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一部有意创作的对话体著作，记述孟子与其弟子及同时代人的论学、治国之语，是儒家学派的代表著作之一。关于作者，古今有三种说法(fa)：一为(wei)孟子自作，二为(wei)孟子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共同记述而成，三为(wei)孟子与弟子共作。《四书》当中，《孟子》的浮沉最大，经历了(le)由“子”到“经”的升格(ge)过程。战国后期(qi)，形成势力强大的孟子学派，但秦始(shi)皇焚书坑儒，烧(shao)孟派之书，杀孟派之儒，孟学遭受(shou)重创。汉初，由于统治的需要，孟子及其书又受(shou)到重视，汉文帝(di)时曾立“《孟子》博士”。但总起来说地位(wei)尚不足(zu)以与后世相比。这种情形到宋代发(fa)生(sheng)了(le)改变，其标志就是经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即《孟子》的“升经运动”。这一运动大的学术背景在于肇始(shi)于中唐的儒学更(geng)新运动，即儒学由训诂(gu)之学向义理之学的演变。就自身原因而论，儒学自汉代以来的训诂(gu)之学已走向极端，变得(de)繁(fan)琐，死气沉沉，需要更(geng)新；就外部原因而论，就是儒学受(shou)到了(le)佛道的冲击，使原有的独尊地位(wei)受(shou)到极大挑战。改变这种状况的重大举(ju)措之一就是支撑(cheng)儒学“经典”的重新选(xuan)择，从《五经》到《四书》的转(zhuan)变正是这一背景下(xia)的必然(ran)结果，而《孟子》升格(ge)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le)韩愈、孙复、石介、二程、张载、王安石等人对《孟子》的推尊过程，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孟子》一书首(shou)次被刻成石经，列为(wei)“十三经”之一。而朱(zhu)熹(xi)将(jiang)《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并列，汇集而成《四书》，影响中国古代社(she)会几百(bai)年。至此，宣告了(le)《孟子》由子到经“升格(ge)运动”的完成，以后的目录(lu)学著作皆将(jiang)其列置“经部”，孟子其人也于元文宗至顺(shun)元年（1330）被加封为(wei)“亚圣”。

《大学》是《小戴礼记》的第42篇，是一篇论述儒家人生(sheng)哲学的论文，讲的是在“大学”阶段如何学习修身、治国。传统认为(wei)，《大学》的作者是孔门(men)弟子，朱(zhu)熹(xi)则认为(wei)是曾子及其弟子共同完成的。唐代韩愈之前，《大学》只是作为(wei)《礼记》一篇，并没有单独受(shou)到太大的重视，也没有单独刊行的本(ben)子。韩愈作《原道》曾经引用《大学》一段，《大学》一篇逐渐受(shou)人重视。较早将(jiang)《大学》从《礼记》中单独抽出并为(wei)之作注(zhu)的，是北(bei)宋司马光，他曾撰《大学广义》一卷。而真正从哲学高度认识到《大学》价值的，当数二程，如程颢曾言：“《大学》乃(nai)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程颐则云：“入德之门(men)，无如《大学》。今之学者，赖有此一篇书存，其他莫如论孟。”不仅如此，二程还为(wei)《大学》改定次序，学术史上称为(wei)“大学改本(ben)”。不过，二程仍(reng)将(jiang)《大学》视为(wei)《礼记》的一个组成部分，尚未使之独立于《礼记》体系之外。至朱(zhu)熹(xi)，《大学》地位(wei)发(fa)生(sheng)了(le)根本(ben)变化，他分经传，划(hua)章次，补传文，作章句，提升哲学层次。《大学》以及《中庸》二篇，不仅单独刊行，而且独立于《礼记》体系之外，纳入了(le)《四书》体系。

《中庸》是《小戴礼记》第31篇，讲的是儒家的处世哲学。所谓“中庸”，程颐释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xia)之正道；庸者，天下(xia)之定理。”朱(zhu)熹(xi)释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chang)也。”《中庸》的作者，通常(chang)认为(wei)是孔子的嫡孙子思。《中庸》单行要早于《大学》，“至迟在南朝宋的时候，《中庸》就被人单独从《礼记》中抽出而为(wei)之作注(zhu)了(le)”。但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庸》又不受(shou)重视，直到唐代李翱才重新认识到它的价值。至宋代，有关《中庸》的著作多了(le)起来，这与理学的兴起直接相关。许多理学家，如胡瑗、张载、二程、司马光等，纷纷为(wei)之作注(zhu)论说。当然(ran)，在这当中，对《中庸》格(ge)外重视和推崇的依然(ran)是二程。尽管未留下(xia)完整的《中庸》注(zhu)本(ben)，但《二程集》中有许多推崇《中庸》的论述，并对后世产生(sheng)了(le)很大影响。朱(zhu)熹(xi)重视《中庸》，则是继承(cheng)了(le)北(bei)宋以来尤其是二程重视《中庸》的传统，将(jiang)其汇入《四书》，从而使《中庸》获得(de)了(le)更(geng)加独立的身份和更(geng)为(wei)崇高的地位(wei)。

贰

从历史的角(jiao)度考察(cha)，古无“四书”之名，四部典籍在流传过程中虽偶有“论孟”并称或“学庸”并称的情况，但与后来的“四书”差别很大，因此，《四书》有一个汇集和定名的问题。通常(chang)认为(wei)，北(bei)宋的二程最先使四书并行，而朱(zhu)熹(xi)撰《四书章句集注(zhu)》，确立四书学，使《四书》的地位(wei)空前提高。朱(zhu)熹(xi)是《四书》汇集工作的最后完成者，《四书》的汇集问题，实际又是《四书章句集注(zhu)》的成书过程问题。汇集过程，大端如下(xia)：

朱(zhu)熹(xi)早年曾沉浸(jin)于佛老之学，并与高僧道谦交往甚密，问学延平李侗(dong)后才实现了(le)由佛入儒的转(zhuan)变。大约在宋高宗绍兴末(mo)年，朱(zhu)熹(xi)曾作《论语集解》《孟子集解》《大学集解》以及关于《中庸》的“集说”，可(ke)谓之《四书》的“集解”阶段。这是朱(zhu)熹(xi)全力研(yan)治《四书》的开始(shi)，但此时的“四书学”思想(xiang)尚不完备。孝(xiao)宗隆(long)兴元年（1163），朱(zhu)熹(xi)将(jiang)《论语集解》删改订正为(wei)《论语要义》一书，详于义理；又在此基(ji)础上删录(lu)而成《论语训蒙口义》一书，详于训诂(gu)，专供(gong)儿童学习使用。

孝(xiao)宗乾(qian)道八(ba)年（1172），朱(zhu)熹(xi)将(jiang)修订过的《孟子集解》和《论语要义》合并为(wei)一书，称为(wei)《论孟精义》。该书以二程论述《论语》《孟子》之说为(wei)主，兼采(cai)张载、范(fan)祖禹、吕希哲、吕大临(lin)、谢良佐(zuo)、游(you)酢、杨时、侯仲良、尹焞九家之说，汇于《论》《孟》二书各条之下(xia)。在该书序文中，朱(zhu)熹(xi)表述了(le)他对“道统”的基(ji)本(ben)见解，反映了(le)他以“四书”发(fa)明道统的思想(xiang)。《论孟精义》是《论孟集注(zhu)》的重要原本(ben)，后来又曾改为(wei)《论孟要义》《论孟集义》之名。虽是辑录(lu)他人言论之作，但朱(zhu)熹(xi)本(ben)人对该书颇为(wei)看重。

乾(qian)道六年（1170），朱(zhu)熹(xi)在《中庸》“集说”的基(ji)础上修订而成《中庸集解》（又名《中庸详说》）一书。在与石𡼖共订的《中庸集解序》中，朱(zhu)熹(xi)以《四书》发(fa)明道统的观念更(geng)系统，更(geng)严密。两年后（1172），朱(zhu)熹(xi)在《中庸集解》的基(ji)础上撰成了(le)《中庸章句》的初稿(gao)。把朱(zhu)熹(xi)乾(qian)道九年（1173）所作《中庸集解序》与孝(xiao)宗淳熙十六年（1189）正式序定的《中庸章句序》加以比较，可(ke)以发(fa)现朱(zhu)熹(xi)道统观念的发(fa)展。乾(qian)道二年（1166），朱(zhu)熹(xi)修改《大学集解》；乾(qian)道七(qi)年（1171），朱(zhu)熹(xi)在《大学集解》的基(ji)础上，去取诸说，撰成《大学章句》初稿(gao)。

至此，朱(zhu)熹(xi)可(ke)以说做好了(le)《四书章句集注(zhu)》的充(chong)分的前期(qi)工作：其一，自身对《四书》的义理及道统诸问题进(jin)行了(le)由浅入深的探(tan)索；其二，对前人尤其是北(bei)宋理学家的《四书》解说了(le)如指掌。在经历了(le)与张栻、陆九渊等人关于“中和”之说、治学方法(fa)等的辩论（如鹅(e)湖之会）之后，朱(zhu)熹(xi)的四书学思想(xiang)逐渐成熟，于是对以往的四书学著述进(jin)行修定，而成著名的《四书章句集注(zhu)》。其具(ju)体过程是：孝(xiao)宗淳熙二年（1175），朱(zhu)熹(xi)于年底完成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修订，同时在《论孟精义》的基(ji)础上完成《论语集注(zhu)》，又于次年（1176）完成了(le)《孟子集注(zhu)》。淳熙四年（1177），朱(zhu)熹(xi)序定《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并撰成《大学或问》《中庸或问》和《论孟集注(zhu)或问》，由此基(ji)本(ben)确立并构筑了(le)一个以《四书章句集注(zhu)》为(wei)代表的“四书学新经学体系”。淳熙九年（1182），朱(zhu)熹(xi)在浙东提举(ju)任上，首(shou)次将(jiang)四书合为(wei)一集刻于婺州(zhou)，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了(le)。

《四书》合刻之后，朱(zhu)熹(xi)又于淳熙十三年（1186）对《四书章句集注(zhu)》作了(le)修改，修改后的本(ben)子于同年分别刻印(yin)于广西静江和四川成都(dou)。淳熙十五年（1188），朱(zhu)熹(xi)在以往修改的基(ji)础上，对《四书章句集注(zhu)》又作了(le)一次重大修改。次年，正式序定了(le)《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光宗绍熙三年（1192），时任南康知县的曾集将(jiang)朱(zhu)熹(xi)序定的《四书章句集注(zhu)》刻印(yin)于南康，是为(wei)“南康本(ben)”，这是朱(zhu)熹(xi)生(sheng)前流传最广的本(ben)子。朱(zhu)熹(xi)后来对南康本(ben)又作了(le)修定，并于宁宗庆元五年（1199）刻板于建阳，这是《四书章句集注(zhu)》的最后定本(ben)。

叁

《四书》的汇集与定名，在经学史上具(ju)有重要意义。

首(shou)先，朱(zhu)熹(xi)倾毕生(sheng)之力，研(yan)治《四书》，首(shou)次将(jiang)原来单行的四部书汇集为(wei)一个整体，并为(wei)《大学》《中庸》作《章句》，为(wei)《论语》《孟子》作《集注(zhu)》，将(jiang)四部书纳入其严整庞大的理学体系中。同时，他为(wei)《四书》规定了(le)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的先后次序；对《四书》作了(le)“某(mou)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ben)；次读《孟子》，以观其发(fa)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的纲目论定。这标志着(zhe)学术史上“四书学”的正式确立。

其次，《四书》的汇集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主要是指汉唐以来传统儒学出现日趋烦琐的弊端和儒学面临(lin)佛道之学的强烈冲击。朱(zhu)熹(xi)在解释《四书》的过程中，在二程等前代理学家解经的基(ji)础上，恰当吸收佛道心性之学在理论思辨(bian)方面的优长，用以解说《四书》。这一方面使传统儒学因注(zhu)入新的营(ying)养而获得(de)生(sheng)机，另一方面也极好地回应了(le)佛道之学的挑战，使儒学重新成为(wei)社(she)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朱(zhu)熹(xi)在解说《四书》过程中，采(cai)取了(le)一种既注(zhu)重文字训诂(gu)，更(geng)重视义理阐发(fa)的模式，呈现出简明、平易、洗(xi)练的行文风(feng)格(ge)。这既体现了(le)宋代经学注(zhu)重义理的时代特色，又不废汉唐旧(jiu)注(zhu)。这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le)汉宋学的对立，开启了(le)中国经学发(fa)展的新方向。

再次，《四书》的汇集与定名，标志着(zhe)中国经学进(jin)入到了(le)一个以《四书》为(wei)新的经典系统的新时代（先秦为(wei)“六艺时代”，汉唐为(wei)“五经时代”）。朱(zhu)熹(xi)汇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为(wei)《四书》，撰著《四书章句集注(zhu)》，集儒家心性学和义理解经之大成，对中国社(she)会产生(sheng)了(le)深远影响。自此，支撑(cheng)汉唐学术的《五经》逐渐退到历史舞台的幕(mu)后，取而代之的是程朱(zhu)等人所汇集的《四书》。比如元仁宗皇庆、延祐年间恢复科举(ju)，科目规定士子首(shou)当其冲要考的就是《四书》，而且答题只能依据(ju)朱(zhu)熹(xi)所撰《四书章句集注(zhu)》。这一规定为(wei)明、清两代所沿袭(xi)，影响中国社(she)会近八(ba)百(bai)年。

综言之，《四书》的汇集与定名，既带来了(le)传统学术的重要转(zhuan)型，也给中国后期(qi)封建社(she)会生(sheng)活造成了(le)重要影响。

作者简介：周春健(jian)，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sheng)导师，中山大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育研(yan)究中心副主任，广东哲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