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东部海岸的柯科迪。他父亲也叫亚当，是一位律师，在斯密出生前(qian)六个月就去(qu)世了。他的母亲（玛格丽特）没有(you)再婚，在她的漫漫人生中，亚当是她挚爱的儿子(zi)，她卒于1788年，只比(bi)亚当早两年。斯密第(di)一本传记(ji)的作者杜格尔德·斯图尔特认识斯密，掌握的信息比(bi)其他人多。这位作者说(shuo)亚当是个体弱(ruo)多病的孩子(zi)，得到了母亲的悉心照(zhao)料，而亚当也穷其一生尽心尽责地回报了他母亲。

他约8岁时进入当地学校读书，并从一位新来的严(yan)苛而热忱的男老师那里受(shou)益良多。斯密1737年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年仅14岁，但在那时候这个年龄上大学并非异(yi)乎寻常。他在中学期间已熟知古希腊与(yu)古罗(luo)马文化，以至(zhi)于他实际(ji)上可以免修那些初阶的拉丁语、希腊语课程(cheng)。在格拉斯哥，斯密师从当时的一些知名学者。他最重要的老师是伦(lun)理学教授弗朗西斯·哈奇(qi)森。在他临(lin)终前(qian)的一封信中，斯密盛(sheng)赞了哈奇(qi)森作为一名教师和哲学家(jia)的品质，尽管斯密在《道德情(qing)操论》一书中公开反对哈奇(qi)森关于慈善和道德感的观点。

1740年，斯密获得斯内尔奖学金（该(gai)奖学金至(zhi)今仍在），到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学习，直至(zhi)1746年。他并不是因为被这个教育机会(hui)吸引(yin)而去(qu)学习的，实际(ji)上他在《国富(fu)论》中抨(peng)击了该(gai)学院的教学质量和教师水平(ping)。他似乎在那儿都是自学。自学的内容大致包(bao)括继续研究科学、培(pei)养语言技巧，继而如杜格尔德·斯图尔特所猜测的，发展到“研究与(yu)人性相关的所有(you)领域，尤其是人类政治史”（《生平(ping)》第(di)271页）。可以基本肯定，他那时读过大卫·休谟的《人性论》，休谟后来成为他最好的朋友。

他于1746年回到苏格兰，和母亲一起住在柯科迪，1748年搬去(qu)了爱丁堡。在爱丁堡，受(shou)恩(en)于亨利·霍姆的帮助，他被聘请去(qu)教修辞学，后来可能还(hai)教法律、哲学等课程(cheng)。亨利·霍姆后来任法官时被封为卡姆斯勋(xun)爵。斯密所教的这些课程(cheng)内容现(xian)在没有(you)记(ji)录留存下来。当时这些课深受(shou)欢迎(ying)，他受(shou)邀反复教授这些课。或许是因为授课的成功，但更关键的是伊莱伯爵阿奇(qi)博尔德·坎贝尔（后为阿盖尔公爵）的支持，斯密于1751年回到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逻辑学教授。

《亚当·斯密》内页。

阿盖尔可以对许多学术职位插上一手，他运用其任免权来激励那些倾向于使苏格兰社会(hui)走上现(xian)代(dai)化道路(lu)的人。逻辑学教授还(hai)有(you)另一位候选人。尽管选择斯密毫(hao)无争议，但他的竞争者（乔治·缪尔黑德）也是一位才华横(heng)溢的学者，后来成为东方语言学教授，去(qu)了格拉斯哥的人类学系。1752年斯密被聘为道德哲学教授，没有(you)竞争对手，他在这个职位上又工作了十二年，直到他结(jie)束(shu)大学学术生涯。

斯密教过很多科目。除了哲学和法学外，他也教授历(li)史、文学和语言。他的学生们(men)所记(ji)的修辞学和语言学系列课堂笔(bi)记(ji)已经被发掘(jue)出来并出版(ban)了，还(hai)有(you)两套内容广博的法学课笔(bi)记(ji)也出版(ban)了。斯密做的是口头演讲(jiang)，因此这些笔(bi)记(ji)不仅相互大量重复，而且成为他主(zhu)旨观点的可靠书面记(ji)录。由于他“在文学领域公认的声望，尤其是他这些年来在该(gai)校教授法学深受(shou)欢迎(ying)”，1762年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

斯密出版(ban)了两部巨著，他在格拉斯哥执教时就已播下了这两本书的种子(zi)。《道德情(qing)操论》最初现(xian)世于1759年，他一生中做了六次修订。最后一版(ban)，包(bao)括增补内容，完成于他去(qu)世的那一年（1790）。这些修改(gai)变化表(biao)明，斯密在发表(biao)他第(di)二部巨著《国富(fu)论》（1776年出版(ban)）之时和之外，仍持之以恒地致力于道德哲学研究。尽管彼时斯密已经离开格拉斯哥，从他学生的笔(bi)记(ji)中可以很明显(xian)地看到，在格拉斯哥的课堂里他已经在构思书中的一些重要主(zhu)题，比(bi)如劳动分工。他的学生、后来是他同事的约翰·米勒证实了这一点。据约翰·米勒回忆，斯密讲(jiang)过“那些赖以谋生的行业，以及(ji)促进财富(fu)积累(lei)的行业，使法律和政府发生了相应的进步或改(gai)变”（见《生平(ping)》第(di)275页）。

斯密1764年离开格拉斯哥大学，但他并非从此与(yu)该(gai)校断(duan)了联系，1787年他被选为该(gai)校的荣誉(yu)校长。在致谢信中，他声称记(ji)忆中的执教生涯是“人生中迄今最有(you)益，也是最快乐(le)、最荣耀的时期”（《书信集(ji)》第(di)309页）。斯密离开格拉斯哥是因为他应聘去(qu)了薪资(zi)更高(gao)的职位，给18岁的巴克卢公爵当家(jia)庭(ting)教师兼同伴。他是通过公爵的继父查尔斯·汤森德获得这一职位的。

他的第(di)一个任务是将(jiang)年轻的公爵带到法国，他们(men)住在图卢兹，但他们(men)在那度过的时光鲜为人知。可知的是，他们(men)还(hai)在日内瓦住过一阵子(zi)。斯密在那儿遇见了最有(you)名的法国作家(jia)弗朗索瓦·马里·阿鲁(lu)埃（伏尔泰），他住在附近的弗尼，斯密对他评价很高(gao)。斯密还(hai)到访过巴黎，经引(yin)荐，与(yu)许多法国启蒙(meng)运动的文化人士交际(ji)往来，其中有(you)些是女士。在这些人中，他遇到了经济(ji)学家(jia)安—罗(luo)伯特—雅克·杜尔哥和弗朗索瓦·魁奈。后来他曾感谢魁奈帮助他获得有(you)关法国税务的信息（《书信集(ji)》第(di)286页）。魁奈是一个思想家(jia)团体（重农学派）的领袖，其主(zhu)要观点是农业是经济(ji)稳定的基石。斯密十分熟悉重农学派的观点。魁奈送给斯密一本他所著的《重农主(zhu)义》（1767）的影印本，斯密在《国富(fu)论》里评价他是一位“别出心裁而又深刻的作者”（《国富(fu)论》第(di)672页）。但是，斯密深为反对他们(men)的理论体系。要说(shuo)这些会(hui)面、信件(jian)对构建(jian)斯密自己的研究分析具有(you)决定性作用，是夸大其词了。

由于和他们(men)一起住在法国的他学生的兄弟(di)于1766年不幸去(qu)世，斯密的家(jia)庭(ting)教师工作因此中断(duan)。尽管家(jia)教生涯短(duan)暂，但斯密得到了一笔(bi)可观的补偿（300英镑(bang)），这使他不必再忧(you)心于生计。他回到苏格兰，重新回到他母亲在柯科迪的家(jia)中，在那里，斯密1780年回忆时说(shuo)道，他利用那段安静祥和的时光写成了《国富(fu)论》。1777年，他搬到爱丁堡（带着他母亲一起），再次在巴克卢的帮助下成为一名海关专员(yuan)。这一职位薪水颇丰，斯密得以在一所牢固的房子(zi)里安家(jia)落户，尽管这房子(zi)不在时髦的新城区（休谟已经搬到了这里），而是在老城区的修士门地区。这份工作不是一份闲差，斯密过于认真负责地履(lu)行职责，以至(zhi)于他认为这份工作妨碍了他创作“文学作品”，尽管说(shuo)这话可能有(you)点违心（《书信集(ji)》第(di)253页）。

这些作品包(bao)括《国富(fu)论》和《道德情(qing)操论》的修订版(ban)。此时，他还(hai)试图完成另外两部手稿。其中一部内容是“关于不同类别文学、哲学、诗(shi)歌和修辞法的哲学史”，另一部是“关于法律和政府的理论和历(li)史”（《书信集(ji)》第(di)287页）。最终他放弃了。这些手稿的内容已不为人知。斯密要求他的遗嘱执行人毁(hui)掉他的纸(zhi)稿。然而，他也的确允许过出版(ban)其中的一小(xiao)部分，即1795年他去(qu)世后出版(ban)的《哲学论文集(ji)》。

虽然丢失了一些素材，但他已出版(ban)的著作至(zhi)今仍广为流传，足以用来对斯密这位作者进行评价。但评价斯密这个人就不敢这么放言了。他不是个勤于写信的人，评价他的人品主(zhu)要得靠他人的说(shuo)辞。杜格尔德·斯图尔特所著的《生平(ping)》里写得最多。斯图尔特观察认为，可以打包(bao)票说(shuo)斯密的“个人价值观”是“信任、尊敬和爱戴，他与(yu)一生中所有(you)亲朋好友相处时均如此”。他有(you)“许多怪癖”，言外之意，可能是有(you)些不讨喜，只有(you)他的“知心朋友”才能欣赏(shang)到“他言语中无以言表(biao)的魅力”，以及(ji)“他毫(hao)不做作的质朴(pu)内心”（《生平(ping)》第(di)329页）。

随着斯图尔特的进一步描述，一幅画(hua)像(xiang)徐徐展开：这是一个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的男人，在公共场合往往心不在焉、缄口无言。至(zhi)于他的外表(biao)，斯图尔特只能说(shuo)“没什么不寻常”，但专门加上了一句，说(shuo)詹姆斯·塔西制作的侧像(xiang)圆牌“传神地表(biao)现(xian)出他的外形”（《生平(ping)》第(di)329页）。斯密从未坐着让人画(hua)像(xiang)（这本身在他的朋友中就不常见），除去(qu)塔西的作品外，现(xian)存只有(you)一幅约翰·凯所作的程(cheng)式(shi)化的纪(ji)念版(ban)画(hua)。格拉斯哥大学的雕塑是19世纪(ji)“凭想象制作的”，现(xian)在爱丁堡的这座（2008）亦如此。

斯密时代(dai)的苏格兰

斯密身处什么样的社会(hui)？所有(you)的时代(dai)都可以说(shuo)是变革的时代(dai)，尽管这是句陈词滥调，但它的确符合18世纪(ji)苏格兰的情(qing)况。

斯密出生前(qian)发生了一系列十分重大的政治事件(jian)，这些事件(jian)影响深远，他一直生活在这些事件(jian)的影响之下。事件(jian)起因于17世纪(ji)晚期。那时，苏格兰有(you)自己的议会(hui)，但一直运转不佳，在“达(da)里恩(en)计划”（议会(hui)试图将(jiang)苏格兰发展为殖民强国）毁(hui)灭性破产以及(ji)与(yu)英格兰贸易争端等背景下，英格兰与(yu)苏格兰于1707年成立联合议会(hui)。此次联合是在英国人诱骗下苏格兰一些领袖人物的背叛之举，还(hai)是出于“摆(bai)脱”眼前(qian)窘(jiong)迫困境之需，至(zhi)今仍然是一个有(you)争议的学术（和政治）问题。

《联合条约》赋予苏格兰人小(xiao)部分直接政治权力（仅有(you)上议院16个席(xi)位和下议院约8%的补充席(xi)位）。但该(gai)条约允许苏格兰保(bao)留自己的法律体系、宗教管理方式(shi)（苏格兰教会(hui)）和教义。这些例外规定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对大多数人而言，最直接的事务仍然掌握在苏格兰人手里。没有(you)了议会(hui)，律师成了关键人物。律师们(men)代(dai)表(biao)他们(men)的主(zhu)顾(gu)，特别是像(xiang)阿盖尔公爵这样的人物，实际(ji)上控制了苏格兰的运转。

安妮女王于1714年去(qu)世，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王位传给了汉诺威(wei)的乔治。这次王位继承是《联合条约》里预订的，因为该(gai)条约第(di)二款规定，如果安妮正常死亡，那么君主(zhu)之位应传给汉诺威(wei)的索菲亚及(ji)她的“新教徒”继承人。该(gai)条款重申了1689年协定的内容。这份文件(jian)由威(wei)廉和玛丽增订而成，此后又被斯图亚特国王詹姆士二世/七(qi)世废黜(chu)/放弃，该(gai)文件(jian)规定天(tian)主(zhu)教徒不可接任王位。乔治符合条件(jian)，因为他与(yu)第(di)一任斯图亚特国王（詹姆士一世和六世）的孙(sun)女结(jie)了婚，他是关系最密切(qie)的新教徒。汉诺威(wei)继承王位对苏格兰有(you)极其重要的政治影响。

《真正的亚当·斯密》（2016）海报。

一些受(shou)过良好教育、具有(you)专业技能的苏格兰人写了许多著作，涉及(ji)的领域十分广泛，形成了“苏格兰启蒙(meng)运动”（正如现(xian)在所知），他们(men)都是汉诺威(wei)人。这不仅仅意味着支持现(xian)行体制，因为这种支持彰显(xian)出他们(men)对詹姆士党的反对。詹姆士党人是斯图亚特王朝的支持者，18世纪(ji)上半叶经常爆发反对新王朝的活动。反抗活动频繁爆发，表(biao)明汉诺威(wei)的继承权并非高(gao)枕无忧(you)。

1715年和1745年发生了两次最严(yan)重的叛乱。1715年的叛乱利用了公众积累(lei)的对成立联合王国后无所获益的不满(man)，获得了广泛支持。1745年的叛乱最初对英国造成了较大的威(wei)胁，小(xiao)王位觊觎者“英俊王子(zi)”查理的军队向南(nan)最远打到英格兰的德比(bi)，距离伦(lun)敦120英里。詹姆士党人一开始的军事胜利没有(you)得到苏格兰人民的普遍支持，很快形势就反转了。在克劳顿战役（1746）击溃叛军之后，当局有(you)意采取措施破坏苏格兰高(gao)地的政治独(du)立。

斯密身处英格兰，远离这片纷乱，在克劳顿战役后才回到柯科迪。毫(hao)无疑问，他是忠于汉诺威(wei)政权的。在《国富(fu)论》中，他主(zhu)要以苏格兰高(gao)地为例，说(shuo)明不发达(da)经济(ji)体和老套法律体系的情(qing)况。他明确地提到洛希尔的卡梅伦(lun)，说(shuo)他没有(you)法律授权却可以“对他的人民进行刑事管辖”（《国富(fu)论》第(di)416页）。这不是说(shuo)他这个人恶毒或喜怒无常，而是说(shuo)由于经济(ji)和基础设施未得到改(gai)良，因而没有(you)统一和有(you)效的法律体系。

联合背后的动因之一是，苏格兰需要获准自由进入英格兰市场。意识到他们(men)的经济(ji)比(bi)英格兰落后，苏格兰的主(zhu)要机构及(ji)其成员(yuan)开始寻求现(xian)代(dai)化，或者说(shuo)推进“改(gai)良”。最终，到18世纪(ji)中叶的时候，联合带来了经济(ji)效益，苏格兰迅速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中最引(yin)人注目的是格拉斯哥的发展。在斯密的学生时代(dai)，格拉斯哥的人口约1.7万，到斯密去(qu)世时增长到8万人。除农业外，纺织品尤其是亚麻(ma)布生产是苏格兰的主(zhu)要工业。烟草贸易大幅增长，对格拉斯哥的发展起了至(zhi)关重要的作用，这使之取代(dai)布里斯托尔成为主(zhu)要港口。斯密认识一批格拉斯哥的“烟草大王”。他是格拉斯哥文学协会(hui)的会(hui)员(yuan)，该(gai)协会(hui)主(zhu)席(xi)安德鲁(lu)·科克伦(lun)就是一位“烟草大王”。至(zhi)今，格拉斯哥的街道名称中还(hai)能找(zhao)到他们(men)的遗迹，比(bi)如格拉斯福德、英格拉姆，还(hai)有(you)科克伦(lun)。

直到那个世纪(ji)的后二十五年，煤炭采掘(jue)和炼铁(tie)等“重”工业才开始飞速发展。《国富(fu)论》中所提出的经济(ji)原理不是对应这些产业的。斯密围绕制钉等小(xiao)型手工作坊阐释其原理。城镇化和纺织品生产的确需要实体基础设施和金融基础设施的支撑。交通依靠马（斯密就是骑(qi)马去(qu)牛津的）和船(chuan)。尽管在爱丁堡和伦(lun)敦之间有(you)服务相当高(gao)效的长途马车，但横(heng)贯全国的旅程(cheng)仍是十分艰(jian)辛的。从柯科迪到爱丁堡最便捷(jie)的途径(jing)是乘船(chuan)穿越福斯湾(wan)，而不是经由陆路(lu)和摆(bai)渡。

大规模运输必须通过船(chuan)运，从格拉斯哥到爱丁堡（相距约45英里）意味着要经历(li)一段漫长而危险的海上航程(cheng)。为此实施了一项“改(gai)进”计划，修建(jian)一条连(lian)接东部福斯河各河口和西部克莱德湾(wan)的运河航道。该(gai)计划开始于1768年，至(zhi)1790年完成。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cheng)成就。迄今仍在使用的格拉斯哥附近开尔文河上的高(gao)架桥，被誉(yu)为“世界上该(gai)类工程(cheng)中最了不起的杰作之一”。当然，这些工程(cheng)建(jian)设需要大量资(zi)金。许多银行伴随着这项投资(zi)需求而生。1772年艾尔银行倒闭，使福斯—克莱德运河的股东面临(lin)信心丧失的问题。斯密对这些事件(jian)有(you)清晰的认识，在《国富(fu)论》中可以看到他对投机商（“项目计划人”）、银行业和金融监管的看法。

《猜火车2》（2017）剧照(zhao)。

官方认可的苏格兰教会(hui)政权形式(shi)是长老会(hui)，属(shu)于严(yan)格的加尔文教派，英联邦原封不动地保(bao)留了这个形式(shi)。强制信奉正教的历(li)史由来已久。例如，1696年有(you)一名19岁的学生托马斯·艾肯黑德被判亵渎上帝(di)。然而，改(gai)变已无处不在（至(zhi)少在精英阶层是如此）。苏格兰不设独(du)立议会(hui)强化了苏格兰长老会(hui)的作用，长老会(hui)的大会(hui)近似于国家(jia)级的辩论论坛(tan)。这一作用使其成为政治焦点，并最终促使苏格兰教会(hui)和苏格兰启蒙(meng)运动达(da)成了某种互谅。威(wei)廉·罗(luo)伯逊本人就是生动的体现(xian)。他任爱丁堡大学校长逾三(san)十年，也是教会(hui)派系现(xian)代(dai)化改(gai)革的领袖人物，被称为“温和派”。通过斗智斗勇，这群志趣(qu)相投的“现(xian)代(dai)化者”致力于“改(gai)良”，设法成了大会(hui)里的多数“派”。这令温和派能够控制教会(hui)选任的牧师们(men)赞同改(gai)良和“启蒙(meng)”。斯密与(yu)改(gai)良派的领袖们(men)交好，这个圈子(zi)里有(you)各色人物，其中包(bao)括被认为是“异(yi)教徒”的大卫·休谟。

除了休谟这个特例以及(ji)凯姆斯等上议院法官，其他苏格兰启蒙(meng)运动的思想家(jia)都像(xiang)斯密一样是大学教授。以苏格兰的国土和人口规模而论，这里出现(xian)了五所大学—圣安德鲁(lu)斯学院、阿伯丁的国王学院和马修学院、爱丁堡大学以及(ji)格拉斯哥大学—确实令人震撼。这些大学的传统使命(ming)是培(pei)养牧师，这个使命(ming)延续了一整个世纪(ji)，但到彼时，情(qing)况发生了变化。

教学体系被重新设计，授课不再用拉丁文（哈奇(qi)森是先(xian)驱者）。法律教授职位得以设立，爱丁堡大学（1740）和格拉斯哥大学（1760）正式(shi)成立了医学院（尽管形式(shi)上是一门课程(cheng)，但医学教育那时已岌岌可危）。这种“强调职业教育的主(zhu)张”，是适应社会(hui)需求变化的表(biao)现(xian)。法律、医学学科发展的同时，化学和植(zhi)物学等对促进农业发展（如化肥）和“工业”发展（如亚麻(ma)染料）有(you)明显(xian)作用的学科也在扩张。但这些大学对智识教育也持开放态度。课程(cheng)体系变了，尤其引(yin)人注目的是接受(shou)并宣扬艾萨克·牛顿学说(shuo)的速度。

苏格兰是个小(xiao)社会(hui)，其主(zhu)要的法律、教会(hui)和学术机构组成了一张网。这些机构的理事会(hui)里全是知识精英。有(you)了主(zhu)要机构里这种精英的参与(yu)，苏格兰启蒙(meng)运动成为“建(jian)构”现(xian)代(dai)社会(hui)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参与(yu)进一步表(biao)现(xian)为俱乐(le)部和辩论会(hui)的规模激增，它们(men)为大学、法律界、教会(hui)、“进步”贵族和商人（特别是在格拉斯哥）搭建(jian)了思想汇集(ji)平(ping)台(tai)。例如，“精英”协会(hui)（更正式(shi)、含义更清晰的名称是“爱丁堡艺术、科学、制造业和农业促进协会(hui)”）的成员(yuan)包(bao)括斯密、休谟、凯姆斯和罗(luo)伯逊。尽管有(you)天(tian)性腼腆的名声在外，但斯密是几(ji)个协会(hui)里的活跃(yue)分子(zi)，其中有(you)兼收(shou)“市民和大学师生”的格拉斯哥文学俱乐(le)部，还(hai)有(you)兼具欢乐(le)与(yu)智慧的爱丁堡牡蛎俱乐(le)部。他是爱丁堡皇家(jia)学会(hui)（1783）的创始会(hui)员(yuan)之一。

一些俱乐(le)部会(hui)关注“礼貌”。这反映了新兴的城市文化，因此“文雅”（以及(ji)相关的“文明”）成为性格和行为被正面评价的特征。这些是《道德情(qing)操论》的主(zhu)要论题。

启蒙(meng)运动：苏格兰及(ji)其他地区

毫(hao)无疑问，斯密是被彼得·盖伊称为“启蒙(meng)运动之家(jia)”里的一员(yuan)。启蒙(meng)运动是一场自我意识觉醒的运动。参与(yu)者自然是受(shou)过良好教育的社会(hui)阶层成员(yuan)，在苏格兰就是那些文人学者。在苏格兰，他们(men)是专业人士，特别是律师、医生、大学教授，在欧洲其他地方亦如此，只有(you)法国是个例外。

启蒙(meng)运动没有(you)局限在某个区域，其成员(yuan)遍布欧洲和北美洲。文人学者们(men)真心实意地参与(yu)这场国际(ji)对话，认为自己参加的是同一场辩论。这种对话有(you)一种方式(shi)是直接交锋。例如，斯密1755年为短(duan)命(ming)的《爱丁堡评论》写了关于《论人类不平(ping)等的起源和基础》的评论，与(yu)让—雅克·卢梭进行了对话。对话的第(di)二种形式(shi)是广泛传播相关著作和译作。《国富(fu)论》和《道德情(qing)操论》两本书被快速译成多国文字，加速了其传播。例如，意大利人通常通过法语版(ban)了解到《国富(fu)论》。斯密代(dai)表(biao)其大学购买(mai)了丹尼斯·狄德罗(luo)的《百科全书》前(qian)七(qi)卷（始于1755年），很好地诠释了当时那种知识共享传播的氛(fen)围。所有(you)苏格兰人都受(shou)到夏尔·塞孔达(da)·孟德斯鸠男爵思想的影响，尽管斯密（通常）在其公布的参考书目里鲜有(you)提及(ji)孟德斯鸠，但从他的授课笔(bi)记(ji)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很熟悉孟德斯鸠的著作。

《诺丁山》（1999）剧照(zhao)。

他们(men)自己所作的“光”的比(bi)喻，形象地说(shuo)明了这些自我意识强烈的知识分子(zi)关注的核心是什么。光意味着之前(qian)的时代(dai)是相对愚昧的。用不那么隐晦的语言来解释，这种光明与(yu)黑暗的对照(zhao)，就是知识和理性的一面与(yu)无知、偏(pian)见、迷信的另一面的对照(zhao)。奴役、折磨、巫术、宗教迫害等类似的东西，如同黑夜的产物和遗骸(hai)，是应当被反对的。

斯密的著作表(biao)明他同意这个观点。尽管作为作家(jia)他不喜欢表(biao)达(da)愤怒，但他清楚奴隶制是罪恶的，毫(hao)不含糊(hu)地谴责杀婴行为，并猛烈地抨(peng)击司法不公。对于最后一种情(qing)形，他有(you)切(qie)身经历(li)。在图卢兹时，一名加尔文教徒吉恩(en)·卡拉斯被错控谋杀了自己的儿子(zi)并被处以死刑（斯密在《道德情(qing)操论》的最后一版(ban)中补充了有(you)关这一事件(jian)的内容）。

科学闪耀的光芒(mang)是驱散黑暗的关键。艾萨克·牛顿是那片苍穹中最耀眼的星。牛顿是启蒙(meng)运动的英雄(xiong)人物。简要概述他的成就，就是从行星运行轨迹到苹果自树上落下等一系列自然现(xian)象中归结(jie)出的几(ji)条简单原理（运动定律和万有(you)引(yin)力定律）。关键是，这些定律被证明是正确的。牛顿的计算认为地球更像(xiang)一个芜菁(jing)（两极部分更为扁平(ping)）而不是柠檬（两极更长），这与(yu)法国数学家(jia)、哲学家(jia)勒内·笛卡尔的理论体系正相反，而去(qu)拉普兰和赤道地区的科考团证实了牛顿的这个观点。彰显(xian)牛顿身份地位的一个标(biao)志是，称某人的工作堪比(bi)牛顿是对该(gai)项工作的最高(gao)评价。例如，约翰·米勒在《历(li)史评论》（1787）中称斯密是“政治经济(ji)学领域的牛顿”，因为他揭(jie)示了商业原理。斯密同样具有(you)启蒙(meng)运动式(shi)的热忱，他广博的天(tian)文学知识即是力证。

苏格兰人信仰进步。这种信仰要求对经年累(lei)月的社会(hui)变革作记(ji)述，苏格兰启蒙(meng)运动的大部分作品践行了这一使命(ming)。斯密的大学演讲(jiang)报告具有(you)这样鲜明的特征，而这也是《国富(fu)论》的一个重要主(zhu)题。苏格兰人对进步的定义相对谨(jin)慎(shen)。他们(men)认为光芒(mang)已经普照(zhao)，而在此进程(cheng)中知识增长确为关键因素。然而，他们(men)不像(xiang)法国或英格兰的同时代(dai)人那样有(you)信心，认为进步总是自然和必然的，且在所有(you)方面都是一种改(gai)进。苏格兰人如此谨(jin)慎(shen)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men)看重社会(hui)习俗的作用，习俗对明显(xian)或快速的革新是抵制的。本着这个看法，斯密强调社会(hui)应徐徐图变，认为变化本身往往是非故意的结(jie)果。这些重要观点贯穿于他全部著作之中。

本文选自《亚当·斯密》，已获得出版(ban)社授权刊发。小(xiao)标(biao)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you)。

原文作者/ [英国]克里斯托弗·J.贝里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