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德·斯洛特戴(dai)克

诊断的初因

一种(zhong)愤懑，或者说成是一种(zhong)恐惧也未尝不可。斯洛特戴(dai)克的视域是极为开阔的，《蔑(mie)视大众(zhong)》中他对逐渐主(zhu)体化的大众(zhong)有着清醒(xing)的认识，只不过要拉上极富盛名的卡内蒂来(lai)做(zuo)实人群(qun)之黑的论断，因为“卡内蒂的强项在于他一以贯之的不讨好献媚”，这种(zhong)强调为哲学家的观察(cha)设置(zhi)了极为客观的前(qian)提，也是他进行大众(zhong)心理学推演的基(ji)础，卡内蒂的《群(qun)众(zhong)与权力》认为，20世纪大众(zhong)心理学的基(ji)本问题是被恶和假所裹挟。群(qun)众(zhong)在成为主(zhu)体之后变得迟钝且不透明，这种(zhong)聚集不仅形成了旋涡，还导致了“曾经有着自我欲望认知的民主(zhu)主(zhu)体的理性浪(lang)漫形象的完全坍缩”，“大众(zhong)”的形成是一种(zhong)退化，它不再顾(gu)及单一个体的自我肉身感受和空间感受，个人意(yi)志在聚集成黑色团块中的释放成了一种(zhong)释然，平等主(zhu)义可能(neng)会带来(lai)瞬间的幸福(fu)感，但其根源并非(fei)所有人的平权意(yi)愿，而是绝大多(duo)数人的自我放纵。在时代中越行越偏的人群(qun)最后汇合成没有潜力的后现代大众(zhong)，现代性的优质特征就快要烟消云(yun)散(san)，哲学家在用每(mei)个人都(dou)参与却不自知的真相敲打(da)着没有止步的脚踝。

大众(zhong)的形成不仅影(ying)响了社会，也改变了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在《思想的假死》中，斯洛特戴(dai)克的嘶吼更加清晰(xi)明了，本该得到延续的古代欧(ou)洲理论文化，如今却成为一种(zhong)基(ji)于罪行之上的认识论信(xin)仰。这种(zhong)罪行的实施者看起来(lai)与常人无(wu)异，可他们却将延续形而上学传(chuan)统的理论家暗杀，斯洛特戴(dai)克甚至(zhi)将其称为“天(tian)使(shi)谋杀案”。实践理论的生(sheng)活(huo)本该不涉及外部状(zhuang)态或对象，而是发展实践者本身，使(shi)其作为能(neng)动主(zhu)体的塑造性练习，这种(zhong)生(sheng)活(huo)既是沉思的，也应当是积极活(huo)跃的，然而当代作者却要引入区别，最终使(shi)实践生(sheng)活(huo)的维度变得愈发不可见，也让学者和知识分(fen)子们无(wu)法看清现代社会中的“人类状(zhuang)况”。本该延续清晰(xi)脉络的理论学术生(sheng)活(huo)却越来(lai)越浑(hun)浊(zhuo)，未来(lai)何为呢？

作为方法的谱(pu)系学

毋庸置(zhi)疑，斯洛特戴(dai)克是一位杰出的师者，无(wu)论是在慕尼黑巴伐利亚艺术学院，还是在图宾根大学，他对时代症结的阐述都(dou)有理有据。就算尼采已经对智识生(sheng)活(huo)的传(chuan)承产生(sheng)了极大的干预，他仍愿意(yi)沿用经典的谱(pu)系学方法，告诉(su)观者本该作为思考者的哲学家最终是如何被杀死的，以至(zhi)于混(hun)沌(chun)复现；而在蔑(mie)视的概念之下，思想和道德又是如何从纵向控制转向了横(heng)向控制，让本来(lai)有个性的个体走向了普遍性和同质性的大众(zhong)集结，最后走入几乎再难(nan)以找到差异性的平庸。几乎无(wu)人敢否认哲学始于柏拉图时代，斯洛特戴(dai)克对胡塞(sai)尔的惺惺相惜就如同胡塞(sai)尔意(yi)欲抓住霍夫曼(man)斯塔尔的手臂一样，现象学中最为哲学家受用的“悬(xuan)置(zhi)”概念被摆放在显眼的位置(zhi)。这时候哲学还没有和科学分(fen)离，或许这两者本就不该分(fen)离，被区分(fen)开就意(yi)味着要有高(gao)低之分(fen)，但观察(cha)者应该是纯粹(cui)的，胡塞(sai)尔一生(sheng)都(dou)在努力创造一种(zhong)沉思的生(sheng)活(huo)方式，然而时代改变了，类似苏格(ge)拉底“神游症”般对理论的纯粹(cui)思考都(dou)卷入了生(sheng)活(huo)问题，胡塞(sai)尔最终在晚年领悟到，理论必须克服抽象性，回到先验(yan)性。

现象学的悬(xuan)置(zhi)方法似乎并没有给(gei)思想的发展提供解决之道，反倒(dao)是留下了一个难(nan)题，让人们更怀念柏拉图借苏格(ge)拉底之口，将灵魂和身体进行分(fen)离的形而上化，继而让真正(zheng)的观察(cha)者，也就是有悬(xuan)置(zhi)能(neng)力的人在特定的练习地点出现。直至(zhi)20世纪上半叶，西欧(ou)思想与古希腊最大的不同就是《道德谱(pu)系》，尼采以伦理学导师的姿态让道德的真实根源回归于怨恨，这不仅实现了对否定世界和生(sheng)活(huo)的基(ji)本态度的划时代重(zhong)组，也肯定了美德的倾向。

《思想的假死》一书虽(sui)然用心理政治学的方式，将柏拉图主(zhu)义的城邦生(sheng)活(huo)沿着谱(pu)系学的脉络纵向行进到当下，但斯洛特戴(dai)克最终不得不承认，具有悬(xuan)置(zhi)能(neng)力的人的产生(sheng)，并非(fei)有什么贵族(zu)非(fei)贵族(zu)的差异，也没有明确(que)的节点来(lai)区分(fen)，观察(cha)者的产生(sheng)与其载体文化的命运纠缠在了一起，所有努力追求知识的生(sheng)活(huo)方式都(dou)是值得尊重(zhong)的。

而《蔑(mie)视大众(zhong)》中，斯洛特戴(dai)克回归到“集体”的流动方向，纵横(heng)交叉(cha)地深挖奉承作为颠倒(dao)的蔑(mie)视所产生(sheng)的遗传(chuan)性疾病史，看公共领域如何被斗争和潮流所分(fen)裂。从霍布斯开始将大众(zhong)臣民化，到斯宾诺莎发现了哲学意(yi)义上的大众(zhong)，直至(zhi)马克思的阶级(ji)论，大众(zhong)的演变并非(fei)是某(mou)种(zhong)进步，而只是蔑(mie)视的结构性变化，尼采更是把“人群(qun)对其超越地平线的设施的一切蔑(mie)视变成了物质以及抵(di)抗的大众(zhong)，以获得一种(zhong)纠正(zheng)的、增效的蔑(mie)视”。走向主(zhu)体性的大众(zhong)似乎真的丧失了个性，最终在海德格(ge)尔狡猾的“此在”中被持续观察(cha)着、蔑(mie)视着，哪怕这是为了转入非(fei)可蔑(mie)视性、转入激进的并且是高(gao)贵的生(sheng)存做(zuo)准备。

拯救现代主(zhu)义？

或许未必可行。斯洛特戴(dai)克一直是犀利的时代诊断者，而非(fei)药剂师。他在《思想的假死》中已经表明了理论的假死走过古希腊和罗马时代，跳过基(ji)督(du)教的中世纪后，已经走了样，费希特颠倒(dao)了活(huo)着的人和假死之人中间的关系，主(zhu)体间性是一种(zhong)游离状(zhuang)态，人成了一种(zhong)拥有知识的载体。在最后一章中，作者更是大声斥责谋杀假死状(zhuang)态的十名凶(xiong)手——哪怕经典的批判方式被这位凶(xiong)悍的德国(guo)老人使(shi)用得游刃有余，诸多(duo)理论先驱在斯洛特戴(dai)克这里都(dou)难(nan)逃其罪。

而《蔑(mie)视大众(zhong)》中仍然在积极走向现代化的大众(zhong)已经步入了后现代，因为垂直与水平关系之间的冲突已然造成了失败的事实，哲学家们只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奉承社会，而非(fei)挑衅(xin)社会症结。诊断以走入死胡同为终结，哲学家的哲学批判似乎根本不可能(neng)为社会带来(lai)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方式和方法似乎都(dou)带有先天(tian)的缺陷，就连呼吁应当积极寻求真理的巴迪欧(ou)，都(dou)被斯洛特戴(dai)克嘲笑着其理论适用范围的狭隘。

那么人类命运就再无(wu)出路(lu)了吗？德国(guo)哲学家的严谨不容(rong)小觑，尽管在《思想的假死》中，作者在讨论伊始就将现代艺术中实践生(sheng)活(huo)的复杂性，和古典时代与中世纪的体育宗教禁欲苦修排除在外，然而行文中不时被引入的诗歌(ge)文学与艺术则被大肆颂扬着，卡夫卡预言了假死的必然回归，霍夫曼(man)斯塔尔对诗人的身份定位让胡塞(sai)尔产生(sheng)了精神上的共鸣，从而坚定了自己的理论方法，保(bao)罗·瓦莱里通过笔(bi)下的人物建(jian)立了内在观察(cha)者，并以此拥有了力量，而佩索阿——伟大的佩索阿用诗歌(ge)“成功(gong)地表达了在忧郁的人非(fei)自愿的悬(xuan)置(zhi)和反传(chuan)统的观察(cha)者自愿的审(shen)慎中的存在”，现代艺术体系更是可以消除封建(jian)情感的余孽，对艺术优秀或卓越的鉴赏会在民主(zhu)的环境中以执行性和客观性的方式进行，就算大众(zhong)沦为了无(wu)意(yi)识无(wu)差异的政治工具，艺术仍可以在尴尬和绝望中，成为仅存的避难(nan)所。

结语(yu)

即便是大学中的讲座，斯洛特戴(dai)克的哲学语(yu)言依旧显得诘屈聱牙，他的论述绝非(fei)基(ji)础性的，而是将观者、读者的智识与自己并列，这种(zhong)讲述并非(fei)是自上而下的强势灌输，而更像是精英之间的哲思分(fen)享。然而如球面一样完整光滑的论述并非(fei)毫(hao)无(wu)瑕疵(ci)，对古典主(zhu)义的回溯可以看成是一种(zhong)礼赞，也可以理解成某(mou)种(zhong)守旧，而在他果断说出“哲学家们都(dou)是宁可做(zuo)出臆断也不愿意(yi)阅读细节的人”之后，也用自身的话语(yu)验(yan)证(zheng)着这种(zhong)结论。

理论的假死和大众(zhong)主(zhu)体性的发展仍然没有跳脱开“全球化”这个虽(sui)有些过时但仍然时髦的话题。斯洛特戴(dai)克的知识绝对是丰厚的，他在随笔(bi)中不时闪现的文学造诣验(yan)证(zheng)了学生(sheng)时代接受到的教育成果，对现代艺术的态度甚至(zhi)比对同行更为宽容(rong)，然而他对思想演变的接受程度却令人不敢恭维，就算几乎所有思想家都(dou)对走入后现代的现代性进行着无(wu)情的批判，但鲜少有人敢公开否认女权主(zhu)义的存在——在这一点上斯洛特戴(dai)克的态度只能(neng)用“可爱”来(lai)形容(rong)，《思想的假死》一书最后，他直指朱迪斯·巴特勒的名字(zi)，甚至(zhi)惊诧性别研究对无(wu)性别境界的摧毁。这位德国(guo)老人是落伍的，却也带有一种(zhong)先锋性：他对汉娜·阿伦特的频繁引用确(que)实是一种(zhong)对女性学者的尊重(zhong)和肯定，但这种(zhong)认识却是建(jian)立在“天(tian)使(shi)无(wu)性别”的基(ji)础之上，或许作为连接人类与真理（上帝）的天(tian)使(shi)，本就无(wu)性别可言。

哲学家们总(zong)被诟(gou)病跳脱于真实生(sheng)活(huo)之外，就像斯洛特戴(dai)克说的，他们如今更多(duo)的被留在了报告厅、实验(yan)室、图书馆和永远开不完的讨论会上，然而这位如今七旬的老人仍然在劝说着我们，只要有不断攀(pan)登知识的决心，以学识、艺术与文学修养，还有思想作为实践的方法论，或许能(neng)够打(da)破后形而上的幻想，不仅清醒(xing)地重(zhong)拾道德，也可以让自己在人的普遍性境况中，变得更有意(yi)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