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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zhe)个信息如潮的时代，书籍以及深度阅读的重要性不仅没有衰减，反而愈发重要。我们怀着对新知的好奇与(yu)热爱，开设“新书问答(da)”栏(lan)目，旨在遴选人文社科类精(jing)品新作，以问答(da)形式在读者与(yu)作者、编者间搭建沟通对话的桥(qiao)梁，让思想的光芒(mang)透过纸(zhi)页(ye)，照亮彼此的世界。
——开栏(lan)的话
不久前，“剑桥(qiao)世界戏剧史译(yi)丛(cong)”（下称(cheng)“译(yi)丛(cong)”）由(you)商务印书馆出版。从各国戏剧的起(qi)源、重要发展阶段、知名剧作家、演员和机构，到结合时代背景对戏剧文化的解读、不同国别地域戏剧间的交流和影响，该书内容翔实、全面，是读者了解世界戏剧发展史的有益读本。围绕(rao)相关话题，我们对3位专家学者进行了专访。
主持人：张鹏(peng)禹、魏小雯
受访者：
陈 曦（“译(yi)丛(cong)”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管理处(chu)处(chu)长）
彭 涛（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dao)师）
余节弘（商务印书馆大众文化编辑室(shi)主任）
问：“译(yi)丛(cong)”是国内首次规模化引进世界戏剧史研究成果而出版的一(yi)套(tao)丛(cong)书。请问英国剑桥(qiao)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qiao)世界戏剧史》在国际上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如何？为何花大力气引进这(zhe)套(tao)书？
余节弘：剑桥(qiao)大学出版社是一(yi)家有近500年(nian)历史的出版社，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高(gao)质量的学术出版著称(cheng)，积累了深厚的品牌信誉。“译(yi)丛(cong)”是由(you)专业戏剧史学家及一(yi)流戏剧学者打造的戏剧史精(jing)品。其出版并非(fei)一(yi)蹴而就(jiu)，而是成熟一(yi)本推出一(yi)本，前后历时20多(duo)年(nian)。它的每部作品都是戏剧学术领域的开创之作，较为全面地勾(gou)勒(le)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戏剧发展史，同时深入分析了戏剧的社会、文化和政治(zhi)背景，如英国卷不仅追溯了英国戏剧的演变历程，更涵盖(gai)剧本、舞台(tai)、导(dao)演、文化交流等丰富内容；日本卷探(tan)索日本戏剧丰富而复杂的世界，包括能剧、歌舞伎和文乐木偶剧等，以及它们对世界各地当代戏剧的影响。编者努力克服偏(pian)隅一(yi)方的局限，以尽量客观和正面的视角描述世界各地戏剧发展。
“译(yi)丛(cong)”的问世是中国世界戏剧史研究的奠基性成果，不仅为学者和研究人员提(ti)供了宝(bao)贵(gui)的研究资料，也可(ke)作为戏剧史爱好者的参考书。
陈 曦：这(zhe)套(tao)“译(yi)丛(cong)”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规划的院级(ji)科研项(xiang)目成果。中国艺术研究院向(xiang)来重视学术交流，很多(duo)研究所都有专门从事外国艺术理论(lun)译(yi)介的前辈学者。“外国文艺理论(lun)研究资料丛(cong)书”、《斯坦尼(ni)斯拉夫斯基全集》、《东欧戏剧史》等是代表性成果。新一(yi)代中青年(nian)学者中，更不乏致力于寻求与(yu)西方学术经典(dian)“接轨”之人，时有译(yi)作问世。
2019年(nian)，艺研院有意将一(yi)批既有专业背景，又有较强学术翻译(yi)能力的本院学者组织起(qi)来，以集体项(xiang)目的方式开展“当代西方表演艺术史论(lun)系列(lie)译(yi)丛(cong)”工作，以弥补国内学界对戏剧、音(yin)乐、舞蹈等艺术门类外国理论(lun)和前沿动态研究的不足。“译(yi)丛(cong)”正是在这(zhe)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问：《剑桥(qiao)世界戏剧史》及“译(yi)丛(cong)”的编纂有哪些特点？进行了哪些创新？
彭 涛：“译(yi)丛(cong)”涵盖(gai)英国、美国、德(de)国、意大利、西班牙、俄国、爱尔(er)兰、日本、非(fei)洲、斯堪的纳维亚10个国家和地区的戏剧史，共14卷，英、美各为3卷，以区域国别为主进行划分。这(zhe)套(tao)戏剧史的写作基本采用集体方式（除斯堪的纳维亚、爱尔(er)兰戏剧史以外）。正如《剑桥(qiao)俄国戏剧史》主编罗伯特·利奇所言，“本书所提(ti)供的并非(fei)某种新共识，作者和编者未必在所有问题上都持有相同观点”，每位作者都有其独(du)立思考和表达，因而别具一(yi)格。
戏剧（Theatre）是贯(guan)穿整套(tao)书的概念，而戏剧文本创作（Drama）是其中主要的但并非(fei)唯一(yi)的构成要素。《剑桥(qiao)英国戏剧史》主编之一(yi)彼得·汤姆森认为：“一(yi)个国家的戏剧必然是某一(yi)时代主流价值(zhi)观的重要体现——甚至在对这(zhe)种价值(zhi)观持抵制态度时依然如此。”这(zhe)是一(yi)种共识性认识，各位作者在写作时，坚持用“探(tan)照灯而非(fei)泛光灯”去照亮历史，并不局限于戏剧文本本身，而是通向(xiang)更广阔(kuo)的社会文化思潮。
这(zhe)套(tao)戏剧史还囊括了20世纪90年(nian)代至21世纪各国家和地区最前沿的当代戏剧发展概貌，一(yi)些观点与(yu)资料颇(po)为新颖，堪称(cheng)是一(yi)套(tao)资料翔实、具有学术创见的世界戏剧史著作。
余节弘：《剑桥(qiao)美国戏剧史》主编在前言中提(ti)到，丛(cong)书的编写过程充分关注了文艺评论(lun)、文化分析和表演理论(lun)方面的研究动态。同时，本书在写法上力求通俗易懂。
为了追踪戏剧的发展脉络，梳理戏剧与(yu)历史、文化事件的关系，一(yi)些卷还专门做了大事年(nian)表，这(zhe)都为学术研究提(ti)供了基础资料。此外，编者还尽可(ke)能地收集考古文献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由(you)此引出了多(duo)样的话题，比如对古罗马时期剧场石块垒建的研究，意在重现那个时期的戏剧演出方式；又如剧本和广告的印刷方式与(yu)戏剧传播的关系，这(zhe)些都是大众读者能理解和接受的内容。
问：在这(zhe)套(tao)“译(yi)丛(cong)”中，每本都提(ti)到了戏剧在不同文明、文化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如何发挥好戏剧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
彭 涛：跨文化戏剧是近年(nian)来的学术热点现象。所谓跨文化戏剧就(jiu)是利用、融合其他文化的观念、手法的戏剧实践。最瞩(zhu)目的现象是彼得·布鲁克、姆努什金、勒(le)帕施、泰莫等西方导(dao)演对古老(lao)亚洲戏剧传统的借(jie)鉴、使用。日本戏剧研究专家乔纳·萨(sa)尔(er)兹指出：“引人注目的跨文化表演之道(dao)路不一(yi)定是笔直的，也不一(yi)定是可(ke)预测的，从描述跨文化表演所使用的语言之混乱就(jiu)可(ke)以见到这(zhe)一(yi)点。跨文化戏剧的相互影响被描述为杂交和混血、熔炉和炖菜、裂变和融合物、在源文化和目标(biao)文化之间筛选的沙漏瓶，以及十字路口。”
乔纳·萨(sa)尔(er)兹对跨文化戏剧表面繁荣、“硕果累累”的现象进行了批评，我们要警(jing)惕跨文化戏剧对不同文化浅表性的拼贴和移植。更进一(yi)步，中国学者沈林在《刺目的盲点：再议“跨文化戏剧”》中说：“凭什么一(yi)提(ti)跨文化交流就(jiu)非(fei)得是融汇中西？凭什么一(yi)提(ti)西方就(jiu)非(fei)得英美？我国作为人类最古老(lao)文明之一(yi)，与(yu)世界其他古老(lao)文明的传人本该息息相通。”沈林反对忽略欧美以外其他国家的戏剧，认为“不要闭(bi)口不谈波斯、天竺”，并继而提(ti)及几乎被忘却的“英特纳雄耐尔(er)戏剧”（International Theatre）。在我看来，中国戏剧史证明，我们一(yi)直在不断借(jie)鉴着外来文化的养分，我们的视野，不仅要看向(xiang)欧洲和西方，更要看向(xiang)世界，“译(yi)丛(cong)”国别的多(duo)元性有助于拓展我们的眼光。
陈 曦：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开篇就(jiu)说“凡一(yi)代有一(yi)代之文学”，这(zhe)里的“文学”显然更为广义，涵盖(gai)了我们所说的艺术，戏剧自然也在其列(lie)。随着数(shu)字信息时代的到来，娱乐多(duo)元化以及重视即时性、现场性、交互感的审美体验需(xu)求逐渐成为主流，加之戏剧与(yu)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可(ke)以超越语言的差(cha)异和文化的隔阂，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实现人类情(qing)感的共通，戏剧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大有可(ke)为。作为一(yi)种高(gao)度综合性的舞台(tai)艺术，如果我们的戏剧能够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恰当表达出来，向(xiang)世界讲(jiang)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多(duo)了解、理解中国这(zhe)一(yi)文明古国以及生活在这(zhe)片(pian)热土上的人民的生活与(yu)情(qing)感，无疑会在跨文化交流和对话中起(qi)到不可(ke)替代的作用。
问：鉴往知来，您(nin)认为未来戏剧艺术会朝哪些方向(xiang)发展？
陈 曦：经典(dian)作品的本土化再创作仍是全球化背景下戏剧发展的必然趋势。更远的不说，大家对波兰戏剧导(dao)演陆帕《酗酒者莫非(fei)》《狂人日记》排演的探(tan)讨和思考还在持续(xu)，最近又开始了国内戏剧学者对契诃夫《海鸥》多(duo)版本演绎的热议。2024年(nian)乌镇戏剧节开幕大戏《我们走吧》，是波兰导(dao)演瓦里科夫斯基对以色列(lie)剧作家汉诺赫·列(lie)文《旅人》的改编，还有铃木忠志(zhi)改编自欧里庇(bi)得斯原著的《酒神狄俄尼(ni)索斯》等，都很能说明问题。
但正所谓“太阳(yang)底下无新事”，再复杂的事情(qing)，如果能抓住核心和关键，就(jiu)仿佛(fo)攥住了打开宝(bao)库的钥匙，一(yi)样有抵达目标(biao)的可(ke)能。我以为，不论(lun)古今中西，破解经典(dian)作品本土化改编成功之作少这(zhe)一(yi)难(nan)题的钥匙就(jiu)在于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不管对经典(dian)作品如何解构重构，不管借(jie)助何种艺术手段，都不能丢失经典(dian)作品中表达人类共通情(qing)思的精(jing)神内核。
彭 涛：我赞同日本戏剧家蜷川幸雄的观点，“现在不被认可(ke)的戏剧将来会成为戏剧。这(zhe)类戏剧已经可(ke)以初见端倪：角色通过屏幕投影虚拟地存在，但也可(ke)以通过更复杂的界面，如智能手机屏幕。”蜷川幸雄认为，过去的戏剧形态仍然会存续(xu)，戏剧会在“鲜(xian)活的身体”的戏剧和“媒介的戏剧”这(zhe)两级(ji)之间分化。
戏剧当然拥有未来，它“仍将是批评的艺术，是乌托邦的艺术，是审视这(zhe)个世界和想象其他世界的最有效的模式”。在我看来，未来的戏剧无论(lun)在形式上如何变化，它一(yi)定是现场体验性的，是关于人、关于个体与(yu)共同体关系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