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雷沃其时年事已高，动作(zuo)迟缓，六(liu)卷本(ben)首部《斯图亚特王(wang)朝》直到1760年方才(cai)面(mian)世，然而许多法国热心读者已急不可(ke)耐，乃转而搜求英(ying)文(wen)原版。经济学家、《百科全(quan)书》词条编纂者莫雷莱（André Morellet）——他被称为“最后一位启(qi)蒙哲人”——在回忆录(lu)中(zhong)透露，1760年身陷巴士底(di)狱(yu)时，他如何说(shuo)服老友、法国书报总审查(cha)官马勒泽布（Malesherbes）为他“捎去”两部著作(zuo)——塔(ta)西佗的《历史》和休谟的英(ying)文(wen)版《英(ying)国史》。法兰西学院院士、哲人沙(sha)特吕侯爵（Marquis de Chastellux）则对友人声称，他自学英(ying)语只为“阅读休谟史书”。结识休谟后，沙(sha)特吕侯爵在一封书信中(zhong)告(gao)诉这位历史学家：他的名字“在文(wen)坛，就像耶和华(hua)在希伯来人中(zhong)一样值得尊敬”。重农学派领袖、后出任路易十(shi)六(liu)财政总监的杜尔哥（Turgot）对休谟的著作(zuo)也推崇备至，认为“无论(lun)从标志性(xing)事件还是从非凡(fan)人物来看，（斯图亚特王(wang)朝）都是英(ying)国现代(dai)历史中(zhong)最有趣的”，其重要性(xing)非比寻常——只是普雷沃译本(ben)差强(qiang)人意，倒不如他本(ben)人“亲(qin)自动手(shou)翻译”。

普雷沃病逝(shi)后，由贝洛夫人（Mme Belot）主持翻译的《都铎王(wang)朝》和《金雀花王(wang)朝》相继出版，进(jin)一步(bu)巩固了休谟的声誉。哲人爱尔维修（Helvétius）于(yu)1763年初致信休谟，对他在历史书写中(zhong)展示的“公正的哲学精神”极为钦佩。同年8月，沙(sha)龙男主霍尔巴赫男爵（Baron d’Holbach）赞(zan)誉休谟为“史上最伟(wei)大的哲学家之一”——因为休谟在史书“序言”中(zhong)警告(gao)说(shuo)，所(suo)有预(yu)想(xiang)人类天(tian)性(xing)发生巨大改变的政府计划都是不切实际的“虚构”，正中(zhong)时代(dai)之弊病。1764年，著名作(zuo)家、第戎高等法院德·布罗斯庭(ting)长（président de Brosses）——“拜物教”（fetishism）一词的发明者——在写给休谟的信中(zhong)评(ping)价：“您十(shi)分真实地(di)描绘了您的国家，不带偏见地(di)呈现出贵国的社(she)会礼仪、特质和政府的真实情况”，并断(duan)言其成就甚至“胜过塔(ta)西佗”。

“公正”和“不带偏见”是休谟历史著作(zuo)的重要标志，也是法国哲人对他赞(zan)赏有加的主要原因。正如《百科全(quan)书报》（Journal Encyclopédique）刊载(zai)的一篇评(ping)论(lun)所(suo)言：“光荣革命”之后，在休谟之前，几乎没有一位英(ying)国历史学家“以客观(guan)公正的态度写史”——其中(zhong)绝大多数如伯内特（Gilbert Burnet）之流，一边接受新政府资助，一边肆意吹捧“新君”奥兰治(zhi)亲(qin)王(wang)（即(ji)位后称威廉三世）。相反，休谟秉笔直书——他一向(xiang)主张(zhang)“历史学家的首要品德是真实和不偏不倚，其次（才(cai)）是有趣”——称颂查(cha)理一世“拥有一位好国王(wang)的美德”，认为这位合(he)法君主遭受克伦威尔及其党羽的政治(zhi)迫害：他在缺乏合(he)法权威的情况下受到审判，并被无端处(chu)以死刑。休谟宣(xuan)称，人们发现“这位君王(wang)立(li)于(yu)断(duan)头台前更显伟(wei)大：他在统治(zhi)期间经历了胜利(li)的荣光与失败的不幸(xing)，而这些都不及他此刻的坚定、慷慨与正直”。英(ying)国国内不少人指责休谟为一名被斩首的国王(wang)“洒下同情之泪”，更指责他对苏格兰女王(wang)玛丽·斯图亚特“饱含怜悯”，并据此赠予他绰号“老妇人休谟”。而前耶稣会士、法国著名文(wen)人切鲁蒂（Joseph-Antoine Cerutti）则慨然为之辩护：“休谟先生的史书可(ke)以被冠以人类理性(xing)书写的《英(ying)国激(ji)情史》（“History of English Passions”）……这种单纯的善良使他的公正更加高尚，也使他的哲学更加感人。”

与历史时序不同，《英(ying)国史》采用“倒叙”手(shou)法：始(shi)于(yu)斯图亚特王(wang)朝历史（两卷），次及都铎王(wang)朝史（两卷），最后是凯撒入(ru)侵英(ying)国史（两卷）。本(ben)书不仅考察(cha)时人的生活方式，也详细刻画(hua)当时的贸易和学术状况、宗教及政治(zhi)纠(jiu)纷——远超以往帝王(wang)功业(ye)史的范畴。此外，除了忠实再现历史，臧否人物也是本(ben)书题中(zhong)应有之义，比如：在控制欲极强(qiang)的伊丽莎白女王(wang)治(zhi)下，酷爱自由的英(ying)国人逐步(bu)“丧(sang)失了所(suo)有自由”；首创共和的“护国公”克伦威尔其实只是痴(chi)迷权力却“昧于(yu)大势”的伪君子。

休谟坚信，自由是培植心智生活的先决条件。正如他在《论(lun)艺术与科学的兴起与进(jin)步(bu)》（“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一文(wen)中(zhong)所(suo)言，“在任何民族中(zhong)，如果(guo)这个民族从来不曾享受过一种自由政治(zhi)的恩惠，它就不可(ke)能产生艺术和科学。”休谟这一观(guan)点不仅与启(qi)蒙时代(dai)精神相契合(he)，而且也顺应了社(she)会进(jin)步(bu)的潮流：相对于(yu)经济发展而言，艺术与科学进(jin)展较为缓慢，它们需要一个长期稳定且宽松的政治(zhi)环境才(cai)能臻于(yu)成熟，步(bu)入(ru)其黄金时代(dai)（如十(shi)四至十(shi)六(liu)世纪的佛罗伦萨和十(shi)七世纪的荷兰共和国）。

除了自由之思想(xiang)，休谟也倡导独立(li)之精神。他秉持史家的良知和责任，下笔往往独出己见而不肯随俗，正如《百科全(quan)书报》评(ping)论(lun)文(wen)章所(suo)说(shuo)，休谟是“第一位敢于(yu)宣(xuan)称君主制与共和国一样有利(li)于(yu)艺术、哲学和商业(ye)进(jin)步(bu)的英(ying)国作(zuo)家”——事实上，和前辈(bei)孟德斯鸠以及稍后的爱德华(hua)·吉本(ben)一样，休谟坚信文(wen)人在君主制下受到的“礼遇”远胜过其他政体（如克伦威尔的“英(ying)格兰共和国”或大革命后的“法兰西共和国”）。他在探讨(tao)英(ying)国内战起因时曾以冷峻的笔调写道(dao)，“让人民不知道(dao)他们服从的界限，远比让他们知道(dao)君主应该(gai)遵(zun)守(shou)的界限更安(an)全(quan)。”

根据传记作(zuo)家詹姆斯·哈里(li)斯（James Harris）的看法，休谟的历史著作(zuo)，就像他的随笔一样，是“沟通学术界和大众对话之间鸿沟的尝试”——在《论(lun)随笔写作(zuo)》一文(wen)中(zhong)，休谟曾经坦承(cheng)：作(zuo)为跨界的文(wen)化使者，“我认为推动学术领域和日常会话之间的良好交流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这两者息息相关相互(hu)依存(cun)”。休谟选择这一体裁，显然受到法国哲人的影响(xiang)。早(zao)在爱丁堡大学求学时代(dai)，他对蒙田和笛卡尔等人的著作(zuo)便产生了浓厚兴趣。最早(zao)吸引他的是迪博神甫（Abbé Dubos）《对诗歌和绘画(hua)的批评(ping)性(xing)反思》（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 poésie et sur la peinture），日后休谟曾引用书中(zhong)名言：“灵魂的欲求不下于(yu)肉体的欲求，人类最大的欲求之一便是让其心灵始(shi)终(zhong)处(chu)于(yu)忙(mang)碌状态。”

此外，休谟熟读培尔（Pierre Bayle）的《历史和批判辞典》，尤其赞(zan)赏培尔对宗教的批判态度，曾由衷赞(zan)叹“培尔那里(li)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宝藏！”照彼得·盖伊在《启(qi)蒙运动》一书中(zhong)的看法，休谟不无惊喜地(di)“发现培尔能够(gou)与自己相伴一生”。受培尔启(qi)发，休谟对蒙田著作(zuo)产生浓厚兴趣——1737年，当休谟首次隐居法国乡(xiang)间写作(zuo)《人性(xing)论(lun)》时，蒙田名篇《为雷蒙德·赛朋德辩护》是他案头常备之书。1742年，休谟发表一篇有关蒙田的随笔，以此向(xiang)蒙田致意。毫无疑问，蒙田启(qi)发了他的怀疑主义精神：所(suo)谓“休谟之叉”（Hume’s fork）——将人类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数学和逻辑命题知识，另一类是经验命题知识，并且承(cheng)认后者具有“不确定性(xing)”，很大程(cheng)度是蒙田“吾(wu)何知”（Que sais-je？）的2.0升级版。

相比于(yu)蒙田，休谟对笛卡尔“用力更勤”——为了研读和批判其唯理论(lun)（Rationalism）。他的隐居地(di)选择在拉弗莱舍（La Flèche），据他后来在《我的自传》中(zhong)交代(dai)，原因是此地(di)有一所(suo)耶稣会士学院（笛卡尔曾在此学习）——学院馆藏图书四万卷，使得休谟的哲学和历史著述如鱼得水(shui)。笛卡尔以论(lun)辩形式写就的《沉思录(lu)》，对休谟的学术研究方法论(lun)影响(xiang)尤为显著：即(ji)以（自然）科学的精确研究法施于(yu)历史及哲学等人文(wen)学科研究。在包括休谟在内的十(shi)八世纪哲人看来，历史著作(zuo)不仅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历史是智慧的伟(wei)大情人”（great mistress of wisdom）——在人文(wen)科学诸门类中(zhong)，它可(ke)能也是最有价值的一门：“历史是为了未来而加以诠释的过去”（history is the past interpreted for the future），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shuo)，“历史写作(zuo)本(ben)身就是一种历史事件”。

休谟为人平和，但他的宗教观(guan)相当激(ji)进(jin)，被对手(shou)贬称“异端”（The Infidel）。他认为就其本(ben)质而言，宗教乃是“一种迷信”——源于(yu)原始(shi)人对外界环境（自然）的无知而产生的恐(kong)惧。作(zuo)为迷信的宗教无论(lun)在道(dao)德上还是政治(zhi)上都“极其有害”，特别是以基督教为代(dai)表的一神教，它比西方古代(dai)的多神教（异教）更具压迫性(xing)，更容易造成人民的分裂。同时，由于(yu)宗教信仰并非理性(xing)的产物，因此，无法基于(yu)事实来支持或反对它——从这一点来看，用严(yan)密(mi)的论(lun)证劝说(shuo)别人信教或不信教都是极其可(ke)笑的行为。据此，休谟大力倡导宗教宽容。他的名言是，“一般来说(shuo)，哲学错误只是荒谬可(ke)笑，而宗教错误则极其危险。”

正是在这一问题上，以反宗教为己任的法国哲人与休谟共鸣最多。伏尔泰(tai)是当时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早(zao)先他曾与休谟有过交锋——伏尔泰(tai)在史学著作(zuo)中(zhong)对休谟“恩主”赫特福德勋爵（Lord Hertford）进(jin)行人身攻击，休谟也曾愤然发起反击。尽管(guan)如此，在拜读《英(ying)国史》后，伏尔泰(tai)却不计前嫌，主动向(xiang)休谟示好：“人们无法再为《英(ying)国史》增誉，因为这部作(zuo)品在任何一种语言中(zhong)都是上佳之作(zuo)……人们从未如此清楚地(di)意识到，只有哲学家才(cai)应该(gai)写史书，因为他们不受任何一个国家与任何一个政治(zhi)或宗教派别制约。”在年迈的德芳夫人（Madame du Deffand）沙(sha)龙中(zhong)，伏尔泰(tai)曾将休谟《英(ying)国史》与爱尔维修的《论(lun)精神》（De l'esprit）进(jin)行对比，认为“休谟先生展现出英(ying)国人的智慧和胆识”，而爱尔维修“没有表现出这些品质的二十(shi)分之一。但他在法国却受到迫害，他的书也被焚毁”——这一切都证明“英(ying)国人是心智成熟的大人，而法国人不过是幼稚(zhi)的孩童(tong)”。

在启(qi)蒙哲人中(zhong)，孟德斯鸠最早(zao)发现并认可(ke)休谟的天(tian)才(cai)。1748年，孟德斯鸠读到休谟近著《道(dao)德和政治(zhi)随笔》，对“论(lun)国民性(xing)”一文(wen)印象尤为深刻。次年，在致休谟信中(zhong)，孟德斯鸠不吝溢美之词：“在这篇优(you)秀的论(lun)文(wen)中(zhong)，您赋予道(dao)德因（moral causes）而非物理因（physical causes）以更大的影响(xiang)力。在我看来——如果(guo)我有资格评(ping)判的话，您直指事物的要害，这是很不容易的：您的写作(zuo)方式展现了大师的手(shou)笔。”与之相应，休谟对孟德斯鸠也怀有崇敬之情。同样在1748年，被法国当局封禁的《论(lun)法的精神》在日内瓦面(mian)世，正在意大利(li)进(jin)行外交访问的休谟第一时间入(ru)手(shou)此书。他不仅“怀着极大的兴味和关切”读完此书，附带还完成一份意见反馈表。1749年末，休谟以“某种不为人知的方式”，促成《论(lun)法的精神》（两个章节）在爱丁堡翻译出版。后来，他又以书信形式将批评(ping)意见反馈给孟德斯鸠——后者惊喜地(di)发现：休谟的评(ping)论(lun)“充满了真知灼(zhuo)见”。于(yu)是，孟德斯鸠欣然接受休谟的通信邀约，直至这位长者于(yu)1755年辞世。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照勒勃朗的看法：“在欧洲(zhou)，您（休谟）是唯一一个可(ke)以取代(dai)孟德斯鸠男爵之人。”

当然，除了精神气质的契合(he)和思想(xiang)观(guan)念的共鸣，休谟与法国启(qi)蒙哲人也存(cun)在大异其趣之处(chu)。比如他的宗教观(guan)是“温和的不可(ke)知论(lun)”，而启(qi)蒙哲人多奉持无神论(lun)（日后马勒泽布的曾孙托(tuo)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zhong)论(lun)断(duan)，正是激(ji)进(jin)的反宗教思想(xiang)促使了大革命兴起）。休谟能够(gou)跟法国耶稣会士友好往来，但启(qi)蒙哲人与之不共戴天(tian)。此外，更主要的不同在于(yu)，生活在“理性(xing)时代(dai)”的启(qi)蒙哲人普遍相信，“人类的高贵之处(chu)在于(yu)理性(xing)”，而休谟则认为，人类不过是另一种动物——一种受激(ji)情驱(qu)使和主宰的动物——“人的理性(xing)不过是激(ji)情的奴隶”：只是在激(ji)情过后，为了替自己的行为找一个借口，人才(cai)会运用到理性(xing)。

正是基于(yu)对理性(xing)的盲目崇拜，以伏尔泰(tai)为代(dai)表的启(qi)蒙哲人往往乐观(guan)地(di)相信人类社(she)会及道(dao)德会不断(duan)进(jin)步(bu)并臻于(yu)完善，对此休谟并不认同。根据哈佛大学政治(zhi)学教授惠兰（Frederick G. Whelan）在《休谟及其同时代(dai)人的政治(zhi)思想(xiang)》一书中(zhong)的观(guan)点，受杜尔哥影响(xiang)，怀疑论(lun)者休谟并不相信任何“无限趋近完美”（“perpetual progress towards perfection”）的“进(jin)步(bu)理念”（“idea of progress”）。在休谟看来，人类的行为往往受“信念”驱(qu)使，因此若想(xiang)推动社(she)会进(jin)步(bu)，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影响(xiang)和改变人们的“信念”——照他的看法，“大多数信念之所(suo)以合(he)理，仅仅是因为它们管(guan)用”。从这个意义上说(shuo)，强(qiang)调以常理和人情（moeurs）对抗唯理论(lun)的休谟不仅是情感主义者，而且也是实用主义者——他号召人们“做哲学家，但做学问的同时，还要堂堂正正做人”。

作(zuo)为十(shi)八世纪的情感主义者，休谟对女性(xing)的友善和尊重是他在巴黎备受欢迎的重要原因。“我的读者中(zhong)有很大一部分是女性(xing)”，他在一篇随笔中(zhong)宣(xuan)称，“严(yan)肃地(di)说(shuo)，我支持这样的观(guan)点：女性(xing)尤其是有思想(xiang)的、受过教育的女性(xing)（我自己也是只对这些读者写作(zuo)）是所(suo)有风雅文(wen)学的主要对象——与同等理解程(cheng)度的男性(xing)相比，女性(xing)是更好的评(ping)判者。”事实的确如此。在所(suo)有法国读者中(zhong)，休谟认为最好的评(ping)判者是布夫莱尔伯爵夫人（Comtesse de Boufflers）。1761年，阅读《英(ying)国史》后，伯爵夫人致信休谟，“我无法用言语向(xiang)您传达我的感受。我太(tai)感动了，深深地(di)被感动。这种感动在我心中(zhong)久(jiu)久(jiu)回荡，以至于(yu)某种意义上变为一种痛苦。我的灵魂得到了升华(hua)，内心充满爱和善意……先生，您是一位技艺高超的画(hua)家。您所(suo)描绘的画(hua)面(mian)优(you)雅、真实、又充满活力……毫不夸张(zhang)，我似乎看到了一位圣人的作(zuo)品。”

布夫莱尔伯爵夫人是巴黎名媛、沙(sha)龙女主，卢梭、狄德罗以及博马舍（Beaumarchais）等“百科全(quan)书派”皆是她的座上嘉宾(bin)。她和休谟迅速建立(li)起一种“友谊(yi)关系”（且维系终(zhong)身）——传记作(zuo)家莫斯纳（Ernest Campbell Mossner）曾意味深长地(di)说(shuo)，“这种关系要比友谊(yi)更加亲(qin)密(mi)”——休谟临终(zhong)之前分别向(xiang)亚当·斯密(mi)、达朗贝尔（d’Alembert）等挚友致信，其中(zhong)便有一封书信致伯爵夫人，坦言“我看到死神正在悄悄地(di)逼近，但我既不感到焦虑，也没有什么遗憾”，可(ke)见这份情感分量之重。1765年，在外交官休谟离任返回英(ying)伦之际，正是这位夫人将她的“受保护人”卢梭托(tuo)付给“好人大卫”。休谟不顾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等友人劝阻（他们对他讲述“农夫与蛇”的寓(yu)言），决定携带其时受法国政府通缉的卢梭“私奔”——由此引发日后闹(nao)得沸沸扬扬的“卢梭-休谟之争”。二人大打笔战，大半(ban)个欧洲(zhou)的文(wen)人哲士各执一端（连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也牵涉其中(zhong)），由此“文(wen)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面(mian)临土崩(beng)瓦解，欧洲(zhou)启(qi)蒙运动亦遭受重创。

1776年，美国革命爆发。休谟的好友富(fu)兰克林作(zuo)为美国驻法公使出使巴黎。据目击者声称，这位美洲(zhou)启(qi)蒙哲人（被誉为“美国先生”）在法国朝野大受欢迎的盛况，唯有当年的休谟“差可(ke)比拟”。

同年，休谟在爱丁堡家中(zhong)安(an)然去世。据威廉·卡伦（William Cullen）医生所(suo)言，休谟在离开人世之际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他认为自己一直致力于(yu)使自己的同胞变得更聪(cong)明，特别是把他们从基督教的迷信中(zhong)解放出来，只是他尚未能完成这项伟(wei)大的工(gong)作(z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