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zi)》是一部有意创作的对话体(ti)著作，记述孟子(zi)与其弟子(zi)及(ji)同时代人的论学、治(zhi)国之语，是儒(ru)家学派的代表著作之一。关于作者，古今有三种说法：一为孟子(zi)自作，二为孟子(zi)弟子(zi)万章、公孙丑等共同记述而成，三为孟子(zi)与弟子(zi)共作。《四书》当中，《孟子(zi)》的浮沉最大，经历了由“子(zi)”到“经”的升(sheng)格过程。战国后期，形成势力强大的孟子(zi)学派，但秦始皇(huang)焚(fen)书坑儒(ru)，烧孟派之书，杀(sha)孟派之儒(ru)，孟学遭受重(zhong)创。汉初(chu)，由于统治(zhi)的需要，孟子(zi)及(ji)其书又受到重(zhong)视，汉文(wen)帝时曾立“《孟子(zi)》博士”。但总起来(lai)说地位尚不足以与后世相比。这种情形到宋代发生了改变，其标志就是经学史上的重(zhong)大事件，即《孟子(zi)》的“升(sheng)经运动”。这一运动大的学术背景在于肇始于中唐的儒(ru)学更新运动，即儒(ru)学由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的演变。就自身原因而论，儒(ru)学自汉代以来(lai)的训诂之学已走向极端，变得繁琐，死气(qi)沉沉，需要更新；就外部原因而论，就是儒(ru)学受到了佛(fo)道的冲击，使原有的独尊地位受到极大挑战。改变这种状况的重(zhong)大举措之一就是支撑儒(ru)学“经典”的重(zhong)新选择，从《五经》到《四书》的转变正是这一背景下的必然结(jie)果，而《孟子(zi)》升(sheng)格是其中的一个重(zhong)要组成部分。经历了韩愈、孙复、石介、二程、张载、王安石等人对《孟子(zi)》的推尊过程，宋徽宗宣(xuan)和年间（1119-1125），《孟子(zi)》一书首次被刻(ke)成石经，列(lie)为“十三经”之一。而朱(zhu)熹将《孟子(zi)》与《论语》《大学》《中庸(yong)》并列(lie)，汇集(ji)而成《四书》，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几百年。至此，宣(xuan)告了《孟子(zi)》由子(zi)到经“升(sheng)格运动”的完(wan)成，以后的目录学著作皆将其列(lie)置“经部”，孟子(zi)其人也于元文(wen)宗至顺元年（1330）被加封(feng)为“亚圣”。

《大学》是《小戴礼记》的第(di)42篇，是一篇论述儒(ru)家人生哲学的论文(wen)，讲(jiang)的是在“大学”阶(jie)段如何学习修(xiu)身、治(zhi)国。传(chuan)统认为，《大学》的作者是孔门弟子(zi)，朱(zhu)熹则认为是曾子(zi)及(ji)其弟子(zi)共同完(wan)成的。唐代韩愈之前，《大学》只(zhi)是作为《礼记》一篇，并没有单独受到太大的重(zhong)视，也没有单独刊行的本子(zi)。韩愈作《原道》曾经引用《大学》一段，《大学》一篇逐渐受人重(zhong)视。较早将《大学》从《礼记》中单独抽出并为之作注的，是北宋司马(ma)光，他(ta)曾撰《大学广义》一卷。而真正从哲学高度认识(shi)到《大学》价(jia)值的，当数二程，如程颢曾言：“《大学》乃(nai)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程颐(yi)则云：“入德之门，无如《大学》。今之学者，赖有此一篇书存，其他(ta)莫如论孟。”不仅(jin)如此，二程还为《大学》改定次序，学术史上称为“大学改本”。不过，二程仍将《大学》视为《礼记》的一个组成部分，尚未(wei)使之独立于《礼记》体(ti)系之外。至朱(zhu)熹，《大学》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他(ta)分经传(chuan)，划章次，补传(chuan)文(wen)，作章句，提(ti)升(sheng)哲学层(ceng)次。《大学》以及(ji)《中庸(yong)》二篇，不仅(jin)单独刊行，而且(qie)独立于《礼记》体(ti)系之外，纳入了《四书》体(ti)系。

《中庸(yong)》是《小戴礼记》第(di)31篇，讲(jiang)的是儒(ru)家的处世哲学。所谓“中庸(yong)”，程颐(yi)释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yong)。中者，天下之正道；庸(yong)者，天下之定理。”朱(zhu)熹释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ji)之名。庸(yong)，平常(chang)也。”《中庸(yong)》的作者，通常(chang)认为是孔子(zi)的嫡孙子(zi)思。《中庸(yong)》单行要早于《大学》，“至迟在南朝宋的时候，《中庸(yong)》就被人单独从《礼记》中抽出而为之作注了”。但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li)，《中庸(yong)》又不受重(zhong)视，直到唐代李翱才(cai)重(zhong)新认识(shi)到它的价(jia)值。至宋代，有关《中庸(yong)》的著作多了起来(lai)，这与理学的兴起直接相关。许多理学家，如胡瑗、张载、二程、司马(ma)光等，纷纷为之作注论说。当然，在这当中，对《中庸(yong)》格外重(zhong)视和推崇的依然是二程。尽管未(wei)留(liu)下完(wan)整的《中庸(yong)》注本，但《二程集(ji)》中有许多推崇《中庸(yong)》的论述，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朱(zhu)熹重(zhong)视《中庸(yong)》，则是继承了北宋以来(lai)尤其是二程重(zhong)视《中庸(yong)》的传(chuan)统，将其汇入《四书》，从而使《中庸(yong)》获得了更加独立的身份(fen)和更为崇高的地位。

贰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古无“四书”之名，四部典籍在流传(chuan)过程中虽偶有“论孟”并称或“学庸(yong)”并称的情况，但与后来(lai)的“四书”差别(bie)很大，因此，《四书》有一个汇集(ji)和定名的问题。通常(chang)认为，北宋的二程最先使四书并行，而朱(zhu)熹撰《四书章句集(ji)注》，确立四书学，使《四书》的地位空前提(ti)高。朱(zhu)熹是《四书》汇集(ji)工作的最后完(wan)成者，《四书》的汇集(ji)问题，实际又是《四书章句集(ji)注》的成书过程问题。汇集(ji)过程，大端如下：

朱(zhu)熹早年曾沉浸于佛(fo)老之学，并与高僧道谦交往甚(shen)密，问学延平李侗(dong)后才(cai)实现(xian)了由佛(fo)入儒(ru)的转变。大约在宋高宗绍兴末(mo)年，朱(zhu)熹曾作《论语集(ji)解》《孟子(zi)集(ji)解》《大学集(ji)解》以及(ji)关于《中庸(yong)》的“集(ji)说”，可(ke)谓之《四书》的“集(ji)解”阶(jie)段。这是朱(zhu)熹全力研治(zhi)《四书》的开(kai)始，但此时的“四书学”思想尚不完(wan)备。孝宗隆兴元年（1163），朱(zhu)熹将《论语集(ji)解》删改订正为《论语要义》一书，详于义理；又在此基础上删录而成《论语训蒙(meng)口义》一书，详于训诂，专供儿童学习使用。

孝宗乾道八年（1172），朱(zhu)熹将修(xiu)订过的《孟子(zi)集(ji)解》和《论语要义》合并为一书，称为《论孟精(jing)义》。该书以二程论述《论语》《孟子(zi)》之说为主，兼采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you)酢、杨(yang)时、侯仲良、尹焞九家之说，汇于《论》《孟》二书各条之下。在该书序文(wen)中，朱(zhu)熹表述了他(ta)对“道统”的基本见解，反映了他(ta)以“四书”发明道统的思想。《论孟精(jing)义》是《论孟集(ji)注》的重(zhong)要原本，后来(lai)又曾改为《论孟要义》《论孟集(ji)义》之名。虽是辑录他(ta)人言论之作，但朱(zhu)熹本人对该书颇为看重(zhong)。

乾道六年（1170），朱(zhu)熹在《中庸(yong)》“集(ji)说”的基础上修(xiu)订而成《中庸(yong)集(ji)解》（又名《中庸(yong)详说》）一书。在与石𡼖共订的《中庸(yong)集(ji)解序》中，朱(zhu)熹以《四书》发明道统的观念更系统，更严密。两(liang)年后（1172），朱(zhu)熹在《中庸(yong)集(ji)解》的基础上撰成了《中庸(yong)章句》的初(chu)稿(gao)。把(ba)朱(zhu)熹乾道九年（1173）所作《中庸(yong)集(ji)解序》与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正式序定的《中庸(yong)章句序》加以比较，可(ke)以发现(xian)朱(zhu)熹道统观念的发展。乾道二年（1166），朱(zhu)熹修(xiu)改《大学集(ji)解》；乾道七(qi)年（1171），朱(zhu)熹在《大学集(ji)解》的基础上，去取诸(zhu)说，撰成《大学章句》初(chu)稿(gao)。

至此，朱(zhu)熹可(ke)以说做好(hao)了《四书章句集(ji)注》的充分的前期工作：其一，自身对《四书》的义理及(ji)道统诸(zhu)问题进行了由浅入深的探索；其二，对前人尤其是北宋理学家的《四书》解说了如指掌。在经历了与张栻、陆九渊等人关于“中和”之说、治(zhi)学方法等的辩论（如鹅湖之会）之后，朱(zhu)熹的四书学思想逐渐成熟，于是对以往的四书学著述进行修(xiu)定，而成著名的《四书章句集(ji)注》。其具体(ti)过程是：孝宗淳熙二年（1175），朱(zhu)熹于年底完(wan)成对《大学章句》《中庸(yong)章句》的修(xiu)订，同时在《论孟精(jing)义》的基础上完(wan)成《论语集(ji)注》，又于次年（1176）完(wan)成了《孟子(zi)集(ji)注》。淳熙四年（1177），朱(zhu)熹序定《大学章句》和《中庸(yong)章句》，并撰成《大学或问》《中庸(yong)或问》和《论孟集(ji)注或问》，由此基本确立并构(gou)筑了一个以《四书章句集(ji)注》为代表的“四书学新经学体(ti)系”。淳熙九年（1182），朱(zhu)熹在浙东提(ti)举任上，首次将四书合为一集(ji)刻(ke)于婺(mou)州(zhou)，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第(di)一次出现(xian)了。

《四书》合刻(ke)之后，朱(zhu)熹又于淳熙十三年（1186）对《四书章句集(ji)注》作了修(xiu)改，修(xiu)改后的本子(zi)于同年分别(bie)刻(ke)印于广西静江和四川成都。淳熙十五年（1188），朱(zhu)熹在以往修(xiu)改的基础上，对《四书章句集(ji)注》又作了一次重(zhong)大修(xiu)改。次年，正式序定了《大学章句》《中庸(yong)章句》。光宗绍熙三年（1192），时任南康知县的曾集(ji)将朱(zhu)熹序定的《四书章句集(ji)注》刻(ke)印于南康，是为“南康本”，这是朱(zhu)熹生前流传(chuan)最广的本子(zi)。朱(zhu)熹后来(lai)对南康本又作了修(xiu)定，并于宁(ning)宗庆元五年（1199）刻(ke)板于建(jian)阳，这是《四书章句集(ji)注》的最后定本。

叁

《四书》的汇集(ji)与定名，在经学史上具有重(zhong)要意义。

首先，朱(zhu)熹倾毕生之力，研治(zhi)《四书》，首次将原来(lai)单行的四部书汇集(ji)为一个整体(ti)，并为《大学》《中庸(yong)》作《章句》，为《论语》《孟子(zi)》作《集(ji)注》，将四部书纳入其严整庞大的理学体(ti)系中。同时，他(ta)为《四书》规(gui)定了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zi)》，次《中庸(yong)》的先后次序；对《四书》作了“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gui)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zi)》，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yong)》，以求古人之微妙处”的纲目论定。这标志着学术史上“四书学”的正式确立。

其次，《四书》的汇集(ji)有其深刻(ke)的历史文(wen)化背景，这主要是指汉唐以来(lai)传(chuan)统儒(ru)学出现(xian)日趋烦琐的弊(bi)端和儒(ru)学面临佛(fo)道之学的强烈冲击。朱(zhu)熹在解释《四书》的过程中，在二程等前代理学家解经的基础上，恰当吸收佛(fo)道心性之学在理论思辨方面的优(you)长，用以解说《四书》。这一方面使传(chuan)统儒(ru)学因注入新的营养而获得生机，另一方面也极好(hao)地回应了佛(fo)道之学的挑战，使儒(ru)学重(zhong)新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shi)形态。同时，朱(zhu)熹在解说《四书》过程中，采取了一种既(ji)注重(zhong)文(wen)字训诂，更重(zhong)视义理阐发的模式，呈现(xian)出简明、平易、洗练的行文(wen)风格。这既(ji)体(ti)现(xian)了宋代经学注重(zhong)义理的时代特色，又不废汉唐旧注。这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汉宋学的对立，开(kai)启了中国经学发展的新方向。

再次，《四书》的汇集(ji)与定名，标志着中国经学进入到了一个以《四书》为新的经典系统的新时代（先秦为“六艺(yi)时代”，汉唐为“五经时代”）。朱(zhu)熹汇集(ji)《大学》《中庸(yong)》《论语》《孟子(zi)》而为《四书》，撰著《四书章句集(ji)注》，集(ji)儒(ru)家心性学和义理解经之大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此，支撑汉唐学术的《五经》逐渐退到历史舞台的幕后，取而代之的是程朱(zhu)等人所汇集(ji)的《四书》。比如元仁(ren)宗皇(huang)庆、延祐年间恢复科举，科目规(gui)定士子(zi)首当其冲要考的就是《四书》，而且(qie)答题只(zhi)能依据朱(zhu)熹所撰《四书章句集(ji)注》。这一规(gui)定为明、清两(liang)代所沿袭，影响中国社会近八百年。

综言之，《四书》的汇集(ji)与定名，既(ji)带来(lai)了传(chuan)统学术的重(zhong)要转型，也给中国后期封(feng)建(jian)社会生活造成了重(zhong)要影响。

作者简介：周(zhou)春健，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优(you)秀传(chuan)统文(wen)化普及(ji)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广东哲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