世纪卷”是其(qi)第五卷。

《女性史》

书中写道(dao)：“了解那些人生经历跨越了20世纪的女性，你将被她们的不幸和伟大所震撼。她们受到战争、革命和独裁统治的打击，也见证了两性关系的巨变。我(wo)们现在是否已经到达了女性史的‘终点’，到达了多年来稳定的、不可避(bi)免的解放进程(cheng)的顶点？并非如此。如果诞生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e)国革命旋涡之中的20世纪地缘政治现在已经告一段(duan)落了，东方集团瓦(wa)解后自由主义的胜利所带来的‘历史的终结’的概(gai)念，也未能幸免于欧洲及(ji)其(qi)他地区(qu)一系列事件的冲击。‘历史的终结’对(dui)女性而言(yan)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是男性主导社会(hui)的末路和新社会(hui)黎明的到来？是一个(ge)性别分化几(ji)近消失的新时代？还(hai)是一个(ge)男性和女性既可以保(bao)持自己(ji)的独特(te)身份又享有平(ping)等权利和机会(hui)的世界？”

这些问题显然还(hai)没有足够稳定的答(da)案，但变化显而易见。20世纪女性拥有和过往女性不一样的人生，取得(de)的成就也是事实，包括投(tou)票权、生育风(feng)险的大幅降低、避(bi)孕措施和职场(chang)上的新机会(hui)等。

可这些“成就”同样是一种社会(hui)构建，在构建的过程(cheng)中，有赞(zan)同和推动者，也有反(fan)对(dui)者，同时，没有任(ren)何成就是一劳永(yong)逸的。对(dui)女性进步运动的刻板认知，很容(rong)易让人忽视仍然存在的不公(gong)。审(shen)美层面的“规范”，也通过纤瘦的电影明星、模(mo)特(te)和选美表现出(chu)来。

这导致“新女性”形象被固(gu)化：“她是一位(wei)专业的家庭主妇，既是家中的女王(wang)，又是精明的消费者。广告在贩卖商(shang)品的同时也贩卖图像。新女性看上去可能比以往的女性更加光鲜亮丽，但她们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因(yin)为广告同时也将女性自己(ji)变成了性对(dui)象和令人渴望的商(shang)品。”

被固(gu)化的女性，被“规范”的人生

对(dui)女性的固(gu)化，在婚姻层面呈现最(zui)为明显。上野千鹤(he)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就写道(dao)：“婚姻市场(chang)对(dui)女性的局限性极强，比如说女性不能有过多的异性朋友，不能有过于频繁的社交(jiao)活动，不能主动去追求性。一个(ge)主动的女生意味着她是婚姻市场(chang)外的‘社会(hui)女性’，不配作(zuo)为结婚考虑对(dui)象，是被玩(wan)弄宣泄的对(dui)象。而一个(ge)男性在步入婚姻前与这样的‘社会(hui)女性’游(you)戏(xi)，而到谈论婚姻时要求婚配的女性是白(bai)纸(zhi)一张。这种风(feng)气往越小越偏远的地区(qu)越严重。”

上野千鹤(he)子还(hai)曾写道(dao)：“对(dui)子宫的统治本来就是围绕(rao)出(chu)生婴儿的归属之争，这正是父权制的核心问题。”

如果探究问题的根本，那么上野千鹤(he)子的另一个(ge)发(fa)问或许更为关键：“原本革命应(ying)当是不分性别的自由公(gong)民的解放，为何结果只是男性的解放，女性解放则被搁置了？”直(zhi)至(zhi)今日，它(ta)仍然没有答(da)案。

在上野千鹤(he)子看来，性别是太过明显的阶(jie)级对(dui)立，以至(zhi)于容(rong)易被忽略。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被忽略甚至(zhi)被“自然化”的对(dui)立无处不在。比如对(dui)性的看法就是如此，维多利亚时代的性伦理要求女性不能看也不能触碰自己(ji)的性器官，在这一要求之下(xia)，明明是自己(ji)的身体，对(dui)女性而言(yan)却是最(zui)为疏远的陌(mo)生之物。这样的伦理要求，直(zhi)到今天仍有巨大市场(chang)，许多女性仍误以为对(dui)性的无知是“可爱”的表现，甚至(zhi)谈“性”色变。

其(qi)实这一切的本质是经济问题，《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如同一把手术刀，所剖开的是近现代社会(hui)的性别经济结构。

成书时的1990年，正是日本泡(pao)沫经济破(po)灭，开启“失去的三十(shi)年”之时，普通家庭无法承受高昂的市场(chang)化外包服务，因(yin)此出(chu)现了越来越多的全职妈(ma)妈(ma)。

全职妈(ma)妈(ma)带来了一个(ge)新的问题：她们在家操持家务，却没有相应(ying)收入，许多男性回到家，往往还(hai)会(hui)来一句“你呆在家里(li)什么也没干”。

这恰恰反(fan)映了父权制的经济基础，也就是男性对(dui)女性劳动力的统治。这种统治的根本问题在于生产费用(yong)的不平(ping)等，比如男性在外工作(zuo)养家，当然很辛(xin)苦，但如果将女性在家操持家务所耗费的时间与精力，对(dui)应(ying)为市场(chang)化费用(yong)（可以想想市场(chang)上月嫂和保(bao)姆的收入标准，还(hai)有教师的收入标准），很多男性的收入甚至(zhi)无法承担这笔费用(yong)。与此同时，女性的牺牲也非常大，她们或者告别职场(chang)，很难重返，或者要牺牲事业，升职比男性更困难。

很多人或许会(hui)认为，这种比较并不合理，因(yin)为古代女性根本不出(chu)去工作(zuo)，“男主外女主内”是传统，如今的全职妈(ma)妈(ma)，或者职场(chang)女性的家庭付出(chu)，不过是对(dui)传统的继承，并不是一种新的剥夺。这个(ge)说法当然是荒谬的，因(yin)为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依托，就是机器化生产、市民社会(hui)和教育普及(ji)，它(ta)必然使女性能够接受教育、参与社会(hui)事务并参与社会(hui)生产，也必然会(hui)打破(po)“男主外女主内”的所谓传统。但与此同时，父权制的存在，使得(de)男性多少成为获益者，往往可以享受女性“内外兼顾”所产生的剩余价(jia)值。

现代社会(hui)继承了传统社会(hui)的一种观念，即(ji)刻意强调女性的爱与母(mu)性。这种将女性推上神坛的价(jia)值观，几(ji)乎已经成为教科(ke)书一般的真理。但正如上野千鹤(he)子所说，这实际上是“长(chang)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既然爱是“无条件付出(chu)”，母(mu)性是“隐忍和牺牲”，那么就可以等同于无价(jia)值劳动。它(ta)们看似对(dui)女性的赞(zan)美，实际上遮蔽了女性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wei)。

即(ji)使无数人曾提(ti)出(chu)女性的“自主权”，但正如《消解性别》中所言(yan)：“任(ren)何一个(ge)自主权的概(gai)念都有着局限。自主权实际上是在社会(hui)条件制约下(xia)生活在这个(ge)世界上的方式。那些社会(hui)工具可以赋权，但也具有约束力，而在很多情况下(xia)，这两种功能同时发(fa)挥着作(zuo)用(yong)。”

不管是否认同巴特(te)勒(le)在《消解性别》中提(ti)及(ji)的“规范”，都不能回避(bi)这样的事实：“规范就是那种决定了‘可理解的’生活、‘真正的’男人和‘真正的’女人的东西。如果我(wo)们违背这些规范，就很难说我(wo)们是否还(hai)能生活下(xia)去、是否还(hai)应(ying)该生活下(xia)去，我(wo)们的生活乃至(zhi)生命是否还(hai)有价(jia)值、是否能变得(de)有价(jia)值，我(wo)们的性别是否是真实的、是否能被看作(zuo)是真实的。”

上野千鹤(he)子所批判的父权、所揭露的女性被剥削的隐藏事实，都以这样的“规范”而呈现。具体在社会(hui)层面，它(ta)被渲染为“女人一定要结婚”“不生孩子的人生就不完整”等常见话语。无数人选择“适应(ying)”，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解性别》中提(ti)到的解决方案并不可行。事实上，开放的心态和认知，永(yong)远是人类进步的倚仗，在性别问题上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