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一百(bai)多年前美国那场轰轰烈(lie)烈(lie)的(de)改革(ge)运动(dong)，一系列改革(ge)者的(de)面庞浮(fu)现眼前，弗雷德里克·C.豪便是其中之一。豪是时任克利(li)夫兰市市长汤姆·L.约翰逊的(de)幕(mu)僚，他们共同成(cheng)就了这座城市，使之被誉为改革(ge)年代的(de)明星城市。1925年，豪出版了一本著作(zuo)《一个(ge)改革(ge)者的(de)自白》（Confessions of a Reformer），详细描述了内战后几十年里他作(zuo)为改革(ge)者所经历的(de)一切。从一座美国小镇写(xie)起。在那里，压(ya)制正(zheng)统观念——无论是宗教、政治还是经济的(de)——都是常态。再写(xie)到巴尔的(de)摩、克利(li)夫兰和纽(niu)约，他在这些城市参与进步时代那些波澜壮阔的(de)改革(ge)事业。最后是第一次世界大(da)战和战后的(de)红(hong)色恐慌期间政府的(de)镇压(ya)行动(dong)带(dai)给他的(de)幻灭感。在政治抱(bao)负和非政治的(de)公(gong)民团结(jie)理想之间挣扎，豪摸(mo)索都市政治的(de)道路带(dai)着困(kun)惑和矛盾(dun)，这正(zheng)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中产阶级公(gong)民改革(ge)的(de)典型特征。而《一个(ge)改革(ge)者的(de)自白》反映了豪对老派、清教、中产阶级的(de)美国及其人民未能引领建立一个(ge)更(geng)加(jia)开放(fang)、慷慨和人道的(de)社会的(de)失望。但他判断，改革(ge)将不断重新开启。

在《一个(ge)改革(ge)者的(de)自白》出版三(san)十年之后，美国历史学(xue)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发表(biao)了《改革(ge)年代：从布(bu)赖(lai)恩(en)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以(yi)下简称《改革(ge)年代》）。该书自出版以(yi)来备受赞誉和批评。称赞者认为霍夫施塔特关于镀(du)金时代和进步时代至关重要问题(ti)上的(de)看(kan)法过去(qu)是、现在仍然是正(zheng)确的(de)。批评者则关注霍夫施塔特对民粹主义、反犹太(tai)主义和阴谋论的(de)指控(kong)，也(ye)不同意他的(de)地位革(ge)命论。无论怎(zen)样，《改革(ge)年代》向人们展示了一段复杂的(de)美国历史时期，而这些复杂性(xing)“是我们对过去(qu)的(de)传统印象所未能捕捉到的(de)”，霍夫施塔特对改革(ge)的(de)研(yan)究或是一支序曲，或提供一剂刺激。

关于改革(ge)的(de)时代，霍夫施塔特表(biao)现出温和的(de)现时主义。他在《改革(ge)年代》的(de)开端便指出，从内战到1890年代这段美国历史，可以(yi)看(kan)成(cheng)一个(ge)主要以(yi)工业化、大(da)陆扩(kuo)张和政治保(bao)守主义为主题(ti)的(de)时期，以(yi)此类推，刚刚过去(qu)的(de)这个(ge)时代，即大(da)致(zhi)从1890年代起，至第二次世界大(da)战结(jie)束(shu)的(de)这段历史，则可视为一个(ge)改革(ge)的(de)时代。“刚刚过去(qu)的(de)这个(ge)时代”的(de)说法表(biao)明霍夫施塔特认为自己所处的(de)时代与改革(ge)年代十分接近，甚至改革(ge)在长时段上可能从未中断。改革(ge)的(de)洪(hong)潮，尽管在1890年发生过大(da)规模的(de)回涌，在1920年代也(ye)曾短暂地消(xiao)退，却为二十世纪大(da)部分时间里的(de)美国政治奠定(ding)了基(ji)调。霍夫斯塔特将过去(qu)六十五年里的(de)改革(ge)运动(dong)分为三(san)个(ge)阶段，其中两个(ge)阶段几乎是前后接续的(de)：首先是农民反抗运动(dong)，其最强烈(lie)的(de)表(biao)现是1890年代的(de)平民主义运动(dong)和1896年布(bu)赖(lai)恩(en)的(de)总(zong)统竞选；接着是进步主义运动(dong)，覆盖时间约为1900到1914年；最后是“新政”，其最具活(huo)力的(de)阶段集中在1930年代的(de)几年中。霍夫施塔特接着明确表(biao)明，写(xie)作(zuo)这本书的(de)目的(de)，并不是要把1890年以(yi)来美国主要改革(ge)运动(dong)那些熟悉的(de)故事重新讲一遍，而是希望从他自己时代的(de)角度(du)进行新的(de)分析。霍夫施塔特也(ye)非常清楚，过于关注当下“是一件非常危险的(de)事——危险就在于因过度(du)聚焦于当下，而丧失了对历史真实性(xing)的(de)确切认知(zhi)”。毫无疑问，《改革(ge)年代》充斥着作(zuo)者对现时政治的(de)担忧。他在1960年的(de)一次采访中曾说：“我之所以(yi)成(cheng)为一名历史学(xue)家，是因为我参与了当代问题(ti)的(de)研(yan)究。”或许正(zheng)是因为他坚定(ding)地贯(guan)彻现时主义，使他认定(ding)1890年代以(yi)来的(de)改革(ge)没有中断。人们对于对称性(xing)和历史延续性(xing)的(de)渴望，会使得改革(ge)的(de)要求不断被提出。这一点(dian)与豪的(de)想法不谋而合(he)。

豪与进步时代的(de)许多改革(ge)者一样，在战前认为思想和信息比(bi)利(li)益更(geng)强大(da)，运用智识传统可以(yi)结(jie)束(shu)不公(gong)平，促进社会福祉。霍夫施塔特显然也(ye)更(geng)重视思想、情感对改革(ge)的(de)意义。关于“进步主义”，霍夫施塔特指的(de)是1900年以(yi)后那种随处可见的(de)、倾向于针砭(bian)时弊和厉(li)行变革(ge)的(de)更(geng)为广泛(fan)的(de)心理冲动(dong)；到了这一时期，农民抗议(yi)这条(tiao)小溪流已变成(cheng)波澜壮阔的(de)大(da)河，而强烈(lie)要求社会、经济改革(ge)的(de)中产阶级人民，则凭着他们日益高涨的(de)热(re)情增加(jia)了这条(tiao)大(da)河的(de)水(shui)量，并且改变了它的(de)流向。作(zuo)为一种改革(ge)思想，进步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ge)共识的(de)学(xue)说；相反，这是对美国已经成(cheng)为一个(ge)由大(da)企业和大(da)城市主导的(de)工业国家这一认识的(de)一系列多样化回应(ying)。进步主义包括要求诚实、高效和更(geng)广泛(fan)的(de)市政权力的(de)运动(dong)，削弱垄断公(gong)司对州立法机构的(de)控(kong)制。加(jia)强公(gong)用事业的(de)公(gong)共控(kong)制或公(gong)有制，推动(dong)政治进程民主化，削弱政党组织，要求妇女选举权，扩(kuo)大(da)政府监管企业的(de)权力，以(yi)及通(tong)过社会福利(li)立法等(deng)。这场运动(dong)的(de)主旋律是重建一种经济个(ge)人主义和政治民主，人们普遍相信这些东西在美国曾一度(du)存在，只是已经为大(da)公(gong)司和腐败的(de)政治机器所毁灭；在重建这些理念的(de)同时，也(ye)要寻回某(mou)种道德感和公(gong)民纯(chun)洁性(xing)，这些东西被认为也(ye)已丢失了。改革(ge)的(de)冲动(dong)来自人们的(de)怀旧情绪，改革(ge)的(de)目标(biao)是找回业已存在美国过去(qu)社会中的(de)那些美德和纯(chun)真，可见智识传统要大(da)于利(li)益追求。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霍夫施塔特进而揭示，是关于社会地位的(de)认知(zhi)而不是利(li)益使先前那些广义上可以(yi)称为“独立派”类型的(de)人群变成(cheng)进步派。他认为，主要并不是因为经济剥削，而是因为他们是地位变动(dong)的(de)受害者，这一变动(dong)就发生在十九世纪的(de)最后十年和二十世纪初。简言之，在相当大(da)的(de)程度(du)上领导了进步主义运动(dong)的(de)这批人，他们承受的(de)时代苦难并非源自财富的(de)缩减(jian)，而是由于社会威望和权力的(de)分配模式发生了变化。回到1870年前后，那时财富、地位和权力在美国的(de)分布(bu)还相当分散，中等(deng)收入的(de)人也(ye)足以(yi)享有相当高的(de)威望和影响(xiang)力，在很多小地方这一现象尤为普遍。在那个(ge)地方性(xing)名望还颇具分量的(de)年代，小店主、制造业主、杰出的(de)律师、编辑和牧师，都算是地方上名声响(xiang)亮的(de)人物。霍夫施塔特最后得出结(jie)论说，每当现代社会发生重大(da)变革(ge)之时，大(da)部分知(zhi)识分子、专门(men)职业者和民意塑造阶层，总(zong)能看(kan)清事态走向，于是全情投(tou)入他们认为代表(biao)着进步和改革(ge)的(de)那一方。罕有哪一次历史运动(dong)，这些阶层在其中起到的(de)作(zuo)用比(bi)在进步主义运动(dong)中还要大(da)。无疑，这些知(zhi)识分子和专门(men)职业者之所以(yi)支持进步主义事业，一部分原因和中产阶级里的(de)其他成(cheng)员是一样的(de)，然而他们所在职业本身发生的(de)显著变化，社会的(de)日益复杂化，以(yi)及地位革(ge)命给他们的(de)社会地位带(dai)来的(de)改变，也(ye)在影响(xiang)着他们对事物的(de)看(kan)法。

然而，改革(ge)的(de)事实往往证明：利(li)益比(bi)思想或信息更(geng)强大(da)。克利(li)夫兰、芝加(jia)哥、纽(niu)约等(deng)城市的(de)进步主义改革(ge)实践表(biao)明，虽然许多商业和专业人士(shi)准备投(tou)入时间、精力和金钱来改善他们的(de)城市，但如果他们的(de)基(ji)本利(li)益受到威胁，他们会退缩并变得敌对。霍夫施塔特在评论反托(tuo)拉(la)斯运动(dong)时也(ye)指出，毫无疑问，相比(bi)其宣(xuan)传造势的(de)强度(du)，反托(tuo)拉(la)斯运动(dong)取得的(de)直(zhi)接实质性(xing)成(cheng)就是不大(da)的(de)；可是历史上这样的(de)情形比(bi)比(bi)皆是——历经了艰苦、激烈(lie)的(de)斗争，却只收获了微末的(de)成(cheng)果。

应(ying)该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de)改革(ge)本身就充满(man)矛盾(dun)，原先属于平民主义的(de)改革(ge)主张后来成(cheng)为进步派的(de)改革(ge)主张，甚至被两党拿过去(qu)、写(xie)进党的(de)纲领。或许是改革(ge)时代本身呈现出的(de)这种特点(dian)使得霍夫施塔特被诟病为“模棱两可之王”，从他在《改革(ge)年代》的(de)文(wen)字里可见到他的(de)矛盾(dun)心理。批评者不满(man)于他对直(zhi)接民主改革(ge)的(de)摒弃，但与其说是摒弃，毋(wu)宁说是模棱两可、未予(yu)置评。譬如对于直(zhi)接初选制、创制权、复决权、否决权等(deng)早期改革(ge)成(cheng)就，霍夫施塔特认为这些目标(biao)的(de)实现是“重建他们想象的(de)存在于以(yi)往纯(chun)真年代的(de)那种大(da)众政府”。“想象的(de)”“纯(chun)真年代”这类词汇(hui)似乎暗示霍夫施塔特并不看(kan)好这些政治改革(ge)目标(biao)。在评价(jia)西奥多·罗斯福时，霍夫施塔特认为，罗斯福代表(biao)了这样一种类型的(de)进步主义领导者，他们真实的(de)内心冲突是高度(du)保(bao)守主义的(de)，如果不是因为有必(bi)要在建立社会秩序的(de)过程中抵制那些具有威胁性(xing)的(de)激进路线，他们可能根本不会成(cheng)为进步派。这里指明进步派本身的(de)矛盾(dun)性(xing)。但霍夫施塔特又清楚地意识到，老罗斯福时代的(de)典型进步派思想家或改革(ge)者，一直(zhi)同社会主义者们进行着一种宽容的(de)、互有裨益的(de)对话，而且由于他们的(de)半无产阶级性(xing)质，他们比(bi)较同情劳工。他们经受了“社会情绪的(de)检验方式之一……无论社会中生活(huo)安逸的(de)人们在心理上是更(geng)认同那些成(cheng)功人士(shi)的(de)权威和成(cheng)就，还是更(geng)加(jia)牵挂那些不幸者的(de)需求和苦难。相当大(da)的(de)程度(du)上，正(zheng)是进步派的(de)宣(xuan)传鼓(gu)动(dong)，使得人们的(de)同情心在社会层面上是向下的(de)，而非向上的(de)”。这与民主改革(ge)的(de)目标(biao)也(ye)是一致(zhi)的(de)，对霍夫施塔特反民主的(de)指责似乎站不住脚。

矛盾(dun)性(xing)也(ye)体现在改革(ge)者身上。霍夫施塔特分析了所有的(de)专门(men)职业和行业中的(de)律师行业，他认为很多律师身上都有一种矛盾(dun)属性(xing)，一方面他们为商业团体服务并从中获益，另一方面，在人身关系上，他们又与之保(bao)持疏离；这种矛盾(dun)性(xing)对于进步主义思想的(de)塑造，以(yi)及进步主义领导群体的(de)构成(cheng)，都产生了深远影响(xiang)。很多律师参与进步主义政治，是因为作(zuo)为一名合(he)格的(de)法律顾问，他们必(bi)须处处为委托(tuo)人着想，但也(ye)有不少律师是由于从自己所在行业的(de)变迁中，感受到了那种广泛(fan)存在的(de)改革(ge)诉求的(de)冲击力。所以(yi)，进步主义是一场温和而谨慎的(de)运动(dong)，其目标(biao)不是社会结(jie)构的(de)剧烈(lie)变革(ge)，而毋(wu)宁是形成(cheng)一个(ge)负责任的(de)精英群体，这批精英将把民间的(de)冲动(dong)导向变革(ge)，并且是导向一系列适度(du)的(de)，用他们的(de)话说，“建设性(xing)的(de)”渠(qu)道。如同布(bu)兰代斯恰如其分的(de)表(biao)述，这个(ge)领导集体“将在富人和平民之间保(bao)持一种独立地位，随时准备着对任何一方的(de)过度(du)行为加(jia)以(yi)制衡。”

实际上，对于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的(de)改革(ge)议(yi)题(ti)、中产阶级的(de)分化，及至新政时期进步派和保(bao)守派的(de)改革(ge)主张呈现的(de)矛盾(dun)性(xing)、复杂性(xing)，霍夫施塔特在《改革(ge)年代》的(de)前言中阐明了原因。他认为，移民的(de)需求和本地人的(de)情绪，两相冲撞之下，产生了两种有着根本差异的(de)政治伦理体系。霍夫施塔特分析了它们的(de)性(xing)质及相互影响(xiang)。第一种建立在扬基(ji)-新教的(de)本土政治传统，以(yi)及中产阶级生活(huo)的(de)基(ji)础之上，主张并要求公(gong)民持续地、无私(si)地参与公(gong)共事务；这套伦理认为，跟从前相比(bi)，政治生活(huo)在满(man)足个(ge)人需求之余，更(geng)应(ying)该超越个(ge)人需求，在更(geng)高的(de)程度(du)上符合(he)普遍原则与抽象规律；这套伦理也(ye)表(biao)达了一种普遍的(de)感受，即认为政府天然地应(ying)当努力敦促个(ge)人生活(huo)的(de)道德化，而经济生活(huo)也(ye)应(ying)当致(zhi)力于个(ge)人品格的(de)磨砺与发展。另一套体系则以(yi)移民的(de)欧洲背景为基(ji)础，移民们对于独立的(de)政治行动(dong)不甚熟悉，对于等(deng)级和权威却相对熟悉，由于背井离乡的(de)身份，他们也(ye)常常面临各种紧急需求；这套伦理认为个(ge)人的(de)政治生活(huo)理所当然地是产生于家庭的(de)需求，基(ji)本上将政治和公(gong)共关系解释为一组私(si)人义务，认为比(bi)起忠实于抽象的(de)法律或道德规则，稳固的(de)私(si)人效忠关系更(geng)为重要。移民、大(da)佬和城市机器的(de)政治生活(huo)，便主要建立在这套价(jia)值关系之上。对立的(de)双方中，一方是道德高尚的(de)新教社会改革(ge)领导者，另一方则包括大(da)佬、职业政客和移民大(da)众。因之，对霍夫施塔特而言，改革(ge)只能是社会各阶层和谐(xie)一致(zhi)的(de)产物，即便其中充满(man)矛盾(dun)甚至相悖的(de)改革(ge)议(yi)题(ti)。

霍夫施塔特有强硬的(de)道德政治立场，但他对进步派的(de)一些传统价(jia)值观念却有着隐秘的(de)偏(pian)爱。他说改革(ge)派的(de)整(zheng)套传统反映的(de)是这样一种心态，该心态的(de)基(ji)础在于一个(ge)本质上是健(jian)康的(de)社会；该心态所主要关注的(de)内容，并不在于如何能让一个(ge)经济体成(cheng)功应(ying)对经济崩(beng)溃带(dai)来的(de)诸多问题(ti)，而是在一个(ge)合(he)理的(de)运行秩序中，促进该经济体的(de)民主化。设法令(ling)一个(ge)经济体恢复繁荣，归根结(jie)底是一个(ge)组织问题(ti)。在“新的(de)机会主义”中，霍夫施塔特揭示改革(ge)派的(de)优势：在于他们可以(yi)唤醒道德情绪，谴责不公(gong)，将整(zheng)个(ge)社会的(de)义愤汇(hui)集起来，去(qu)抗拒那些不能容忍(ren)的(de)恶行。而保(bao)守派更(geng)倾向于将其合(he)法性(xing)建立在制度(du)的(de)连续性(xing)、铁的(de)事实、可能性(xing)的(de)限度(du)等(deng)基(ji)础上。从进步主义到新政，中产阶级的(de)改革(ge)冲动(dong)依然留存。技术官僚新政派与道德进步派之间形成(cheng)鲜明对比(bi)，霍夫施塔特在此写(xie)道：自由派捍卫大(da)公(gong)司和产业集中这一奇特景象说明，曾如此长久(jiu)地居于进步主义思维核(he)心的(de)反垄断情绪，如今已不再是进步主义的(de)核(he)心主题(ti)。布(bu)兰代斯和威尔逊代表(biao)的(de)那一代人，将经济生活(huo)理解为一个(ge)展现各自品格的(de)领域；现代自由派似乎完全认为这是一个(ge)可以(yi)期待某(mou)些结(jie)果的(de)领域。最值得注意的(de)似乎是这种道德立场的(de)转变。虽然霍夫施塔特认为瑟曼·阿诺德是二战前最具创造力的(de)政治知(zhi)识分子，但他认为从阿诺德使用的(de)术语来看(kan)，阿诺德的(de)价(jia)值体系与美国进步主义的(de)经典价(jia)值之间已经有了相当的(de)距离。霍夫施塔特认为，进步主义的(de)关键词是爱国主义、公(gong)民、民主、法律、品格、良知(zhi)、灵魂、道德、服务、责任、耻辱、羞耻、罪恶和自私(si)……搜索阿诺德书中的(de)关键词，则是需求、组织、人道主义、结(jie)果、技术、制度(du)、现实主义、规训、士(shi)气、技能、专家、习惯、实用和领导力等(deng)。前者令(ling)人联想到进步主义运动(dong)的(de)道德与知(zhi)识根源，这些根源可以(yi)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传统。后者揭示的(de)价(jia)值乃是从经济危机和官僚制的(de)必(bi)要需求当中创生出来的(de)。

霍夫施塔特在他所著的(de)《进步主义历史学(xue)家》一书中有一句话：“现时意识虽然造成(cheng)了主要错误，但通(tong)过智识发现，其往往也(ye)是获得新见解的(de)主要途径——错误和曲解并非出自一意孤行，而毋(wu)宁是拉(la)帮结(jie)派的(de)结(jie)果。解释性(xing)历史学(xue)家最好的(de)状态是，带(dai)着对未来热(re)情的(de)关切回到过去(qu)。”（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p.465）霍夫施塔特以(yi)其对道德政治的(de)关切描绘了承受着地位焦虑的(de)那一代人的(de)群像，就历史故事而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三(san)十年代及六十年代显然有不同的(de)剧本，也(ye)不会如霍夫施塔特说出“刚刚过去(qu)的(de)这个(ge)时代”那般轻松。但进步时代、新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都始于一股乐观主义情绪，一种共同的(de)信念——过时的(de)思想和政策将被新思维取代的(de)时刻已经来临；特权和不公(gong)正(zheng)的(de)堡垒(lei)将让位于对创新和更(geng)大(da)平等(deng)的(de)要求。无论如何，在若干年里，改革(ge)的(de)要求都会在立法和制度(du)上得到体现。如果历史学(xue)家无法停止将过去(qu)和现在混为一谈(tan)，那就一定(ding)会相信改革(ge)将持续进行，或者相信人们会主动(dong)出击，将改革(ge)进行下去(qu)。即使我们望着那个(ge)渐行渐远的(de)改革(ge)年代，黯然神伤、唏(xi)嘘慨叹。化用霍夫施塔特的(de)话来说，对于相信世界历史上某(mou)个(ge)阶段曾是黄金时代的(de)人们，我们怀有一份真实的(de)同情，尽管他们的(de)生活(huo)境遇要比(bi)我们好得多。然而，真正(zheng)地回去(qu)那个(ge)世界里生活(huo)，真切地去(qu)体会那个(ge)世界的(de)人们所珍(zhen)惜的(de)那份希望，去(qu)欣赏他们那份想象出来的(de)纯(chun)真，今天的(de)我们已经办不到了。

（注：文(wen)中未标(biao)明出处的(de)引文(wen)皆出自中文(wen)译本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ge)年代》，王禹(yu)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英文(wen)版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