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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25 01:3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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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chen)词滥调一战》,[英] 马丁·艾米斯著(zhu),盛韵 / 冯洁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 99读书人,2024年5月(yue)版,548页,89.00元(yuan)

读英国当代作家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1949-2023)的书评集《与陈(chen)词滥调一战》(The War Against Cliché: Essays and Reviews 1971-2000,2001;盛韵、冯洁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4月(yue))是一次很有文体风格刺激性的阅读体验,尤其是对于同时喜欢阅读和写书评的读者来(lai)说更(geng)是如此(ci)。自1970年代起,马丁·艾米斯先后担任《星期日(ri)泰晤士(shi)报》《新政治家》《观(guan)察家》《大西洋月(yue)刊》等刊物的书评人,著(zhu)有书评和随笔集《白痴地狱》《与陈(chen)词滥调一战》《时间之痕》《拜访纳博科夫夫人》等。该书收录了马丁·艾米斯从1971年至2000年为上述文化媒体撰写的书评文章——也有评论把它们称作文学评论。说它是“一部充满锐(rui)气和智趣的个人阅读史(shi),一份带(dai)着睿(rui)智的偏见的欧美(mei)文学指(zhi)南”显得有点恭维,倒不如说它是一个文学家对同行口无遮拦的评论,从中可以看到对文学和批评最真实的热爱和对语(yu)言最深刻(ke)的敏感。

几乎(hu)所有读者都首先会(hui)注意到艾米斯书评中的“毒舌”风格,同时也会(hui)由于他(ta)所评论的很多作品或许是自己没读过的,加上他(ta)的文体风格也使翻译的活不好干,因此(ci)会(hui)带(dai)来(lai)一些理解上的难度。面对他(ta)的调侃、讽刺、毒舌,有时候还真要认真想想他(ta)的真实意思究竟是什么,有时还会(hui)想到他(ta)是否只是开开玩笑而已。

艾米斯在“前(qian)言”中谈到写作的理想化境界——“所有写作都是反对陈(chen)词滥调的运(yun)动(dong),不光反对文字的陈(chen)词滥调,也反对头脑和心灵的陈(chen)腐。”这是在书中少有的关于“陈(chen)词滥调”的正面论述,也可以看作是对这部文学评论集书名的解释。因此(ci)有必要谈谈何谓陈(chen)词滥调。

该书书名The War Against Cliché,原意是反对陈(chen)词滥调之战,书名中的“陈(chen)词滥调”(cliché)一词源自法语(yu),是模具敲打金属(shu)的拟声词,在印刷业术语(yu)中指(zhi)“铅版”。作为“陈(chen)词滥调,陈(chen)旧的表达方式”的比喻意义(yi)在十九世纪(ji)中期出现,在英语(yu)中直到1920年代开始(shi)普及(https://www.etymonline.com/cn/word/cliche)。在语(yu)言中常被人们使用的短语(yu)、成语(yu)在开始(shi)的时候是新鲜的、有生命力的,但是在被长期反复使用之后往往被认为是陈(chen)词滥调。在当下的网络时代,网络流行语(yu)言更(geng)容易成为陈(chen)词滥调,这是难以避免的。美(mei)国词典编(bian)纂者和语(yu)言参考书作者奥林·哈格雷福(Orin Hargraves)的《已经有人说过:陈(chen)词滥调使用和滥用指(zhi)南》(It's Been Said Before: A Guide to the Use and Abuse of Cliché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USA,2014)专门研究在使用英语(yu)中的陈(chen)词滥调问(wen)题(ti),他(ta)选择了六百个被认为是陈(chen)词滥调的用法,分析它们的词源和使用频率,在例句中阐释了是否应该避免或如何正确使用它们。对于“陈(chen)词滥调”,哈格雷福给写作者提出的建议是“THINK before you write”,也就(jiu)是在写作的时候思考它的真正含义(yi),以及它是否真的适合你(ni)想在句子中表达的意思。对于使用语(yu)言的人来(lai)说,陈(chen)词滥调既(ji)反映(ying)了一种语(yu)言惰性,同时也说明在交流中语(yu)言的局(ju)限(xian)性,无论如何无法彻底抛弃陈(chen)词滥调——就(jiu)像“陈(chen)词滥调”这个成语(yu)本身不也早(zao)就(jiu)成了陈(chen)词滥调吗?但是批判它的人还是要使用它。要提高文学与文学批评的质量,当然要特别警(jing)惕和尽可能拒绝陈(chen)词滥调,但是应该把这种警(jing)惕与拒绝用在对的地方,同时也要警(jing)惕故作惊(jing)人之语(yu)的语(yu)言生产竞赛。艾米斯在《与陈(chen)词滥调一战》中不仅反对在语(yu)言文字上的陈(chen)词滥调,而且也反对思想观(guan)念上的陈(chen)腐,以及某些宏大话语(yu)的欺骗性。要真正战胜陈(chen)词滥调,关键还是要在思想观(guan)念和话语(yu)体系(xi)的层(ceng)面上揭露它们的陈(chen)腐与虚伪性、欺骗性。

该书中评论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尤利(li)西斯》(Ulysses)的书评题(ti)目就(jiu)叫《与陈(chen)词滥调一战》,他(ta)认为,“《尤利(li)西斯》是他(ta)对人类世界的终(zhong)极呈现,是一次热爱与懒洋洋的告别;没有谁像他(ta)这样如此(ci)着迷地描写过日(ri)常生活的韵律和状态(tai)。”(468页)但是他(ta)又说 “《尤利(li)西斯》是结构性的陈(chen)词滥调”,“你(ni)想到《尤利(li)西斯》就(jiu)是有关陈(chen)词滥调的,它写的是继承来(lai)的、陈(chen)腐平庸(yong)的程式,僵化的比喻——最引人注意的是那些属(shu)于爱尔(er)兰天(tian)主教的和反犹的”(469页)。但是“乔伊斯从来(lai)不会(hui)无故用到一个陈(chen)词滥调”(470页)。最后他(ta)承认这部作品是“现代主义(yi)无可争议最重要的杰作”(471页)。可以说,他(ta)对乔伊斯的评价并没有因为他(ta)对陈(chen)词滥调的戏(xi)仿贬低其文学价值。

艾米斯在“前(qian)言”(写于2000年)中回顾了那个已经逝去的文学评论时代:“那个时代在今天(tian)看来(lai)已经遥远得面目模糊。我曾经在《泰晤士(shi)报文学增刊》打过工……我的私生活算中产波希米亚——就(jiu)算不是直白的放荡,也是嬉(xi)皮风加上享乐主义(yi);但只要一涉及文学评论,我就(jiu)非(fei)常有道德。我无时无刻(ke)不在读评论,在浴缸里读,在地铁上读;我总是把埃德蒙·威尔(er)逊(xun)或威廉·燕卜荪放在手边。我对这事儿很严肃,当时的人都这样。我们探讨(tao)文学批评总是流连忘返。我们坐(zuo)在酒(jiu)吧、咖啡(fei)馆(guan)里谈W.K.维姆萨特和G.威尔(er)逊(xun)·奈特,谈理查德·霍加特和诺思罗普·弗莱,谈理查德·波利(li)尔(er)、托尼·坦纳和乔治·斯坦纳。……我们觉得文学是内核,文学评论探索(suo)其重要性并将之普及化,在文学周(zhou)围制造一种空(kong)间,从而进一步(bu)提升它。应该加一句,七十年代初有两种文化的大讨(tao)论:艺术对阵(zhen)科学(或者说F.R.利(li)维斯对阵(zhen)C.P.斯诺)。也许这一文化时刻(ke)最美(mei)妙的是艺术似乎(hu)占了上风。”(前(qian)言,1-2页)这就(jiu)是艾米斯进入文学批评的历史(shi)语(yu)境,是文学史(shi)家所称的批评时代。我们曾经在上世纪(ji)八十年代也有过的那种氛(fen)围,不过那时我们是在课室或图书馆(guan),顶多是在街边大排档,聚在一起的除了青年学生、教师,还有社会(hui)青年,谈的更(geng)多是异化理论、存(cun)在主义(yi)和现代派文学。但是时代的大潮很快把那种氛(fen)围冲垮了,文学评论在劫难逃。“现在文学评论几乎(hu)完全被限(xian)制在学院里,靠用行动(dong)反对经典来(lai)反对才华。好好研究华兹(zi)华斯的诗歌在学院里可不能保证晋升,但研究他(ta)的政治立场就(jiu)可以……所有这些都让经典被静悄(qiao)悄(qiao)地、一步(bu)步(bu)地蚕食(shi)了。只要打开互联网你(ni)就(jiu)会(hui)发现,在这行当的另一个极端,人人都成了文学评论家,至少也是个书评人吧。”(第3页)艾米斯对待文学评论的态(tai)度的确是很严肃的,甚至有点精英主义(yi)倾向,反对来(lai)自学科生产体制和网络时代的平庸(yong)化,坚持认为在小说背(bei)后的才华、经典是最重要的;从长远来(lai)看,“文学会(hui)拒绝平均化,回归等级制。这不是什么纯文学作家的清高决定,而是时间的判决,时间会(hui)把能传世的文学和不能传世的区分开”(第4页)。因此(ci),他(ta)在写文学评论、书评中表现出来(lai)的“酷评”“毒舌”也可以从这一角度来(lai)理解,骨子里他(ta)有一种使命感,拒绝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平庸(yong)化。

虽然对待文学批评的态(tai)度是严肃的、精英主义(yi)的,但是不妨(fang)碍艾米斯的一些欣赏趣味与大众还是相同的。比如在评论迈克尔(er)·梅德韦德(Michael Medved)《好莱坞vs美(mei)国》(Hollywood vs. America)的文章中,他(ta)承认看电影中的暴(bao)力场景让他(ta)挺开心的,觉得它饱满、激烈(lie),有种令人不安的幽(you)默感,还有点颠覆性和反文化(11页)。在拍摄技术上,由于有了通电的喷射血袋(dai)、上下左右推拉伸缩的钢索(suo),被猎枪打死(si)的场面血腥多了;手枪近距离爆头的结果是血柱喷射,受害人屈膝倒地……“我喜欢看银幕上的暴(bao)力,同时坚定地谴责现实生活中的暴(bao)力。”当然他(ta)也谈到荧幕上的暴(bao)力与军火(huo)生意关系(xi)紧密,以及“我们身处后现代时代,大概是当下大众心态(tai)里最脆弱的领域,盲从的黑洞正在扩大”(17页)。对于我来(lai)说这是很合口味的,一方面喜欢看《赶尽杀绝》(Shoot 'Em Up ,2007)那样的枪战对决,另一方面也在思考美(mei)国军事机器与好莱坞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xi),以及荧幕上的虚假暴(bao)力怎样在我们的世界中充当了真正的暴(bao)力。

在“前(qian)言”的最后部分,艾米斯提醒读者注意两件(jian)事情。一是要注意每篇文章末尾的发表日(ri)期,它们跨越(yue)了三十年的时光。关注文章的发表日(ri)期的确是重要的阅读方法之一,它会(hui)让读者重返作者写作的那个时代。但是,我想艾米斯未必会(hui)想到还有一个重要意义(yi)是,有些在文章中不得不躲躲闪(shan)闪(shan)的话题(ti)和论述会(hui)在那个标注着日(ri)期的语(yu)境中向知情者展(zhan)示(shi)出来(lai),这是写书评的人不应忽视的问(wen)题(ti)。在艾米斯的这些书评文章中,也常常谈到被评论作品的写作年代与作品的内在联系(xi),令读者自然感受到写作者语(yu)境对于阅读中的理解所具有的重要意义(yi)。

二是“读者还需要注意引文。引文是书评人的唯一铁证,或者说半铁证。没有引文,评论就(jiu)是在商店里排队时的自言自语(yu)。……反正引文就(jiu)是我们所有的证据。说得理想化一些,所有写作都是反对陈(chen)词滥调的运(yun)动(dong),不光反对文字的陈(chen)词滥调,也反对头脑和心灵的陈(chen)腐。我通常会(hui)引用陈(chen)词滥调作为批判的样本,也会(hui)引用与之相反的清新、有活力、值得回味的文字去赞(zan)美(mei)”(前(qian)言,5-6页)。这里,他(ta)说的是以引文来(lai)证实“酷评”“毒舌”并非(fei)无的放矢,这当然是文学批评和书评的基本依据,不管是赞(zan)美(mei)还是批判。在我看来(lai),引文的问(wen)题(ti)还有比作为证据、依据更(geng)复杂的作用,比如作为言论尺度的合法性依据等等。顺带(dai)要说的是,艾米斯在书评中的直接引文都没有标注页码出处,在文章标题(ti)下所评论的书也没有出版商和出版年月(yue),看起来(lai)不那么严谨。或许是因为《纽(niu)约时报书评周(zhou)刊》、《泰晤士(shi)报文学增刊》等文化媒体从来(lai)没有提出这样的固定要求,作者可以自己把握。例如著(zhu)名文化史(shi)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纽(niu)约书评》发表的文章中,引文有时加注页码,也有时是不加的。

在《结局(ju):赫尔(er)的唐璜》这篇长文中,艾米斯为英国著(zhu)名诗人、他(ta)父亲的朋友和他(ta)哥哥的教父菲(fei)利(li)普·拉金(Philip Larkin,1922-1985)所作的辩护让人看到他(ta)真诚而热切的一面。拉金的诗歌反映(ying)了保守的“英国精神”,无法拥抱现代主义(yi)艺术,他(ta)始(shi)终(zhong)如一地坚持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艾米斯说他(ta)“无疑是英格兰的无冕诗王——战后最受我们喜爱的诗人”,但是在他(ta)死(si)后却被一些人指(zhi)控(kong)为有“种族仇恨”、厌女(nu)症(zheng)和类法西斯观(guan)点。艾米斯在为拉金辩护的同时,敏感地指(zhi)出在上世纪(ji)九十年代一度风行的那种过于偏激和急躁的“政治正确”所导致的错误与反弹(165页)。文章最后引述拉金《这就(jiu)是诗》(This Be the Verse)中的诗句在今天(tian)读来(lai)尤其让人心惊(jing):“人们将苦难代代相传 / 像深入海底的大陆架。/ 自己早(zao)死(si)早(zao)超生,/ 别再来(lai)把孩子生。”(174页)好在他(ta)还有一首姐妹(mei)诗《树》(The Trees),最后几行是:“然而蠢蠢欲动(dong)的城堡 / 每年五月(yue)都会(hui)被繁茂的浓(nong)绿(lu)包裹(guo)。/ 它们似乎(hu)在说,去年已逝,/ 重新.重新,重新开始(shi)。”(同上)于是想到,有些诗人是不需要辩护的,诗歌就(jiu)是他(ta)为自己写下的辩护词。就(jiu)如一位拉金诗歌的译者所讲的,“一切都很完整。对任何人来(lai)说都不需要辩护。他(ta)的内在理由也没必要说出来(lai)。如果非(fei)说不可就(jiu)只能重复拉金的一句名诗,生活首先是……然后是……就(jiu)是这样。”(桑克《菲(fei)利(li)普·拉金百年诞辰:来(lai)自诗人的严肃忠告》,(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093900)

关于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举全村之力》(It Takes a Village,1996;曾桂娥译,上海三联,2009年),多年前(qian)我在“一周(zhou)书记”中也曾写过一段书评:“书名来(lai)自非(fei)洲的一句谚语(yu):养育一个孩子需举全村之力,而该书讲的正是对美(mei)国和世界各(ge)地儿童教育问(wen)题(ti)的观(guan)察与思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何对待自己和别人的孩子,是否‘举全村之力’去呵护、去培养,难道还有比这更(geng)重要的责任吗?但是……‘举全村之力’这个概念就(jiu)显得无比沉重,成年人世界中的自私、卑劣、怯懦就(jiu)更(geng)为触目地凸现出来(lai)。希拉里在书中引用了别人的一句话:‘在当今这个世界,将儿童放在首位是一场艰(jian)苦而又孤独的战斗’,的确说明了为什么要‘举全村之力’。这远不是儿童事务管理部门所能解决的……当然,读者也必然会(hui)注意到,该书所涉及的很多问(wen)题(ti)并非(fei)没有争议的,尤其是本土生活的经验会(hui)启(qi)发各(ge)国的成年读者提出更(geng)具体的问(wen)题(ti)。”

现在读艾米斯1996年3月(yue)发表在《星期日(ri)秦晤士(shi)报》的书评,很明显发现我们是在完全不同的问(wen)题(ti)语(yu)境和信息资源中进行阅读和评议。艾米斯显然对这位美(mei)国第一夫人没什么好感,他(ta)在书评中认为它是“一本充斥着唯意志论和社群(qun)主义(yi)言论的育儿手册,最多会(hui)被《泰晤士(shi)报教育增刊》或《孕期》杂志提一笔……它是一本再度参选的宣传手册或竞选演说,一份三百页的新闻稿。通读全书我从未怀(huai)疑作者的良好初心;它也跟(gen)我努力看完的其他(ta)书一样真诚。但就(jiu)是有种糟糕的东(dong)西在那儿。它的潜台(tai)词比台(tai)词多,充满良善、和谐(xie)、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但是上了丑陋的一课”(30页)。所谓“丑陋的一课”,首先是指(zhi)他(ta)所知道的该书写作过程。希拉里和她的十几位助手一起写稿,目标是把书稿减至人畜无害的水平;还要把每一章书稿都给总统的手下过目,看他(ta)们有什么意见。最后等到人人都满意了,我们看到的就(jiu)是最不会(hui)引起争议的内容,比如“快步(bu)走、远足(zu)和骑单车都是很好的运(yun)动(dong),也是很好的亲子方式”等等。还有就(jiu)是文风,第一夫人不能太严肃,也不能太轻浮;连引用俗语(yu)的时候也要加上双引号。于是,“解密得当的话,《举全村之力》是一个值得再有一次机会(hui)的第一夫人肖像。值得再当一任。这已经不是四年前(qian)来(lai)华盛顿的那个不会(hui)笑的女(nu)权主义(yi)者,那个追(zhui)着救(jiu)护车跑的母(mu)老虎,现在的她温柔多了,有礼多了,居家多了,圣洁多了”(32页)。最后他(ta)说“我总是不安地看封底照片。……她站(zhan)在那儿,面带(dai)微笑,被拉低智商,抹(mo)掉(diao)一切本性。”(同上)

对曾任美(mei)国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的《飞(fei)来(lai)横祸:挺过核时代的第一个世纪(ji)》(Blundering into Disaster: Surviving the First Century of the Nuclear Age, Panethon ,1986),艾米斯的酷评是:“应该提前(qian)说一点,这本书几乎(hu)没写什么新东(dong)西,但它显得有分量,其权威感并非(fei)来(lai)自麦克纳马拉的文字,而是来(lai)自他(ta)的身份一一他(ta)曾担任肯尼迪和约翰逊(xun)政府的国防部长。……它说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在说。”(46页)“麦克纳马拉带(dai)我们到幕后,但官腔(qiang)官调又急着完事,好像带(dai)旅游团参观(guan)五角大楼。”这话说得很生动(dong)、形(xing)象,那种感觉很真实。因此(ci),难怪在书中“没有椭圆(yuan)办公室里的僵局(ju),也没有战情室的神经紧张”,“剩下的‘知情人’内幕也因为公开出版而谨慎处理了,麦克纳马拉出场时总是庄重而沉着。‘那个时间点上,我对总统说……’两百字滴水不漏的麦克纳马拉式措辞之后,‘总统接纳此(ci)建议作为脱(tuo)困(kun)的办法’……”(47页)这样的“权威文本”我们也并不少见,但是我们有时也会(hui)觉得这样的书还是可以留下来(lai)以备不时之需。

艾米斯虽然对文学十分挑剔,评论文章中几乎(hu)都少不了“毒舌”,但是对于一些作家仍然是极为推崇的。比如对俄裔美(mei)籍作家弗拉基米尔(er)·纳博科夫(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1899-1977),该书收入有关他(ta)的六篇书评,在第一篇关于安德鲁·菲(fei)尔(er)德(Andrew Field)撰写的《纳博科夫:不完全的传记》(Nabokov:His Life in Part,by Andrew Field)书评中就(jiu)通过传记向他(ta)致敬。他(ta)在另一篇书评中说:“纳博科夫的生活经历过双重流亡,有痴迷,有始(shi)终(zhong)如一,有种浪漫的特色,其形(xing)式有着某种纯粹的艺术气息。”(269页)在历经了许多年的纳博科夫热之后,谈起纳博科夫我们都不陌生。我们曾诵(song)读过《说吧,记忆》(Speak, Memory: An Autobiography Revisited,杨青译,花城出版社1992年)中的句子:“用一个人的整个灵魂去爱,把其余的留给命运(yun)……”“令人震惊(jing)的是普通人对蝴蝶(die)是多么的漠不关心”。我们甚至在谈到“震颤”的时候就(jiu)会(hui)想到是否属(shu)于纳博科夫所说的那种“贯穿脊髓的震颤”。后来(lai)读了新西兰学者布赖恩·博伊德(Brian Boyd)百科全书式的两卷(juan)《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Vladimir Nabokov: The Russian Years,1990;刘佳林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纳博科夫传:美(mei)国时期》(Vladimir Nabokov : The American Years,1993;刘佳林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我深感作者在收集资料方面可以说是竭泽而渔(yu),注释中的那些档案、日(ri)记、书信、著(zhu)述、访谈等以无数可靠的细节一点一滴地复原着传主的生命史(shi)。菲(fei)尔(er)德写的《纳博科夫:不完全的传记》出版于1977年,真的只是“不完全的传记”,虽然他(ta)与传主的关系(xi)曾经很融洽。不知道艾米斯读完博伊德的两卷(juan)本——相信他(ta)应该读过——之后是否写过评论。

在对弗拉基米尔(er)·纳博科夫《文学讲稿》(Lectures on Literature, Edited by Fredson Bowers)的评论中,艾米斯把他(ta)树立为指(zhi)导学生如何阅读文学作品的典范。“阅读是一门艺术,弗拉基米尔(er)·纳博科夫做到了尽善尽美(mei)。”(257页)有意思的是,他(ta)每次上课前(qian)都会(hui)提醒学生不要说话、抽烟、编(bian)织(zhi)、看报纸、打瞌睡,“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做笔记”。“然后他(ta)会(hui)开始(shi)鞭策和刺激那些最认真听课又闷闷不乐的学生们,迅速摧毁他(ta)们半瓶子醋先入为主的时髦观(guan)念。”(258页)由于也读过纳博科夫的这本《文学讲稿》,因而我对艾米斯的评论也深有同感。比如他(ta)说“纳博科夫以自己的方式恰如其分地概述情节,强调句式结构和局(ju)部效果:完美(mei)地再现了原著(zhu)的笔调和嘲讽性距离”(259页)。的确是这样,作为阅读课程的《文学讲稿》,纳博科夫的解读充满了穿透力和启(qi)发性。更(geng)重要的是,“他(ta)想要教会(hui)人们如何阅读,而且,也许是不自觉的,他(ta)尝试通过简单地表露自己对文学的热爱来(lai)灌输(shu)这种热爱。纳博科夫关于爱玛·包法利(li)阅读习惯(guan)的评论有着恰到好处的语(yu)调,表达了心怀(huai)感激的严肃心情”(260页)。通过简单地——不敢夸张——表露热爱来(lai)引导学生热爱阅读,这话说得真好。

读《弗拉基米尔(er)·纳博科夫:书信选集1940-1977》(Vladimir Nabokov: Selected Letters 1940-1977, edited by Dmitri Nabokov and Matthew J. Bruccofi),艾米斯的感觉是“这本书信集令人愉快,表明纳博科夫是一位令人愉快的人:忠实、慷慨、深情、非(fei)常风趣”(265页)。但是他(ta)很快就(jiu)从令人愉快的表层(ceng)深入进去:那些本来(lai)就(jiu)不喜欢纳博科夫的人会(hui)发现一些附庸(yong)风雅、粗暴(bao)、傲慢和尴尬的政治观(guan)点,还有与《花花公子》的友好关系(xi),“但是他(ta)真正的粉丝将意识到这本书是一种巨大的凯旋般的证明:证明美(mei)德和力量在纳博科夫书写下的每一页文字上闪(shan)闪(shan)发光。每一页文字,即使是那些最具有摧毁力量、最残酷、最悲伤的文字”(266页)。艾米斯对他(ta)的推崇无疑是到了过分的地步(bu):“这本书几乎(hu)没有一句话不风趣、精致、精确、令人警(jing)醒。甚至文学生涯琐碎的日(ri)常都被纳博科夫不知疲倦的敏感重新涂刷了一次。”(268页)这只能说是艾米斯“爱我所爱,无怨无悔”,对我来(lai)说更(geng)感动(dong)的是艾米斯谈到“这本书洋溢(yi)着父爱”:“这本书的结尾是他(ta)给儿子写的最后一封信,令人揪心地恰如其分,信的开头是‘我最亲爱的’,最后是:‘我拥抱你(ni),为你(ni)感到骄傲,好好照顾自己,我亲爱的。’”(269页)其实严格说来(lai)这也是“陈(chen)词滥调”,但却是我们永远不会(hui)放弃、永远会(hui)从心底里奔涌出来(lai)的那种有强大生命力的声音。

《纳博科夫的大满贯》评论的是弗拉基米尔(er)·纳博科夫最负盛名也最有争议的小说《洛丽塔》(Lolita,1955),一篇写于1992年的很长的书评。文章结尾说读过不同版本的《洛丽塔》八九遍,在常看的那本精装本的页边上落(luo)满了记号、问(wen)号、惊(jing)叹号、直线和歪歪扭(niu)扭(niu)的线、双重线和三重线;他(ta)说这些评语(yu)“形(xing)成了某种对整体的超现实的概括,……是一阵(zhen)阵(zhen)不断更(geng)新的惊(jing)讶不已”,最后说还打算再读这部小说许多遍(524-525页)。他(ta)似乎(hu)力图从几个方面来(lai)为这本小说辩护:文学并非(fei)生活,不是公共生活;它因为太有名而受到曲解等等,但是没有正面展(zhan)开论述。他(ta)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也是零散地冒出来(lai),而且也是通过隐晦的或突兀的表述来(lai)呈现,但是已经会(hui)激怒女(nu)权主义(yi)者:“纳博科夫是如何将她的故事纳入这个长达三百页滔滔不绝的叙述——如此(ci)令人坐(zuo)立不安,如此(ci)不可遏制的灵感喷发,而且如此(ci)不可想象地充满刺激?”(504页)书评题(ti)目中的“大满贯”不知原文是什么,如按这个词的说法就(jiu)是比喻纳博科夫赢得了所有荣誉。

不管怎样,我们现在比当年写书评的艾米斯知道更(geng)多有关纳博科夫创作出这本小说的“洛丽塔原型”的情况。德国文学批评家迈克尔(er)·马尔(er)(Michael Maar)的《说吧,纳博科夫》(Speak, Nabokov,translated by Ross Benjamin;Verso,2010)认为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并非(fei)原创,早(zao)在1916年一个笔名叫做Heinz von Lichberg的德国人就(jiu)发表了一篇名为《洛丽塔》的短篇小说,也是讲恋童癖的故事。这一“剽窃”说法到底是否可靠且不论,对于纳博科夫研究来(lai)说无疑是一种有挑战性的视角。最近读了美(mei)国犯罪问(wen)题(ti)专栏作家萨拉·魏恩曼(Sarah Weinman)的《洛丽塔原型:小说〈洛丽塔〉背(bei)后的萨莉(li)·霍纳绑架案》(The Real Lolita:The Kidnapping of Sally Horner and the Novel That Scandalized the World,2018;马雨禾(he)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6月(yue)),感觉并不意外。由于美(mei)国国会(hui)图书馆(guan)从2009年开始(shi)撤销了对纳博科夫文件(jian)的五十年保护限(xian)期,萨拉·魏恩曼阅读了极为丰富的包括纳博科夫的笔记、手稿以及简报、信件(jian)、照片和日(ri)记等资料,最后发现有证据表明,尽管纳博科夫酝(yun)酿这个主题(ti)已经断断续续有二十多年,但是直到他(ta)了解到发生在1948年至1950年的这桩少女(nu)绑架案之后,《洛丽塔》的故事才发展(zhan)成熟。结论是:“有证据表明,《洛丽塔》的内容高度依附于现实罪案。后者对前(qian)者的影响远比纳博科夫承认的要更(geng)深远。”(《洛丽塔原型》,13页)魏恩曼曾在采(cai)访中说:“纳博科夫在他(ta)的小说中深挖了真实绑架案受害者萨莉(li)·霍纳的故事,无论小说有多么精彩,它都无法弥补真实的创伤和痛(tong)苦,受害者的家人仍然受到影响。但是,纳博科夫本人却在这部难度极大的小说中隐藏了自己的道德愤怒,以至于即使在今天(tian),仍有太多的人将其误解为 ‘爱情悲剧故事’,而这肯定不是。”(https://www.163.com/dy/article/JO6IVRRG051284DV.html)这无疑对于在今天(tian)重新阅读这部二十世纪(ji)文学名著(zhu)产生重要影响,也很想知道艾米斯在去世之前(qian)是否读到了魏恩曼的这部《洛丽塔原型》。

由此(ci)想到纳博科夫最终(zhong)没能写完的小说《劳拉的原型》,他(ta)在弥留之际要求妻子毁掉(diao)这部未完成的手稿,但这部手稿还是在2009年由英国企鹅出版社以《劳拉的原型:(死(si)亡是有趣的)碎片小说》(The Original of Laura: [Dying is Fun] a Novel in Fragments)为题(ti)出版。这部小说形(xing)式结构是故事中套着故事,表面的叙事之下有更(geng)深层(ceng)的叙事,设置这种结构框架的目的就(jiu)是有意引导读者进入、分享然后建立各(ge)人自己的理解结构。因此(ci),“说吧”就(jiu)是对所有读者的召唤。

回到艾米斯的《与陈(chen)词滥调一战》。在他(ta)的书评中我们如同置身在森林中,很容易只看到树木(mu)而看不到森林,即只看到他(ta)的文体风格中的调侃、讽刺和毒舌,看不到隐藏在论述中的真正主题(ti)——他(ta)力图在所评论的作品中“披沙拣金,有时获宝”;他(ta)追(zhui)踪的是从文学宝库中辐射过来(lai)的光影与碎片,重现阅读中的生命体验与文学享受。作为毒舌式的书评家,他(ta)的批判和赞(zan)美(mei)都同样有着真实的分量,虽然未必都是正确无误的。在合上这本书评集的时候,我们还真想说一句:“说吧,艾米斯”,前(qian)面还有无数的书籍有待书评家的毒舌与赞(zan)美(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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