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虽是浙江诸暨人，但南人北相，身量魁梧，原是校篮球队的中锋，如(ru)擎天一柱，攻防自如(ru)。弟(di)子(zi)们(men)时常感叹(tan)，若想学问做得好，恐怕得有(you)老师那样的精(jing)力才行。老师在日本，每天像(xiang)打(da)仗一般，往返于东京各大图书馆，“扫荡”各古籍馆收藏的中国戏曲(qu)古籍，可以说不(bu)是在访书，便是在访书的路上。早上六七(qi)点钟出(chu)门，晚上十(shi)点多回到住处。不(bu)过，纵是“老虎”也(ye)有(you)打(da)瞌睡的时候(hou)，于是，在电车上恍(huang)惚一盹，过了(le)两次高幡不(bu)动站，八王子(zi)站就这样错过了(le)。

我在巴黎留学时，常到欧洲(zhou)其(qi)他国家访书。每到一座陌生的城市，总会睁圆了(le)眼睛，盯着地铁或是公交(jiao)内(nei)的路线标识，以防不(bu)慎错过站。记得第一次到柏林访书，因为租住的民(min)宿距离柏林国家图书馆较远(yuan)，需得早早搭(da)乘地铁，中间再更换一次线路。虽然柏林的常住人口不(bu)到400万人，但早高峰时段的地铁也(ye)并不(bu)轻(qing)松。当我挤进地铁后，才发现(xian)柏林的地铁车厢十(shi)分宽大，横挂的扶杆高悬于车顶，与德国人魁岸(an)的身材相得益彰。但对身高一米(mi)六的我来说，想要够(gou)上扶手，即便踮起脚(jiao)尖，也(ye)极为吃力。不(bu)仅如(ru)此，站点的语音(yin)播报(bao)是德语，线路图则(ze)是贴在车顶的，佩戴近视加散(san)光镜的我，扯着脖子(zi)也(ye)看不(bu)清图上的站名。可能是我怪异的动作引起了(le)身边乘客的注意，一位先生看着我，笑了(le)笑，用英文询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接着用手机拍下了(le)车顶上的线路图，并提醒我还有(you)几(ji)站下车换乘……就这样，我幸(xing)运地抵达了(le)我的“八王子(zi)站”。

啤酒

广州的夏季尤其(qi)漫长(chang)，一年里300个夏天总是有(you)的。读博(bo)时，师门聚餐，一群人坐定，黄师惯用的开场白是：怎么样，先来一杯冰镇饮(yin)料(liao)！请注意，在此时的语境中，冰镇饮(yin)料(liao)专指冰镇啤酒。黄师曰：啤酒不(bu)算酒。喝过珠(zhu)江纯(chun)生的人都知道，味道清淡是这个品牌的特点。我想这应是与广州常年湿热的气候(hou)有(you)关，凉茶降火祛湿是广州人的生活艺术。

黄师在写(xie)给师母定方老师的信里说：“今天终于看到有(you)啤酒了(le)”。这是2001年7月18日，他在结束(shu)了(le)一天访书，又整理完资料(liao)，到了(le)晚饭点，拉着旅行包，独自穿行于东京大学九曲(qu)街巷中，在学生商店买到两罐啤酒后的感叹(tan)。当紧凑繁忙的工作暂(zan)时结束(shu)后，对于黄师而言，两罐啤酒便是对自己辛劳的一种奖励，也(ye)是简单的放松方式。于是，东大中央食堂的“和定”配着啤酒，美美一餐后，醺醺然躺在树荫(yin)下的长(chang)凳上，“呼呼而睡，不(bu)知身在何方”。睡醒，还有(you)那“贼亮(liang)”的灯！

读到这里，我似乎想通了(le)为什么在师门聚餐时，老师会先给大家点一杯“冰镇饮(yin)料(liao)”解解渴。无论是整理车王府藏曲(qu)本，还是点校《全明(ming)戏曲(qu)》，都需要全身心地投入，辛苦自然是有(you)的，这啤酒原是一种放松的犒赏，亦是师生间开启畅谈模式的一把钥匙。冰冰凉，浸(jin)透着啤酒花的冰镇饮(yin)料(liao)下肚，哪里还会想那些鬼(gui)画符般难认的梨园抄本，填充在心间的，是整理完一部曲(qu)本后的满足，以及(ji)戏本子(zi)里的异趣人生。或许正是这种独特的仪式感使然，让(rang)我每每访查完一座图书馆，也(ye)总要给自己点一大杯啤酒，作为这段工作的结束(shu)语。

争分夺秒

《东京短章》里收录(lu)的第二封家书，是黄师于2008年12月13日写(xie)给定方师母的。那时，还没有(you)微信，只能传书鸿雁。细读此信，不(bu)禁发笑。因为大约3000字(zi)的家书里，竟像(xiang)是一份工作汇报(bao)，细述了(le)近十(shi)天在日本的所有(you)工作。诸如(ru)每日早、中、晚都去了(le)哪家图书馆，看了(le)什么书，是何种版本，价值如(ru)何；见(jian)了(le)哪些人，谈论了(le)什么学术问题，等等。即便是到了(le)结尾(wei)，也(ye)是讲(jiang)写(xie)信当日的安排，用了(le)一句“所以先打(da)住吧”作结束(shu)语。毕竟“日程安排的太满”，想看的书与访问的图书馆还有(you)很多。

人们(men)常说，陪伴是最长(chang)情的告白。大约到了(le)黄师这里，汇报(bao)访学行程，等同于告白与思念。师母是懂老师的，就像(xiang)在她(ta)正值事业转折的关口，黄师申请到北京大学随吴组缃先生访学一年（1993—1994），她(ta)不(bu)仅不(bu)诧异，还全力支持。直至黄师访学结束(shu)返回广州，才发现(xian)妻子(zi)已经在广州图书批发市场租下一个档口，打(da)算经营书店。（见(jian)陈定方《〈进学记〉序》）

外出(chu)访书，几(ji)乎是所有(you)同门都有(you)过的经历。只要条件允许，一定是要在有(you)限的时间里访查到最多的书，当早上最早、晚上最晚的一批读者。最令人抓狂的，是两种情况：一是每日提书有(you)上限，甚(shen)至少至三本；二是中午闭(bi)馆一到两小时。第二种情况倒好解决，既然闭(bi)馆，那便就近用午饭，再来杯咖啡，为下午打(da)好精(jing)神。倘若幸(xing)运地遇到午间不(bu)闭(bi)馆的，要么带(dai)上面包、饼干，应付一下五脏庙；要么早餐实在一些，午饭并到晚饭同用。然而，第一种情况就棘手得多了(le)。

2015年夏，我从巴黎到维也(ye)纳(na)访查奥地利国家图书馆中文古籍。周一上午抵达维也(ye)纳(na)，简单安顿后便去了(le)图书馆。几(ji)经周折，终于到了(le)图书馆汉学藏书室，注册好读者证，已经是两点了(le)。就在我以为可以放开手脚(jiao)，大干一场的时候(hou)，才看到墙(qiang)上贴着阅(yue)览室的开放时间：每周一、三、五，朝九晚四；每周二、四，中午十(shi)一点半到晚上七(qi)点。又和馆员再三确认，得到的是肯定的答案。顿时觉得脑袋(dai)里像(xiang)装(zhuang)了(le)一口沉沉暮钟，不(bu)禁懊悔自己早前写(xie)邮(you)件时，为什么只咨询了(le)访书需要出(chu)示(shi)的证件，没多问一句图书室的开放时间。

刚(gang)刚(gang)自我安慰，既来之，则(ze)安之吧，岂料(liao)又被告之按照(zhao)规定，每天借阅(yue)古籍的限额是三本。这无疑是用钟杵再一次敲击我脑袋(dai)里的那口暮钟，耳边只有(you)嗡嗡声，整颗心沉了(le)下去。怎么办？不(bu)做任(ren)何争取(qu)终究心有(you)不(bu)甘。静思半刻，我找到了(le)手稿部的负责人，道明(ming)来意，让(rang)对方清楚地了(le)解自己远(yuan)道而来的工作内(nei)容，请求馆方能够(gou)给予适当的帮助和便利。手稿部的负责人是位年长(chang)的奥地利人，身形挺(ting)拔，举止绅士，一头苍发，蓝绿色的眸子(zi)，目光炯炯。当他听完我简要的研究计划后，一对白色的眉毛向上挑了(le)挑，嘴唇45度角扬起，爽朗地告诉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不(bu)受借阅(yue)古籍数(shu)目的限制，他和他的同事会尽(jin)可能地让(rang)我看到所有(you)希望看到的书。事实上，在之后的几(ji)天，我的确享受到了(le)这份珍贵的“特权”。

那次访书结束(shu)后，我颇为骄傲地将此经历告诉老师，他笑了(le)笑说：“是啊，这不(bu)就很好吗！我们(men)只要是按照(zhao)学术的标准做事情，适当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是会得到意外的帮助和收获的。”

好事多磨

《西(xi)厢记》里有(you)一句台词，云(yun)：“真所谓佳期难得，好事多磨。”但现(xian)实生活中，又有(you)几(ji)人不(bu)想一帆风顺，却愿“好事多磨”呢？细思起来，好事多磨往往是从结果论的角度回看过程中的曲(qu)折，亦是在愿望尚未成真之前的自我鼓励，祈(qi)盼能有(you)一个好的结果。久而久之，倘若一件事从一开始便顺风顺水(shui)，心里反而变(bian)得不(bu)踏实，不(bu)免(mian)嘀咕起这出(chu)奇的顺利背后是否暗藏隐患。

黄师出(chu)版《日本所藏中国稀见(jian)戏曲(qu)文献丛刊》第一辑时，便历经了(le)这样的心路历程。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的三十(shi)余种稀见(jian)戏曲(qu)，因为金文京、桥本秀美两位学者的合作，诚是畅通无阻，连仙台的东北大学也(ye)因水(shui)谷诚教授(shou)和花登正宏教授(shou)的协助，获得了(le)三种曲(qu)本的出(chu)版许可。所有(you)的迹象(xiang)仿佛都预示(shi)着项目的推进将十(shi)分顺遂。岂料(liao)接下来，古屋昭弘教授(shou)传来的关于成篑堂和东洋文库的消息，却如(ru)一桶桶冷水(shui)，接踵(zhong)而来，顺利的进度条戛然而止。黄师在回复古屋教授(shou)的信中说“不(bu)获同意，也(ye)是意中之事”，只好将希望寄托(tuo)于金文京教授(shou)，祈(qi)待柳暗花明(ming)的契机。结果2005年的元(yuan)旦刚(gang)过，便收到金文京教授(shou)的喜讯，自然喜不(bu)自胜(sheng)。

《日本所藏中国稀见(jian)戏曲(qu)文献丛刊》第一辑第一册

至于制成的胶卷(juan)，又辗转请托(tuo)金文京教授(shou)的学弟(di)住吉先生，并得台湾大学张宝三教授(shou)引见(jian)，终于在台大附(fu)近的一家小餐馆里完成了(le)交(jiao)接。最后有(you)惊无险地完成了(le)《丛刊》第一辑（2006），加之后来的二辑（2017）、三辑（2024），出(chu)版了(le)煌(huang)煌(huang)五十(shi)八册的巨作，前后费时二十(shi)余年。

再回看吴晓铃先生在《古本戏曲(qu)丛刊》五集的序言里谈到的：“我们(men)业经刊行的各集存在一个先天不(bu)足的阙(jue)失，就是由于闭(bi)关自守，未能放眼世界；所收剧作不(bu)惟台湾和香港未得入录(lu)，而仅限见(jian)存于内(nei)地者，且东瀛(ying)、西(xi)竺、南亚、北美及(ji)欧洲(zhou)大陆藏品，虽知不(bu)惟善本所在皆是，且多禹域未见(jian)传世之作，然格于主客条件，无术致之。”所以，发愿把《丛刊》五集编成一个国际(ji)性(xing)的结集。这是上个世纪八十(shi)年代(dai)时，戏曲(qu)研究者们(men)的心声。是以，黄师对于自己的“日藏中国戏曲(qu)文献”系(xi)列，时常感怀他幸(xing)运地遇到了(le)好的时代(dai)。

事实上，除了(le)出(chu)版许可申请的波折以外，出(chu)版社也(ye)从最初的国家图书馆出(chu)版社，更换为广西(xi)师范大学出(chu)版社。只是相较于前者而言，黄师觉得更换出(chu)版社，“不(bu)过是一片微澜(lan)而已”。正是受此影响，我在欧洲(zhou)各地访查汉籍，当碰到“不(bu)顺”时，也(ye)会在心中暗暗自勉“不(bu)获同意，也(ye)是意中之事”，静待柳暗花明(ming)之时。

他国同乡

“东瀛(ying)书影”的后两篇：《尘世匆匆，相逢不(bu)易——偶遇徐志摩》《众里寻他千百度——王国维旧藏善本词曲(qu)书籍的去向》，是关于徐志摩和王国维的。说来也(ye)巧，徐、王两位先生同是浙江海宁人，与黄师亦算同乡。不(bu)过，海宁属于浙西(xi)，与地处浙东的诸暨，分别(bie)代(dai)表了(le)浙江省内(nei)越、吴两种文化。

徐志摩是新月派诗人的代(dai)表性(xing)作家。人们(men)最熟悉的，莫(mo)过于那首饱(bao)含(han)深情、无限眷恋的《再别(bie)康桥》，以及(ji)他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man)的感情纠葛。黄师与徐志摩的那场偶遇，发生在2008年的初春，地点是京都大学图书馆总馆的书架上。京大总馆的中国戏曲(qu)收藏可以说是平平无奇，反倒是一函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chu)版的《寐叟题跋》引得黄师注意，不(bu)意书的扉页上竟有(you)徐志摩于1929年6月11日早三时写(xie)给好友张彭春的题记，见(jian)证了(le)徐、张二人的一段真挚情谊。

徐志摩于1929年6月11日早三时写(xie)给好友张彭春的题记

这部《寐叟题跋》，原是徐志摩送予张彭春之物，希望彼此努力，长(chang)毋(wu)相忘。张彭春去世后，此书散(san)出(chu)，辗转归于日本学者铃鹿三七(qi)；1959年，铃鹿氏将其(qi)捐(juan)赠给京都大学图书馆；又在近半个世纪以后，由一位浙江籍的戏曲(qu)学者黄仕(shi)忠检得。冥冥之中，完成了(le)一场跨越时空的邂逅。

如(ru)果说，徐志摩是黄师东瀛(ying)访书时的不(bu)期而遇，那么王国维便是他长(chang)久以来的心之所念。黄师开设的戏曲(qu)文献课，第一堂课必定是讲(jiang)王国维的戏曲(qu)研究，后来的课程里，王国维也(ye)一定是出(chu)镜率最高的学者。只要是和王国维有(you)关的话题，老师的雷达当即就能接收到信号，开启高能运作模式，眼里的光比东大校园里那盏(zhan)“贼亮(liang)”的路灯还要亮(liang)！弟(di)子(zi)们(men)笑谈：如(ru)果不(bu)把王国维先生的戏曲(qu)著作翻上三五遍(bian)，恐怕是入不(bu)了(le)师门的。

王氏旧藏善本词曲(qu)书籍的去向，同样是老师一直关注的对象(xiang)。也(ye)许这便是念念不(bu)忘，必有(you)回响。王国维散(san)存于日本和国内(nei)多家图书馆里的旧藏，终是被他寻访到了(le)，并借此解开了(le)王国维与上虞罗氏兄弟(di)之间的一桩“公案”。

学术的赓续有(you)赖于一代(dai)复一代(dai)的学人，前赴(fu)后继，持之以恒。而后辈学人突破时空的阻隔，达成与故(gu)往学者的“对话”，必要颂(song)其(qi)诗，读其(qi)书，睹其(qi)物，兼能“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就像(xiang)黄师在书中叙述的那样：尝在异国摩挲王国维的手迹，见(jian)其(qi)以谨严(yan)的楷书抄写(xie)的剧本、曲(qu)目，二色三色的批校，以及(ji)因续有(you)所得而增至再三的题识，遥(yao)想百年前静安先生独自致力于戏曲(qu)研究的情状(zhuang)，体会“凡诸材料(liao)，皆余所蒐集”所包蕴的言外之意，仰望“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bu)可视为手段而后可”的高远(yuan)境界，感慨系(xi)之。（《进学记》第248页）

我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访查中文古籍时，常伴于身侧的是郑振铎(duo)先生的那篇《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qu)》。这篇文章写(xie)于1927年8月，是郑氏游学巴黎时，就“将近两月来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所阅(yue)读的结果”汇辑而成。郑先生说：“小说戏曲(qu)，更是国内(nei)诸图书馆不(bu)注意的东西(xi)，所以要靠几(ji)个国内(nei)图书馆来研究中国的小说戏曲(qu)，结果只有(you)失望。”所以立志要趁此次欧行的机会，阅(yue)读欧洲(zhou)各国大图书馆中所有(you)的中国古书，尤其(qi)是小说与戏曲(qu)。他最先到的法国果然没有(you)辜(gu)负他，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小说戏曲(qu)，使其(qi)流连数(shu)月。最后他将自己认为罕见(jian)的或可注意的、可资研究的小说及(ji)戏曲(qu)，逐一列举介绍。而这篇文章也(ye)成为了(le)中国学者研究法藏中国小说戏曲(qu)古籍的奠基之作。

法国国图的中文古籍，多被去掉了(le)函套，改(gai)制成洋装(zhuang)，数(shu)册合订为一本，方便竖立存放。一开始拿到这些“整容”后的古籍，着实有(you)些不(bu)适应。脑海里不(bu)由得联想到几(ji)十(shi)年前，当郑先生得阅(yue)此书时，想的又会是什么？他在惊叹(tan)寻见(jian)海外珍本之余，是否也(ye)会惋惜(xi)明(ming)珠(zhu)遗落他国？他在读到故(gu)事精(jing)彩(cai)时，是否也(ye)会忍不(bu)住啧啧称道？诸如(ru)此类的疑问，答案难解，但却并不(bu)影响我内(nei)心的喜悦。因为我知道，如(ru)今捧在自己手心上的书，也(ye)曾(ceng)抚于郑振铎(duo)等诸位先生指尖。在时光的不(bu)同位点，我们(men)在同一个地方，看过同一本书；为了(le)学术的推进，各自努力。

似水(shui)如(ru)石

人们(men)的一般印象(xiang)里，江浙人多是柔(rou)胜(sheng)于刚(gang)，谨慎心细，不(bu)似北方人的豪放、彪悍。但黄师说他是诸暨人，“石板地上掼乌龟(gui)——硬碰硬”，这才是诸暨人做事的风格。黄师还说他和他的导师徐朔方先生（浙江省东阳人），是典型的越人，既似流水(shui)般柔(rou)和，也(ye)如(ru)岩石般坚韧。更何况，他还是从小就励志要胜(sheng)任(ren)“钱家山下”生产队小队长(chang)的。

此路不(bu)通，就另辟新径；此时不(bu)行，就再待时机。横竖事情总是要做的，只是早晚的问题。这是黄师常与弟(di)子(zi)们(men)念叨的话，在他看来，做学问，是件简单的事，也(ye)是件复杂的事，端的在于从哪个角度看问题。只要以学术作为唯一的准则(ze)，踏踏实实地做事，结果自然不(bu)会差，同道自有(you)公论。

都说做文献的，“板凳要坐十(shi)年冷”。其(qi)实，冷不(bu)冷不(bu)是板凳说了(le)算，而是坐板凳的人觉不(bu)觉得冷，不(bu)过如(ru)鱼饮(yin)水(shui)，冷暖自知罢(ba)了(le)。但随黄师学习，定然不(bu)会觉得冷，相反常常脑门冒汗，却无关广州的天气。因为师生间见(jian)面的第一句开场白，必然是“最近怎么样，有(you)什么问题吗？”然后便是“那么，你怎么看？”“真的是这样吗？还有(you)呢？”……请注意，以上情景并不(bu)限定为教学场所，他常会在“闲谈”时“不(bu)经意”地冒出(chu)连环炮似的问题，追(zhui)问你对某个学术问题或是社会现(xian)象(xiang)的看法，一阵头脑风暴就这么猝不(bu)及(ji)防地刮了(le)起来。试问CPU发起烧来，哪里还会冷！换而言之，黄师的课堂不(bu)限于课上，还在于生活。就像(xiang)他常说的那样，研究戏曲(qu)史，不(bu)能只看作家、作品，还要综合考量每个历史阶段，经济、文化、民(min)俗等一系(xi)列相关因素，从经济学、社会学、传播学等不(bu)同维度去看戏曲(qu)是如(ru)何发展的。那么问题来了(le)，倘若连现(xian)实的生活都无法理解，又遑(huang)论去探究戏本子(zi)里“虚拟”的世界呢？

黄师自己以二十(shi)余年心力，访查、目验、整理、研究日藏中国戏曲(qu)，因文献之庋藏，重(zhong)新认识王国维与东瀛(ying)的学缘，发现(xian)明(ming)治学者森槐南等人在戏曲(qu)领域的开创功绩(ji)，沿(yan)着西(xi)学东渐的轨迹，探寻近代(dai)日本对中国学术的影响，由一条看似简单的访曲(qu)之路，延伸到从东西(xi)交(jiao)流到中日学术的交(jiao)互影响，因而左右逢源，不(bu)断拓展新的学术空间。也(ye)让(rang)我们(men)看到学者的广阔视野，究竟从何而来。

不(bu)仅如(ru)此，黄师在指导学生时，也(ye)十(shi)分自然地将这种国际(ji)化的学术视野引入其(qi)中。多年以来，门下弟(di)子(zi)已相继赴(fu)日本、法国、英国、美国各地访学交(jiao)流。众人拾薪，调查域外所藏中国戏曲(qu)、小说、说唱类文献，已然形成团队，大有(you)寻穷天下之态。也(ye)许有(you)人觉得这是另一种愚公移山，但若不(bu)移他山之石，又何以攻玉呢？学问须要日积月累，循序渐进，是以“进学在致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