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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学记》,黄仕忠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10月(yue)版
黄仕忠师《进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10月(yue)版),分(fen)为(wei)问学之路、从师岁月(yue)、师友往事、东(dong)瀛书影、学人书序、我的大学六个单元,似有年过耳顺,而回顾过往的学人、轶事之感——实则不全然(ran)如此。因为(wei)黄师常用的语句之一:那么到了(le)这个阶段,我们还可以做(zuo)些什么?……仿佛于他而言,而立也好,不惑也罢,亦或是(shi)知天命、耳顺云(yun)云(yun),不过是(shi)到了(le)某个阶段,接下来又当如何的开端,正如他的这本新著——《进学记》,进学在致知。
其实在此书正式出版前,得益于弟子的身份,已断断续续读(du)过数篇文章。彼时更热(re)衷(zhong)于探秘做(zuo)学生时的老师有哪些“逸事”,如今(jin)再读(du)集结成(cheng)册的新著,感受又有不同。其中令我感触最多的,是(shi)关于海外(wai)访曲的故事。
八王子站
2013年夏,我入中山大学读(du)博士,参与黄师主编的《清(qing)车王府(fu)藏(cang)戏曲全编》。在点校曲本时,黄师便时常提及他在编辑《日(ri)本所藏(cang)中国稀见戏曲文献丛刊》第一辑过程中的许多趣事。我未曾(ceng)去过日(ri)本,自然(ran)不知日(ri)本的交通如何,又有哪些站名……但此后,有一个叫“八王子”的车站令我心生好奇,总(zong)觉得将来需去看看。原(yuan)因无他,只是(shi)因为(wei)这是(shi)老师在日(ri)本访书时,难耐困倦,一不小心错过的一站(见《进学记》第217页)。
老师虽是(shi)浙江诸暨人,但南人北相,身量魁梧,原(yuan)是(shi)校篮球队的中锋,如擎天一柱,攻防(fang)自如。弟子们时常感叹,若想学问做(zuo)得好,恐怕得有老师那样的精力才行。老师在日(ri)本,每天像打仗(zhang)一般,往返(fan)于东(dong)京各大图书馆,“扫荡”各古籍馆收藏(cang)的中国戏曲古籍,可以说不是(shi)在访书,便是(shi)在访书的路上。早上六七点钟(zhong)出门,晚上十点多回到住处。不过,纵是(shi)“老虎”也有打瞌睡的时候,于是(shi),在电车上恍惚一盹,过了(le)两次高幡(fan)不动站,八王子站就这样错过了(le)。
我在巴黎留学时,常到欧洲(zhou)其他国家访书。每到一座陌生的城市,总(zong)会睁圆(yuan)了(le)眼睛,盯着地铁(tie)或是(shi)公交内的路线(xian)标识,以防(fang)不慎错过站。记得第一次到柏林(lin)访书,因为(wei)租住的民宿距离柏林(lin)国家图书馆较远,需得早早搭乘地铁(tie),中间再更换一次线(xian)路。虽然(ran)柏林(lin)的常住人口不到400万人,但早高峰(feng)时段的地铁(tie)也并不轻松。当我挤进地铁(tie)后,才发现柏林(lin)的地铁(tie)车厢十分(fen)宽大,横挂(gua)的扶杆高悬(xuan)于车顶,与德国人魁岸的身材相得益彰(zhang)。但对身高一米六的我来说,想要够上扶手,即便踮起脚尖,也极为(wei)吃力。不仅如此,站点的语音播报是(shi)德语,线(xian)路图则是(shi)贴在车顶的,佩(pei)戴近视加(jia)散(san)光镜的我,扯着脖子也看不清(qing)图上的站名。可能是(shi)我怪异的动作引起了(le)身边乘客的注意,一位(wei)先生看着我,笑了(le)笑,用英文询问我是(shi)否需要帮助,接着用手机拍下了(le)车顶上的线(xian)路图,并提醒我还有几站下车换乘……就这样,我幸运地抵达了(le)我的“八王子站”。
啤酒
广州的夏季尤其漫长,一年里300个夏天总(zong)是(shi)有的。读(du)博时,师门聚餐,一群人坐定,黄师惯用的开场白(bai)是(shi):怎么样,先来一杯(bei)冰镇(zhen)饮料!请注意,在此时的语境中,冰镇(zhen)饮料专指冰镇(zhen)啤酒。黄师曰:啤酒不算酒。喝过珠江纯(chun)生的人都知道,味道清(qing)淡是(shi)这个品牌的特点。我想这应是(shi)与广州常年湿热(re)的气候有关,凉茶降火祛湿是(shi)广州人的生活艺术。
黄师在写给师母定方老师的信里说:“今(jin)天终于看到有啤酒了(le)”。这是(shi)2001年7月(yue)18日(ri),他在结束了(le)一天访书,又整理完资料,到了(le)晚饭点,拉(la)着旅行包,独自穿行于东(dong)京大学九曲街巷中,在学生商店买到两罐啤酒后的感叹。当紧凑(cou)繁忙的工作暂(zan)时结束后,对于黄师而言,两罐啤酒便是(shi)对自己辛劳的一种奖励,也是(shi)简单的放松方式。于是(shi),东(dong)大中央食堂的“和定”配(pei)着啤酒,美美一餐后,醺醺然(ran)躺在树(shu)荫下的长凳上,“呼(hu)呼(hu)而睡,不知身在何方”。睡醒,还有那“贼亮”的灯(deng)!
读(du)到这里,我似乎(hu)想通了(le)为(wei)什么在师门聚餐时,老师会先给大家点一杯(bei)“冰镇(zhen)饮料”解解渴。无论(lun)是(shi)整理车王府(fu)藏(cang)曲本,还是(shi)点校《全明戏曲》,都需要全身心地投入,辛苦自然(ran)是(shi)有的,这啤酒原(yuan)是(shi)一种放松的犒赏,亦是(shi)师生间开启(qi)畅谈模式的一把钥匙。冰冰凉,浸透着啤酒花的冰镇(zhen)饮料下肚,哪里还会想那些鬼画符般难认的梨园(yuan)抄本,填充在心间的,是(shi)整理完一部曲本后的满足,以及戏本子里的异趣人生。或许正是(shi)这种独特的仪(yi)式感使然(ran),让我每每访查完一座图书馆,也总(zong)要给自己点一大杯(bei)啤酒,作为(wei)这段工作的结束语。
争(zheng)分(fen)夺秒
《东(dong)京短章》里收录的第二封家书,是(shi)黄师于2008年12月(yue)13日(ri)写给定方师母的。那时,还没(mei)有微信,只能传书鸿雁。细读(du)此信,不禁发笑。因为(wei)大约3000字的家书里,竟(jing)像是(shi)一份工作汇报,细述了(le)近十天在日(ri)本的所有工作。诸如每日(ri)早、中、晚都去了(le)哪家图书馆,看了(le)什么书,是(shi)何种版本,价值(zhi)如何;见了(le)哪些人,谈论(lun)了(le)什么学术问题,等等。即便是(shi)到了(le)结尾,也是(shi)讲写信当日(ri)的安排,用了(le)一句“所以先打住吧”作结束语。毕竟(jing)“日(ri)程安排的太满”,想看的书与访问的图书馆还有很多。
人们常说,陪伴是(shi)最长情的告白(bai)。大约到了(le)黄师这里,汇报访学行程,等同于告白(bai)与思念。师母是(shi)懂老师的,就像在她(ta)正值(zhi)事业转折的关口,黄师申请到北京大学随吴组缃(xiang)先生访学一年(1993—1994),她(ta)不仅不诧异,还全力支持。直至黄师访学结束返(fan)回广州,才发现妻子已经在广州图书批发市场租下一个档(dang)口,打算经营书店。(见陈定方《〈进学记〉序》)
外(wai)出访书,几乎(hu)是(shi)所有同门都有过的经历。只要条件允许,一定是(shi)要在有限(xian)的时间里访查到最多的书,当早上最早、晚上最晚的一批读(du)者(zhe)。最令人抓狂的,是(shi)两种情况:一是(shi)每日(ri)提书有上限(xian),甚至少(shao)至三(san)本;二是(shi)中午闭馆一到两小时。第二种情况倒好解决,既然(ran)闭馆,那便就近用午饭,再来杯(bei)咖啡,为(wei)下午打好精神。倘若幸运地遇到午间不闭馆的,要么带上面包、饼干,应付一下五脏庙;要么早餐实在一些,午饭并到晚饭同用。然(ran)而,第一种情况就棘手得多了(le)。
2015年夏,我从巴黎到维也纳访查奥地利国家图书馆中文古籍。周一上午抵达维也纳,简单安顿后便去了(le)图书馆。几经周折,终于到了(le)图书馆汉学藏(cang)书室,注册好读(du)者(zhe)证,已经是(shi)两点了(le)。就在我以为(wei)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的时候,才看到墙上贴着阅览(lan)室的开放时间:每周一、三(san)、五,朝九晚四;每周二、四,中午十一点半到晚上七点。又和馆员再三(san)确认,得到的是(shi)肯定的答案。顿时觉得脑袋里像装了(le)一口沉(chen)沉(chen)暮钟(zhong),不禁懊悔自己早前写邮件时,为(wei)什么只咨询了(le)访书需要出示的证件,没(mei)多问一句图书室的开放时间。
刚刚自我安慰,既来之,则安之吧,岂料又被告之按照规定,每天借阅古籍的限(xian)额是(shi)三(san)本。这无疑是(shi)用钟(zhong)杵再一次敲击我脑袋里的那口暮钟(zhong),耳边只有嗡嗡声,整颗心沉(chen)了(le)下去。怎么办?不做(zuo)任(ren)何争(zheng)取终究心有不甘。静思半刻,我找到了(le)手稿部的负责人,道明来意,让对方清(qing)楚地了(le)解自己远道而来的工作内容,请求馆方能够给予适当的帮助和便利。手稿部的负责人是(shi)位(wei)年长的奥地利人,身形挺拔(ba),举止绅士,一头苍发,蓝绿色的眸子,目光炯炯。当他听完我简要的研究计(ji)划后,一对白(bai)色的眉毛向上挑了(le)挑,嘴唇45度角(jiao)扬起,爽朗地告诉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不受借阅古籍数目的限(xian)制,他和他的同事会尽可能地让我看到所有希望看到的书。事实上,在之后的几天,我的确享受到了(le)这份珍贵的“特权”。
那次访书结束后,我颇为(wei)骄傲地将此经历告诉老师,他笑了(le)笑说:“是(shi)啊,这不就很好吗!我们只要是(shi)按照学术的标准做(zuo)事情,适当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是(shi)会得到意外(wai)的帮助和收获的。”
好事多磨
《西厢记》里有一句台词,云(yun):“真所谓佳期难得,好事多磨。”但现实生活中,又有几人不想一帆(fan)风顺,却(que)愿“好事多磨”呢?细思起来,好事多磨往往是(shi)从结果论(lun)的角(jiao)度回看过程中的曲折,亦是(shi)在愿望尚未成(cheng)真之前的自我鼓(gu)励,祈盼能有一个好的结果。久而久之,倘若一件事从一开始便顺风顺水,心里反而变(bian)得不踏实,不免嘀咕起这出奇的顺利背后是(shi)否暗(an)藏(cang)隐患。
黄师出版《日(ri)本所藏(cang)中国稀见戏曲文献丛刊》第一辑时,便历经了(le)这样的心路历程。京都大学和东(dong)京大学东(dong)洋文化研究所收藏(cang)的三(san)十余种稀见戏曲,因为(wei)金(jin)文京、桥本秀美两位(wei)学者(zhe)的合作,诚是(shi)畅通无阻,连仙(xian)台的东(dong)北大学也因水谷诚教(jiao)授和花登正宏教(jiao)授的协助,获得了(le)三(san)种曲本的出版许可。所有的迹象仿佛都预示着项目的推进将十分(fen)顺遂。岂料接下来,古屋昭弘教(jiao)授传来的关于成(cheng)篑(kui)堂和东(dong)洋文库的消息,却(que)如一桶桶冷水,接踵而来,顺利的进度条戛然(ran)而止。黄师在回复古屋教(jiao)授的信中说“不获同意,也是(shi)意中之事”,只好将希望寄(ji)托于金(jin)文京教(jiao)授,祈待柳暗(an)花明的契机。结果2005年的元旦刚过,便收到金(jin)文京教(jiao)授的喜讯,自然(ran)喜不自胜。
《日(ri)本所藏(cang)中国稀见戏曲文献丛刊》第一辑第一册
至于制成(cheng)的胶卷(juan),又辗转请托金(jin)文京教(jiao)授的学弟住吉先生,并得台湾大学张宝(bao)三(san)教(jiao)授引见,终于在台大附(fu)近的一家小餐馆里完成(cheng)了(le)交接。最后有惊无险地完成(cheng)了(le)《丛刊》第一辑(2006),加(jia)之后来的二辑(2017)、三(san)辑(2024),出版了(le)煌(huang)煌(huang)五十八册的巨作,前后费时二十余年。
再回看吴晓铃先生在《古本戏曲丛刊》五集的序言里谈到的:“我们业经刊行的各集存在一个先天不足的阙失,就是(shi)由于闭关自守,未能放眼世(shi)界(jie);所收剧作不惟台湾和香港未得入录,而仅限(xian)见存于内地者(zhe),且东(dong)瀛、西竺、南亚、北美及欧洲(zhou)大陆藏(cang)品,虽知不惟善本所在皆是(shi),且多禹域未见传世(shi)之作,然(ran)格(ge)于主客条件,无术致之。”所以,发愿把《丛刊》五集编成(cheng)一个国际性的结集。这是(shi)上个世(shi)纪八十年代时,戏曲研究者(zhe)们的心声。是(shi)以,黄师对于自己的“日(ri)藏(cang)中国戏曲文献”系列,时常感怀他幸运地遇到了(le)好的时代。
事实上,除了(le)出版许可申请的波(bo)折以外(wai),出版社也从最初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更换为(wei)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只是(shi)相较于前者(zhe)而言,黄师觉得更换出版社,“不过是(shi)一片微澜而已”。正是(shi)受此影响,我在欧洲(zhou)各地访查汉籍,当碰到“不顺”时,也会在心中暗(an)暗(an)自勉“不获同意,也是(shi)意中之事”,静待柳暗(an)花明之时。
他国同乡(xiang)
“东(dong)瀛书影”的后两篇:《尘世(shi)匆匆,相逢不易——偶遇徐志摩》《众里寻他千百度——王国维旧藏(cang)善本词曲书籍的去向》,是(shi)关于徐志摩和王国维的。说来也巧,徐、王两位(wei)先生同是(shi)浙江海宁人,与黄师亦算同乡(xiang)。不过,海宁属(shu)于浙西,与地处浙东(dong)的诸暨,分(fen)别代表了(le)浙江省(sheng)内越(yue)、吴两种文化。
徐志摩是(shi)新月(yue)派诗(shi)人的代表性作家。人们最熟悉(xi)的,莫过于那首(shou)饱含深情、无限(xian)眷(juan)恋的《再别康桥》,以及他与张幼仪(yi)、林(lin)徽因、陆小曼的感情纠葛。黄师与徐志摩的那场偶遇,发生在2008年的初春(chun),地点是(shi)京都大学图书馆总(zong)馆的书架上。京大总(zong)馆的中国戏曲收藏(cang)可以说是(shi)平平无奇,反倒是(shi)一函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寐(mei)叟题跋》引得黄师注意,不意书的扉页上竟(jing)有徐志摩于1929年6月(yue)11日(ri)早三(san)时写给好友张彭春(chun)的题记,见证了(le)徐、张二人的一段真挚情谊。
徐志摩于1929年6月(yue)11日(ri)早三(san)时写给好友张彭春(chun)的题记
这部《寐(mei)叟题跋》,原(yuan)是(shi)徐志摩送予张彭春(chun)之物,希望彼此努力,长毋相忘。张彭春(chun)去世(shi)后,此书散(san)出,辗转归于日(ri)本学者(zhe)铃鹿三(san)七;1959年,铃鹿氏将其捐赠给京都大学图书馆;又在近半个世(shi)纪以后,由一位(wei)浙江籍的戏曲学者(zhe)黄仕忠检(jian)得。冥冥之中,完成(cheng)了(le)一场跨越(yue)时空的邂逅。
如果说,徐志摩是(shi)黄师东(dong)瀛访书时的不期而遇,那么王国维便是(shi)他长久以来的心之所念。黄师开设的戏曲文献课,第一堂课必定是(shi)讲王国维的戏曲研究,后来的课程里,王国维也一定是(shi)出镜率最高的学者(zhe)。只要是(shi)和王国维有关的话题,老师的雷达当即就能接收到信号,开启(qi)高能运作模式,眼里的光比东(dong)大校园(yuan)里那盏“贼亮”的路灯(deng)还要亮!弟子们笑谈:如果不把王国维先生的戏曲著作翻上三(san)五遍,恐怕是(shi)入不了(le)师门的。
王氏旧藏(cang)善本词曲书籍的去向,同样是(shi)老师一直关注的对象。也许这便是(shi)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王国维散(san)存于日(ri)本和国内多家图书馆里的旧藏(cang),终是(shi)被他寻访到了(le),并借此解开了(le)王国维与上虞罗氏兄弟之间的一桩“公案”。
学术的赓(geng)续有赖(lai)于一代复一代的学人,前赴后继,持之以恒(heng)。而后辈学人突(tu)破时空的阻隔,达成(cheng)与故往学者(zhe)的“对话”,必要颂其诗(shi),读(du)其书,睹其物,兼能“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就像黄师在书中叙述的那样:尝在异国摩挲王国维的手迹,见其以谨严的楷书抄写的剧本、曲目,二色三(san)色的批校,以及因续有所得而增(zeng)至再三(san)的题识,遥想百年前静安先生独自致力于戏曲研究的情状,体会“凡诸材料,皆余所蒐(hui)集”所包蕴的言外(wai)之意,仰望“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wei)目的,而不可视为(wei)手段而后可”的高远境界(jie),感慨系之。(《进学记》第248页)
我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访查中文古籍时,常伴于身侧的是(shi)郑振铎(duo)先生的那篇《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这篇文章写于1927年8月(yue),是(shi)郑氏游学巴黎时,就“将近两月(yue)来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所阅读(du)的结果”汇辑而成(cheng)。郑先生说:“小说戏曲,更是(shi)国内诸图书馆不注意的东(dong)西,所以要靠几个国内图书馆来研究中国的小说戏曲,结果只有失望。”所以立志要趁此次欧行的机会,阅读(du)欧洲(zhou)各国大图书馆中所有的中国古书,尤其是(shi)小说与戏曲。他最先到的法国果然(ran)没(mei)有辜负他,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cang)的小说戏曲,使其流连数月(yue)。最后他将自己认为(wei)罕见的或可注意的、可资研究的小说及戏曲,逐一列举介绍。而这篇文章也成(cheng)为(wei)了(le)中国学者(zhe)研究法藏(cang)中国小说戏曲古籍的奠基之作。
法国国图的中文古籍,多被去掉了(le)函套,改制成(cheng)洋装,数册合订为(wei)一本,方便竖立存放。一开始拿到这些“整容”后的古籍,着实有些不适应。脑海里不由得联(lian)想到几十年前,当郑先生得阅此书时,想的又会是(shi)什么?他在惊叹寻见海外(wai)珍本之余,是(shi)否也会惋惜明珠遗落他国?他在读(du)到故事精彩时,是(shi)否也会忍不住啧啧称道?诸如此类的疑问,答案难解,但却(que)并不影响我内心的喜悦。因为(wei)我知道,如今(jin)捧在自己手心上的书,也曾(ceng)抚于郑振铎(duo)等诸位(wei)先生指尖。在时光的不同位(wei)点,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看过同一本书;为(wei)了(le)学术的推进,各自努力。
似水如石(shi)
人们的一般印象里,江浙人多是(shi)柔(rou)胜于刚,谨慎心细,不似北方人的豪放、彪悍。但黄师说他是(shi)诸暨人,“石(shi)板地上掼乌龟——硬碰硬”,这才是(shi)诸暨人做(zuo)事的风格(ge)。黄师还说他和他的导师徐朔(shuo)方先生(浙江省(sheng)东(dong)阳人),是(shi)典型的越(yue)人,既似流水般柔(rou)和,也如岩石(shi)般坚韧。更何况,他还是(shi)从小就励志要胜任(ren)“钱家山下”生产队小队长的。
此路不通,就另辟(pi)新径;此时不行,就再待时机。横竖事情总(zong)是(shi)要做(zuo)的,只是(shi)早晚的问题。这是(shi)黄师常与弟子们念叨的话,在他看来,做(zuo)学问,是(shi)件简单的事,也是(shi)件复杂的事,端的在于从哪个角(jiao)度看问题。只要以学术作为(wei)唯一的准则,踏踏实实地做(zuo)事,结果自然(ran)不会差,同道自有公论(lun)。
都说做(zuo)文献的,“板凳要坐十年冷”。其实,冷不冷不是(shi)板凳说了(le)算,而是(shi)坐板凳的人觉不觉得冷,不过如鱼饮水,冷暖(nuan)自知罢了(le)。但随黄师学习,定然(ran)不会觉得冷,相反常常脑门冒汗,却(que)无关广州的天气。因为(wei)师生间见面的第一句开场白(bai),必然(ran)是(shi)“最近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吗?”然(ran)后便是(shi)“那么,你怎么看?”“真的是(shi)这样吗?还有呢?”……请注意,以上情景并不限(xian)定为(wei)教(jiao)学场所,他常会在“闲谈”时“不经意”地冒出连环炮(pao)似的问题,追问你对某个学术问题或是(shi)社会现象的看法,一阵头脑风暴就这么猝(cu)不及防(fang)地刮了(le)起来。试问CPU发起烧来,哪里还会冷!换而言之,黄师的课堂不限(xian)于课上,还在于生活。就像他常说的那样,研究戏曲史,不能只看作家、作品,还要综合考量每个历史阶段,经济(ji)、文化、民俗等一系列相关因素(su),从经济(ji)学、社会学、传播学等不同维度去看戏曲是(shi)如何发展的。那么问题来了(le),倘若连现实的生活都无法理解,又遑论(lun)去探究戏本子里“虚拟(ni)”的世(shi)界(jie)呢?
黄师自己以二十余年心力,访查、目验、整理、研究日(ri)藏(cang)中国戏曲,因文献之庋藏(cang),重(zhong)新认识王国维与东(dong)瀛的学缘(yuan),发现明治学者(zhe)森(sen)槐(huai)南等人在戏曲领域的开创功绩,沿着西学东(dong)渐的轨(gui)迹,探寻近代日(ri)本对中国学术的影响,由一条看似简单的访曲之路,延伸到从东(dong)西交流到中日(ri)学术的交互影响,因而左右逢源,不断拓展新的学术空间。也让我们看到学者(zhe)的广阔视野(ye),究竟(jing)从何而来。
不仅如此,黄师在指导学生时,也十分(fen)自然(ran)地将这种国际化的学术视野(ye)引入其中。多年以来,门下弟子已相继赴日(ri)本、法国、英国、美国各地访学交流。众人拾薪,调(diao)查域外(wai)所藏(cang)中国戏曲、小说、说唱类文献,已然(ran)形成(cheng)团队,大有寻穷天下之态。也许有人觉得这是(shi)另一种愚公移山,但若不移他山之石(shi),又何以攻玉呢?学问须要日(ri)积(ji)月(yue)累,循(xun)序渐进,是(shi)以“进学在致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