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一(yi)百多(duo)年前美国那场轰轰烈烈的改革(ge)运动，一(yi)系列改革(ge)者(zhe)的面庞(pang)浮现(xian)眼前，弗雷德里克(ke)·C.豪便是其中之一(yi)。豪是时(shi)任克(ke)利夫兰市市长汤姆·L.约翰逊的幕僚(liao)，他们共同成(cheng)就了这座城市，使之被(bei)誉为(wei)改革(ge)年代的明星城市。1925年，豪出(chu)版了一(yi)本著作《一(yi)个改革(ge)者(zhe)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Reformer），详细描述了内战后几十年里他作为(wei)改革(ge)者(zhe)所经历的一(yi)切。从(cong)一(yi)座美国小镇写起。在那里，压制(zhi)正统观念——无(wu)论是宗教(jiao)、政治还是经济的——都是常态。再写到(dao)巴尔的摩、克(ke)利夫兰和纽约，他在这些城市参(can)与进步时(shi)代那些波澜壮阔的改革(ge)事业。最后是第一(yi)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红色恐慌期(qi)间政府的镇压行动带给他的幻灭感。在政治抱(bao)负和非政治的公民团结理想之间挣扎，豪摸索(suo)都市政治的道路带着困惑和矛(mao)盾，这正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中产阶级(ji)公民改革(ge)的典型特征(zheng)。而《一(yi)个改革(ge)者(zhe)的自白》反映了豪对老派、清教(jiao)、中产阶级(ji)的美国及(ji)其人民未能引(yin)领建立(li)一(yi)个更加开放、慷慨(kai)和人道的社会的失望。但他判断，改革(ge)将(jiang)不(bu)断重新(xin)开启。

在《一(yi)个改革(ge)者(zhe)的自白》出(chu)版三十年之后，美国历史(shi)学(xue)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发表了《改革(ge)年代：从(cong)布赖(lai)恩到(dao)富(fu)兰克(ke)林·D.罗斯福》（以下简称《改革(ge)年代》）。该书自出(chu)版以来备受赞誉和批评。称赞者(zhe)认为(wei)霍夫施塔特关于镀金时(shi)代和进步时(shi)代至关重要问题上的看法过去是、现(xian)在仍然是正确的。批评者(zhe)则(ze)关注霍夫施塔特对民粹主(zhu)义、反犹太主(zhu)义和阴谋论的指控，也不(bu)同意他的地位革(ge)命论。无(wu)论怎样，《改革(ge)年代》向人们展示了一(yi)段复杂的美国历史(shi)时(shi)期(qi)，而这些复杂性“是我们对过去的传(chuan)统印象所未能捕捉到(dao)的”，霍夫施塔特对改革(ge)的研究或(huo)是一(yi)支序曲，或(huo)提供一(yi)剂刺激(ji)。

关于改革(ge)的时(shi)代，霍夫施塔特表现(xian)出(chu)温和的现(xian)时(shi)主(zhu)义。他在《改革(ge)年代》的开端便指出(chu)，从(cong)内战到(dao)1890年代这段美国历史(shi)，可(ke)以看成(cheng)一(yi)个主(zhu)要以工业化、大陆扩张和政治保守主(zhu)义为(wei)主(zhu)题的时(shi)期(qi)，以此(ci)类推，刚(gang)刚(gang)过去的这个时(shi)代，即大致(zhi)从(cong)1890年代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段历史(shi)，则(ze)可(ke)视为(wei)一(yi)个改革(ge)的时(shi)代。“刚(gang)刚(gang)过去的这个时(shi)代”的说法表明霍夫施塔特认为(wei)自己所处的时(shi)代与改革(ge)年代十分接近，甚至改革(ge)在长时(shi)段上可(ke)能从(cong)未中断。改革(ge)的洪潮，尽管(guan)在1890年发生过大规模的回涌，在1920年代也曾短暂地消退，却(que)为(wei)二十世纪大部分时(shi)间里的美国政治奠定了基调。霍夫斯塔特将(jiang)过去六十五年里的改革(ge)运动分为(wei)三个阶段，其中两个阶段几乎是前后接续的：首先是农民反抗运动，其最强烈的表现(xian)是1890年代的平民主(zhu)义运动和1896年布赖(lai)恩的总统竞选；接着是进步主(zhu)义运动，覆盖时(shi)间约为(wei)1900到(dao)1914年；最后是“新(xin)政”，其最具活力的阶段集中在1930年代的几年中。霍夫施塔特接着明确表明，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并不(bu)是要把1890年以来美国主(zhu)要改革(ge)运动那些熟悉的故事重新(xin)讲一(yi)遍(bian)，而是希望从(cong)他自己时(shi)代的角度进行新(xin)的分析(xi)。霍夫施塔特也非常清楚，过于关注当下“是一(yi)件(jian)非常危险的事——危险就在于因过度聚焦于当下，而丧失了对历史(shi)真实性的确切认知”。毫无(wu)疑(yi)问，《改革(ge)年代》充斥着作者(zhe)对现(xian)时(shi)政治的担忧。他在1960年的一(yi)次采(cai)访中曾说：“我之所以成(cheng)为(wei)一(yi)名历史(shi)学(xue)家，是因为(wei)我参(can)与了当代问题的研究。”或(huo)许正是因为(wei)他坚定地贯(guan)彻现(xian)时(shi)主(zhu)义，使他认定1890年代以来的改革(ge)没有中断。人们对于对称性和历史(shi)延续性的渴望，会使得改革(ge)的要求不(bu)断被(bei)提出(chu)。这一(yi)点(dian)与豪的想法不(bu)谋而合。

豪与进步时(shi)代的许多(duo)改革(ge)者(zhe)一(yi)样，在战前认为(wei)思想和信(xin)息比利益更强大，运用智识传(chuan)统可(ke)以结束不(bu)公平，促进社会福祉。霍夫施塔特显然也更重视思想、情感对改革(ge)的意义。关于“进步主(zhu)义”，霍夫施塔特指的是1900年以后那种随处可(ke)见的、倾(qing)向于针(zhen)砭时(shi)弊和厉行变革(ge)的更为(wei)广泛的心理冲动；到(dao)了这一(yi)时(shi)期(qi)，农民抗议这条小溪流已变成(cheng)波澜壮阔的大河，而强烈要求社会、经济改革(ge)的中产阶级(ji)人民，则(ze)凭着他们日益高涨的热情增加了这条大河的水量(liang)，并且改变了它(ta)的流向。作为(wei)一(yi)种改革(ge)思想，进步主(zhu)义从(cong)一(yi)开始就不(bu)是一(yi)个共识的学(xue)说；相(xiang)反，这是对美国已经成(cheng)为(wei)一(yi)个由大企业和大城市主(zhu)导的工业国家这一(yi)认识的一(yi)系列多(duo)样化回应。进步主(zhu)义包括要求诚实、高效(xiao)和更广泛的市政权力的运动，削弱垄断公司对州立(li)法机构的控制(zhi)。加强公用事业的公共控制(zhi)或(huo)公有制(zhi)，推动政治进程民主(zhu)化，削弱政党组织(zhi)，要求妇女选举权，扩大政府监管(guan)企业的权力，以及(ji)通过社会福利立(li)法等。这场运动的主(zhu)旋律是重建一(yi)种经济个人主(zhu)义和政治民主(zhu)，人们普遍(bian)相(xiang)信(xin)这些东西在美国曾一(yi)度存在，只是已经为(wei)大公司和腐败的政治机器所毁(hui)灭；在重建这些理念的同时(shi)，也要寻回某种道德感和公民纯洁性，这些东西被(bei)认为(wei)也已丢失了。改革(ge)的冲动来自人们的怀旧情绪，改革(ge)的目标是找回业已存在美国过去社会中的那些美德和纯真，可(ke)见智识传(chuan)统要大于利益追求。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霍夫施塔特进而揭示，是关于社会地位的认知而不(bu)是利益使先前那些广义上可(ke)以称为(wei)“独立(li)派”类型的人群变成(cheng)进步派。他认为(wei)，主(zhu)要并不(bu)是因为(wei)经济剥削，而是因为(wei)他们是地位变动的受害者(zhe)，这一(yi)变动就发生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和二十世纪初。简言之，在相(xiang)当大的程度上领导了进步主(zhu)义运动的这批人，他们承受的时(shi)代苦难并非源自财富(fu)的缩减，而是由于社会威(wei)望和权力的分配模式发生了变化。回到(dao)1870年前后，那时(shi)财富(fu)、地位和权力在美国的分布还相(xiang)当分散，中等收入的人也足以享有相(xiang)当高的威(wei)望和影响(xiang)力，在很多(duo)小地方这一(yi)现(xian)象尤(you)为(wei)普遍(bian)。在那个地方性名望还颇具分量(liang)的年代，小店(dian)主(zhu)、制(zhi)造业主(zhu)、杰出(chu)的律师、编(bian)辑和牧师，都算是地方上名声响(xiang)亮的人物。霍夫施塔特最后得出(chu)结论说，每当现(xian)代社会发生重大变革(ge)之时(shi)，大部分知识分子、专门职业者(zhe)和民意塑(su)造阶层，总能看清事态走向，于是全情投入他们认为(wei)代表着进步和改革(ge)的那一(yi)方。罕有哪一(yi)次历史(shi)运动，这些阶层在其中起到(dao)的作用比在进步主(zhu)义运动中还要大。无(wu)疑(yi)，这些知识分子和专门职业者(zhe)之所以支持(chi)进步主(zhu)义事业，一(yi)部分原因和中产阶级(ji)里的其他成(cheng)员是一(yi)样的，然而他们所在职业本身发生的显著变化，社会的日益复杂化，以及(ji)地位革(ge)命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带来的改变，也在影响(xiang)着他们对事物的看法。

然而，改革(ge)的事实往往证(zheng)明：利益比思想或(huo)信(xin)息更强大。克(ke)利夫兰、芝加哥、纽约等城市的进步主(zhu)义改革(ge)实践表明，虽然许多(duo)商业和专业人士准备投入时(shi)间、精力和金钱(qian)来改善他们的城市，但如果他们的基本利益受到(dao)威(wei)胁，他们会退缩并变得敌对。霍夫施塔特在评论反托拉斯运动时(shi)也指出(chu)，毫无(wu)疑(yi)问，相(xiang)比其宣传(chuan)造势的强度，反托拉斯运动取(qu)得的直接实质(zhi)性成(cheng)就是不(bu)大的；可(ke)是历史(shi)上这样的情形比比皆是——历经了艰苦、激(ji)烈的斗争，却(que)只收获了微末的成(cheng)果。

应该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改革(ge)本身就充满矛(mao)盾，原先属于平民主(zhu)义的改革(ge)主(zhu)张后来成(cheng)为(wei)进步派的改革(ge)主(zhu)张，甚至被(bei)两党拿过去、写进党的纲(gang)领。或(huo)许是改革(ge)时(shi)代本身呈现(xian)出(chu)的这种特点(dian)使得霍夫施塔特被(bei)诟病为(wei)“模棱两可(ke)之王”，从(cong)他在《改革(ge)年代》的文字里可(ke)见到(dao)他的矛(mao)盾心理。批评者(zhe)不(bu)满于他对直接民主(zhu)改革(ge)的摒弃，但与其说是摒弃，毋宁说是模棱两可(ke)、未予(yu)置评。譬如对于直接初选制(zhi)、创制(zhi)权、复决权、否决权等早期(qi)改革(ge)成(cheng)就，霍夫施塔特认为(wei)这些目标的实现(xian)是“重建他们想象的存在于以往纯真年代的那种大众政府”。“想象的”“纯真年代”这类词汇似乎暗示霍夫施塔特并不(bu)看好这些政治改革(ge)目标。在评价西奥多(duo)·罗斯福时(shi)，霍夫施塔特认为(wei)，罗斯福代表了这样一(yi)种类型的进步主(zhu)义领导者(zhe)，他们真实的内心冲突是高度保守主(zhu)义的，如果不(bu)是因为(wei)有必要在建立(li)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抵制(zhi)那些具有威(wei)胁性的激(ji)进路线(xian)，他们可(ke)能根(gen)本不(bu)会成(cheng)为(wei)进步派。这里指明进步派本身的矛(mao)盾性。但霍夫施塔特又清楚地意识到(dao)，老罗斯福时(shi)代的典型进步派思想家或(huo)改革(ge)者(zhe)，一(yi)直同社会主(zhu)义者(zhe)们进行着一(yi)种宽容的、互(hu)有裨益的对话，而且由于他们的半无(wu)产阶级(ji)性质(zhi)，他们比较同情劳工。他们经受了“社会情绪的检验方式之一(yi)……无(wu)论社会中生活安(an)逸的人们在心理上是更认同那些成(cheng)功人士的权威(wei)和成(cheng)就，还是更加牵挂(gua)那些不(bu)幸者(zhe)的需求和苦难。相(xiang)当大的程度上，正是进步派的宣传(chuan)鼓动，使得人们的同情心在社会层面上是向下的，而非向上的”。这与民主(zhu)改革(ge)的目标也是一(yi)致(zhi)的，对霍夫施塔特反民主(zhu)的指责(ze)似乎站(zhan)不(bu)住脚。

矛(mao)盾性也体现(xian)在改革(ge)者(zhe)身上。霍夫施塔特分析(xi)了所有的专门职业和行业中的律师行业，他认为(wei)很多(duo)律师身上都有一(yi)种矛(mao)盾属性，一(yi)方面他们为(wei)商业团体服务并从(cong)中获益，另一(yi)方面，在人身关系上，他们又与之保持(chi)疏离；这种矛(mao)盾性对于进步主(zhu)义思想的塑(su)造，以及(ji)进步主(zhu)义领导群体的构成(cheng)，都产生了深(shen)远影响(xiang)。很多(duo)律师参(can)与进步主(zhu)义政治，是因为(wei)作为(wei)一(yi)名合格的法律顾问，他们必须处处为(wei)委托人着想，但也有不(bu)少律师是由于从(cong)自己所在行业的变迁中，感受到(dao)了那种广泛存在的改革(ge)诉求的冲击力。所以，进步主(zhu)义是一(yi)场温和而谨慎的运动，其目标不(bu)是社会结构的剧烈变革(ge)，而毋宁是形成(cheng)一(yi)个负责(ze)任的精英群体，这批精英将(jiang)把民间的冲动导向变革(ge)，并且是导向一(yi)系列适度的，用他们的话说，“建设性的”渠道。如同布兰代斯恰如其分的表述，这个领导集体“将(jiang)在富(fu)人和平民之间保持(chi)一(yi)种独立(li)地位，随时(shi)准备着对任何一(yi)方的过度行为(wei)加以制(zhi)衡。”

实际上，对于平民主(zhu)义和进步主(zhu)义的改革(ge)议题、中产阶级(ji)的分化，及(ji)至新(xin)政时(shi)期(qi)进步派和保守派的改革(ge)主(zhu)张呈现(xian)的矛(mao)盾性、复杂性，霍夫施塔特在《改革(ge)年代》的前言中阐明了原因。他认为(wei)，移民的需求和本地人的情绪，两相(xiang)冲撞之下，产生了两种有着根(gen)本差异的政治伦理体系。霍夫施塔特分析(xi)了它(ta)们的性质(zhi)及(ji)相(xiang)互(hu)影响(xiang)。第一(yi)种建立(li)在扬基-新(xin)教(jiao)的本土(tu)政治传(chuan)统，以及(ji)中产阶级(ji)生活的基础之上，主(zhu)张并要求公民持(chi)续地、无(wu)私地参(can)与公共事务；这套伦理认为(wei)，跟从(cong)前相(xiang)比，政治生活在满足个人需求之余(yu)，更应该超越(yue)个人需求，在更高的程度上符合普遍(bian)原则(ze)与抽象规律；这套伦理也表达(da)了一(yi)种普遍(bian)的感受，即认为(wei)政府天(tian)然地应当努力敦(dun)促个人生活的道德化，而经济生活也应当致(zhi)力于个人品格的磨砺与发展。另一(yi)套体系则(ze)以移民的欧洲背景为(wei)基础，移民们对于独立(li)的政治行动不(bu)甚熟悉，对于等级(ji)和权威(wei)却(que)相(xiang)对熟悉，由于背井离乡的身份，他们也常常面临各种紧急需求；这套伦理认为(wei)个人的政治生活理所当然地是产生于家庭的需求，基本上将(jiang)政治和公共关系解释为(wei)一(yi)组私人义务，认为(wei)比起忠实于抽象的法律或(huo)道德规则(ze)，稳固的私人效(xiao)忠关系更为(wei)重要。移民、大佬和城市机器的政治生活，便主(zhu)要建立(li)在这套价值关系之上。对立(li)的双(shuang)方中，一(yi)方是道德高尚的新(xin)教(jiao)社会改革(ge)领导者(zhe)，另一(yi)方则(ze)包括大佬、职业政客和移民大众。因之，对霍夫施塔特而言，改革(ge)只能是社会各阶层和谐一(yi)致(zhi)的产物，即便其中充满矛(mao)盾甚至相(xiang)悖的改革(ge)议题。

霍夫施塔特有强硬的道德政治立(li)场，但他对进步派的一(yi)些传(chuan)统价值观念却(que)有着隐秘的偏爱。他说改革(ge)派的整(zheng)套传(chuan)统反映的是这样一(yi)种心态，该心态的基础在于一(yi)个本质(zhi)上是健康的社会；该心态所主(zhu)要关注的内容，并不(bu)在于如何能让(rang)一(yi)个经济体成(cheng)功应对经济崩溃带来的诸(zhu)多(duo)问题，而是在一(yi)个合理的运行秩序中，促进该经济体的民主(zhu)化。设法令(ling)一(yi)个经济体恢复繁荣，归根(gen)结底(di)是一(yi)个组织(zhi)问题。在“新(xin)的机会主(zhu)义”中，霍夫施塔特揭示改革(ge)派的优势：在于他们可(ke)以唤醒道德情绪，谴责(ze)不(bu)公，将(jiang)整(zheng)个社会的义愤(fen)汇集起来，去抗拒那些不(bu)能容忍的恶行。而保守派更倾(qing)向于将(jiang)其合法性建立(li)在制(zhi)度的连续性、铁(tie)的事实、可(ke)能性的限度等基础上。从(cong)进步主(zhu)义到(dao)新(xin)政，中产阶级(ji)的改革(ge)冲动依(yi)然留(liu)存。技术官僚(liao)新(xin)政派与道德进步派之间形成(cheng)鲜(xian)明对比，霍夫施塔特在此(ci)写道：自由派捍卫大公司和产业集中这一(yi)奇特景象说明，曾如此(ci)长久地居于进步主(zhu)义思维(wei)核心的反垄断情绪，如今已不(bu)再是进步主(zhu)义的核心主(zhu)题。布兰代斯和威(wei)尔逊代表的那一(yi)代人，将(jiang)经济生活理解为(wei)一(yi)个展现(xian)各自品格的领域；现(xian)代自由派似乎完全认为(wei)这是一(yi)个可(ke)以期(qi)待某些结果的领域。最值得注意的似乎是这种道德立(li)场的转变。虽然霍夫施塔特认为(wei)瑟曼(man)·阿(a)诺德是二战前最具创造力的政治知识分子，但他认为(wei)从(cong)阿(a)诺德使用的术语来看，阿(a)诺德的价值体系与美国进步主(zhu)义的经典价值之间已经有了相(xiang)当的距离。霍夫施塔特认为(wei)，进步主(zhu)义的关键词是爱国主(zhu)义、公民、民主(zhu)、法律、品格、良知、灵魂、道德、服务、责(ze)任、耻辱、羞耻、罪恶和自私……搜(sou)索(suo)阿(a)诺德书中的关键词，则(ze)是需求、组织(zhi)、人道主(zhu)义、结果、技术、制(zhi)度、现(xian)实主(zhu)义、规训(xun)、士气(qi)、技能、专家、习惯(guan)、实用和领导力等。前者(zhe)令(ling)人联想到(dao)进步主(zhu)义运动的道德与知识根(gen)源，这些根(gen)源可(ke)以追溯到(dao)盎格鲁-撒克(ke)逊新(xin)教(jiao)传(chuan)统。后者(zhe)揭示的价值乃是从(cong)经济危机和官僚(liao)制(zhi)的必要需求当中创生出(chu)来的。

霍夫施塔特在他所著的《进步主(zhu)义历史(shi)学(xue)家》一(yi)书中有一(yi)句(ju)话：“现(xian)时(shi)意识虽然造成(cheng)了主(zhu)要错误，但通过智识发现(xian)，其往往也是获得新(xin)见解的主(zhu)要途径——错误和曲解并非出(chu)自一(yi)意孤(gu)行，而毋宁是拉帮结派的结果。解释性历史(shi)学(xue)家最好的状态是，带着对未来热情的关切回到(dao)过去。”（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p.465）霍夫施塔特以其对道德政治的关切描绘了承受着地位焦虑的那一(yi)代人的群像，就历史(shi)故事而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及(ji)六十年代显然有不(bu)同的剧本，也不(bu)会如霍夫施塔特说出(chu)“刚(gang)刚(gang)过去的这个时(shi)代”那般(ban)轻松。但进步时(shi)代、新(xin)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都始于一(yi)股乐观主(zhu)义情绪，一(yi)种共同的信(xin)念——过时(shi)的思想和政策将(jiang)被(bei)新(xin)思维(wei)取(qu)代的时(shi)刻已经来临；特权和不(bu)公正的堡垒将(jiang)让(rang)位于对创新(xin)和更大平等的要求。无(wu)论如何，在若干年里，改革(ge)的要求都会在立(li)法和制(zhi)度上得到(dao)体现(xian)。如果历史(shi)学(xue)家无(wu)法停(ting)止将(jiang)过去和现(xian)在混为(wei)一(yi)谈，那就一(yi)定会相(xiang)信(xin)改革(ge)将(jiang)持(chi)续进行，或(huo)者(zhe)相(xiang)信(xin)人们会主(zhu)动出(chu)击，将(jiang)改革(ge)进行下去。即使我们望着那个渐行渐远的改革(ge)年代，黯然神伤、唏嘘慨(kai)叹。化用霍夫施塔特的话来说，对于相(xiang)信(xin)世界历史(shi)上某个阶段曾是黄金时(shi)代的人们，我们怀有一(yi)份真实的同情，尽管(guan)他们的生活境遇要比我们好得多(duo)。然而，真正地回去那个世界里生活，真切地去体会那个世界的人们所珍惜的那份希望，去欣赏他们那份想象出(chu)来的纯真，今天(tian)的我们已经办不(bu)到(dao)了。

（注：文中未标明出(chu)处的引(yin)文皆出(chu)自中文译本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ge)年代》，王禹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英文版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