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生这一思考(kao)的意义(yi)非常深远。最(zui)近一二十年，学者就此(ci)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如经济史对(dui)白银问题的系列研究、张显清对(dui)明代后期(qi)社会转型的讨论(lun)、商传教(jiao)授对(dui)晚明“人(ren)文主义(yi)”的讨论(lun)等(deng)，又(you)有刘志伟教(jiao)授基于对(dui)基层社会的研究，提出“明代社会转型的一个(ge)重要(yao)表现，是基层社会的支配权(quan)力由(you)地方豪强转变(bian)为士绅阶层”，王剑教(jiao)授则从上层政治的维度，讨论(lun)密疏的非常制参(can)与政治转型等(deng)，这些学者的研究回应了朱先生原(yuan)有的设想。

接下来，李伯重先生就商业革命、商业信息与社会转型的关系展开讨论(lun)。李伯重先生认为，讨论(lun)社会转型问题需要(yao)参(can)考(kao)一些成功的例子(zi)，从西欧的发展史看，商业革命这个(ge)深刻的变(bian)化(hua)，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前提和基础。商业革命对(dui)社会转型有什(shi)么(me)作用呢？美国(guo)国(guo)父富兰克林曾说，“以为我们仅仅是为了我们本身，或我们各自(zi)的国(guo)家(jia)而生存(cun)，那是愚蠢的妄想。全智的造物主已经命定在他的全部创造中，都贯穿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人(ren)与人(ren)的相互依赖要(yao)通过各种(zhong)手(shou)段实现，其中最(zui)为深刻的手(shou)段是市场(chang)，市场(chang)形成的依赖是使社会发生紧(jin)密联系最(zui)重要(yao)的途(tu)径。

商业革命主要(yao)通过商人(ren)的求利之心实现，中国(guo)人(ren)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ma)迁引用汉代早期(qi)的民间谚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唐朝元稹的《估客乐》也说“估客无往著，有利身则行……求珠驾沧海，采珠上荆衡。北买党项马(ma)，西擒吐蕃(bo)鹦(ying)。炎州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童(tong)眉眼明”。可见商人(ren)为了利益，可以冒着一切风险，走遍世界，这是其他行当做不到的。

商人(ren)走遍全世界最(zui)重要(yao)的依凭是商业信息。商业信息包括价格、时间、数(shu)量(liang)、需求总量(liang)等(deng)交易的信息，也包括物产、商品、获(huo)取方式等(deng)关于商品供求基本情况的信息。李伯重先生将明代以前的信息传播方式分为口头、书信、邮驿、邸报四种(zhong)。首先是口头信息，古(gu)时叫葫芦语、锁子(zi)语、练语，宋朝叫市井(jing)隐语，又(you)叫江湖行话。唐朝李义(yi)山曾说诸行市语“会不得(de)”“难理会”，这是民间为了不使商业情报外泄而发展出来的商业情报表述方式。口头信息交流的场(chang)所往往是茶(cha)馆（茶(cha)坊(fang)）。宋朝的茶(cha)馆中，有很多商人(ren)在此(ci)进行信息交换，如《东京梦华录》卷二“潘楼东街巷”条记载：“茶(cha)坊(fang)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 谓之‘鬼(gui)市子(zi)’”。

其二是书信。在古(gu)代，书信可以通过专人(ren)递送(song)，但成本很高，《红楼梦》第120回说“贾政仍旧写家(jia)书，便把这事写上，劝谕合(he)家(jia)不必想念了。写完封好，即着家(jia)人(ren)回去”，可见到了清代，书信仍会通过专人(ren)递送(song)，这是顶级(ji)的富贵人(ren)家(jia)才能采用的方式，一般的商人(ren)无法负担。普通人(ren)递送(song)书信，主要(yao)通过路过的商客、僧人(ren)等(deng)代送(song)，唐李朝威小说《柳毅传》、元尚仲贤杂剧《柳毅传书》中讲到的“柳毅传书”的故事便是如此(ci)。

不过，托路人(ren)送(song)信可靠性不高，更为正式的信件会通过政府邮驿系统寄送(song)。中国(guo)的邮驿系统早在春秋战国(guo)时已经出现，汉代邮驿继(ji)承秦朝制度，统一名称为“驿”。到了唐代，全国(guo)设驿1639所，遇有紧(jin)急公文，通信使者朝夕可行三百余里。宋朝的邮驿系统从民夫充任驿卒(zu)改为士兵担任，增设“急递铺”，设金牌、银牌、铜牌三种(zhong)，金牌一昼夜行五百里，银牌四百里，铜牌三百里。元代疆域扩大，仅在国(guo)内(nei)就有驿站1496处，并将邮驿改称为驿站。

杜牧《过华清宫绝(jue)句(ju)》写道“一骑(qi)红尘妃子(zi)笑，无人(ren)知是荔(li)枝来”，杨贵妃喜(xi)欢(huan)吃的荔(li)枝要(yao)从南方运(yun)来，严耕望推考(kao)了荔(li)枝由(you)涪州到长安驿传的具体(ti)路线，将之命名为“天宝荔(li)枝道”。自(zi)四川到长安路途(tu)遥远，还要(yao)经过难行的水道，但仍能在送(song)达时保(bao)持荔(li)枝的新鲜，可见唐朝时期(qi)邮驿系统之高效。虽然邮驿系统由(you)政府经营并为政府服务，但是官员的私人(ren)信件也可以通过官驿传递，在一些情况下，与官府或官员有关系的商人(ren)也能通过这个(ge)系统传送(song)商业信件。

比起需要(yao)使用马(ma)匹的邮驿系统，步行传递信息的方式更为简易。《旧五代史·僭伪(wei)列传一·杨行密传》记载唐末(mo)庐州人(ren)杨行密可以“日行三百里”，这虽然有夸张成分，但步行确实是唐人(ren)使用的传信手(shou)段之一。北宋民间出现了急行传递书信的人(ren)，称作“急脚”“急足”或“急脚子(zi)”，《水浒传》中就记载了“急足”：“原(yuan)来这戴院长有一等(deng)惊人(ren)的道术，但出路时，赍(ji)书飞报紧(jin)急军情事，把两(liang)个(ge)甲马(ma)拴在两(liang)只腿(tui)上，作起神行法来，一日能行五百里。把四个(ge)甲马(ma)拴在腿(tui)上，便一日能行八百里。因此(ci)人(ren)都称做神行太保(bao)戴宗。”除此(ci)之外，信鸽(ge)也可以传递信息。据(ju)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初诗人(ren)张九龄就曾豢养信鸽(ge)传信。

公开发表的邸报也是重要(yao)的信息传播媒介。邸报又(you)名邸抄（邸钞(chao)）、朝报、条报、杂报，作为政府公报，邸报的发布受朝廷的严密控制，其中有许多不得(de)公开的消息。但对(dui)于商人(ren)而言，售卖邸报已经成为一种(zhong)商机，故泄露邸报的行为屡禁不止，《西湖老人(ren)繁胜录》所载南京临安的“诸行市” 中，就有“卖朝报”一行。为此(ci)，宋朝政府进行改革，在删(shan)去禁止内(nei)容后，由(you)商人(ren)发布邸报的“定本”。但这样一来，“定本”邸报的内(nei)容多受限禁，审查制度又(you)造成出版时间上的稽延，使得(de)邸报不能满足人(ren)们对(dui)新闻的需求。自(zi)北宋后期(qi)开始，就有人(ren)假冒“朝报”的形式，私自(zi)发行报纸。到了南宋，私营的“小报”十分流行。尽(jin)管政府三令五申，措施严厉，却始终未能将小报禁绝(jue)。

到了明清时期(qi)，商业信息供求关系发生了变(bian)化(hua)，一方面(mian)，随着市场(chang)的逐步扩张，明清商业规模与商业运(yun)作方式比宋朝有很大的进步，对(dui)各地商品和商业信息的需求增加(jia)；另一方面(mian)，传媒业和作为传媒物质手(shou)段的印刷业皆有所发展，扩大了商业信息的供给。

明清时期(qi)，官营通讯(xun)系统与官营邸报信息的传播手(shou)段皆有扩展。明代海上交通日渐发达，在沿袭旧有邮驿系统之余，还开辟了海上邮驿。在此(ci)基础上，清朝的控制范围和实际控制深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ge)朝代，清初有官办驿站1600余处，驿卒(zu)七万余名，驿马(ma)四万多匹，归兵部主管。明清时期(qi)的邸报也与前代不同。明代改宋代的进奏(zou)院为通政司，由(you)朝廷直接向全国(guo)各级(ji)官吏统一发布，取消了中间环节，送(song)报由(you)驿站负责，每五日集中起来送(song)一次，下至县官一级(ji)都能看到，地方得(de)以及时知晓朝廷大事。

邸报登载的内(nei)容包括全国(guo)的重要(yao)人(ren)事任免命令、豁免灾区赋税的命令、皇帝的恩赐、皇帝的重要(yao)行动、对(dui)特殊(shu)功勋的奖(jiang)赏、外番使节的觐见、各处的进贡礼物等(deng)，以及老年人(ren)瑞、违法失职的官吏处分，乃(nai)至奸淫案件等(deng)全国(guo)的特殊(shu)事故。在战争时期(qi)，军事上的胜利、叛乱的镇压也登在邸抄上。《红楼梦》第99回写贾政在江西粮道衙门，见到“桌上堆着许多邸报”，其中就有薛蟠行凶杀人(ren)的案情报道，下面(mian)还注着“此(ci)稿未完”，因为怕“牵连着自(zi)己，好不放心，即将下一本开看，偏又(you)不是，只好翻来覆去，将报看完，终没有接这一本的”。借助邸报，各地官员能够掌(zhang)握全国(guo)发生的重要(yao)事件，而对(dui)于商人(ren)来说，邸报登载的灾荒、兵乱、官员任免等(deng)重大事件皆蕴藏商机。

邸报

此(ci)外，明清时期(qi)，商业信息还有不少新的来源。中国(guo)的国(guo)家(jia)物价报告制度在明清时期(qi)达到了非常完备的程度，清朝政府还颁(ban)布了很多具有工作手(shou)册性质的“则例”，其中也有关于商业的信息，如乾(qian)隆《物料价值则例》是中国(guo)历史上最(zui)大、最(zui)系统的全国(guo)物料价格和收入数(shu)据(ju)库，清代的商人(ren)们都可以看到。除此(ci)之外，民间还有“价格谱”等(deng)记载各地物价的资料，商人(ren)可以据(ju)此(ci)接触到丰(feng)富的商业信息。

价格谱

李伯重先生将明清商业传播方式的发展和创新归纳为商帮内(nei)部信息交流、会馆与公所、民营报纸和民营邮政机构四点。商帮内(nei)部的信息交流方式主要(yao)有二，一则如晋商的大型商号，实行联号制，总号设在山西原(yuan)籍(ji)，并在外地重要(yao)城市广设分号，分号与总号之间进行频繁的信息交流；其二如徽商，主要(yao)通过宗族纽带来收集商业情报。会馆也是商业信息交换与联络商人(ren)的重要(yao)场(chang)所。明清时期(qi)会馆增加(jia)十分迅速。到了清代中期(qi)，已遍及全国(guo)主要(yao)城市甚至若(ruo)干市镇。众多的独立经营的中小商人(ren)多借助会馆进行商业信息交流。此(ci)外还有公所，公所与会馆原(yuan)可通用。会馆主要(yao)是以地区命名，公所则绝(jue)大多数(shu)是以行业命名，或以含(han)行业的字义(yi)命名，较之会馆具有更强的行业性。

不过，最(zui)大的商业信息传播渠(qu)道还是报纸。宋代“小报”和明清“京报”都是非官方的民办的报纸，但宋代“小报”是民间私自(zi)印发的，没有专门从业人(ren)员，而明清时期(qi)的民间报纸已有专业的采编人(ren)员。“京报”是在京民间报纸的统称，“京报”报房出现于明代，兴盛于清代，是我国(guo)古(gu)代最(zui)早的专业新闻机构。报房的大量(liang)出现，使“京报”的印刷发行量(liang)大大增加(jia)。加(jia)之明清时期(qi)活字印刷术开始用于报纸印刷，使得(de)信息传播更为便捷，报刊(kan)的印刷量(liang)也大幅增加(jia)。京报的总发行数(shu)字在手(shou)抄报纸的“白本报房”时期(qi)只有数(shu)百本，实行刻印以后销数(shu)激增，最(zui)多的时候估计在一万份左右。此(ci)外，报纸大量(liang)刻印后，价格大大下降，到了清朝末(mo)年，民办报房京报的订户已经不限于诗礼簪缨之家(jia)。

此(ci)外，外省人(ren)士也可订购京报，通过送(song)报人(ren)拿取报纸。送(song)报人(ren)为了维持生活和长途(tu)跋(ba)涉的各项开销，除送(song)报外，一般还兼营代捎(shao)书信、代寄包裹、代购物件、代送(song)银两(liang)等(deng)副业，由(you)此(ci)，明清时期(qi)私人(ren)送(song)信的方式也进一步发展。上述在向外省发行报纸的同时捎(shao)带民间信件的形式，是北京地区民信局(ju)的雏形。除了报房外，北京还有一些票号、钱(qian)庄捎(shao)带信件，会馆、商行也可代收发信。如《尊行日记》记载“李宪荣士台，住福建建宁县北乡巧洋。如有信可寄至杭州生[漆(qi)行]，有建宁卖漆(qi)客，即可寄信；或往苏州到邵武会馆可寄信至[建]宁。李系壬申举人(ren)”。各个(ge)城市还有职业送(song)信人(ren)，另有湖北麻城人(ren)经营的“麻乡约”商行专门替人(ren)传递信息。

专门为民间传递信件的民营邮政机构“民信局(ju)”大概(gai)从明朝中期(qi)开始出现，自(zi)东南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逐渐延伸到内(nei)地，到19世纪逐渐成熟。例如北京的民信局(ju)有各自(zi)的业务活动区域，其中全盛泰专寄江浙(zhe)、两(liang)湖、四川、云贵等(deng)地信件，三义(yi)成递送(song)天津、保(bao)定等(deng)周边(bian)地区信件，三盛信局(ju)则向东北投送(song)邮件。一些民信局(ju)除了在北京设立总局(ju)，还在其他城市设置分号，各分号下面(mian)还可以有代理店(dian)，使民信局(ju)的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此(ci)外，随着东南沿海侨居海外人(ren)口的日益增多，出现了专门办理华侨同国(guo)内(nei)亲属通信与汇兑的侨批局(ju)。

清代民信局(ju)红条封

明清时期(qi)，民间信息的传递效率(lu)比政府高很多，据(ju)姚廷遴《历年记》，明清易代之际，他是通过友人(ren)带来的“小报”得(de)知北京的消息。到了清朝，民间系统传播信息更快，信件传递的速度关系着寄信的费用。一则道光廿(nian)四年5月26日北京与苏州票号之间的急信“委托天成局(ju)专送(song)，限6月10日午时到，脚价纹银26两(liang)，早1天加(jia)2两(liang)，过午时罚2两(liang)，若(ruo)逾至11日则罚4两(liang)”，北京与苏州相距1379公里，急信在半(ban)个(ge)月内(nei)即可送(song)达，相应的费用也较高。

李伯重先生还借助彭凯翔教(jiao)授对(dui)清代粮食市场(chang)的研究说明了当时信息的传播效率(lu)。清代最(zui)大规模的贸易是粮食贸易，商人(ren)需在最(zui)短时间内(nei)将粮食从产地运(yun)往销售地，以争取更大的利润(run)空间。苏州与安庆相距1300里，安庆与武昌相距864里，但根据(ju)彭教(jiao)授的研究，三地在18世纪中后期(qi)的粮价波动趋势趋同，这便是商人(ren)掌(zhang)握商业信息后、迅速向各地运(yun)输(shu)粮食使然。

彭凯翔教(jiao)授统计三地粮价

总而言之，明清时期(qi)的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重大变(bian)化(hua)，这既(ji)是全国(guo)市场(chang)发展的结(jie)果，也是全国(guo)市场(chang)发展的原(yuan)因，李伯重先生将其称为“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

李伯重先生进一步指出， “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是造成明朝后期(qi)社会变(bian)化(hua)的重要(yao)原(yuan)因。商业信息传播可以带来全国(guo)性的大集会，如崇祯年间至明末(mo)，复社举办了多次中国(guo)历史上少有的大规模集会。如崇祯六(liu)年的虎丘(qiu)大会，据(ju)《复社纪略》，“先期(qi)传单(dan)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晋、楚(chu)、闽、浙(zhe)，以舟车至者数(shu)千余人(ren)。大雄(xiong)宝殿(dian)不能容……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有此(ci)也”。到崇祯十四年张溥去世时，集会规模更大，杜登春《社事始末(mo)》称“海内(nei)会葬者万人(ren)”，集会的信息能传播得(de)如此(ci)之广，依托的正是商人(ren)群体(ti)的全国(guo)性活动。此(ci)外，复社成员交游地域广泛，《社事始末(mo)》称复社成员“壮游千里不赍(ji)粮”，可见广泛的交游活动背后是旅店(dian)、交通等(deng)商业设施的完善(shan)。

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对(dui)社会转型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在《大繁荣》（Mass Flourishing）中提出：“一个(ge)人(ren)如果经常去了解他所在的社会或今天的全球经济中产生的新思想，他产生新创意的能力也会大幅提高。”霍(huo)伊勒（Fred Hoyle）也曾指出：“当你(ni)生活在一个(ge)社团中时，社团的风俗(su)习(xi)惯会严格地制约你(ni)，使你(ni)很难有破(po)坏性的想法。只有外部的旁观者才能灌输(shu)危(wei)险的思想。”商业信息的传播，使得(de)全国(guo)精英阶层得(de)以经常交流、思想碰(peng)撞，从而产生了明朝末(mo)年中国(guo)历史上少有的思想繁荣时期(qi)。

朱维铮(zheng)先生著有《利玛窦与李卓(zhuo)吾》一文，指出李贽通过利玛窦了解到很多中国(guo)以外世界的想法。李贽对(dui)利玛窦评价很高：“承问及利西泰。西泰，大西洋人(ren)也，到中国(guo)十万余里……是一极标致人(ren)，内(nei)甚玲珑，外甚朴实。吾所见未有其比。”李珺平进一步考(kao)证(zheng)了李贽与利玛窦的交流，称利玛窦带来的“上帝面(mian)前人(ren)人(ren)平等(deng)”、“人(ren)人(ren)都是上帝子(zi)民”等(deng)观点对(dui)李贽改订《易因》影响极大。思想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也要(yao)依托商业信息的传播。经济发展、商业信息流通的加(jia)速，带来了思想交流，推动了社会转型。

既(ji)然如此(ci)，中国(guo)为什(shi)么(me)没有从晚明开始“走出中世纪”？李伯重先生指出，社会转型不仅仅通过经济因素来实现。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社会转型三大因素”，即文化(hua)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中国(guo)的“走出中世纪”在清代趋于停滞，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对(dui)人(ren)的压制的结(jie)果。

在评议环节，主持人(ren)高晞教(jiao)授发言称，李伯重先生的演讲清晰易懂，引人(ren)入胜，对(dui)之触动最(zui)大的是讲座末(mo)尾对(dui)“社会交往促进思想的诞生”的讨论(lun)。评议人(ren)王振忠教(jiao)授总结(jie)道，李伯重先生是学术大家(jia)，视野开阔，不仅对(dui)明清时期(qi)的经济、社会有多方面(mian)探讨，对(dui)于唐宋时代的历史问题也做过精深的研究，并关注同时代西方历史的发展，将中国(guo)和欧洲历史传播加(jia)以比较，能够上下千百年，结(jie)合(he)政治、文化(hua)、经济史探讨，令人(ren)佩服。其所讲述的商业传播方式在明清时期(qi)的重大变(bian)化(hua)的确具有创新意义(yi)。王振忠教(jiao)授曾研究过一位清代前期(qi)的盐商，此(ci)人(ren)在家(jia)书中提到要(yao)将十几本《京报》寄给家(jia)人(ren)，近代以后，也有很多在上海的徽州盐商将读过的《申报》《新闻报》寄回家(jia)中，这都涉及商业信息的传播。王振忠教(jiao)授提出了“明清时期(qi)社会转型的主要(yao)标志有哪(na)些？”“其中与商业信息传播关系最(zui)为密切的是哪(na)个(ge)？”两(liang)个(ge)问题，请李伯重先生指教(jiao)。

李伯重先生回应称，晚明是社会转型的开端，商业信息传播起到最(zui)重要(yao)的作用是推动全国(guo)市场(chang)的形成，使得(de)横跨三十多个(ge)经纬(wei)度的资源可以整体(ti)调度。从明朝开始，中国(guo)的白银和铜半(ban)数(shu)来自(zi)西南地区，到了清朝，人(ren)口不断(duan)增加(jia)，资源需求不断(duan)扩大，其中最(zui)重要(yao)的资源如木材、金石等(deng)，在中国(guo)东部非常缺乏，如果没有这样的经济网络，清朝很难解决(jue)明朝后期(qi)遇到的困境(jing)。西南部的资源送(song)到东部后，推动了东部经济的发展，东部又(you)通过进行对(dui)外贸易，流入了大量(liang)白银，使得(de)国(guo)内(nei)有了可靠的货币流通，成为清代“长十八世纪”经济繁荣的基础。