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zi)》是(shi)一部有意(yi)创作的对话体著作，记述孟子(zi)与其(qi)弟(di)子(zi)及同时代人的论学、治(zhi)国之(zhi)语，是(shi)儒家学派的代表著作之(zhi)一。关于作者，古今有三种说法：一为(wei)孟子(zi)自作，二为(wei)孟子(zi)弟(di)子(zi)万章、公孙丑等共(gong)同记述而成，三为(wei)孟子(zi)与弟(di)子(zi)共(gong)作。《四书》当中，《孟子(zi)》的浮(fu)沉(chen)最大，经历了由“子(zi)”到“经”的升格过程。战国后期，形成势力强大的孟子(zi)学派，但秦始皇焚书坑儒，烧孟派之(zhi)书，杀孟派之(zhi)儒，孟学遭受重创。汉初(chu)，由于统治(zhi)的需要，孟子(zi)及其(qi)书又受到重视，汉文帝时曾(ceng)立“《孟子(zi)》博士”。但总起(qi)来(lai)说地位尚不足以与后世相比。这种情形到宋代发生了改(gai)变，其(qi)标志就是(shi)经学史上(shang)的重大事件，即《孟子(zi)》的“升经运(yun)动”。这一运(yun)动大的学术背景在于肇始于中唐的儒学更(geng)新运(yun)动，即儒学由训诂之(zhi)学向义理之(zhi)学的演变。就自身原因而论，儒学自汉代以来(lai)的训诂之(zhi)学已走向极端(duan)，变得繁琐，死气沉(chen)沉(chen)，需要更(geng)新；就外部原因而论，就是(shi)儒学受到了佛道的冲击，使原有的独尊地位受到极大挑战。改(gai)变这种状况的重大举措之(zhi)一就是(shi)支撑儒学“经典”的重新选择，从《五经》到《四书》的转变正是(shi)这一背景下的必然结果，而《孟子(zi)》升格是(shi)其(qi)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韩愈、孙复、石介、二程、张载、王安石等人对《孟子(zi)》的推尊过程，宋徽(hui)宗(zong)宣(xuan)和年间（1119-1125），《孟子(zi)》一书首次被刻成石经，列(lie)为(wei)“十(shi)三经”之(zhi)一。而朱熹(xi)将《孟子(zi)》与《论语》《大学》《中庸》并列(lie)，汇集而成《四书》，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几百(bai)年。至此，宣(xuan)告了《孟子(zi)》由子(zi)到经“升格运(yun)动”的完成，以后的目录学著作皆将其(qi)列(lie)置“经部”，孟子(zi)其(qi)人也于元文宗(zong)至顺元年（1330）被加(jia)封为(wei)“亚圣”。

《大学》是(shi)《小戴礼(li)记》的第42篇，是(shi)一篇论述儒家人生哲学的论文，讲的是(shi)在“大学”阶段如何学习修(xiu)身、治(zhi)国。传统认为(wei)，《大学》的作者是(shi)孔门弟(di)子(zi)，朱熹(xi)则认为(wei)是(shi)曾(ceng)子(zi)及其(qi)弟(di)子(zi)共(gong)同完成的。唐代韩愈之(zhi)前，《大学》只(zhi)是(shi)作为(wei)《礼(li)记》一篇，并没有单独受到太(tai)大的重视，也没有单独刊行的本子(zi)。韩愈作《原道》曾(ceng)经引用《大学》一段，《大学》一篇逐渐受人重视。较早(zao)将《大学》从《礼(li)记》中单独抽出并为(wei)之(zhi)作注的，是(shi)北宋司马光，他(ta)曾(ceng)撰《大学广义》一卷(juan)。而真正从哲学高度(du)认识到《大学》价值(zhi)的，当数二程，如程颢曾(ceng)言：“《大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程颐则云：“入(ru)德之(zhi)门，无如《大学》。今之(zhi)学者，赖有此一篇书存，其(qi)他(ta)莫如论孟。”不仅如此，二程还为(wei)《大学》改(gai)定次序，学术史上(shang)称为(wei)“大学改(gai)本”。不过，二程仍将《大学》视为(wei)《礼(li)记》的一个组成部分，尚未(wei)使之(zhi)独立于《礼(li)记》体系之(zhi)外。至朱熹(xi)，《大学》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他(ta)分经传，划章次，补传文，作章句，提升哲学层次。《大学》以及《中庸》二篇，不仅单独刊行，而且独立于《礼(li)记》体系之(zhi)外，纳入(ru)了《四书》体系。

《中庸》是(shi)《小戴礼(li)记》第31篇，讲的是(shi)儒家的处世哲学。所谓“中庸”，程颐释曰：“不偏之(zhi)谓中，不易之(zhi)谓庸。中者，天下之(zhi)正道；庸者，天下之(zhi)定理。”朱熹(xi)释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zhi)名。庸，平常也。”《中庸》的作者，通常认为(wei)是(shi)孔子(zi)的嫡孙子(zi)思。《中庸》单行要早(zao)于《大学》，“至迟在南朝(chao)宋的时候，《中庸》就被人单独从《礼(li)记》中抽出而为(wei)之(zhi)作注了”。但此后相当长(chang)的时间里，《中庸》又不受重视，直到唐代李翱才重新认识到它的价值(zhi)。至宋代，有关《中庸》的著作多了起(qi)来(lai)，这与理学的兴起(qi)直接相关。许多理学家，如胡(hu)瑗、张载、二程、司马光等，纷纷为(wei)之(zhi)作注论说。当然，在这当中，对《中庸》格外重视和推崇的依然是(shi)二程。尽管未(wei)留下完整(zheng)的《中庸》注本，但《二程集》中有许多推崇《中庸》的论述，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朱熹(xi)重视《中庸》，则是(shi)继承了北宋以来(lai)尤其(qi)是(shi)二程重视《中庸》的传统，将其(qi)汇入(ru)《四书》，从而使《中庸》获得了更(geng)加(jia)独立的身份和更(geng)为(wei)崇高的地位。

贰(er)

从历史的角度(du)考察，古无“四书”之(zhi)名，四部典籍在流传过程中虽偶(ou)有“论孟”并称或“学庸”并称的情况，但与后来(lai)的“四书”差别很大，因此，《四书》有一个汇集和定名的问题。通常认为(wei)，北宋的二程最先使四书并行，而朱熹(xi)撰《四书章句集注》，确立四书学，使《四书》的地位空前提高。朱熹(xi)是(shi)《四书》汇集工(gong)作的最后完成者，《四书》的汇集问题，实际又是(shi)《四书章句集注》的成书过程问题。汇集过程，大端(duan)如下：

朱熹(xi)早(zao)年曾(ceng)沉(chen)浸于佛老之(zhi)学，并与高僧道谦交(jiao)往甚密，问学延平李侗后才实现了由佛入(ru)儒的转变。大约在宋高宗(zong)绍兴末年，朱熹(xi)曾(ceng)作《论语集解》《孟子(zi)集解》《大学集解》以及关于《中庸》的“集说”，可谓之(zhi)《四书》的“集解”阶段。这是(shi)朱熹(xi)全力研治(zhi)《四书》的开始，但此时的“四书学”思想尚不完备。孝宗(zong)隆兴元年（1163），朱熹(xi)将《论语集解》删改(gai)订正为(wei)《论语要义》一书，详于义理；又在此基础上(shang)删录而成《论语训蒙口义》一书，详于训诂，专供儿童学习使用。

孝宗(zong)乾道八(ba)年（1172），朱熹(xi)将修(xiu)订过的《孟子(zi)集解》和《论语要义》合并为(wei)一书，称为(wei)《论孟精(jing)义》。该(gai)书以二程论述《论语》《孟子(zi)》之(zhi)说为(wei)主(zhu)，兼采张载、范祖(zu)禹、吕希哲、吕大临(lin)、谢良佐、游(you)酢、杨时、侯仲良、尹焞九家之(zhi)说，汇于《论》《孟》二书各条之(zhi)下。在该(gai)书序文中，朱熹(xi)表述了他(ta)对“道统”的基本见解，反映了他(ta)以“四书”发明(ming)道统的思想。《论孟精(jing)义》是(shi)《论孟集注》的重要原本，后来(lai)又曾(ceng)改(gai)为(wei)《论孟要义》《论孟集义》之(zhi)名。虽是(shi)辑(ji)录他(ta)人言论之(zhi)作，但朱熹(xi)本人对该(gai)书颇为(wei)看重。

乾道六年（1170），朱熹(xi)在《中庸》“集说”的基础上(shang)修(xiu)订而成《中庸集解》（又名《中庸详说》）一书。在与石𡼖共(gong)订的《中庸集解序》中，朱熹(xi)以《四书》发明(ming)道统的观念更(geng)系统，更(geng)严(yan)密。两年后（1172），朱熹(xi)在《中庸集解》的基础上(shang)撰成了《中庸章句》的初(chu)稿。把朱熹(xi)乾道九年（1173）所作《中庸集解序》与孝宗(zong)淳熙十(shi)六年（1189）正式序定的《中庸章句序》加(jia)以比较，可以发现朱熹(xi)道统观念的发展。乾道二年（1166），朱熹(xi)修(xiu)改(gai)《大学集解》；乾道七(qi)年（1171），朱熹(xi)在《大学集解》的基础上(shang)，去取诸说，撰成《大学章句》初(chu)稿。

至此，朱熹(xi)可以说做好了《四书章句集注》的充(chong)分的前期工(gong)作：其(qi)一，自身对《四书》的义理及道统诸问题进行了由浅入(ru)深的探索；其(qi)二，对前人尤其(qi)是(shi)北宋理学家的《四书》解说了如指掌。在经历了与张栻、陆九渊等人关于“中和”之(zhi)说、治(zhi)学方法等的辩论（如鹅湖(hu)之(zhi)会）之(zhi)后，朱熹(xi)的四书学思想逐渐成熟，于是(shi)对以往的四书学著述进行修(xiu)定，而成著名的《四书章句集注》。其(qi)具体过程是(shi)：孝宗(zong)淳熙二年（1175），朱熹(xi)于年底完成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修(xiu)订，同时在《论孟精(jing)义》的基础上(shang)完成《论语集注》，又于次年（1176）完成了《孟子(zi)集注》。淳熙四年（1177），朱熹(xi)序定《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并撰成《大学或问》《中庸或问》和《论孟集注或问》，由此基本确立并构筑了一个以《四书章句集注》为(wei)代表的“四书学新经学体系”。淳熙九年（1182），朱熹(xi)在浙东提举任上(shang)，首次将四书合为(wei)一集刻于婺州，经学史上(shang)的“四书”之(zhi)名第一次出现了。

《四书》合刻之(zhi)后，朱熹(xi)又于淳熙十(shi)三年（1186）对《四书章句集注》作了修(xiu)改(gai)，修(xiu)改(gai)后的本子(zi)于同年分别刻印于广西静江和四川(chuan)成都。淳熙十(shi)五年（1188），朱熹(xi)在以往修(xiu)改(gai)的基础上(shang)，对《四书章句集注》又作了一次重大修(xiu)改(gai)。次年，正式序定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光宗(zong)绍熙三年（1192），时任南康知县的曾(ceng)集将朱熹(xi)序定的《四书章句集注》刻印于南康，是(shi)为(wei)“南康本”，这是(shi)朱熹(xi)生前流传最广的本子(zi)。朱熹(xi)后来(lai)对南康本又作了修(xiu)定，并于宁宗(zong)庆元五年（1199）刻板于建阳，这是(shi)《四书章句集注》的最后定本。

叁

《四书》的汇集与定名，在经学史上(shang)具有重要意(yi)义。

首先，朱熹(xi)倾毕生之(zhi)力，研治(zhi)《四书》，首次将原来(lai)单行的四部书汇集为(wei)一个整(zheng)体，并为(wei)《大学》《中庸》作《章句》，为(wei)《论语》《孟子(zi)》作《集注》，将四部书纳入(ru)其(qi)严(yan)整(zheng)庞大的理学体系中。同时，他(ta)为(wei)《四书》规定了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zi)》，次《中庸》的先后次序；对《四书》作了“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qi)规模(mo)；次读《论语》，以立其(qi)根本；次读《孟子(zi)》，以观其(qi)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zhi)微(wei)妙处”的纲目论定。这标志着学术史上(shang)“四书学”的正式确立。

其(qi)次，《四书》的汇集有其(qi)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主(zhu)要是(shi)指汉唐以来(lai)传统儒学出现日趋烦琐的弊端(duan)和儒学面临(lin)佛道之(zhi)学的强烈冲击。朱熹(xi)在解释《四书》的过程中，在二程等前代理学家解经的基础上(shang)，恰当吸收佛道心性之(zhi)学在理论思辨方面的优长(chang)，用以解说《四书》。这一方面使传统儒学因注入(ru)新的营养(yang)而获得生机，另一方面也极好地回应了佛道之(zhi)学的挑战，使儒学重新成为(wei)社会的主(zhu)流意(yi)识形态。同时，朱熹(xi)在解说《四书》过程中，采取了一种既注重文字训诂，更(geng)重视义理阐发的模(mo)式，呈现出简明(ming)、平易、洗练的行文风格。这既体现了宋代经学注重义理的时代特色，又不废汉唐旧注。这在一定意(yi)义上(shang)超越了汉宋学的对立，开启了中国经学发展的新方向。

再次，《四书》的汇集与定名，标志着中国经学进入(ru)到了一个以《四书》为(wei)新的经典系统的新时代（先秦为(wei)“六艺时代”，汉唐为(wei)“五经时代”）。朱熹(xi)汇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zi)》而为(wei)《四书》，撰著《四书章句集注》，集儒家心性学和义理解经之(zhi)大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yuan)影响。自此，支撑汉唐学术的《五经》逐渐退到历史舞台的幕(mu)后，取而代之(zhi)的是(shi)程朱等人所汇集的《四书》。比如元仁宗(zong)皇庆、延祐年间恢复科举，科目规定士子(zi)首当其(qi)冲要考的就是(shi)《四书》，而且答题只(zhi)能依据朱熹(xi)所撰《四书章句集注》。这一规定为(wei)明(ming)、清两代所沿袭，影响中国社会近八(ba)百(bai)年。

综言之(zhi)，《四书》的汇集与定名，既带来(lai)了传统学术的重要转型，也给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生活造成了重要影响。

作者简介：周春健，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育研究中心副主(zhu)任，广东哲学学会副会长(chang)兼秘书长(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